马克思社会实践报告篇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何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必须加以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大历史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始于*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党的曾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作出全面部署。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论著中对我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为我们后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会议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此后，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主题报告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目标，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报告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报告还指出，我们党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提出的若干理论新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这次大会及其对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概括，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党的十三大以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遇到了空前尖锐的挑战，国内改革也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澄清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些糊涂认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坚定了人们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同年10月召开了党的十四大，大会报告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报告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还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全党的重要指导思想。

*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是邓小平去世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20世纪我们党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报告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报告着重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报告中阐述的许多新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召开的十分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报告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大会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阐明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明确提出了党在新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和推进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深入，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新概括。

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是逐步深入的。

*年，党的十三大曾将我们党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的理论探索形成的新观点概括为十三个方面，并认为这些新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年，党的十四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

*年，党的十五大在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时，第一次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后，*年7月，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明确指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些重要战略思想仍然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主题展开的。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始终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也都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第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从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这一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述：“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其永葆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也是一个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党的十六大报告曾明确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马克思社会实践报告篇2

十三大报告讲的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四大报告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五大报告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六大报告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这次十七大，同志报告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为什么5次党代会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呢?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广泛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自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它就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深深地扎根于中华神州。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世纪末，使我国经济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这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决议还论述了党的最高理想同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理想的关系，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在现阶段，它集中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团结一致，克服任何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自此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成了我们党广泛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共同理想而奋斗最具凝聚力的口号。每一届党的代表大会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同志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他随后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十三大首次讲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时，认为：第一次飞跃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第二次飞跃则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唯一正确道路，这可以从多方面论证，但最重要的：一是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切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小平同志说得好：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符合目前中国的客观实际。=是它紧紧地抓住了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的根本任务。从“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发展才是硬道理”；从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到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使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非常明确。三是它还明确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伟大目标。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进行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促进社会和谐。

马克思社会实践报告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129（2016）06-0057-07

十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1]这反映了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从本质上，指明人类文明的发展要进入更高的阶段――生态文明。这不但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实践性的延伸。“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尊重自然、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施政理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重要理论成果。因此，只有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维度，才能深入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内涵

自然观，顾名思义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则是以实践为出发点，揭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思考。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不仅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扬弃了黑格尔把劳动视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中介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既强调人与自然的分化对立，又强调人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主张人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显而易见，对于目前人类遇到的生态问题、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不但具有高度的前瞻性，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作用。所以，把握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内涵，对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尤为重要。

首先，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点在于物质是第一性，因而自然是先于人的客观存在，既可以是全部物质世界，也可以是与人发生特定关系的部分客观世界。马克思认为人作为“类存在物”，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与自然具有统一性。在实践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2]161。在理论上，自然界“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2]161。因而“人”既可以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也可以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既可以通过物质实践活动与自然发生联系，也可以通过精神意识活动与自然建立联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既然无论是自然还是人，都是客观存在，那么它们必然就有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在概括总结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和在深入探索自然的辩证方法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发展观。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首先利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提供的材料对人的起源问题作了科学的解答。他指出，人是从高等动物类人猿进化而来，即从自然中分化出来，而劳动就是人类从自然中分化出来的根本力量。

自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以后，就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人生产出了“社会”，而人的“活动与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2]187。因而人对自然来说“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人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人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2]188。显然，社会是人同自然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从而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总之，人从自然中分化而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本身及其活动离不开自然，自然因为有了人才实现了真正的复活，所以，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

其次，人与自然具有对立性。自然作为客观存在，必然是有限的，但作为主体的人，因为他们的实践活动，不断加深了对自然的认识，从而使人类改造自然、消耗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尤其当人类希望通过这种改造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之后，便萌生了使自然屈从于人类的意志。但自然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人类违背规律对自然进行改造，必然受到自然的报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560近年来，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大气污染、沙尘暴、酸雨、水污染、泥石流、地面沉降等生态灾害时有发生，进而给人类带来了严重危机。

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2]195然而，自然和人自身存在却是明显相矛盾的，站立起来的人自以为是大自然的主人，人的自我异化虽然造成了大自然的异化，但大自然的异化却使得人类的自我异化受到限制，且异化程度被不断加深。可见，人与自然具有明显的对立性。

再次，尊重自然规律，发挥人的主动性，改造自然并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然人无法离开自然，既然“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560，那么，我们就不能像征服异族人那样去征服自然，必须学会认识自然规律，认识违背自然规律的活动会造成不良后果，从而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的一体性。同时，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具有意识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在改造自然时，就应通过对历史的比较，通过生产活动对自然产生影响的研究，学会认识自然并遵循其客观规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地去“控制和调节”那些不良影响。

然而，“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3]561进行变革，彻底消除反自然的根源――私有制，以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不仅“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2]196，而且，正是因为私有制的存在，人才会贪婪地掠夺自然资源。但是，目前以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暂时还不能实现，即使在一国实现了社会主义，但这个过渡时期（即共产主义的初期阶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而，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当前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要尊重自然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达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指导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在19世纪以前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状况和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基础上的思想沉淀和智慧结晶。进入21世纪，当生存的危机一天天地逼近我们之时，我们更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所具有的普适性。当前我们正处在现代文明的巨大阴影之中，濒临失衡的地球，更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途径的阐述具有突出的现实针对意义。

尽管在19世纪，恩格斯就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列举了一些人类因征服自然而遭到自然报复的例子，但进入20世纪以后，人们在现代科学技术取得巨大成就的“鼓舞”下，对自然的征服变本加厉，因而人类成了自然的绝对主宰。同时人类为了享受自然的丰富赐予，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向大自然展开了无情征战，甚至丝毫不顾忌这种行为的后果，肆意地摧残大自然，几近疯狂。因此进入21世纪后，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空前恶化，诸如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诸如人类燃烧煤、石油、天燃气等资源呈几何级增长，不少指标已远远超过科学家可勘测出来的过去16万年的全部历史纪录，全球气温逐渐升高，气温升高带来的热能提供给空气和海洋巨大的动能，形成大型或超大型台风、飓风、海啸等灾难。台风、飓风等灾难进而带来特大降雨，导致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造成粮食与经济作物大幅减产，同时引起淡水资源枯竭，致使海平面上升，大量的陆地被淹没。气温上升还造成无脊椎类动物，尤其是昆虫类生物提早从冬眠中苏醒。至于人类自身，由于气温升高而造成的极端天气变化，引发的诸如疾病、生态灾难等生存危机日益严重，癌病种类增多和各种怪病层出不穷，这就是最直接的说明。

由此可见，恩格斯所列举的自然对人报复的例子相对于当前气候变暖一项而言，19世纪的自然只不过是给人一些警告而已，而如今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众多生态问题，表明19世纪以来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已从量变完成了质变。人们不禁发问：人类为什么会如此无度地掠夺和奴役自然呢？造成这一系列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如果人类不彻底消除利益分化与利益对抗，如果人类继续违背自然规律，一如既往地不惜一切代价地破坏自然，那么，人类将依旧面临着生态危机的严重威胁。因而，我们不仅要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还要从人类社会自身改造人类自己，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所有追求。因而，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和领悟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因为它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观，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永葆活力的精髓，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严重危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对于克服当前生态危机，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尤为重要。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集思广益，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概念，在十报告中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因此，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观念正式成熟，这也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实践后的重大创新。

进入21世纪以来，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等问题日益突显，人类进入了一个共同面对生态问题的时代。面对大自然的挑战，人类达成共识，“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4]迫在眉睫，因而以发展循环经济，利用可再生能源，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等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文明形态观念应运而生，因而提出生态文明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对此前人类文明形态的继承与发扬。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新文明形态总是对旧文明形态的扬弃，所以，“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1]。所以，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崭新的科学文明理念，这一理念代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人类历史文明进程中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科学文明观。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从“人征服自然”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1]，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1]，同时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宣传，让人们自觉地珍爱自然、积极主动地保护生态。

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新的理论维度和实践方向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经过90多年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站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前列，运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分析和破解当今中国发展之现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自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不断发展完善，在十报告中又将其上升到国家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并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个方面作出了精确的阐述与布署，对中国社会现实有很强针对性，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新的理论维度和实践方向。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增长方式，使中国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总体环境形势相当严峻。2013年，全国2461个县域中，生态环境质量为“较差”和“差”的占30.3%，在中国，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的植物中受威胁的物种共计3767种，频临绝灭的有27种。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需要重点关注和保护的物种竟高达10102种。2014年，所有受监测的河口，其生态系统均呈亚健康状态。在国际自然联盟（IUCN）公布的全球100种恶性外来入侵物种中，已有50余种入侵中国，其危害遍及农田、森林、湿地、草原等等，必将造成大量野生生物资源死亡。截至2013年12月，全国土壤污染总点位超标率高达16.1%，耕地点位超标率高达19.4%。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有土壤侵蚀总面积已达294.91万平方千米。此外，雾霾、水污染、森林和草原火灾、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无不严重影响着国人的生存环境。

痛定思痛，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提出，新一届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顶住压力，以突出问题为导向，积极践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思想。2014年，国家已全面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编制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送审稿）》，起草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切实防治大气、水、土壤污染；同时，严格减排目标责任考核，完善减排政策体系，相继印发了《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燃煤发电机组环保电价及环保设施运行监管办法》《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2年）》等文件；为加大资金投入，以政策引导鼓励环保技术开发，积极推进环保产业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印发了《重大环保技术装备与产品产业化工程实施方案》；为推进环境法制建设，修订颁布了新《环境保护法》；为加强环境监管执法力度，印发了《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为加大环境风险管控，了《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目录》；为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积极进行水土流失地区封育保护，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活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出台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2014-2015年度中国行动方案》，并积极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生态保护[5]。

践行社会主义新时代生态文明观，不但关乎人民当前的生活与健康，还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因而，科学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活方式、消费模式、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等入手进行转变，坚持节约优先、环保优先，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要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这就要求，加强保护国土资源，管控“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1]。“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要牢固树立生态保护意识，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宣传力度，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强化“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意识、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参考文献]

[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2012-11-08.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人民网，2007-10-25.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4

马克思社会实践报告篇4

为学习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近日，市委宣传部、《前线》杂志社、市社科院、市社科联、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联合召开首都理论界学习十七大精神座谈会。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同志在大会上作的报告，科学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报告为我们继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首都理论界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在座谈会上作了专题发言，本版摘发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编者

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

杨春贵

道路问题，历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十七大报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所开辟并逐步充实、完善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完整的概括。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情，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到，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到，我们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和创造，努力寻求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佳结合点。29年来，我们在“结合”上创造了一系列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符合中国国情实际、带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科学概括，完整地揭示了其科学内涵，准确地阐明了其历史地位。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9年间我们所形成的各个重大理论成果，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大范畴。一句话，它们的理论主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这一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还准确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历史地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这也是一个新概括。这里讲的“最新”，不是一个简单的“时序”概念(从时序概念来说，今天的每一新观点对于昨天来说都是最新成果)，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时代”概念，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正因为这个最新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如党的十七大主题所指明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也就是同志所强调的，要做到“四个坚定不移”。(作者系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两点认识

侯树栋

过去我们在一段时期内，把党的指导思想规定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深入全面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我对这个提法是深表赞同的，认为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真实，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规律，直到现在也未改初衷。但同时在思想认识上也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思维方式走下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还会形成新的理论，如果把这些也都纳入“旗帜”和“道路”的范畴，那么对指导思想的表述不就会越来越长吗？而这种越来越长的表达方式，是不利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把握和贯彻的。同志十七大报告的历史功绩，就是改变了这种思维方式。用概括不同理论形态共同本质的方法，得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结论。

改革是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在这场伟大革命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一些同志对这些新现象、新问题看得很重，认为这违背了思想、甚至说出现了“修正主义”，于是他们提出了在“思想的旗帜下”，要重新审视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我认为这已经涉及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了。实际上我们党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从来没有忘记同志，从来没有忘记思想。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用“我们要永远铭记”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应深刻地领悟同志讲话的深义。

在十七大召开前夕，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理论观点，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严肃地提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实际上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庄严回答。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即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决“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作者系国防大学原副校长)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保证

陈先达

历史周期率问题，是当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提出的问题。当年仍处在革命战争时期，黄先生提出的是一种抽象可能性，的回答也很原则。虽然全国胜利以后，很注意这个问题。但当时不可能预料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七十年后的苏联会出现历史的大倒退。我们都以为历史周期率现象仅仅属于以往历史，社会主义是铁打的江山。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后，这个问题已极其现实极其尖锐地摆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面前，尤其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西方某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企图用西化和分化的方法，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或其它种种主义，企图使中国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而国内也有一些“左”的和右的思潮，这两种思潮都会断送社会主义。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9年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各项事业的伟大成就，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也是最有效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保证。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意义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仅从社会主义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角度看也是绝对必要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能以人为本，不改善民生、关注民情、倾听民意，不使社会全体成员共享发展成果，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一旦有，人民就会袖手旁观，表现为政治冷淡主义，甚至参与不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不利于工人和劳动人民自身的政治活动。苏联解体和十月革命成果的丧失，是一个具有悲剧性的历史教训。这说明，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铜墙铁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伟大的理论创造，也是社会主义沿着自我完善道路前进的群众性保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党的创新理论的系统整合

鲁振祥

同志的十七大报告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决心和信心，精辟地阐明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在党的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作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的论断，而且对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解释。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解释中，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我们党新时期以来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规定了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解释中，第一次明确地将新时期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整合，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可以想见，今后很长时期内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都可以涵纳在这个科学理论体系之内。同时，报告对十六大以来党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做了深刻阐述。

报告还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部署。这就是要整体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确保再过十几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使报告又具有了行动纲领的性质。其中对每一项建设的阐述，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举措。报告特别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一个部分加以论述，这些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代表大会这样重视民生问题，这样重视社会建设，十七大还是第一次。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精确的表述澄清了模糊认识

闫志民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去人们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解，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又是一个理论体系，是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提出来的。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尚没有完整和系统的表述。十七大报告在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一次作了精确的表述。

党的十七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造进行了科学的整合，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是一个理论体系呢？这是因为，当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和发展也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实践的发展会不断地提出新的思想和观点，去丰富这个伟大的理论宝库，也会出现若干个新的发展阶段，但这些内容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邵景均

执掌政权时间越长，执政者越要警惕和清除、预防自身的腐败。这是人类政权更迭史的重要启示。迄今的共产党政权，还不能说完全跳出了、黄炎培当年谈论的那种“掌权—腐败—”的历史周期率。苏联东欧就是前车之鉴。但是，作为事业的继承者，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而悲观、泄气，而是脚踏实地进行着不懈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腐倡廉道路。党的十七大，再次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心和希望。

古今中外有许多执政者，是知道腐败同政权兴亡具有内在联系的，也有坚决反腐败的态度，但最终还是于腐败。这说明，想反腐败是一回事，有没有反腐败的本领，能不能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另一回事。进入21世纪之初，党中央领导同志明确地向世人宣布，“我们党初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路子”。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中，这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越走越宽广，也让人越走越有信心和希望。

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途径；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为了在十七大之后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开创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局面，既要正确认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大形势、大趋势，又要在理论上坚持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上述一系列观点和原则，在落实十七大确定的反腐倡廉各项任务上下功夫。

(作者系中央纪委研究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部监察专员)

开放的理论体系不会凝固、终结

徐崇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而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则始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的探索虽然进行得断断续续而且艰难曲折，但毕竟为我们党在尔后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创造了前提。

面对十年“”所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

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国际国内发生严重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严重挫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新的巨大困难和压力。受命于这个重大历史关头的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捍卫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并成功地把它推向21世纪。

在新世纪新阶段，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回顾，清楚地说明推动着这个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而进行的坚持不懈和与时俱进的探索，因此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要鼓励新思想、新观点的提出

刘牧雨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进行了创新性阐述和科学概括。道路和理论反映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地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多出成果，多出精品。比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我们处在深化阶段，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现成理论显然是不行的，迫切需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经济学专家学者创造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些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还要创造和谐的学术氛围。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落到实处，提倡不同学术观点、流派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探讨和争论，鼓励新思想、新观点的提出和新学科的产生。

党的十七大报告博大精深，实践性、科学性都很强，例如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阐述，对科学发展观的充分阐发，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部署，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同时又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这为今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深广空间。报告中有许多新的提法，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建设”到“发展”等表述的变化具有丰富的内涵，都需要深入研究。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韩震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的社会，不同的分工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差异和文化差异，引领、改造、提升、整合不同的社会观念；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结构明晰和内在组成部分密切相关的有机整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产物，它不仅具有显著的实践特征，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与时俱进的品格。所以，伴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步伐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我们仍然面临这样的任务:如何不断总结、提炼、调整和概括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构建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座谈会精彩发言摘登

一条道路一条红线

赵曜(中央党校教授):十七大报告贯穿一条红线，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惟一正确道路，必须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地坚持走这条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一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主题、主线、核心内容和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十分清晰。这个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二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能够使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康庄大道。这条道路越走越坚实和越宽广。

重点、亮点、起点

赵存生(北京大学党委原副书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概念。这是报告中诸多理论创新中的一个重点和亮点。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适应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划时代的、与时俱进的具有鲜明实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统一主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目标指向是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新概括，不是对这个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凝固和终结，而是为这个理论体系的开拓、创新、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提供了新的起点。这个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犹如一条思想的长河，将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勇往直前、奔流不息。

搞社会主义

马克思社会实践报告篇5

“9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上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业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党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一些实践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外延表述问题: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外延表述会不会依其既有的表述模式一直“延长”下去而不会出现一种满足我们党指导思想外延表述需要的简约而科学的表达?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问题: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诸构成部分(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新时期是不是都可以直接用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党的十八大报告为何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行动指南，而不说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行动指南?

第三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文化自觉”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理论源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自于西方(比如德国、英国、法国、俄国等)，为什么总能够引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带领的全体中国人“乘风破浪”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就?难道中国问题非得倚赖源自于西方文化的理论思想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等等。

因而，如果要探究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层面上是如何有效地回应了上述实践方面的问题，在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方面的自信之后又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自信，这就必然会要求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这一论题进行先行探讨和着重研究。

二、研究回顾

不容否认，当下学界已有一些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关注，这些探讨主要集中在这样三个方面:首先，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李曙新、郑谦、张国镛等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关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我们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次，从名称表述的角度来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聚焦这方面主题的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名称应该如何表述才显得简约、精练而科学;这些研究者当中有高放、程恩富、齐卫平、张兴亮等。最后，从层次性或结构性的维度来探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聚焦这方面主题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吉彦波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具体内容、指导作用和内涵发展方面具有层次性。

石文斌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作用两个层次。

张炳照等认为，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呈现出“大三段”和“小三段”的理论新格局。其中，“大三段”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小三段”是指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苏戎安则认为，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一种新结构，即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由理论基础(即行动指南)和重大战略思想(比如科学发展观)有机构成的一种科学体系。

以上这些文献都是本文研究得以拓展的研究基础，然而，纵观现有研究，我们发现:首先，虽然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过程方面的关注是学界学者从整体上研究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学术前提和基础，这些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演变的纯历史考察却无法将他们对我们党指导思想的研究提升为一种研究范畴，即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研究范畴。其次，尽管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表述的研究让他们或多或少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层次性或结构性，然而由于从事这方面主题研究的研究者直觉性地将他们的研究定位为对策研究，这些研究者未能抓住契机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表述的研究进行学理化。最后，尽管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层次性或结构性，但这些研究者要么从我们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进行形式化论述，要么在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之后，未能在将他们的洞见提炼为一种理论分析概念的基础上阐明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因而，关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现有研究似乎为本文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这一主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留下了一定的学术空间。

三、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

总体说来，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大报告)之间的对比，不难发现，自党的十七大报告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某种显着变化，这种显着变化不单单是指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构成部分表述上的变化，比如“科学发展观”被一并确立为我们党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更是指我们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的呈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以前，中国共产党尚未意识到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问题，至少在我们党的重要官方文件(比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是如此，而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我们党开始意识到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问题，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得到了清晰和明确的呈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问题之所以在党的十七大以后才出现，这并不是说，在党的十七大之前，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的认识能力不够，而毋宁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是一个时代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不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就不会浮现。

(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I):诸构成部分之间的理论层级性。

党的十六大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表明的党指导思想跟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表明的党的指导思想相同，不过，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还只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论述方面之间差异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差异是，相较于党的十六大报告，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表述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时开始强调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

尽管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一报告又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这些论述意味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就理论化层级(该理论化层级不是指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在党指导思想地位上的层级，因为就党指导思想地位方面而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诸构成部分对于我们党来说在党指导思想上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比如这在2007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订版)中有明确体现)而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构成部分，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跟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另外两个构成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非处于相同的理论化层级:含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处于同一理论化层级，而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处于低一级的相同理论化层级，并且和科学发展观一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蕴含着一种内在结构。

并且，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在我们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还展现得更为清晰和明显。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关系的理解上，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

在这种意义上讲，随着我们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一并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随着我们党及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内容表述的越发丰富和完善，相较于我们党十七大报告中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的清晰度，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及其之后我们党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核心即的言论中，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表现得更为明晰和完整。

(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II):诸构成部分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上的效力层级性。

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呈现出一种内在结构性。

一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与此同时，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最新表述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一种现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把居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外延之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两项我们党指导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行动指南呢?或许人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并非处于同一指导效力层级上，抑或在一定意义上讲，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指导效力方面要优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很明显的是，我们的这种理解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指导效力———正如所说，“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尽管这种指导效力不是一种直接指导力，而是一种间接指导力，即通过直接指导力展现的间接指导力。

因而，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之间的理论层级性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上的效力层级性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存有一种内在的结构。

四、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分析表明，随着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丰富，以及我们党对党指导思想表述的愈加完善，自党的十七大报告以来，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显得越来越清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的成型和出现意味着，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开始正视并勇于面对中国共产党所遭遇到的实践方面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实践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外延表述问题、中国特色社主义实践的指导问题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文化自觉”问题，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通过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思想也相应地对这三方面的问题做出了分别的回应。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思想对实践方面诸问题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思想得以出场的原因或合法性。

基于对现有研究的考察，不难发现，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对“引言”部分所提及的实践方面三大问题的回应是间接性，而非直接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在面对实践方面的这些问题，他们的确做出了回应，但是，这种回应在理论上却是直觉性的:他们想着要对实践方面的这些问题进行回应，但是却没有提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概念进行回应。在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通过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思想对实践方面诸问题的回应仅仅是笔者通过对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直觉性回应的理论化解读而获得的启示。那么，我们党及其理论工作者是如何通过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思想有效回应这些问题的呢?我们能够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对党指导思想的外延表述问题进行了有效回应。所谓党指导思想的外延表述问题，是指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缘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时间的延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及其重大战略思想的相继出现等情况，引发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构成部分不断增加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表述上的这种趋势在相当程度上会给人们以错觉，并会引发或引发了一些不利于党之形象的舆论或话语。针对这一问题，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的出现(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提法的出现，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相并列的这一情况)，能够将邓小平理论及其之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构成部分(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或此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都囊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的外延当中，从而有可能让这样一种情况成为现实，即不会再出现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表述无限延长的窘境。在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的出现能够或者会化解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外延表述问题。

其次，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问题进行了有效回应。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问题是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行动指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问题(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肯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指南作用，即便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不明确提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行动指南)。针对这一问题，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通过对当下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进行层级化，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渊源关系，并通过对我们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指导效力的层级化，从而不仅一方面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指导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而且另一方面也能够杜绝种种“前车之鉴”(比如历史上马克思主列宁主义在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中运用不当、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马克思主义者所犯之错误等情况所曾产生的各种有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政治后果)再度发生的可能性问题。在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问题进行了有效回应。

最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对党指导思想的“文化自觉”问题进行了有效回应。

所谓党指导思想的“文化自觉”问题，是指中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渊源来自于西方文化的潜在“逆反”心理，人们会私下里“嘀咕”:中国问题的解决为何老要倚赖外国人的理论思想，要用外国人的理论思想来指导呢。针对这一问题，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诸构成部分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表明，虽然党的十八大报告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渊源关系，但很明显，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却寄予特别的厚望和重视。也就是说，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凸显出来还有深层意蕴:一方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来看，显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承主要是这些理论思想之“基本原理”、“灵魂”或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无形元素的传承:“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不仅迄今尚未引发任何此前所曾发生的严重政治后果，而且表现非常具有生机和活力:引领全体中国人业已走向或正在走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业已日渐具有中国气派或中国人自身的精神特质，人们再也无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自觉”式“逆反”心理。在这种意义上讲，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突出和强调能够有效化解党指导思想的“文化自觉”问题。

综上，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的成型和呈现(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凸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有了理论上的自觉、自强和自信，而且有了行动上的科学指南。当人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途中面对各种“噪音”(比如实践方面的问题)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内在结构会是坚定我们党及其所带领的全体中国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消音墙”。在这种意义上讲，如果说在毛泽东思想时代，我们党及其所带领的全体中国人对自己“想要什么”和“如何要”这些问题还处于初步的、朦胧的认识阶段，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内在结构成型和呈现的时代，亦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时代，我们党及其所带领的全体中国人业已进入了对自己“想要什么”、“如何要”，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要”这样一些问题有了一个清醒认识的阶段。

参考文献:

[1].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A].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文件选编[C].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

[2]李曙新等.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7.

[3]郑谦.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发展史(第1—3卷)[C].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2.

[4]张国镛，张洲.从党的指导思想发展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5]高放.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来龙去脉———中共十八大党章解读[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3(1).

[6]程恩富，刘学文.从党章看党的指导思想表述的历史变化[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10).

马克思社会实践报告篇6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的动力，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起着推动作用。创新的理论之所以新，关键就在于它借助社会实践的平台，以实践为根本动力和出发点，提出不同于以往理论的新概念、新思想和新观点。党的理论要想保持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要以实践的创新为基础，在实践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的观点指导发展的实践。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七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在不断发展和创新，一直深刻地体现着实践性的本质特征，无不是改革开放以来伟大历史实践的凝结。邓小平同志一直坚持群众路线，尊重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五大期间，形成并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从此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将这一科学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十五大之后，同志结合新时期的国内外发展形势和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理论思想，同时还注人了“与时俱进”这一新的思想内涵。十六大以来，同志结合新时期的社会实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十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社会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见，任何理论都是实践的经验总结。实践既是理论认识的来源，又是理论发展的不竭动力;实践既是理论的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又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任何脱离实践的理论，犹如一口枯井，了无生趣，自然也就没有生命力。同的主题要求，因此需要人们对此作出准确的判断和科学的回答，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结合当时的时展需要作了重要报告，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五大正式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何长期保持党的执政地位等问题，这些都是时代赋予我们党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十六大以来，同志结合时代特征，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十七大以来，同志牢牢把握时代特征，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社会经济从快速增长到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时代性

任何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在时代的历史背景产生和发展的。当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也都有它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要求，并科学地反映其发展方向。任何离开时代背景的理论和真理，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列宁曾说过:“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l]每个时代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必然有着不同的主题要求，因此需要人们对此作出准确的判断和科学的回答，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结合当时的时展需要作了重要报告，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五大正式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何长期保持党的执政地位等问题，这些都是时代赋予我们党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十六大以来，同志结合时代特征，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十七大以来，同志牢牢把握时代特征，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社会经济从快速增长到又好又快地发展。

三、人民性

人民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伟大变革力量，其主体地位始终贯穿于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创新之中，具有人民性的特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理论提出的改革开放，其核心是要让人民满意;然后到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到十七大科学发展观，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这些都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前面，始终为人民谋利益。“”结束后，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z]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之一，从社会价值取向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根本宗旨进行了更加明确地阐释。十七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人，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其实质就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进行新的提升。尤其是在科学发展观中，更是把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内容。这样保障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充分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证明它不单纯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原则。坚持这个理论体系，就要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

四、继承性

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的召开，每一历史阶段都是在马列主义、思想的理论指导下不断地继承和发展，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所要追求的是对客观存在的真理科学的分析，认真学习新知识、新认识，对实践经验进行新总结、新概括。理论创新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要具有“扬弃”精神，要批判性地继承前人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理论创新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只有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才能使理论创新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坚持这条道路。党的十五大指出，由于“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论时也指出:“它们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历史的实践证明，没有继承，也就没有创新。一切科学理论的发展，都继承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离开前人或他人理论知识的积累，就不能准确把握和理解，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取向。

五、民族性

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发展体现了民族性，主要是因为其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中，着力解决中国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问题，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充分显示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所以，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理论也都是不可能离开民族性而谈发展，当然也不会脱离孕育我们生长的民族土壤。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们的民族理论相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符合我们国家民族发展需要，而且还能体现我们国家的民族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呈现出来的蓬勃的生命力，同样也是因为遵循民族性的基本特征，能紧密地联系中国的具体民情，能够适应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的要求。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要把握好我们的具体民情。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只有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它才符合本民族的基本国情，而这种结合就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化，才能为我们所用，才能更好地为我们服务。从党的十二大至今，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深打上了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烙印，也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的心中。以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例，2006年4月21日，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中谈到科学发展观时说:“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5〕他通过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思想、注重社会和谐建设等民族文化的基本理念，阐明了科学发展理念的民族性特征深人民心。这些使我们有了坚定的信念，使得我们深深地相信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理论，通过不懈地努力和奋斗，一定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加丰硕的果实。

六、整合性

党的十七大理论创新是一大理论成果，其显著的特点就是整合性。所谓整合性，即就是通过对已有的不同人的思想和观念进行的概括整合，从而提出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思想路线，就是在总结整合十二大的理论内容，以此类推，每一次党代会的召开都是前面的整合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三代领导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吸取经验和教训来认真整合，先后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从三者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的关系、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等方面整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6]“这就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出了新的概括，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和外延”「3〕。因此，党的指导思想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时刻体现着整合性特征。

七、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