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的起源篇1

美丽的沂源，我可爱的家，在这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明，造就了古朴别致的自然风光，作为一名沂源人我倍感骄傲和自豪，“家盛文明要牢记，国强道德是第一”。

我认为，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一个人如果没有文明的教养，就像鱼儿没有水，就像鸟儿没有天空，就像没有灵魂的肉体一样，一个人没有文明，就是一具行尸走肉，由此可知，行为品德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是何等的重要。一个高素质、有教养的沂源文明人，必须有良好的文明礼仪和教养。

如何做一个文明的沂源人呢？我想，“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想成为一名文明的人，就要先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比如：当我想要扔垃圾的时候，就应该多走几步，把垃圾扔进垃圾箱中，当我想要吐痰的时候，就要拿出一张纸巾吐到纸巾上，当我撞到别人的时候，我要学会说声‘对不起’，当我见到师长的时候，我要彬彬有礼的向他问好，当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要伸出热情的手……作为一个中学生在如今的社会中，不仅有实力，有成绩，有本事。而且要讲文明、树新风、懂礼仪尤为重要。如果没有文明的修养，那简直像一个野蛮的人一样，请你设想一下，如果你处在一群没有教养的人流中，每一个人都是推推搡搡，脏话连篇，那么，你很快的也就要变成一个野蛮的人。一个真正文明的人，不仅自己文明，也可以带动周围的人一起文明。文明礼仪能获得自由发展的广阔天地，能发展事业，立足社会。

天文学的起源篇2

宜；就地取材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463（2013）22—0061—01

一、活用文本资源，拓宽语文学习空间

《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资源有这样的表述：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教学资源，例如：教科书、教学挂图、工具书、其他图书、报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报告会、辩论会、研讨会、表演戏剧、图书馆、展览馆、布告栏、报栏、各种标牌广告等。”对于农村中学，文本是学生学习的最主要的资源，利用好文本资源，开展好综合性语文学习，是农村中学语文学习的重要途径。如七年级上册“性灵愚慧”单元的综合性学习，我根据该单元故事性较强的特点，鼓励设计了将童话故事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改编成课本剧的综合性学习活动，孩子们独特的创意，丰富的想像，滑稽幽默的表演，小组合作改编的剧本让在场的老师和家长们啧啧称赞。又如，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了新闻知识，便鼓励他们向校广播站、报社投稿，这样，学生把知识与能力，课内与课外，学校与社会结合起来，其综合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二、加强学科整合，丰富语文学习内容

学生语文知识的获得，学习能力的提高，语文素养的养成不仅仅是通过语文课本，而是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与学生生活体验以及社会生活的联系。因此，语文教师要有意识地突破学科界限，加强与各学科的联系。如，综合性学习《黄河，母亲河》中则可以通过与地理、历史等学科的结合，开发其综合性学习资源：通过地理学科了解长江和黄河的起源及流程，通过历史学科了解长江与黄河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为什么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摇篮”。通过音乐学科和美术学科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三、借助独特体验，发展语文学习能力

农村孩子的知识面比城里的孩子狭窄得多，但是，农村孩子在语文学习与学生生活的情感体验方面并不比城市孩子弱。农村孩子从小生活在大自然中，接触自然的机会多，对大自然，对劳动锻炼的体验比城市孩子深切。他们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着最深刻的认识；有过捋沙葱，掏鸟窝的亲身经历，能自己总结出“蚂蚁搬家大雨到”的经验……。无拘无束的游玩和风吹日晒的锻炼形成了农村孩子所特有的情感体验。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借助他们的这些体验，当好导师，最直接，最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例如，在教学《寻觅春天的足迹》这一单元时，我组织学生谈春天，画春天，将自己眼中的春天和文学作品中的春天作比，将南方的春天和我们北国的春天作比。学生独特的感悟和深刻的认识是我所始料未及的。作为西北农村的孩子，他们对北国春风的粗犷、豪迈的阳刚之美的感受，城市孩子是无法比拟的，与此同时，他们还会有更多的思考：狂风刮飞了梨花没果子吃，沙石打死了禾苗没粮食收，沙尘暴卷起了地膜，爸爸妈妈又白苦了一遭……这些淳朴的情感体验既是他们语文学习的丰富资源，又是他们学习的动力。

四、运用风光民俗，开发语文学习资源

生活处处皆语文，生活的空间有多大，语文学习的空间就有多大，一切自然风光、人物古迹、风俗民情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农村地区更是各具特色、丰富多彩。

天文学的起源篇3

天作教育教研部陈娜

天作文化在我身边，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话题太大，可以说的内容太多，我到底该说些什么呢。

每天早上，踏着清晨的阳光，走进公司的大门，一股清新自然的气息就扑面而来。这股和谐美好的文化之风，源自于公司田园风格的装修和布置；源自于我们系列教材中的悠悠墨香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源自于我们天作人充满活力、团结友爱的工作氛围；源自于公司"天作和谐，自然有用"的教育理念。源自于……

今天，我想说的文化比较特别，它不需要借助外物来承载，因为它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每一个天作人的内心深处，内化成我们的一种坚定信念和自觉行动。这种文化正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让我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一起学习知识，一起发展事业，一起创造成就。

俗话说：一个没有优秀文化的民族，不能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样，一个没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也很难自强于市场竞争之中。

作为作文培训领域的领头羊，天作教育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呢？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和体会，我把它浓缩成了六个字：学习，责任，实干。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来到天作，从此我们便踏上了一条学习的"不归"之路。在一次又一次的国学分享、礼仪培训、市场培训、朗读训练、演讲比赛、教研活动等等中，我们的专业知识日益丰富，业务水平不断提升，待人接物更加自然得体，为人处世更加从容大气。刚开始我们的学，是被迫的学，无奈的学，完成任务似的学，特别是对于国学分享、朗读训练这样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内容，大家都是敷衍了事，走形式，走过场，坚持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每当这个时候，胡老师总是会敏锐地察觉到什么，然后委婉而诚恳地提醒我们学习贵在坚持和落实。于是我们又鼓起勇气，继续我们的"学海无涯苦作舟".时间久了，学习的快乐和好处就如同丝丝甘泉不断地浸润到我们的心田，痛苦的学习竟成了一件快乐而充实的事情。我们变了，变得热爱学习，变得会主动学习，变得善于学习。而这一切将会对我们的工作乃至人生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啊！教育之路漫漫而修远兮，我欲携天作上下而求索。

"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来到天作，我们的身上便承担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天作总部团队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跟大多数团队相比，我们非常年轻，特别是你们90后，正可谓是一个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年轻的我们热情洋溢、朝气蓬勃，但是我们也往往会因此而受到质疑。曾经有人批评我们不够成熟稳重，曾经有人轻视我们没有经验，曾经有人指责我们不够专业。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和放弃。我们鼓起勇气，咬紧牙关，将更多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每天的工作之中。忘不了胡老师在教师培训时那份忘我的投入，忘不了卢经理在为客户服务时任劳任怨的付出，忘不了杜程老师在公司每一件事情上周到细致的考虑和筹备，更忘不了第二届管理年会，大家团结合作、共度难关的温馨快乐。从每一个天作人的身上，我看到了太多辛勤无悔的付出，收获了太多发自内心的感动和继续前进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源自于我们内心强烈的责任感和勇于担当。

天文学的起源篇4

比如说在学习《春》这节课的时候，教师可以在网上搜集一首曲子《春之歌》，并在课堂上展示一些与春天有关的图片、视频等，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太阳的脸也红起来了；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春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跟轻风流水应和着……初春的山、水和太阳：山朗润起来了”，这些春天的信息，能够在学生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对于什么是春天，能够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当然，这些图片和视频当中有课文当中没有的内容，如春天的气息和感觉，绝对不是几句话所能表现出的，如果单纯地学习课文上的知识，学生的想象力和想象空间都会受到大大的影响，也不会了解到更多的与春天有关的知识。当然，所选择的网络资源必须与课文内容有紧密的联系，否则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在运用之前，要详细的考察可能出现的应用结果。

二、利用网络资源调动学生在学习课文过程中的创造性

语文知识的学习并不是为了掌握知识，而是为了在掌握知识的同时能够运用到生活当中，成为小学生的一种生活能力，这就要求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激发出学生对于知识的创造性。这就要求教师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素材，为学生学习创造性的发挥创造条件。单纯的依靠课文中的内容很难实现这一目的，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弥补课本在这一方面的不足。比如说在学习《恐龙》这篇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时，由于这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动物，学生对于什么是恐龙肯定是一知半解。在这里教师可以利用影视资料，播放一些电影当中的恐龙视频资料，比如说《侏罗纪公园》、《金刚》等，让学生感受到恐龙这种动物的形象，了解恐龙的一些习性。根据课文学习和观看视频，教师再提出一些思考性的问题，比如说恐龙为什么会神秘地消失”、恐龙与人有什么关系”等，这样的问题能够活跃学生的思维，赋予其更多的创造性。对于这些问题，可以允许学生通过网络查询相关资料，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从而达到深化学习的目的。

三、利用网络资源使教学内容直观化

对于小学生来讲，他们虽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但是想象的空间和能力还是很有限，这是由于他们的身心发育还不健全导致的。小学语文课本当中虽然具有丰富的内容，但是与小学生所需要学习的知识相比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尤其是课本上的内容是静态的，课文中内容需要学生去想象，才能真正的学习知识，也就是需要由一个具体形象思维过渡到逻辑思维的过程，在传统的语文教学当中，单纯地运用课文上的内容，很难满足小学生的学习需要。在这里，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资源，让静态的内容变得生动化、直观化。比如说网络资源上的图片、文字、声音、影像等，都能达到这样的结果，让小学语文内容变得动静结合、图文兼备、声情并茂，从而达到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比如说在学习《月光曲》这篇文章的时候，教师可以在教学的基础上，在课堂上引入音乐，通过多媒体播放贝多芬的《月光曲》视频，伴随着音乐的展开，屏幕上出现了茫茫的大海，月亮从海面上海天相接的地方缓缓升起，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顿时撒满了月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缕的云丝；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出现了滔天巨浪，月光随着浪花一个个的洒向岸边。从而将课文的内容变得直观化，赋予了学生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播放完音乐之后，教师可以不失时机的问学生一些问题，如这首曲子好听吗”、这首曲子的作者是谁”作者与本课要学习的课文有什么关系”等类似的问题，来启发学生的思考，从而让学生了解贝多芬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的《月光曲》，把握课文的基本内涵。可见，合理地运用网络资源，不但能够让课文内容动起来，还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结语

天文学的起源篇5

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在战国以来的两千多年中，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归纳起来，前人的研究主要涉及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字的创始人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战国，秦以至两汉，人们多遵从“仓颉作书”的传说，魏晋以降，学者又提出了“伏牺氏造书契”的见解。有关两者所处的年代，说法并不统一。汉代学者多以仓颉为黄帝史官，汉末以后，学者逐渐把仓颉的时代提前，或说与伏牺同时，或说在伏牺之前。总之，大约相当于传说的五帝时期之初上至三皇时期。二是文字创制的方法或途径。在这个问题上，历代学者各抒己见，缺乏共识，这包括：

1，文字源于结绳。认为文字是在上古时期结绳治事的启示下创制而成的[1]。

2，文字始于八卦。认为文字产生于易卦的卦象，如乾卦为天，坤卦为地，坎卦为水，离卦为火等[2]。

3，仓颉视龟作书。认为仓颉受到灵龟的启示创制了文字[3]。

4，文字、图画同源。认为书画异名而同体，在文字产生的初期，书亦画，画亦书[4]。

5，文字源于图画。认为二者并不同源，图画在先，文字在后，文字是在图画的基础上产生的[5]。

6，文字源于先民的社会实践。认为文字的产生直接导源于原始的记事方法[6]。

7，中国文字西来说[7]。认为中国的文字是从西亚或埃及传来的。

对文字起源的上述见解，在当代学术界仍没有就哪一种说法达成广泛的共识。认为“视龟作书”附会了河图洛书的传说，是把文字的发明看作天意神授，纯属虚妄无稽。而“结绳”原是原始的实物助记手段，“八卦”本为古已通行的巫筮方法，认为两者与文字的创制毫无关联。认为“书画同源”或“文字源于图画”只能说明象形字的由来，而不能涵盖一些指事字，记号字的源起。中国文字由西方传入的说法，已被我国的考古学研究所否定，是“东方两河流域”的华夏先民创制了中国文字。近人提出的原始记事方法是文字产生的本源的见解，由于在实际上就是文字源于结绳说的扩大，在学术界也很少得到响应。

（二）

二千多年以来，文字起源问题的讨论时续时止，旷日持久而少有进展。今天，当我们老话重提的时候，有必要先跳出“庐山”之外，冷静地观察一下“庐山”的真面，寻觅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能又一头扎进没有结果的争论当中。

面对文字起源问题的种种见解，我们曾长期游移徘徊，百思而不得其解。文字源于结绳或始于八卦的说法，真的是诸先贤捕风捉影或无病呻吟吗？所谓“视龟作书”与我国古代确曾流行的龟卜及契龟记卜有无联系？所谓“书画同源”原指书画“异名同体”，但二者异名异体始于何时？怎样加以区分？研究文字起源问题，特别是面临远古陶器符号是不是文字的问题，前人遗留给我们的种种疑问是不能回避的。我们认为，在进入这些问题的讨论之前，有关文字起源的理论认识与研究方法，应当是首当其冲的，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科学地确认中国原初文字的标准认识不足。确认文字的标准，是关于文字的界定即什么是文字的问题。讨论文字的起源，弄清什么是文字是必要的前提。长期以来，研究语言文字的人，大都固守着这样的认识，即“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表达形式”。在我国原始陶器符号的讨论中，这个问题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记录语言一般要多个文字符号连续出现，每个符号是一个字，有固定的读音，代表语言中的一个词。基于这样的认识，对远古陶器上大多只有一个的刻、绘符号，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可能对文字的产生有某种影响，但其本身绝不可能是文字。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关于文字的定义，不能涵盖世界上的两大文字类型，它只适用于纯表音的拼音文字系统，因为这类文字仅仅与语音发生联系，而与语义则毫不相干。然而，这个定义却不适用于以表义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音义文字系统。关于这一点，饶宗颐先生已经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认为中国文字是不追随语言的、脱离了语言羁绊的，能够控制语言的文字系统[8]。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文字有很强的表意功能。同一个字，同一句话，可以用雅言、雅音读之，也可以用方言、方音读之。如果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就不会以“记录语言的符号”为标准，断然否定远古陶器符号是原初文字的可能。这些符号如果是具有独立意义的数字或某种名称，即使没有以完整的语言形式出现，似乎也不能排斥已经成为文字的可能。所以，我们不能把它与拼音文字等同起来，一个单独的符号，也可能是所记事项的主干词语，具有特定的记事功能。

二、对原初文字的性质不明确。谈文字的起源，说到底是指处于源头的原初文字是怎样产生的，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原初的文字有哪些，一是萌发与形成的途径是什么，就是指原生文字是如何创制而成的，以及为其后文字的创制提供了哪些可以仿效的法则。研究文字的起源，是探索远古先民在何种社会需求之下，其思维或意识受到怎样的冲动，才创制了最初用于记事达意的文字符号。当前，我们讨论文字的起源，往往是站在已经具有成千上万的成熟文字之上，泛泛地谈文字是怎样产生的，忽略了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地去探求为数不多的原初文字是哪些，是在怎样的社会实践中发明的。正因为如此，才对“结绳”、“八卦”、“观龟”与文字之间有无关联不屑一顾。我认为，克服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努力追求原初文字的性质与社会成因，才能为文字起源的研究找到出路。

三、“以后证前”的研究方法尚待完善。五六千年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世代传承，一脉相沿，这已为考古学文化研究与典籍记载证实。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确知的时代最早的文字资料是殷墟甲骨文字，在此之前，中国文字起码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迄至今日，能够说明中国文字发生、发展的资料仍然相当缺乏，特别是在原始陶器符号的性质尚未论定的情况下，一种行之有效的“以后证前”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一些学者已经尝试以甲骨文、金文论证远古陶器符号，这种方法是否可靠常常受到人们的怀疑。因为这种在时间上间隔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文字形体的比附，由于相当长时间中的资料缺环，研究者本身对结论的正确性也不能断言。但是，我们认为，鉴于中国文化毋庸置疑的连续性，只要我们在论证时摒弃单个文字的简单比附，借助古代典籍、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把文字的产生还原到客观的历史背景之中，然后再去进行早晚文字形体的比较研究，所得结论自然会令人信服。

（三）

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虽然存在着早期文字资料缺乏的障碍，但我们有保留着浓厚的原始特征的殷商金文与甲骨文字，又有遗存着许多上古史实的历史典籍，不断出土的古代文物提供了文字产生时期的文化背景，多种民族志资料又可以用来作为参照。所以，利用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开展多角度综合研究，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或途径。

一、哪些是处在源头的原初文字呢？这在我国的古代典籍中是有迹可寻的。《后汉书·律历志》开宗明义，谓：“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则筭数之事生矣。”这段话的大意是：当天地之间的人事庞杂，庶物蕃盛的时候，就发明了筭数用于管理。《汉书·律历志》曾引据《逸书》的话“先其算命”，说古之王者治理国家，要先立筭数以命百事，即创制筭数统绪天下事物。此《志》文又说：“数者，一、十、百、千、万，所以算数事物”。这里所谓命百事，班固以为即《尚书·虞书》“乃同律、度、量、衡。”关于这一点，《后汉志》说解十分详明：“夫一、十、百、千、万，所用同也；律、度、量、衡、历其用别出。故体有长短，检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轻重，平以权衡；声有清浊，协以律吕；三光运行，纪以历数。”我们认为，无论尧舜时期是否已有完备的度、量、衡及历法制度，但已经能运用筭数治理天下事物是完全可能的。数是适应氏族集团不断扩大，天下事物日渐蕃盛的管理手段。因为，没有数，管理制度不能成立；没有数，管理手段亦无从施行。因此，可以认为，数字应是原始初文的重要组成部分[9]。

数字的产生是适应了人物、庶物蕃盛的需要，但管理诸事、诸物则不仅关涉它们的数量，而且必然还涉及到它们的名称。只有如此，所记的各类经济文书才不会发生混淆。表达诸事、诸物的字就是名物字。这类名物字，首先是与人类维持生计密切相关的衣食品物，当然也会包括人类自身的五体、五官之类以及赖以生存的周围世界如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这就是《易·系辞》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者，是上古先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创制出来的。名物字是图案、图形，就如同花纹一样，原始名物字所以就叫作文。这应该就是所谓书画同源的书。所以，我们认为，处在起源阶段的原初文字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数字，一类是名物字。

二、那么，这些原初文字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讨论：1、筹策记数与数字产生。《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韩简的言论，说：“物生而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象即物象，物象即物名。滋为滋益蕃盛，品物繁多。是说数字是在品物滋蕃日盛的状况下产生的。《后汉书·律历志》也就这个问题说：“人物既著，则筭数之事生。”所谓筭数，不同于今天的算术一词。筭指算筹，数指数字。《说文》云：“筭，长六寸，所以计历数者”，说筭是用来记、计历日、数目的工具。《说文》竹部段注：“筹犹策，策犹筭……故曰筭、曰筹、曰策，一也。”筹策原是人们随手可得的竹木细枝或草茎。《方言》一书有杪字，指树木的枝梢，杪在古燕国的北疆称作策，说明其时其地曾以树木枝梢为策，用作记、计数目的工具。《后汉志》把筭与数并称，正说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司马彪在该《志》篇末赞语中，提出了“数本杪曶”的看法，认为数字是本于记、计数目的筹策创制而成的。基于此，我们曾提出，中国数字的一至八都由直线组成，一至四是直线的累积，五至八是直线的错置，都是由记、计数目的筹策异引出来的。[10]

2、筹策演卦与数字产生。汉代以来，不少阐释易经的人提出八卦成文的说法，最近又有学者称之为卦象文字，认为文字是由八卦演生的各种卦象生成的。但是，借以画成卦象并推断刚柔、阴阳、虚实寓义的卦爻，全都依据了筮数的奇偶，本与物象全无关联，认为文字由卦象而生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八卦最早见于《易·系辞》，据称是伏牺氏王天下创制的。汉人多有相关记述，武梁祠题记：“伏牺苍精……画卦结绳，以理海内。”《礼器碑》：“皇戏统华胥，承天画卦。”八卦本是以筹策求奇偶以象阴阳的巫筮手段，所以八卦与数及计数工具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左传·僖公十五年》云：“筮，数也。”《汉书律历志》云：“自伏牺画八卦，由数起。”颜师古反其道，注云：“万物之数，由八卦而起”。八卦与数字的生成孰先孰后以及两者的因果关系，目前尚难论定，但八卦筮法、卦象都表明了筹策与数字之间的客观联系。在商周以至战国的出土文字资料中，筮占的工具全为竹木、草茎制成的筹策，而八卦卦象无一不是以数字写成。唐兰先生曾说：“八卦的一画（指画成八卦阴阳肴的横画）和一字的一画，很难区别……照我的意见，八卦的起源是用筭筹（卜算子）来布成爻，古文學字也就象两手布爻的形状。”出土资料已证明，八卦卦爻是数字，而不是一长横两短横的阴阳爻，也恰恰说明，一至八这八个用于记录卦象的直线数字，应是受到筹策布爻的启迪创制而成的。由此，我们认为，从这样的角度上谈文字源于八卦，应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结绳记事与数字产生。《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不仅指出上古时代曾经流行结绳之法，而且也把结绳与文字联系起来。郑玄在《周易》注中，就古之结绳治事作了如下的解释：“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所作的进一步的诠释认为：“结之多少，随物众寡”。这种说法与晚近的民族志资料可以互证，都是以绳结的大、小、多、少表示所记各类事物的数量。

在中国的古文字资料中，凡是字的构形或意义与结绳相关的，或者是数字，或者是与数字相关的字。如学者已经指出的，商周金文中写作的十、（二十）、（三十），“正象一根或几根打结的绳子”，并指出古賣、媵等字的字形与结绳相关，字义与交易，陪嫁物品的数量相关[11]。这是具有历史依据并极富学术意义的创见。如果从这种角度分析结绳治事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虽则说文字源于结绳的说法过份夸张，但它与原始初文的产生确有密切的关系。与筹策记数一样，结绳记事在原初文字的创制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由以上的讨论可知，历史上有关文字源于结绳记事，筹策记数，八卦筮占的种种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却揭示了一个共同的关于文字起源的历史途径，即文字产生于先民长期使用的记事、记数的方法。正是这些原始的记事方法，使我们的先民产生了创制文字的最初的冲动。当世代使用的记事方法在功用与操作方式上，与管理日渐澎胀的公共事物不相适应的情况下，人们就不得不在管理手段上另谋出路。于是，一种源于原始记事方法，替代原始记事方法的新的管理手段产生了，这种手段就是数字。资料表明，这种原初的数字大多是通过描绘原始记数工具的途径，即后来所谓的象形手段造成的。数字是由万事万物抽绎出来的抽象概念，但数字本身却是记数工具的具象表达。数字生成所采取的象形的方法以及抽象概念具象表达的方法，在此后中国文字的发展中，成为最基本的造字手段。

4、原初名物字的产生。见于典籍，关于原初名物字的产生远不如有关数字生成那样具体，我们只见“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等少量笼统描述。《说文解字》叙云：“文者，物象之本”，认为文字是本于物象创制出来的。基于这种认识，不少遵从“书画同源”或“文字源于图画”的学者，将中国原始陶器装饰图案的鸟兽鱼虫等，与商代金文、甲骨的象形文字相比照，或是把商周青铜铭文中风格保守的图画文字与甲骨文象形文字相比照，是当前学界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只能了解某些名物字形体的演变，却难以确知这些字生成的时代以及是否属于原初的文字。如商代铜器铭文中的戈、钺等字，显然是青铜兵器的象形，产生的时代不可能追溯到文字起源的时期。因此，仍需要找到更为切实的研究原始名物字源起的方法。

书与画都是线条的艺术，运用线条是两者共同的手段。但是就两者产生的年代而言，绘画艺术远比文字的产生早得多，这在世界的考古资料中已经得到证明。所以，可以这样说，绘画艺术为图形文字的创制提供了基本的手段。所以，有的学者已经把远古陶器的装饰图形，看作中国文字的远祖。我们认为，讲“文字源于图画”主要是强调原始名物字生成的基本途径以及这种途径为尔后文字的发展提出的可以仿效的造字法则，而不必拘泥于每个表意字一定以绘画为前身。

目前，在考古界已经尝试的文物比照法，就是以经过科学的考古断代的出土文物，推断一些名物字的生成年代。苏秉琦先生对殷墟甲骨文酉、龙两个字的考证是典型例子。他说：“甲骨文中有小口尖底瓶的形象”，“就是尖底瓶演变到最后形式的象形字”，这个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另外，谈到红山文化多姿多彩的玉雕龙时，又说：“甲骨文中龙字的多种形态以及妇好墓的玉雕龙，可以大致追溯到距今五千至三千年间的龙形变化过程。”以文字起源时期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历史文物推定相关名物字的生成，其结论是可靠的。[12]

（四）

我们曾在《数字、名物字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一文中，提出作为中国文字源头的数字，是由原始记数工具直接导引出来的。与此类似，西亚两河流域古苏美尔人数字的创制，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史途径。考古研究表明，在西亚两河流域，出土所见的一种仿象不同物品的小泥具、早在公元前八千纪，已经成为记数的工具。几千年以后，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这种泥具往往被封存于卵形泥球之中。此后，可能是为了便于回忆球内泥具的内容，又有了先用泥具在空心泥球表面压出印痕，然后再行封存的方法。正是在这种压印的启迪下，一种以芦苇为书刻工具，记录封存泥具所代表的品物与数量的文字，不久就出现在泥球的表面。由于压印印痕与继之而起的文字代表了泥球内泥具的内容，泥具本身便成了不再必要的东西而被废弃。泥球由于不封存泥具逐渐由空心而实心，又由实心而成为平整泥板。相关的名物字应是受到压印的启示，圆点状数字普遍认为是仿象一种最常见的圆形泥具而来。鉴于以上研究成果，一位长期从事这项研究的美国学者认为：楔形文字不是起源于图画，而是直接由三维的陶具演变而来。[13]

中国、西亚相距遥远，历史与文化传统也各不相同，数字的形体也不一致，但最初的数字却是由同样的途径产生，即都是本于长期使用的原始记数工具创制而成的。这说明，多数学者认为由记号约定俗成的数字，也是通过仿象实物的途径造成的。在我国，数字的创制正是通过筹策记数，八卦筮占与结绳记事实现的。文字源于八卦，文字始于结绳并非虚妄无稽，先贤的论断正是中国文字起源的正确途径。

参考文献：

[1]此说参见《易·系辞》、《说文解字》叙。

[2]此说见《周易·说卦传》，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周易音义·说卦》引东汉荀爽《九家集解》、清张惠言《周易虞氏义》等。

[3]见《孝经·援神授》。

[4]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5]唐兰：《古文字学导论》。

[6]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1期，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1期。

[7]中国文字西来说，是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文化中心论充斥的年代里，首先由欧洲天主徒提出来的，到十九世纪，这种观点又得到了基督徒的支持。其时的西方世俗学者，虽然没有固守中国文明源自欧洲的说法，但仍然认为中国文明是由外部传入的，或认为来自埃及、或认为来自西亚、或认为来自印度，五花八门，完全背离了历史的真实。

[8]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下篇之10《汉字图形化持续使用之谜》。

[9]拙作：《数字、名物字是中国文字的源头》，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七期。

[10]拙作：《“数本杪曶”疏证》，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九期。

[11]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1期。

天文学的起源篇6

参加重九起义解决滇西事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接着，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响应，迅速形成了全国起义高潮。时任云南督练处副参议官的李根源闻讯，与李鸿祥、唐继尧等协商，决定推举蔡锷领导起义，时间定在10月30日深夜。

可是，当天傍晚，云贵总督李经羲突然召见李根源，说滇西发生“叛乱”（革命党人张文光在腾越打响反清起义第一枪），命其率部讨伐。李根源表面上表示服从命令，随即离开总督府，赶往北校场，决定与李鸿祥会合，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行至半途，北校场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起义提前几个小时爆发了。那天为农历九月初九，所以史称“重九起义”。

李根源赶到，马上与李鸿祥等指挥起义军分头进攻城内制高点圆通山、五华山及军械局、造币厂等要地。顿时，“城内枪声隆隆，火光烛天”。蔡锷见“城内大火冲天”，又接到李经羲要他进城“平叛”的电话，知道革命党人已提前行动。乃传令鸣号，集合部队，宣布革命宗旨和作战方略，要求官兵“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山河”。起义军一路厮杀，浴血奋战，连续突破清军的防线，至第二天中午，昆明全城光复。李经羲仓皇逃走，避匿民宅。隔天，云南都督府成立，蔡锷被公推为云南都督。李根源任军务部总长兼参议院院长，协助都督实行一系列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首先，撤换一批的县知事和其他地方官吏，任用同盟会会员和同情革命人士为各部门负责人，提拔大批进步的青年军官。其次，开辟财源，节俭开支，制定新的财政制度。再次，振兴地方教育事业，改良私塾，普及小学教育。最后，根据省内实际，从盐务、矿务入手，制定垦荒、森林、畜牧章程，大力发展农商、畜牧、工艺事业，设立模范工厂，开拓市场。又重视铁路、电讯、邮政、航运和公路建设，改善交通环境。这些措施对安定地方秩序，发展地方经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李根源在云南起义前后所作出的贡献，受到时人的广泛赞许。

正当大家日以继夜地投入新政府的各项工作时，滇西地区传来了反清武装火拼的不利消息。原来，张文光领导的腾越起义胜利后，按照事先部署，起义军兵分三路出发，预定在大理会合，然后直奔省城。当起义军到达大理时，遭到已经反正的大理军队的阻击，双方激战三天，伤亡惨重，酿成亲痛仇快的滇西事变。如何妥善解决这场事变，关系到云南全省的光复和稳定。云南都督府紧急商讨对策，决定任命李根源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率兵西进，全权处理这场事变。

12月17日，李根源率部抵达大理。他将司令部设在大理提督府，着手恢复各级行政机构，并限期建立各县自治公所、商会等组织，管理地方财政，筹划工商、农牧、财政、教育等各项建设事业。同时，向滇西军政府提出裁兵、停止捐派等九条建议，表示滇西地方官由省里任命，只惩办少数肇事将领。由于这些措施切合实际，宽严相济，受到张文光为首的当地政府的欢迎，为最终解决滇西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根源又致电云南军政府，请求授予张文光为云南协都督兼腾越镇总兵，张部彭q、由云龙、李学诗等为统领或知府。这样既按抚了地方实力派，又加强了军政府对该地区的领导。

不久，李根源又马不停蹄地来到腾越。初步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定从财政、人事两方面入手，整顿行政管理机构。首先，命令停止捐派，以阻断地方武装的财源。其次，委派可靠的官吏，逐步收回地方行政权。接着，着手整编西防军，将原滇西军政府三十余个营缩编为十一个营。在这次裁军过程中，部分散兵与土匪勾结，趁夜叛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李根源与张文光商量，决定先安抚、给重饷以解散乱兵，然后由张文光出面调统带到腾越，讯明正法示众。李根源率兵逮捕反叛营长王太潜，立即正法。又诛杀叛变官兵二三百人，以及一批不法劣绅、土棍、匪徒等。经过上述措施，局势才渐渐稳定下来。

调查吴郡古迹发起新村建设

民国成立后，李根源离开云南，入京当了国会议员。袁世凯想收买他，聘任其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月薪八百元（银元），遭断然拒绝。黎元洪继任总统后，特邀李根源北上襄助，先后任命为航空督办、农商总长，兼署国务总理。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李根源坚决抵制，愤然脱离北洋集团。三年后，他退隐苏州，奉亲读书为乐。他非常关注当地文化建设，发现苏州一带文物古迹很多，但损毁严重，遂决定凭一己之力，步行调查文物的分布情况，以便更好地加以保护和利用。

1926年春天，无官一身轻的他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吴郡访古之旅。其时，他经常与苏州文人诗酒唱和，聚会畅谈。访古期间，因几个月没有露面，便有人揣测，说他耐不住寂寞，跑到北京搞政治去了。后来真相大白，他正在调查抢救苏州文物古迹，谣言不攻自破。

苏州是有名的江南水乡地区，河道纵横，湖泊众多，乡民出行一般靠木船代步。临出发时，他特地在胥门枣市桥买下一只小船，雇人摇着，沿路踏看名胜古迹。进出西山一带，交通更加不便，乱石成堆，人迹罕至。他只好舍舟登岸，翻山越岭，访求古文物与古墓葬。有些地方棺材浮厝，尸臭扑鼻。他硬是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步行踏勘，每次发现新的文物，必仔细辨认，并详细记录。晚上返回小船，局促于舱内，在一灯如豆的油盏下，整理白天的笔记，撰写游览概况。

有一次，他来到一座荒山亭子前，偶然发现有“宋刻黄安仁”几个模糊大字，一阵惊喜袭上心头。急忙拂去尘土，仔细察看一番，发现其中两行十字外露，还有八个字在二仙亭下，被亭檐柱石遮掩着。情急之下，他拿起工具就在亭子上凿孔，直到看清全部文字，内有极其可贵的“绍圣四年”几个字。他顾不得包扎一下凿孔时受伤流血的手指，如饥似渴地阅读起石刻文字来。根据刻文记载，他认为附近剑池西侧墙壁上很可能还有古人的石刻，可是他架好梯子一直爬到最高处，搜遍全石，只有一些晚期诗文，并没有宋代刻文。由此，他大胆推断石壁上的早期刻文很可能被后人磨毁，而代之以他们自己的诗文。参考文献材料，磨毁刻文者应是清人佟彭年和浙人王成瑞。他感到十分痛心，在笔记中记下这种毁坏文物的劣迹。

李根源是前清的一名秀才，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好吟咏唱和，尤其喜爱金石书画。过去骑马打仗，总是行色匆匆，可每到一地，仍抽时间寻访当地古迹。有时带着部下到野外访碑寻墓，遇到不清楚的情况，必虔诚地请教当地居民。又亲自剥藓洗苔，辨别那些倒卧在野地里的残碑断砖上的刻文，并随时记录下来。他在苏州调查走访，更是不肯错过任何古物、古迹。像吴梅村、金圣叹、惠栋、朱柏庐等名人的墓园，他都寻访不止一次。他还冒着被湖匪绑架的危险，乘船去渔洋山考察董其昌墓，经过实地调查，他对董墓所在地提出了怀疑，并发现一块董氏后裔争讼的碑石。那次调查他又有另外的收获，在尧峰山见到一处杨氏墓穴，墓道长百余丈，并有三道牌坊，认为这座墓建筑精美，是苏州西部最考究的古墓。正是这样的用心访求，他对吴郡风物越来越稔熟，由此而精心编写的《吴郡西山访古记》，资料翔实，考证可信，成为一部颇具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物“词典”。

李根源在苏州还致力于新村建设，努力改变村民的生活状况。他和耆绅张一、黄炎培等发起建设善人桥新村，成立实验农村办公室，并召开善人桥实验农村成立大会。那天他坐一辆独轮车，带着儿子李希泌前往会场。1931年，善人桥农村改进会正式成立，张一和他担任正副主席，改进会有正式委员十二人。

苏绣是闻名中外的优秀民族工艺，在苏州一带盛行上百年，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李根源和张一建议设立合作社，实行乡村产业化生产，以提高经济效益。他们从欧美引进新型图案，丰富苏绣的内容，扩大产品种类。又开办刺绣传习所，培训学员，并将他们的出品由合作社经销到海外，增加农民的收入。善人桥区还十分重视民众教育，除建立民众教育馆、民众茶园外，还着手开办补习学校，邀请各方面的专家，进行循环演讲。李根源经常深入到百姓的茶园，向茶客发表演说，劝告乡民勤于生产，节俭办红白喜事。

过去苏州小王山附近没有学校，每天小学生需要走几里路去藏书庙小学念书。李根源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遂集资修建五六间平房，创办了私立阙茔小学，解决了周围几个村庄小孩上学的后顾之忧。他一不做，二不休，还出资办了成人夜校，利用阙茔村舍上课。这批学生都是成年农民，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仿效小先生制，选文化程度较高的老师授课，自己坐在教室旁听，有念错或讲错的地方，立即加以改正。夏天的夜晚，乡间蚊蝇成群，上课时大家拿着蒲扇，一边赶蚊子，一边听课做作业，形成一幅有趣的场景图。

李根源关心当地群众的生活和合法利益，对违法的事，敢于出面据理力争。有一次，皋桥羊肉店用船载羊进城，经过阊门水城关卡，有个水警敲诈勒索，不但私自收钱，还强行牵走一只肥羊。村民前来求助，李根源听后非常生气，马上给警察局打电话：“我的乡亲，谁敢欺侮他们，很大很大的一只羊，被那个混蛋抢走了，一定要惩办！”结果那名水警送还了羊，还被关了三天。从此，苏州人都知道，开羊肉店的是李根源的乡亲，大家都另眼相看。直到今天，苏州城里开羊肉店的大多还是藏书镇（原善人桥乡）人。

义葬抗日英烈坐镇保山拒敌

1932年初，日本侵略者悍然进攻上海及其附近地区。面对强敌的野蛮行径，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兼副总指挥蔡廷锴激于民族义愤，在未接到抵抗命令的情况下，奋起抗敌。李根源联合爱国耆绅张一、刘正康等，组建苏州民众抗敌后援会，积极支援前线战士。他不顾病体，多次组织募捐，指挥护理伤员，输送弹药物资。十九路将士坚守上海一个月，毙敌万余名，迫使日寇三易主帅。但终因不肯派部队增援、不给补给，使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守苏州。

淞沪抗战结束后，由苏州红十字会、昌善局从前线运回的伤兵中，有78人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李根源与苏州爱国绅民将这78位烈士择棺材殡殓，安葬于马冈山麓，并亲笔题写“英雄冢”三个隶书大字。那天，他披麻戴孝，走在执绋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心情极为沉痛悲愤。他还亲自撰写碑文，颂扬烈士英雄事迹。以后，他每年都组织当地民众公祭英烈，又热心接待前来吊祭的烈士眷属。有一次，驻苏州的宋希濂部特派一个团的官兵，到马冈山参加祭奠活动。李根源带领乡绅、爱国群众和学生数百人闻讯赶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中华民族”等口号，气氛异常悲壮。

“七七事变”发生不久，日寇再次进攻上海，遭到我爱国军民的殊死抵抗。李根源与苏州爱国人士在阊门外农业学校成立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划支援前线。他不顾旧病复发，经常跑到金门等处发动募捐、指挥护理伤兵、输送弹药物资。妻子马树兰也积极参加为前方将士缝制棉衣、布鞋等活动。他和张一等去沈家桥劳军，拜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张治中等人，激励官兵奋勇杀敌。又倡议组织老子军，并亲任老子军参谋长。组织红十字会赴上海抢救伤员，并运送殉国将士遗体1200多具，安葬于苏州善人桥。因为时间紧迫，有些烈士只能合棺埋葬。又由于“英雄冢”空地有限，他设法寻找新的墓地。他的义举感动了当地陈姓族人，毅然捐出灵岩山下祖茔地四十余亩，以续葬其余阵亡官兵的忠骸。乡民讳称抗日英烈为“伤兵”，所以一直把这处墓园叫作“伤兵坟山”。

李根源等人的抗日后援工作，引起全国爱国人士的关注。郭沫若曾慕名到苏州采访李根源和张一，回去后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战地通讯，赞扬两人为国家的“大老”，还风趣地把张比作诸葛亮，把李比作关云长，一时传为美谈。陪都重庆时期，画家徐悲鸿得知李根源在苏州两次披麻戴孝安葬抗日将士，又读了李所写的爱国诗句，深受感动，精心创作了巨幅名画《国殇图》。画册中李根源执绋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满怀悲愤之色，栩栩如生。此画乃作者的得意之作，可惜几经战乱，散佚不全，如今仅存李根源画像部分。

1938年夏，李根源回到云南，被聘为省政府顾问。他宣传“云南人的真精神”，主张为抗战“拼死”，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1942年5月，日寇从缅甸侵入滇西，怒江以西的大片国土沦陷。他不顾年老体弱，主动请缨，奔赴前线，指导滇西抗战。

李根源赶到滇西重镇保山，发现城区已被炸得破烂不堪，当即组织人员清理废墟，防止瘟疫流行；又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慰问难民、侨民。6月初，在保山金鸡村召开军民大会，驻地官兵及地方各级长官和绅民代表数百人出席。李根源在会上发表演说，称保山乃滇西战略要地，对抗击日寇收复失地，意义重大，希望与会人员都能负起保卫保山的重任。建议乡镇组织义勇自卫队，巡逻站哨，防奸防盗，协助国军作战，完成支前任务。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使民众坚定了抗日的信心。会后，他发表了著名的《告滇西父老书》，通篇充满着杀敌卫国的爱国情怀，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

破例录用师生情深意笃

二十世纪初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堪称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时任讲武堂监督李根源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意气风发，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事业。

1909年春天，和好友秦昆离开四川仪陇老家，千里迢迢赴昆明报考陆军讲武堂。经过测试，两人的成绩都达到录取要求。当时讲武堂有一条规定，暂时不招录外省籍考生。秦昆临时冒用云南籍，才被顺利招进学堂。可是如实填写籍贯，结果名落孙山。

眼看盘缠将尽，生计无着，只好先去当兵，接受士兵训练。几个星期后，讲武堂补行招生。这次吸取教训，假称为云南临安府蒙自县人，姓名用的是朱玉阶。因为成绩优异，又是云南籍，自然被录取了。可是，入学不久却遇到了麻烦，因为冒充云南籍的事被学校发觉，按制度应当开除。是否劝退这样一名品学皆优的学员，学校内部有不同意见。主持校务的李根源力排众议，说：“籍贯错了改过来就可以，不要为这样一个问题把一个不远千里跋涉来投考讲武堂的有志青年拒于校门之外。”就这样，留了下来。事后曾感慨地说：“这是我寻找多年的地方！”“我一心一意投入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在讲武堂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开始了自己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军事生涯。

在讲武堂，李根源经常给学生灌输民主革命思想，又严抓军事训练。从中受到许多革命的启发，认为李根源是值得信任的老师，于是常找机会与他接触。李根源也十分喜爱这名学生，给很多锻炼的机会，凡全校性会操和接受检阅，总是指定由来指挥和喊口令。那时，教官随意打骂学员的情况比较普遍。有名叫顾品珍的教官就因无理责罚学员，遭到的批评，心里很不满。一次，放假外出，因事回校晚了几分钟，点名时未到。顾品珍便大发雷霆，不仅当众给予严厉训斥，还不容许他解释。不服，当面顶撞了几句。盛怒之下，顾教官向学校当局报告，要求开除的学籍。李根源听了顾品珍的讲述后，心平气和地说：“我们创办讲武堂的目的，便是一清二楚的。我们不需要培养唯唯诺诺、循规蹈矩的学生，而是要培养像这样朝气蓬勃、弛不羁之才。”顾听了监督的劝告，无言以对，心中的怒火也渐渐平息下来。从此，顾教官改变了对的态度，师生关系渐渐融洽起来。

李根源一直关心学生的发展和前途。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总指挥，后来又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正在长沙赋闲的李根源闻讯，非常高兴，立即致电祝贺。接到贺电后，通过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捎信向老师表示问候和感谢。有一次，回延安参加党中央会议，途经西安时，前去探望老师。当时，李根源住在西安郊区宋家花园。考虑到从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到宋家花园太远，路上又不够安全，特派儿子李希泌去见，告诉西安情况比较复杂，请其不要去宋家花园了，并再三叮嘱出入要注意警戒，以防万一。让李希泌回去告诉老师，不要为此替他担心。最后，师生相见，感慨万千。李根源告诉，他开始接触马列主义，认识到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可惜身体欠安，不然就去苏联游历学习。担心老师太过兴奋，对心脏不利，因此只坐半个小时便起身告辞。过了两天，第二次登门拜访，将一本刚出版并由亲笔签名的《论持久战》送给老师。交谈中，郑重委托老师捎信给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缵绪等地方实力派，劝他们坚定信心，务必抗战到底。临别时，祝恩师早日康复，期望师生能再次相见。

解放初期，李根源应邀北上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甫抵北京，便跑到远东饭店看望老师，几天后还在颐和园设宴招待老师一行。1951年，李根源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暂住山城重庆。因不习惯当地潮湿多雾天气，时常闹病。听说后，即电告中共西南局统战部门，派人护送李老先生到北京就医。在京期间，李根源受到多方面的照顾，不仅亲自过问其生活、医疗事宜，还经常到病房探望，赠送药品、补品、布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