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内涵篇1

【关键词】绿色大学可持续发展PSR概念框架指标系列

一、绿色大学的内涵初探

绿色大学建设行动的启动和展开，是对在加拿大《哈利菲克斯宣言》所提出的大学的社会角色及其在促进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社会责任的一种积极响应。在大学所进行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探索，有利于推动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

1、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大学作为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部分，其存在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在从事生产生活活动的过程中，利用自然资源并输出废弃物和污染物，也要倚仗自然环境的支持和承载。

大学作为特殊的生产单位，其产出是科研技术服务、人力资本、社会公共服务等重要要素，这些产出将显著作用于自然、经济、社会等不同层面，并对一国未来的发展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这些产出以非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导向，不仅将直接导致大学生产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更可能致使一国的发展不可持续。因此，大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置身事外，相反地，其对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任重道远。

2、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绿色大学内涵

可持续发展思想强调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三者的有机统一、协调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实践的一部分，本文对绿色大学的内涵也分别从自然、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加以阐释。

（1）绿色大学的自然内涵。绿色大学的校园环境合理规划布局，重视维护生物多样性，加强对污染物和和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和再利用，实现校园污染零排放，带动周围自然生态的改善，与自然相协调、相融合。

（2）绿色大学的经济内涵。在投入方面，绿色大学充分利用清洁能源并提高利用效率，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实现循环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在产出方面，绿色大学着力于低成本、低污染、高质量、高效能的产品和技术研发，能迅速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中的绿色生产力，并重视绿色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转化，能有效地付诸绿色实践，熏陶和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绿色实践能力的人才。

（3）绿色大学的社会内涵。绿色大学拥有符合可持续发展观的绿色高效管理制度，能促进绿色校园自然生态、绿色科研技术成果和绿色人力资本等要素高效结合，促进高新技术和人力资本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能充分发挥教育示范和辐射作用，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与国内外社会团体协作活动等方式，推广绿色生产发展模式、绿色消费理念和绿色生活方式，积极带动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

由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复杂而多层面的，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拓展深化，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具象化理念，绿色大学的内涵也将随之不断丰富延伸。

二、绿色大学的PSR指标系列初探

国内有很多关于绿色大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完善的研究，多为二或三层指标结构，用以评价绿色大学的建设成果，较为典型的评价指标体系有“绿色度”评价指标体系（陈文荣、张秋根，2003）、张远增绿色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张远增，2000）、绿色大学建设标准体系（罗泽娇等，2004）等。

1、现有指标体系研究的不足

现有的绿色大学指标体系侧重于绿色大学建设现状的指标描述和评价功能，但缺失了监测作用。对绿色大学的建设行动而言，除了反映和评价进展情况，也需要对执行规划的运作方向和实施成效进行监测和反馈，以利于纠偏查漏，指示政策所致力改善的方向。

2、PSR概念框架及其优势

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创的“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的概念框架及其指标系列最初是用于对环境特性的测定，并辅助环境分析工作以及环境政策制定。而后该概念框架为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用，其中联合国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还对该概念框架进行扩展，不仅仅包含环境问题，还涵盖了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机构问题，从而显示出该概念框架良好的扩展应用潜力。

压力―状态―响应是一个因果循环链，压力和状态指标可以描述、评价现状，响应指标可以指示响应行动的方向，通过对响应行动后的压力或状态指标的测度可以进一步监测响应行动取得的进展，对其成效做出反馈，进而推动下一步响应行动的完善。PSR框架如此循环往复，不仅可实现描述、评价和监测反馈功能，还能促进持续改进和创新。

3、绿色大学的PSR指标系列构建

在绿色大学内涵的基础上，本着指标可操作和可定量的原则，笔者参照PSR概念框架，对我国绿色大学建设PSR指标系列的构建进行初步探索。

（1）绿色大学PSR指标系列。绿色大学PSR指标系列具体如下：压力指标包括：P1：校园内可绿化的用地面积；P2：校园内可开发生态园林景观的用地面积；P3：学校所处区域的可供水量（或负荷率）；P4：学校所处区域的可供电量（或负荷率）；P5：学校所处区域的大气中可吸入颗粒含量；P6：学校所处区域的污水处理能力（或负荷率）。

状态指标包括：SN1：大气中可吸入颗粒含量；SN2：饮用水微生物含量；SN3：校园绿化覆盖率；SN4：校园绿化植物存活期；SN5：生活污水排放量；SN6：固体废弃物排放量。SEI1：人均用水量；SEI2：用水量的同期涨幅；SEI3：人均用电量；SEI4：用电负荷数的同期涨幅；SEI5：人均实验室废水排放量；SEI6：教学办公管理用纸量。SEO1：教室利用率；SEO2：公共设施的损坏（或维修）次数；SEO3：从事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的教师比重；SEO4：开设的绿色课程门数（或讲座次数）。SS1：建立合作关系的企业个数；SS2：建立合作关系的社会机构团体个数。

响应指标包括：RN1：二氧化碳减排量；RN2：废水回收处理率；RN3：废弃物回收处理率；RN4：年绿地维护支出。REI1：节水率；REI2：节电率；REI3：实验室废水回收处理率；REI4：办公用纸减少比率。REO1：每年教师/学生人均可持续发展绿色教育培训次数；REO2：学生绿色产品或技术创新发明件数；REO3：绿色行动平均参与人数比重。RS1：绿色课程（或讲座）的辐射人数；RS2：校园共乘人数比重；RS3：提供绿色服务项目个数；RS4：绿色服务项目的服务价值。

（2）绿色大学PSR指标系列的内涵。在PSR概念框架下，笔者认为，绿色大学建设的压力指标主要用于反映因大学的生产生活活动对自然环境施加压力而体现出的资源制约条件，可以通过校内测量及气象、水务等相关部门获取数据。状态指标主要用于反映大学在自然、经济、社会的绿色建设方面所处的状态并作为响应行动成效的比较标准，而响应方面的指标则用于体现响应行动的政策联系和改进方向。状态指标和响应指标主要通过校内测量和从教学和管理部门的日常数据汇总获得，鼓励师生共同参与。

自然内涵方面。大学的生产生活活动因自然资源的输入和输出而造成了土地、水、大气质量、排污能力等方面的资源紧张，以大气质量、污水、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和影响环境绿化率等方式体现其在自然环境方面所处的状态，以年绿地维护支出作为大学对自然环境或者说自然要素的投资、维护的指示器，同时以这些指标体现控制校园污染，加强环境无害化技术处理和循环利用，重视对自然环境投资维护的政策导向。

经济内涵的投入方面。自然系统因学校的生产活动所承受的压力与上述相同。鉴于水、电、纸及废水排放等是大学在从事生产活动过程中的主要且典型的投入耗费和污染输出物，将其专门归结于经济生产的投入和负外部性，与自然内涵中的生活活动状态指标相区别。所构建的响应指标则力求体现对倡导鼓励节能控污技术和设备减少能耗污染内涵要求的响应。

经济内涵的产出方面。如前文所述，大学的重要产出在于学术科研成果和人力资本投资积累，其相应的状态指标分别从教室对教学活动的负荷程度、公共设施损坏情况和绿色教育情况等方面进行描述。而响应指标更侧重于师生在培育积累绿色人力资本、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等方面的响应表现，故而选择了上述的响应指标。

社会内涵方面。制度、发展模式等在有效结合各种绿色要素、促进绿色大学建设的社会资本方面，具有深厚的正辐射潜力。由于笔者所探讨的压力的主要承受系统为自然系统，社会内涵方面的绿色建设对自然系统的施压不太明显，故未讨论压力指标，仅选择了建立合作关系的企业和社会机构团体个数描述学校绿色建设所处的状态，通过绿色教育、绿色管理、绿色技术服务等方面构建响应指标，作为绿色大学建设中正外部性及其辐射作用大小的响应表现。

绿色大学的建设模式并不是均一化的，需要因地制宜，同时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化，所制定的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也需要随之调整，因此PSR指标系列应结合实际情况构建，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操作弹性。

三、PSR指标系列量化方法的建议

除了国内对绿色大学评价指标体系量化通常采用的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专家调查法等方法外，笔者认为，也可以考虑使用功效系数法。根据所指定的绿色大学建设规划和目标，合理设定各指标的满意值和不容许值，计算各指标的功效系数。同内涵范畴、同系列指标的功效系数可采用几何平均法进行综合测算，但同范畴的压力、状态和响应指标系列代表不同阶段的状况，不宜进行几何平均，不仅仅由于综合值的含义不明确，也为避免破坏或削弱PSR概念框架在监测反馈方面的作用。

四、结语

由于选择指标时强调指标的可量化，PSR指标系列仍存在不足，笔者不得不舍弃一些重要而难以定量的指标，使所涵盖的内容不够充实，须进一步完善，社会内涵的指标系列也应予以细化，以体现其隐性外部性。此外，对压力指标的考量仅局限于大学作为施压方、自然系统作为受压方的情形，未充分考虑其他系统之间的压力影响，故压力施受方范畴的扩展有待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王大中：创建“绿色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8（4）.

[2]陈文荣、张秋根：绿色大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3]张远增：绿色大学评价[J].教育发展研究，2000（5）.

生态学内涵篇2

【关键词】导数；内涵；教学策略

微积分应用广泛，可以说不仅是一个重要工具，更是一种重要思想方法！它为很多领域的问题提供算法支撑。导数无疑是微积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导数概念的重要性不仅仅由极限概念的基础性来决定，更具体地是由其在实践问题中的内涵来反映。导数的意义看来是抽象的，但同现实模型结合起来时，你就会意识到导数内涵的奥妙。

1导数的内涵阐述

1.1导数的数学定义

上述求导法则的推导始终贯彻着“导数是微商的极限”这一观点，在应用过程中，则应偏向“导数是函数变量关于自变量的变化率”。注意到这一点，学生就能明白不同时刻的求导分别有什么现实涵义。

跟初等数学中的常量运算和静态数据处理不同，导数反映的是变量之间连续的、瞬态的对比关系。它让人们能够动态实时的把握目标状态规律、控制系统参数以及对未来进行连续预测。通过广泛的应用，学生觉得这里可以用导数解释那里也可以，慢慢就能领会到导数真是一个强大的工具！意识到导数的重要性并能自如地运用就可以提高自信心和学习热情了。

导数之前的极限教学相对来说总是显得抽象，但导数作为变化率和增量比值也就是微商有了一定的形象性和现实切入点。导数教学阶段必须有所作为--适时地培养学生的大同方法精神和对微积分的兴趣和信心，并对前期极限学习练兵使得微积分教学前后呼应成为系统化教学。

【参考文献】

[1]姜启源，谢金星，叶俊.数学模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彭祖赠，孙韫玉[M].模糊（Fuzzy）数学及其应用，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3]同济大学数学教研室.高等数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4]王莲芬，许树柏.层次分析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5]许树拍.层次分析法原理[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

生态学内涵篇3

摘要：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对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便于引导与监测绿色城镇化发展方向。本文根据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构建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梳理和总结述评，为不断完善国内绿色城镇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绿色；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四化”同步发展战略，2015年5月，在《关于加快推进生态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战略，如何推进绿色城镇化有序发展是目前迫切解决的问题。

一、绿色城镇化发展内涵

城镇化发展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我国城镇化发展内涵呈现出人口、土地、经济和社会四种城镇化发展内涵类型。王素斋（2013）提出人口城镇化内涵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苏金发（2011）提出土地城镇化内涵是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张；张占斌（2013）提出经济城镇化内涵是农村要素流向城市；蒋宵宵（2013）提出社会城镇化内涵是提升农村人口价值理念。

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城镇化发展基本趋势。绿色城镇化发展是一种引领，决定着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与目标，要在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体现绿色化，使其发展内容更加丰富。绿色城镇化是一种以生态环境可持续、人的发展文明性、城镇发展健康性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将城镇集约发展与绿色相结合，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高红贵，汪成（2013）认为绿色城镇化最本质、最核心、最关键是人的城镇化，做到生态优先，在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下促进经济发展。沈清基，顾贤荣（2013）认为绿色城镇化是指城镇发展与绿色相结合，城镇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从生态环境角度看，其特征应包括：健康性，即提供健康、安全的生态环境；生态性，发展同时不以生态环境为代价；和谐性，即与周边是共生共荣的和谐环境。董泊（2014）认为绿色城镇化有四个方面的新内涵，一是发展理念新，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宜居、协调发展的新路子；二是城镇体系新，发展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城镇化体系；三是实现途径新，是共同发展的城镇化；四是产业支撑新，将现代农业纳入支撑绿色城镇化的产业体系；绿色城镇化发展是以城乡统筹一体、产业节约集约、生态资源环境协调为特征的发展，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城镇化。

二、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绿色城镇化发展建设始终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核心，围绕城镇化建设发展核心内容构建绿色城镇化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符合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际。

1.构建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出发点国内的专家学者围绕城镇化建设发展核心内容，分别从城市化发展质量、新型城镇化的新型度内涵、新型城镇化内涵与质量、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社会人文环境、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型生态城镇化发展七个方面为出发点，研究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方创琳，王德利（2011）认为城市化质量的提升是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关键，围绕城市化发展质量为出发点，从经济、社会、空间三个方面出发构建指标体系与判别标准值，对城市化发展质量做出了评价。曾志伟（2012）以新型城镇化的新型度内涵为出发点，在研究新型度内涵的基础上，从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三方面为出发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王博宇、谢奉军（2013）以新型城镇化内涵与质量为出发点，强调城镇化发展中内在质量的重要性，并由偏重数量与规模向注重质量与内涵提升转变，从经济动力、人口转移、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四个方面出发构建新型城镇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戚晓旭、杨雅维（2014）以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应将可持续发展贯穿到城镇化发展中，以可持续指标体系为核心，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支持、城市生活质量四个方面出发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曹红华（2014）以新型城镇中社会人文环境为出发点，认为新型城镇化应包含平等、幸福、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等相互关联的内容，新型城镇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主。吕丹（2014）从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出发点，从人口指数、经济发展指数、生态环境支持指数、城乡统筹指数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五个方面出发构建新型城镇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李晓燕（2015）以新型生态城镇化为出发点，从经济、社会、人口、生态四个方面出发，构建新型生态城镇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构建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围绕构建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出发点，分别构建形成了以城市化质量、新型度内涵、新型城镇化内涵、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环境和新型生态城镇化为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以城市化质量为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方创琳，王德利（2011）根据城市化发展质量为出发点，提出以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为一级指标和12项具体指标的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标体系，在经济指标建设方面提出效率指数、结构指数、发展代价指数和增长动力指数，更加注重经济效率的提高，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的影响；社会城市化质量指标包括人类发展、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四个方面；空间城市化质量指数包括水资源保障、建设用地保障、能源保障、生态环境保障四个方面，增设了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发展越来越注重科学发展、集约发展、绿色发展。

（2）以新型度内涵为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曾志伟（2012）以新型度内涵为出发点构建了新型度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三个一级指标和43个具体的二级指标。其中，环境保护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度体现的基础，包括垃圾无害化处理、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万元工业三废利用产品产值等具体指标；新型城镇化新型度体现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具体包括人均生产总值、平均工资、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值等具体指标；新型度体现的灵魂是社会建设方面，具体包括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密度、消费率等18个具体指标。在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社会建设指标所占权重为0.411，超过经济发展指标，使新型城镇化指标评价体系逐步完善。

（3）以新型城镇化内涵为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王博宇、谢奉军（2013）从新型城镇化内涵与质量方面出发，认为城镇化发展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表现，应综合全面考虑新型城镇化发展各个方面的关联度，构建以经济动力、人口转移、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为主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经济动力具体包括人均GDP、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等具体指标，人口转移具体包括总人口增长率、城镇人口增长率等具体指标，基础设施具体包括燃气普及率、用水普及率等具体指标，人居环境具体包括污水处理率、建成区绿地率等具体指标。一级评价指标权重从高到低依次为人口转移（0.28）、人居环境（0.25）、经济动力（0.22）和基础设施（0.18），人口城镇化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经济城镇化的直接结果，应增加城镇人口增长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等二级指标，完善新型城镇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4）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戚晓旭、杨雅维（2014）从可持续发展角度为出发点构建了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更加注重生态环境支持方面，提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支持、城市生活质量、制度建设五个一级指标，在社会进步指标方面，涉及人口及社会保障、城市用地、教育、文化和医疗5个方面，在经济发展指标方面涉及到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社会消费支出等7个具体指标，在生态环境支持指标涉及到空气质量、污水排放、大气污染排放等8个具体指标，在城市生活方面涉及到建筑面积、供水、供热、供电等9个具体指标，在制度建设方面涉及到行政效率和管理指数两个指标，比较系统的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

（5）以社会人文环境为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曹红华（2014）从注重新型城镇化社会人文环境发展为出发点构建了自然物质环境指标和社会文化环境指标，城市自然物质环境包含生态文明建设、服务设施完善、经济持续发展三个二级指标，社会文化环境包含文化繁荣进步、生活品质化和管理科学三个二级指标。

在社会文化环境指标中城市生活品质化所占权重最高（19.79），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6）以公共服务均等化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吕丹（2014）从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为出发点，根据全面系统性、主导性、层次性、可操作性、导向性等原则，选取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支持、城乡统筹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五个方面的指标，其中，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最重要的指标，所占权重达到0.4175，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服务等五个方面的均等化，充分体现了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综合性，突出城镇化发展中注重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发展。

（7）以新型生态城镇化为出发点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李晓燕（2015）从新型生态城镇化为出发点，认为生态文明的理念和行为可以控制城镇化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两者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城镇发展中人口、生态、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协调，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社会、人口、生态四个指标指数。其中，生态城镇化具体包括万元农业GDP化肥使用量，燃气普及率、污水集中处理率处理率等8个具体指标，在构建指标体系时要更注重保持城镇化过程中与原有环境的协调度，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构建新型生态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三、结语

绿色城镇化是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发展建设的方向与目标。针对目前专家学者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绿色城镇化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围绕绿色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应增加生态产业发展指标，测评发展中的循环、环保、低碳经济水平；围绕城镇化发展与绿色化发展关系，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应增加绿色设施、绿色生活、绿色人居、绿色人文发展指标，测评绿色发展水平。

通讯作者：李茜

参考文献：

[1]王素斋.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内涵、目标与路径[J].热点关注，2013,(4):165—168.

[2]苏金发.城乡统筹：城镇化与农业经济曾展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1,(4):111—115.

[3]张占斌.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国家行政学报—经济发展与改革，2013,(1):49—54.

[4]蒋宵宵.农业产业化在城镇化进程中驱动力研究—以“冀中南”为例[J].保定学院学报，2013,(4):47—53.

[5]高红贵，汪成.略论生态文明的绿城化[J].中国人口，2013，(23):12—15.

[6]沈清基，顾贤荣.绿色城镇化发展若干重要问题思考[J].建设科技，2013.

[7]董泊.关于实施绿色城镇化的探讨———以天津市汉沽区大田镇为例[J].天津城建大学学报，2014（2）:111—113.

[8]方创琳，王德利.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J].地理研究，2011,(11):1931—1946.

[9]曾志伟.新型城镇化新型度评价研究———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2，（3）:1—4.

[10]戚晓旭，杨雅维.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4(2):51—54.

[11]曹红华，从测度到引导：新建城镇化评级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估———基于浙江省11个城市的数据[D].浙江大学，2014.

[12]吕丹，叶萌，杨琼.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综述与重构[J].财经问题研究，2014，(9):72—78.

生态学内涵篇4

关键词：资本批判理论；经济；政治；文化；人的发展

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资本主义的批判史。作为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思想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充分吸收借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思想，以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为核心，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集经济、政治和文化批判于一体的生态批判，开辟了资本批判理论的新维度。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经济维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自毁其发展根基的趋势，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形态，其理由有三。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资本积累，其手段是扩大生产和剥削劳动，其后果是经济的危机与生态的危机并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经济危机以及生态危机之间是有着内在关系的。至于资本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马克思已做过论述。在资本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上，由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限制，并且资本低估自然界的存在价值，因此，资本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触及到生态维度上的局限性。在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上，奥康纳认为，经济危机可导致生态危机，反过来，生态危机也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其二，资本存在新形态对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的存在形态出现了新的变化，比如石油资本、金融资本等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秩序带来的破坏性更大。奥康纳就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不仅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而且也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稳定；而建立在消费信用或抵押信用基础上的金融资本，“在带来财富的同时，也会带来债务、金融投机以及金融结构的不稳定，这些因素很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体制的危机。”[1]261奥康纳的这一观点也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其三，资本的全球化带来了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和全球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为了克服其自身扩张带来的生态危机和发展限制，必然会突破地域的限制，走向世界，把世界范围的资源纳入其生产体系，并为了实现由扩大再生产带来的剩余价值而抢占世界市场。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通过操纵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消费，把全世界都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机遇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挑战就是资本通过全球化也把自身造成的生态危机进一步全球化了，并且由于资本全球化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因此，进一步造成了南北的不平衡发展和世界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加剧。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政治维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其独特的生态危机视角来审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并将其提到与整个生态系统以及人的发展相联系的高度，得出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反生态本性及其根源于资本逻辑的结论。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反生态性有过详细的描述，他说道：“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导致了人们在其中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的环境，从而加速工业的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2]486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问题不应该仅仅放在资本的维度上来加以审视，国家与自然界的危机之间也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

为了说明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奥康纳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理论，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其中，生产条件是一个关键概念，它包括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奥康纳认为，生产条件“它不是作为商品，并根据价值规律或市场力量而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1]229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能够在政治上获得保证。但奥康纳又认为，从生产条件的这种政治化视域中来看，如果生产条件被忽视了即它们的生产性能力遭到了破坏，将会出现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危机或者执政的党和政府的政治危机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中得以运行的，它身上还负载着意识形态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冲突与妥协。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家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的功能的实现必然会引发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种复杂的斗争和运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条件，以及生命本身的条件。所以，国家政权无视甚至保护资本对其自身的生产条件进行有计划的损害或破坏，致使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生态危机和社会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将不可避免。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文化维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在积累过程中不仅要通过资本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领域的支配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来实现，而且受求利性的驱使，资本必将突破经济领域，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的依赖、渗透和控制等来实现积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逻辑也从经济生产领域扩张到了意识形态和精神生产的部门中去。因而，人们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也全部渗透着交换原则的资本运作逻辑，马克思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的文化整体也在资本逻辑的侵蚀下逐渐被肢解。资本逻辑通过操控科学技术和人们的消费来为资本增殖服务，这必然会会对人们的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念等文化层面的内容和要素造成冲击，以致技术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在资本的推动下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里，不但人们头脑里只有可供销售的商品，而对人类的历史、道德、文化、科技和环境的知识一无所知，并且资产阶级政权为了满足个人通过高消费来追求幸福的异化需求，必然会扩大工业生产规模，以生产尽可能多的消费品。这必然会带来对自然剥削的加强，从而给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更大的压力。由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也成了资本剥削自然、追求价值增殖的工具，具有反生态的特征。

很明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也作为自己资本批判理论的内容之一，并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和重构来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例如，莱斯和阿格尔就试图把人们的幸福追求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来消除消费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奥康纳试图赋予人类的社会劳动以文化的和自然的特征，致力于探索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从而使作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中介的社会劳动具备一种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构建起文化、劳动、自然三位一体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人文关怀维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克服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危机，又需要依赖危机确保资本逻辑实现，因此，其不得不采取扩大生产规模与操纵消费市场的途径。而其带来的结果却是人的进一步异化和生存危机。首先，资本所创造的大规模产品必须要销售出去才能实现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便通过制造人们的需求、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改变人们的消费观，以达到实现剩余价值的目的。资本所制造出来的需求是与人的真实需求相异的虚假需求，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劳动异化的基础上，人的虚假需求进一步加深了人的异化。其次，资本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之一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人类解放手段之一的科学技术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已经成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工具，从自身解放的手段转变成了资本压迫人、统治人的工具。最后，资本扩大生产规模的另一个手段是全面加大对自然的开发，使自然全面资本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自然从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前提转变成了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蓄水池”。只不过是“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1]296这样，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类的生存环境被破坏了，人从异化的困境走到了生存的困境。在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受资本逻辑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消费、科学技术、自然界等都发生了异化，在这种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了资本逻辑的附属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而且其依赖于危机而存在。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所采取的一切手段，不仅不能很好的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而且会使危机形势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具有自毁根基的趋势。所以，从生态维度出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构建具有生态理性的、可持续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模式。

参考文献：

生态学内涵篇5

关键词：传统扇；语义内涵；文化元素；设计应用

中国素来就有制扇王国的美誉，中国扇文化历史久远，据历史记载，扇子在我国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期，它凝聚了几千年来的社会思想变化过程及审美创新的一个认知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扇子也逐渐由使用功能、象征功能转变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被广大传统文化爱好者所收藏或作为道具出现在舞台上。几千年来凝聚在扇子中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非常丰富，其中涵盖的文化元素很值得我们考究，对当代设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传统符号作为传统文化的思想载体，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征，是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目前传统扇元素的现代设计应用更多地体现在平面设计和服装设计领域。这里，本文将对传统扇文化元素在产品设计领域的应用进行探讨，为文化产品的开发设计提供更多理论支撑。

1传统扇符号的语义分析

对于符号，许多前辈和学者根据符号论的观点，认为符号都具备“能指”和“所指”特性，从语义学角度来讲也就是符号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外延语义由产品形象直接说明产品物理层面的内容，属于明示义；内涵性语义由产品形象间接说明产品物质内容以外的感性层面，属于暗示义。正如，我们接触扇子的时候，它呈现给我们的是具体的有使用价值的物体，而并非由形态、材料等构成的简单人造物，造“物”不是目的，而“物”是实现目的的媒介和载体，因此在对扇子进行命名时就赋予了它一定的象征功能。在这里，扇子借造型、结构、材料等元素来表达其干什么用、怎么用等物理层面内容属于“显性”的外延语义，通过形态传递出的权贵、平民、婉约、雅士、文人等感性信息属于“隐性”的内涵语义。由此来看，传统扇符合符号学特性，这里，笔者从传统扇符号的外延和内涵层面出发来探讨扇文化因子的提取和应用，为扇符号与现代产品的融合寻找理性的方法和平衡点。

2传统扇文化元素设计应用层面的划分

由前面所提到的传统扇子的外延语义和内涵语义出发，外延传达的是明示意的物理层面，内涵语义传达的是暗示意的感性精神层面。换句话说，外延与内涵属于“显性”与“隐性”的关系，由此可将扇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分为三个层面：初级、中级、高级。设计层面的划分为扇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提供更明晰的思路，如图1所示。初级层面目的是增加产品装饰性、观赏性，通过设计师对可视化设计因子的提取、变形、组合、重构等设计加工，后导入到产品设计中以增加产品的文化意蕴，应用过程中需要结合具体产品及语境选择合适符号特征，并且保证文化符号与产品之间的协调性，这也依赖于设计师水平，最终实现文化符号与现代产品的完美融合。中级层面比初级层面增加一个层次，除了保证美观性更要保证文化符号与产品形态或功能的契合性，避免流于表面的设计。可通过分析产品特征及文化符号特征，然后进行形态或结构关联并建立形态对应关系，利用文化符号置换产品中某个形态或功能符号，增加产品文化内涵的同时保证产品机能角色与象征角色和谐性。高级层面的应用属于文化内涵层面的应用，需要提取传统扇的文化内涵因子，通过对传统扇的行为习俗、意识形态、象征内涵等抽象内容的语义词汇进行收集、筛选、提炼和转化，再通过语义关联法进行发散，最后通过隐喻手法导入产品设计中，包括视觉隐喻和交互隐喻。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体会到其中的文化寓意和精神内涵，从而达到情感的共鸣。这一层面除了设计师水平还与用户的文化水平有很大关系，不同用户的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的不同都可能会影响到对文化内涵信息的解读，因此这一设计层面也是最难捉摸的。

3传统扇文化元素设计应用原则

3.1功能性原则

功能性是作为产品最基本的属性，也是产品存在的依据，产品功能按照等级可划分为物理功能、生理功能、精神功能和社会功能，物理功能是作为一件产品首要满足的基础功能，生理功能、精神功能等是在满足物理功能的基础上实现的，传统文化符号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目的是增加产品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实现的是精神功能层面，因此在文化符号的应用过程中对产品的角色功能的实现要有所侧重，避免产品物理角色和象征角色的信息混乱。

3.2审美性原则

产品一般具有功能属性和审美属性双重属性，审美性是从美学角度去审视一件产品时所必备的要求。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21世纪，除了产品的功能，形式美感是吸引客户的重要因素之一，产品的美观性是从心理感知层面满足客户对美的追求。因此文化符号在设计应用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提炼与变化，达到与产品形象的和谐统一，避免流于表面的设计，以确保产品的设计感与美观度。

3.3创新性原则

创新性是产品设计感及商业价值的重要体现，没有创新性的产品不易赢得市场，任何作为商业产品出现、且具有一定消费价值的物都有它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点，无论是产品功能、使用方式或是产品形态都应有它新颖之处，这是作为一件商品赢得市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文化符号的应用过程中也应根据产品特点进行设计加工，体现出新颖之处，同时也是对文化符号注入新的内涵使其重生的过程，更是为了满足当代消费者对产品商业价值的追求。

3.4文化象征性原则

文化象征性即产品有一定的文化意蕴或民族格调，用户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能够解读其中的文化信息进而满足用户的文化需求，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也是传统文化符号应用的初衷，文化象征原则在产品中一般体现在传统符号的“形”和文化内涵的“意”上，一般通过显性文化符号要素的视觉传达或是文化内涵的隐喻表达等形式。

4传统扇文化元素设计应用的方法流程及应用实践

4.1传统扇文化元素设计应用的方法流程

针对传统扇文化笔者归纳总结出了其设计应用的方法流程：1.确定传统扇素材主题——2.提取文化设计因子——3.设计因子整合、筛选——4.选择产品设计对象——5.设计应用。具体设计方法流程图见图2。1.确定传统扇素材主题。扇子类别有很多，不同类别的扇子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义内涵，如团扇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折扇一般与文人雅士有着密切关系、羽扇一般象征着运筹帷幄的智慧、倚仗扇通常象征着权利与地位等，因此在传统扇文化元素的现代应用过程中避免语义信息的混乱，首先要选择扇主题，这样有了明确的主题在应用过程中也就更易对产品语意进行“编码”，更利于用户对产品角色信息的“解码”。2.提取文化设计因子。文化因子的提取根据前面确定的扇类别进行提取，传统扇的文化设计因子包括直观的视觉要素（形态、色彩、纹样等）和抽象层面的文化内涵。视觉要素是民族风格的直接展现也最为直观，抽象层面的文化内涵包括意识形态、行为习俗、无形精神等内在层次，文化内涵因子的提取主要通过语义词汇的提炼及语义关联，以隐喻的手法引入产品设计中，其中包括视觉隐喻和交互隐喻等。3.设计因子整合、筛选。这一步是对前面提取的设计因子进行归纳及筛选的过程，包含“显性”设计因子和“隐性”内涵因子。“显性”设计因子的提取主要通过用户意象感知进行定性定量分析进行提取，“隐性”内涵因子的提取主要针对文化内涵、意识形态、行为习俗进行分析并提取描述性语义词汇，再将语义词汇进行语义关联、语义发散，从中筛选可取内涵性词汇转化为可视化设计形式，用户通过视觉或交互体验其中隐喻的文化内涵。4.寻找产品设计对象。在传统扇的文化因子提取之后根据关联法寻找可应用的产品对象，由于文化元素不适合应用于任何产品，因此设计对象要有所选择。可运用形态关联、结构关联、语义关联的方法寻找设计因子与产品的契合点从中确定设计对象，使文化符号的运用协调自然并传递出文化象征语义。5.设计应用。设计应用过程根据产品语意学设计程序，一般确定设计对象之后分析产品语境并设定产品角色，根据所提取的设计因子进行角色诠释，最后进行设计评估。

4.2传统扇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实践

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主要是增加产品的文化意蕴和民族个性，以赋予产品更多的是精神内涵，因此“象征角色”是文化产品设计中重要突出的角色特征，产品“象征角色”比重较高时相应“机能角色”就要降低。为避免产品角色混乱，文化元素的设计应用在选取产品对象时侧重机能角色偏低的产品更利于文化语义的传达，这里以台灯设计为例进行设计验证。这里选团扇类别为设计主题与台灯设计进行关联，团扇自古与女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里设计一款针对女性用户的台灯。具体设计因子提取过程不作详细叙述，针对设计方法流进行简单分析。根据用户感知调查分析了解到大众对团扇形态认知程度最高的描述是圆形、椭圆形，事实上，梅花形、马蹄形等也是在圆的基础上进行变形的，因此这里以圆形扇面作为形态共性设计因子来进行发散，色彩上选取团扇材质属性的暖黄色，给人以温馨复古的情怀，以团扇形态因子的运用来传递出古典、优雅、传统的文化内涵，设计效果图见图3。

5结语

文化符号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民族精神的标志，是民族文化的映射，也反映着我们共同的民族心理，将其引入产品设计中能够唤起用户的民族情怀，同时有利于民族性设计品牌的树立。本文以民族传统扇文化为研究对象，针对扇文化元素的应用提出了一套系统理性的设计方法，并且通过实际设计有效地增加了产品的文化内涵，证明了其方法的可行性，为传统扇文化产品的开发设计提供了一条理性明晰的思路，并为其他文化产品的开发设计提供了更多理论支撑和依据。

作者:许晓云冯静静单位: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家祺，吕静.产品语义学在城市路灯形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设计，2014

[2]王向峰.扇子的审美文化内涵与价值[N].沈阳工程学院院报（社会科学版），2012（3）

[3]孙斌宾.浅析现代产品设计中的语义学[J].设计，2012

[4]耿葵花，产品地域性设计研究.包装工程，2012（5）

[5]金心，王伟伟.传统文化设计元素提取模型研究与应用[J].包装工程，2014，35(6)

生态学内涵篇6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天人合一”文化；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伦理内涵体系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1-0012-04

传统意义上狭义的“生态”概念，是指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而从人与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关系角度看，广义上的“生态”指的是人、一切生物系统共同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包括了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等。“文明”是指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综合进步因素的总和，因而“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1]。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

在诸多关于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生态社会主义（也称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深层生态学等。

生态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解释和批判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危机，在生态观上对马克思主义起着补充作用。具体来讲，它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出发，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制度鼓励人对人、国对国、人类对自然环境资源的侵犯和掠夺，从而引发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危机。

“生态危机本质上表征的实际上是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危机，只有通过合理调整人们在生态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生态危机才有可能得到根本解决。”[2]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化解危机的唯一出路在于进行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重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列宁后来所指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才是能够彻底实现“人与人的和解”和“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人、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社会。马克思曾作过解释和总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生态失衡、精神迷失等现代性负面问题来源于现代社会男权主义的过度膨胀和不平等的父权统治逻辑架构。基于对女性和其他受支配的自然环境的关爱与认可，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重视女性精神和女性价值，要求重新建立男女平等、人与自然平等的新型关系，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

深层生态学理论“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物的绝对平等性，否认人的特殊价值，认为人类只是所有物种中的一种，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众多物种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没有任何区别和分界线，坚持宇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4]。依据这种观点，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吹“主客对立”、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试图剥夺发展中国家发展进步的权利。

由上可知，生态社会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当前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科学发展观要求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要求通过更好更快地发展去实现人与自然以及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所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现代经济文明观，它不只是一种经济发展观，也是一种价值伦理观。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内在的伦理涵义。

（一）以人为本伦理观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出发点与归宿。以人为本规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人本精神，落到实处就是要求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尊重民智、服务民生、实现人民幸福。

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西方生态中心主义提出了“主客对立”、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这实在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我们认为，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通过更加科学的发展来解决。一方面，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因而“建设生态文明，绝不是人类消极地向自然回归，而是人类积极地与大自然实现和谐。人类既不能简单地去‘主宰’或‘统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面前消极地无所作为”[5]。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制天”的思想。荀子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生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的基本意思是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它和《易传》提出的“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基本上是同一意义。“制天说”绝对不是要求人们盲目地征服和改造自然，而是强调“制天”的前提是“顺天”。这是与西方近代的“征服自然”的思想所根本不同的。

另一方面，发展经济是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手段，而并非人类发展的目的本身。人类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联合国在1990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明确告诉我们：“在人类发展的视角下，发展被定义为扩展人的选择范围的过程；其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生活质量，人所享有的实质的自由和机会，人实际能做些什么和能成为什么；经济发展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其本身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6]这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以人为本伦理观和民生伦理观作了深刻的注解，强化了以人为本伦理观的现实意义。

（二）可持续发展伦理观

《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易”是自然创化的本质，是自然的事实。而自然的创化是自然生生之德的实现，是自然的价值。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其中可持续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和连续性”。这就要求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包括两方面的伦理要求。从纵向看，它遵循“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要考虑下一代以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的人类代际平等原则[7]。从横向看，它遵循“‘人——自然’共同体的协同进化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伦理关系扩大到自然，赋予自然应有的道德地位”的人与自然平等原则[7]8，实现人、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的永续生存、发展和繁衍创造出良好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财富基础。

（三）生态经济伦理观

怎样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状态，是我们在高歌猛进的经济活动中被迫进行反思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生态与经济的双重危机背景下，社会精神生态的异化问题尤其突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消除人的现代性精神危机问题。

随着现代性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日益加重，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和生态经济学之间逐步进行着交叉渗透、补充论证和有机融合，具体讲就是发生了“生态伦理学向经济领域延伸的趋势、经济伦理学向环境领域拓展的趋势以及生态经济学向道德领域渗透的趋势”[8]。为“生态经济伦理”概念的形成及其理论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我们所说的‘生态经济伦理’主要是指人们在发展生态经济过程中自觉协调和平衡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追求的努力中所体现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的总称，或者主要是指生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的总称。”[8]7

生态经济伦理观认为，经济发展（经济合理性）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是协调统一的，致力于消解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的精神危机。它主张统筹兼顾生态伦理（即环境伦理）、资源伦理、经济伦理、消费伦理、财富伦理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追求，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最佳的生态效益的统一。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随着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服务价值的需求会越来越高，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遵循生态经济伦理规律，能够实现人的发展、经济社会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合理、动态、健康、开放的平衡关系。

（四）和谐伦理观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调谐，不仅对于解决当今世界和中国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由于异化和无限制地膨胀欲望而带来的道德污染、心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天人调谐思想是思辨、实践与审美的高度集成。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重视自然，人在倘佯山水、寄情自然之际，可以参禅悟道，领会宇宙、社会、人生的奥秘，是人类应该努力争取的未来。

在科学发展观看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关涉和谐伦理观的社会范畴，从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成和谐的“人——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追求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资源的和谐，实现人、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生生不息的天地间、万物中，人应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将仁爱之心推广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这就是天人调谐的最高境界。

马克思主义真正把握了“和谐”理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和谐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具体、动态、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是具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统一共存即“和而不同”。“和谐”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属性，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保证。

和谐伦理观是对人、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我们践行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所必须遵循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其中，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包含了人的精神空间（知情意结构）、人自身与自心、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其目的和归宿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尤其是实现人的内在精神空间的完满、和谐与自由，从而优化人的竞争合作观和成功成才观，进而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9]。人是不能脱离生态系统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要求遵循整体的生态系统思维，呵护共同的绿色家园。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资源的和谐，要求解决诸如自然环境恶化问题、生态气候失衡问题和资源能源安全问题等。

“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未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短视的、狭隘的思维，是一种不可扩展的、片面的、自私的精神品质的反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和谐伦理观主张在追求合理高效的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反对不合理的人类欲望膨胀，要求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利用和征服自然）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人的积极价值）两种极端思维，坚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破解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的精神异化等难题。

三、生态文明伦理内涵体系的内在关系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伦理要求，以人为本伦理观、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生态经济伦理观以及和谐伦理观这四条伦理原则，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

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中，四条伦理原则的相互关系、所处地位是什么呢？以人为本伦理观居于核心位置，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的，是原则问题和方向问题，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属性。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和谐伦理观都是基本要求和评价标准。生态经济伦理观是特色，是实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的基本途径、根本方法和主要手段。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辩证统一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内涵体系的本质中。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是促进发展、推动进步的活力，但也会引起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因而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既紧迫又重要。这就决定了我们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生态、和谐的人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只有把握机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刻变革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绿叶，2006，（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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