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投资方式篇1

关键词创业投资企业中外联合投资创业投资

1引言

创业投资体系主要涉及三方当事人，即投资者、创业投资企业和创业企业。创业投资企业通过公募或私募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然后经过项目筛选将资金投入到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创业企业中去，创业企业高速发展后，创业投资企业退出创业企业，将其持有的股份变现后偿还给投资者。在国外，很多创业投资企业在向创业企业进行资金投入时选择了联合投资方式，即几家创业投资企业联合对一家创业企业投资，每家机构只投入很少一部分资金，累积效应使得利益一致的创业投资企业占有了相对多数的股权，而每一家承担的投资风险却没有增加。这是因为国外许多的创业投资基金都对创业企业有最高投资限额、最高控股比例以及最低项目个数的风险控制制度。一般规定，对一个创业企业的投资不能超过某一创业投资企业创业资本总额的20%，若具有高增长潜力的创业企业的资金需求大于创业投资企业所能供给的额度时，那么领头的创业投资企业会联合其他创业投资企业共同向某一创业企业投资，从而实现创业企业的资本需求和创业投资企业之间的风险分担，增强创业投资运行效率。联合投资按照创业投资企业区域分布的不同，可以分为国内联合投资、中外联合投资、国外联合投资。

2从亚信看中外创业投资企业联合投资的意义

留美博士田溯林等于1994年在美国达拉斯创建“亚信”公司，1995年公司总部迁往北京，经过几年的经营扩张，公司在Internet网络系统集成、网络管理领域、大型网络应用软件开发等都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到1996年，作为国内快速增长的高科技企业，开始被一些创业投资企业所青睐。美国忠诚集团创业投资基金、华平创业投资基金和中国创业投资基金三家具有优势互补性的投资公司达成协义于1997年向该公司联合投资1800万美元创业资本。获得投资后，亚信很快便在美国成功上市。

从上可以看出，中外创业投资企业联合投资具有特殊的意义：

（1）中外创业投资企业联合投资弥补了各自在企业增值服务上的不足，实现了优势互补与实力整合。凭借国外创业投资基金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联合投资后，亚信改组了董事会、明确了公司目标、规范了公司决策过程、建立了财务监控机制、调整了激励政策，培育了一批优秀的管理人员。忠诚集团创业投资基金作为著名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集团（忠诚集团）附属的创业投资基金，对证券市场了如指掌，为亚信上市融资提供了必备条件；中国创业投资基金的优势在于非常熟悉中国的投资环境与信息产业发展政策，与政府的关系也非常融洽，为亚信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外部发展环境；由于IT产业丰富的产品开发和市场经营方面的优势，华平创业投资基金为亚信提供内在的技术支持。

（2）弥补了单个投资在创业资本规模上的不足、实现了投资规模经济化。首先，各个创业投资基金的专业化程度和资本实力不一，确定各自合理的投资规模便产生了差异。因此，对一个具有高增长潜力与高风险的亚信来说所需资本很有可能超出了某一创业投资基金所能承担的上限额度，各个创业投资基金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自主决策，以达到自身最佳的投资规模。其次是实现了投资规模经济化，对每家创业投资企业而言，联合投资形成了数量规模，降低了每个投资者所承受的风险，保持了创业资本的流动性和快速变现能力，而且规模效应的实现导致管理成本与成本都大大减少。

（3）更好地主动控制风险，使风险得到有效分担。首先，通过三个创业投资基金对亚信的共同的审查、股权安排、分阶段投资与监控等，弥补了单个创业投资企业在风险鉴别能力上的局限性，减少投资决策造成的风险。其次，可以加强对被投资创业企业的控制。一般来说创业投资是不倾向于控股的，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在单个创业投资企业自身的资本实力与股权比例局限下所导致的决策权不足，联合投资可能使得利益一致的创业投资基金在遇到特殊情况时有更多的发言权。

3我国创业投资企业的中外联合投资模式探讨

由于我国创业投资还处于初期，创业投资机构创业资本额有限、管理经验不足、创业投资机构人员素质整体水平不高、再加上行政色彩的干预、利益集团的安置、专业人才的匮乏，根本上无法满足创业资本的高效率的运行，如果采取国内联合投资的话，起不到强强联合的作用，反而会由于各自利益而相互扯皮。而对于国外的创业投资机构来说，首先由于创业投资发展时期较长，具有多年的经验积累，建立起了一套独特的投资理念和哲学，具备了相对有较完整的项目评价体系与风险控制手段。其次往往具有比较完整的决策程序与流程，从项目筛选、尽职调查、投资安排、价值评估到合同签订、投资后的增值服务与监管等，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健全的机制与规范化的管理。最后就是国外创业投资机构专业化管理水平较高，善于调动外部专家的智慧，如与技术、财务、法律、政府等部门建立战略关系。所以，采用中外创业投资企业的联合投资对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尤其重要。下面通过案例分析我国创业投资企业进行境内外联合投资模式的必要性。

3.1境内外创业投资企业联合投资的模式研究

随着中国创业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境内外创业投资企业之间“井水不犯河水”的状况正在逐渐改变，由于政策和法律的限制，境内外创投企业之间的合作尚处于摸索阶段，他们之间的相应合作模式也表现出了很强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所以随着我国政策的逐渐宽松，研究境内外创投之间联合投资模式具有重要作用。这里通过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来分析我国现实模式选择。

案例一：广东风险投资集团和台湾和通投资有限公司的联合投资模式

2002年8月，广东风险投资集团和和通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了广州冠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境内和境外分别募集两个基金。双方联合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思维模式：项目评估整合，投资决策分开。但这个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只负责项目的评估、推荐和投资后的管理，真正的决策权还是由各自的基金掌握。在一方决定向一创业企业融入创业资本的情况下，另外一方也没有必要一定跟投。所以冠通公司并不是这两个基金严格意义上的管理者，它也不负责这两个基金的短期运作。这种模式的优点：双方通过这种较为松散的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但同时又保留了个体决策的空间。缺点：境外创业投资企业一般缺乏大陆投资经验和投资关系网络，而且我国产业升级的政策目的和外资纯粹的商业目的之间往往是不相容的，这些都制约着联合投资的发展。

案例二：深圳创新投资集团和软库发展有限公司的联合投资模式

深圳创新投资集团与软库发展有限公司的联合采取的是美元与人民币基金模式双方各出资100万美元注册成立创新软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新投资集团募集1亿元人民币的基金并将其放在境内，软库发展有限公司在境外募集与1亿人民币等值的外币基金放在境外。这两个基金交给创新软库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管理。如果投资的项目需要人民币背景，就用境内的基金进行投资，将来在境内退出；如果投资的项目需要海外控股的背景，则用境外的基金进行投资，将来通过海外上市或并购实现退出，投资后所得的收益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在双方之间进行分配。

这种模式为外资涉足境内人民币项目提供了机会。双方共同进行项目评估、投资决策，本质上来说就是重新组织了一家创业投资企业，其优点就是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外方得以广泛地参与中国境内人民币项目的投资，而中方除了借鉴外方的管理经验外，还获得了海外退出的途径。但是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虽然表现出良好的意愿，但在使双方效用协调一致时，尤其是在境内和境外基金投资收益有差别的情况下，如何妥善地安排利益分配，是这种合作模式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综上所述的两种模式，由于政策法律的限制，直接的联合投资模式还行不通，双方通过以上两种间接的方式进行联合有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双赢，以上两种模式很多程度上的设计实际上是局限于法律政策而做出的权宜之计,是我国联合投资模式的一个现实选择，对我国创业投资中外联合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3.2联合投资的注意事项

在创业投资中吸收多种来源的创业资本，虽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了联合投资而实现了风险分担，但这种分担并不意味着创业企业总体风险的减少，这种中外联合投资模式只不过是风险在创业投资企业之间的转嫁罢了。那么采取联合投资时，要使所投资的创业企业创造出超额收益，则根据创业企业自身的特点，应注意以下事项：联合投资各方要具有资源互补性，如互补，还需要有效整合；要处理好领投与跟投的关系；联合方式要符合中国特殊的法律环境和国情。

各种投资方式篇2

（一）英国监管模式分析。英国是现资基金的发源地，英国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基金行业自律为中心的基金管理体制。英国模式以基金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为主要特征，强调建立和完善带有自律性的民间管理协会，并由协会制定出相应的规划进行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而政府除适当的宏观调控外，并不具体干预基金业务。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有利于保持投资基金行业的长期稳定和规范，不易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对证券市场及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有积极作用。但该模式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法律功能弱化，而且很容易导致行业协会的垄断，致使基金的开放程度降低，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相矛盾，同时，也不利于一国投资基金的国际化发展和外资的引入。

（二）美国监管模式分析。美国对投资基金的监管始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美国，投资基金的管理机关是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本世纪30年代，美国先后颁布了有关投资基金发展的各种法律法规，有《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等。以法律为准绳来监督、检查和控制基金的行为，强调基金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管理，该模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既能为投资基金的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又能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完整的法律保护，使得投资基金的发展充满了活力，但此模式弱化了政府功能，不利于投资基金的迅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也不利于及时、有效地处理投资基金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三）日本监管模式分析。日本的投资基金是在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因而，日本投资基金监管模式的最大特征在于政府对基金发展的严格管制，通过政府职能机构制定强有力的措施来对基金发展的方向、规模及基金的运行和管理进行引导、调节。日本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功能，迅速推进投资基金的起步和发展，缩短基金发展的成熟期，同时也有利于发挥投资基金在支持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带有浓厚的行政和计划色彩，容易滋生腐败和官僚作用；且该模式下的基金行业自律性较差，市场竞争亦不充分，不利于基金业的长远发展。

二、我国投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构建

（一）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理性选择

1、选择美国模式难以实现。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仍然存在，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时常经济的认识和适应能力都是有限的，广大投资者对市场风险认识不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低以及相应的法制基础弱、市场建设滞后，人们的认识及心理准备不到位等，决定了我国走美国模式很困难。

2、选择英国模式也不现实。虽然英国能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自觉地踏上规范化发展轨道，但行业协会的构建与完善及行业自律功能的发挥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投资基金刚刚起步且发育程度还很低的国家来讲，由于受整个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构建行业组织，组建相关协会本身就有较大的困难，即使尽快组建，这些行业组织也需要一个发展完善过程。在这种发育程度低的状态下，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律，这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不仅不利，反而有可能阻碍其正常发展。

3、选择日本模式也不适应。虽然日本模式能充分利用政府的强大功能培养和推进投资基金快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但这也同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一方面，现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如果再以政府严格管制的方式来推动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而削弱市场功能，势必会对我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进程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严格管制很容易引发制度上的障碍，从而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最终导致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因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而走入误区。

4、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当前，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与英、美、日等国在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形式形成时期所处的条件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我国金融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发展，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今天，国内外环境给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形式同时也对我国的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达到持续、稳定、快速和有序发展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目的，必须要对当前的监管体制作以调整和创新。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模式显然都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和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国情，因此，必须通过对国外各种基金市场监管模式的“扬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

（二）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内涵

在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构建中，应该综合考虑和兼顾各种监管主体的监管功能和优势，发挥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既要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满足投资基金市场初期发展的要求，又要考虑长远发展的战略要求，构建一种在法律约束下的政府管制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制模式－动态化综合监管体制模式，是较为现实、合理的理性选择。所谓动态化综合监管，其含义是指管理中既要注重各种监管主体的有机结合，又要根据监管对象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动态地选择相应的管理手段和方式。这种监管机制是监管主体综合化与监管手段动态化的有机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管理指导思想，其真正意义在于指导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有准备地方案管理和策略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要求我们根据发展目标，既要进行战略性管理，又要有战术管理，既要有优化方案设计的充分准备，又要有应变的策略准备，以便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

（三）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意义和作用

这种模式强调发挥不同监管主体的功能和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因而既有利于通过法规规范促进投资基金市场中各类投资基金的良性竞争，又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的特殊功能，对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实施有效的培育和引导，促进投资基金市场的迅速成长与壮大。这种模式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灵活监管特点比较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它能够有效地兼顾各方面的需要在推动基金市场发展的同时，又能防范诸多弊端的出现。

这种模式有利于基金行业的投资基金市场竞争中加强合作，发挥出基金行业的整体功能效应，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并尽可能地以合作同盟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这对起步较晚的我国投资基金早日赶上国际化发展步伐，加快投资基金市场与国际接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要与我国大众投资者的心理素质、认识程序相适应，能够在发展中提高大众对投资基金的理性认识，强化大众的投资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为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对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投资基金市场的全方位发展有十分重要意义。

三、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发展思路构建我国投资

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总体发展思路可以概括为：以法制建设为基础和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权威性的投资基金市场主管机构，对基金市场的发展进程进行宏观引导和协调管理，同时建立和完善基金行业组织及其相应约束自律机构，以此来保证投资基金市场的持续、稳定和有序发展。这一思路的指导思想就是“三位一体，协同监管”。“三位一体”指的是同时综合考虑三种监管方式，一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中基金企业的行为，使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监管；二是行政监管，即通过建立权威性的，全国统一的投资基金市场管理机构，代表政府对基金市场发展实施监督、检查，引导和控制；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使基金行业组织协会进行自律监管。所谓“协同监管”指的是在投资基金市场发展过程中，针对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目标和具体运行状况，恰当地处理和划分政府管理，行业自律和企业自我管理的范围及重点，避免监管中的错位或遗漏，同时做到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的协调，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协调。在具体操作上，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怎么建立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1、大力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从世界各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历程来看，各国基金主管部门一般由中央银行或财政部逐步移交给证券管理、监督机构。在我国目前投资基金存在多头管理的形式下，发挥政府监管职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确定我国的投资基金主管机关。即由国家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集中管理。这个委员会由现有管理部门（人民银行、证券委、证监委等）的有关专家组成，是全国投资基金市场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投资基金管理有关法律和政策；设计投资基金市场的总体发展规划；监督基金法规的实施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对基金发行流量及存量的总额或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引导投资基金市场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机构投资者。成立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意味着各管理部门权力的移交，这必须考虑有一个“缓冲”的过渡措施。为防止过渡期出现权力真空，导致投资基金市场秩序混乱，可以考虑实行申请发起设立基金和基金上市监督分开管理的办法。前者由人民银行审核批准，并按基金规模或基金性质确立总行和大区分行二级审批制度；后者由人民银行牵头，会同证券委、证监会，在证券管理机构下设立专门机构，即“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具体监管国内投资基金市场。其职责：一是制定基金上市标准或应具备的条件；二是安排基金交易场所，形成统一的基金交易市场；三是审批基金要求上市的申请，确保上市基金的素质；四是监管行为是否符合有关文件规定，及时公布有关信息；五是对违章行为进行处罚。

2、筹建投资基金行业自律组织。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要选择那些成功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主体力量，筹建“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公会”，并借鉴香港经验，在组织形式上实行会员制。正式会员由各地基金管理公司参加，其任务：一是制定中国投资基金执业守则；二是推广基金业务，扩大国内基金市场；三是监督基金的日常动作，使之规范化；四是出版基金管理专业刊物；五是培训基金从业人员；六是仲裁有关基金方面的纠纷；七是维护和树立基金业的良好社会声誉。

3、成立投资基金的评估机构。随着投资基金市场规模（市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迅速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也很重要。资产评估有利于明晰企业产权关系，强化投资公司管理，合理补偿资产，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保护国有资产，维护投资基金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4、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信用等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从不同侧面对投资基金市场进行监管。一是建立信用评级制度。根据不同投资基金的风险程度，模仿债券评级的办法，对投资基金进行信用评级，该信用主级主要依赖基金的经营业绩，投资政策与目标。管理人的业务水平及组合投资的效益和风险等几方面。它不仅为证监会对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供客观的依据，也为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提供了可靠保证。二是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与股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样，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执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内容包括各类报表、投资规模、投资方向、预期收益及重大事件披露等信息。三是建立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由投资者、行业协会和证监部门组成的评审团定期考评并公布于众，以褒扬先进，强化托管各方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5、完善投资基金市场的社会监督机制。国外经验证明，完善的投资基金市场社会监督机制是投资基金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首先，要利用投资者对基金市场进行外部监督。其次，建立完善的投资基金评价体系。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和创办基金专业刊物两个方面。再次加强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的会计、审计、法律等中介机构的建设。此外，还应建立先进完备的技术监督系统即电子监督系统，对投资基金市场的运行和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跟踪和监督，使其理性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1]王国良：《基金投资》[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

[2]王韬光：《共同基金理论运作设计》[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刘传葵：《中国投资基金市场发展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4]王勇：《投资基金新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各种投资方式篇3

关键词：私募房地产基金组织形式运营模式

引言

房地产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其行业特性决定了资金是房地产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在我国当前银根收紧、预售款监管加强的政策环境下，传统的资金来源渠道难以满足房地产企业融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私募房地产基金成为我国房地产业新兴的融资方式，为缓解房地产行业资金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的私募房地产基金的组织形式和运营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比较成功的案例较少。私募房地产基金领域涉及到很多复杂的现代金融理论，其组织形式和运营模式的设计需要考虑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其条约中包括对于基金经理的激励机制、对于投资者的保障机制、对于受资企业的监督机制的设计等，而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与欧美相比还比较欠缺，因此目前存在的私募房地产基金组织形式和运营模式选择的合理性都有待考量。

目前针对私募股权基金的研究非常多，研究范围也很广，基本涵盖了私募股权基金运营的各个环节，包括投资决策、组织形式、运营管理、退出机制、绩效评价等。但是具体针对私募房地基金的研究并不多，并且大多套用通常的私募股权基金的形式，没有具体针对房地产行业的特点进行分析，也缺少对于我国具体的行业和社会经济情况的结合分析。在研究方法方面，由于私募房地产基金没有公开披露信息的机制，因此目前国内外的研究领域都无法获得有深度和广度的有效数据，也就无法使用计量的方式来对私募房地产基金进行准确而无偏差的分析。目前多采用定性分析、经验借鉴、案例比较等方式进行研究。但是对于如何选择合理的私募房地产基金的组织形式和运营模式，大多是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缺少具体分析的过程。

本文尝试从理论出发分析私募房地产基金合理的组织形式，并在该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具体针对国内的房地产行业现状选择最优的私募房地产基金运营模式，有助于推动国内私募房地产基金领域健康快速地发展。同时，为政府和其他相关部门对私募房地产基金的有效管理和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创造出更加规范高效的市场和政治环境。对于私募房地产基金的组织和运营模式的选择，一方面取决于基金自身各组织形式和运营模式特征，另一方面也要看我国与私募房地产基金相关的基本情况，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经济文化、房地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相关各方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各类组织形式和运营模式特征比较

（一）组织形式

目前存在的私募基金类型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公司型、契约型和有限合伙型。要实现私募房地产基金的有效运营，在选择其组织形式时应考虑以下几条标准：组织形式具有稳定性，主要包括基金资本结构的稳定性和管理结构的稳定性；运营成本小于投资收益，运营成本包括基金最初设立时的成本，经营过程中的成本以及税收成本；效率与安全并重，基金的运作效率主要体现在基金管理者的决策效率和资金的使用效率两方面，安全性主要体现在为降低投资者和基金管理者之间不同的委托关系中的道德风险而设计适当的风险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有适当的监督机制。参照这四个标准对以上三种基金类型组织形式比较如表1所示。

从各组织形式比较来看，有限合伙型这一组织形式是最适合私募基金的，而公司型和契约型的组织形式各有利弊，总体来说相差不多。不过对于组织形式的选择也不能单看各类组织形式的特点，还要具体结合国家经济、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

（二）运营模式

私募房地产基金运营模式主要根据投资领域的不同，可以分为房地产证券投资、房地产业债权投资、房地产公司股权投资和房地物业股权投资四种模式，四种模式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其投资环节和退出环节。对于私募房地产基金各类运营模式的比较主要从持续期限、运营成本、收益水平和风险水平等四个方面来进行，这也往往是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私募房地产基金各运营模式比较如表2所示。

从该结果中，并不能明确说哪一种运营模式更好，只能说根据不同的投资策略和投资者特点，哪一种运营模式更为合适。当然，在不同的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私募房地产基金的运营模式也会有所差异。

我国相关法规政策比较

（一）组织形式

从我国关于私募房地产基金组织形式的法律法规来看，三种组织形式都已经由相关的法律即《公司法》、《信托法》和《合伙企业法》确定为合法的形式。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具体针对投资公司的《投资公司法》，而只有征询意见的草案，所以私募房地产基金虽然可以采用这三种中的任意一种，但不排除未来出台《投资公司法》后可能会对组织形式产生较大的影响的可能。而受到这种潜在的政策风险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公司型的组织形式，因为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对于公司型组织形式的法律规定和限制条款是最多也是最严厉的，而契约型和有限合伙型的组织形式中很多条款是由相关的各方通过签订契约或有限合伙协议来确定的，并不是由法律法规来明确限定的，因此这两种组织形式相对来说更加灵活，受到政策风险影响的程度也要低一些。

（二）运营模式

从与运营模式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看，我国近年来对于房地产行业某些投资领域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包括针对住房投资的限制、对房地产企业股权投资的限制和对房地产开发项目贷款的限制。我国私募房地产基金各运营模式受管制情况如表3所示。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情况比较

（一）行业发展情况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拥有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房地产市场，也是目前公认在房地产行业最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在ATKearney的《2010年全球房地产机会指数》中，对全球各地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潜力、建设支出及增长率、风险回避程度和做生意的容易程度进行评分，并得出各国家或地区房地产行业的机会指数，最终中国地区的综合机会指数排名第一，可见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业界都对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极度看好。

从国内房地产行业具体的发展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对于房地产行业的投资仍然以房地产项目开发为主要的投资机会，从上表的分项数据也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建设速度是最快，而目前来讲对于房地产项目开发的投资收益水平也是最高的。不过在我国的一线城市，随着房地产物业的逐渐饱和，对于现有物业的股权投资有逐渐超过投资于在建项目的趋势，预计在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私募房地产基金将投资目标定位于价值型和价值增长型的房地产物业的股权投资。

（二）资金投向

在资金投向方面，我国的私募房地产基金开始呈现出多样化，商业地产、商品住宅、保障房建设、旅游地产及养老地产等细分行业，均吸引了私募房地产基金的关注。例如，盛世神州房地产基金专注商品住宅市场，主要投向京津唐及环渤海、长三角区域中经济发达和房地产健康快速发展的成长性城市，尤其是其中以居住类物业为主的房地产项目。在严厉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下，也有部分私募房地产投资基金将注意力转向了商业地产，把握写字楼及商铺市场中的发展机遇。例如，高和投资专注于收购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商业类物业，再通过整合产品设计、推广、销售、物业等优质资源，出售给追求资本安全的理财型资本及安全型资本。另外，由复星集团、易居国际等发起成立的星浩资本主要专注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而2011年成立的建银精瑞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投资基金，则将目标瞄准了保障房建设。通过收买公租房房源或开发建设公租房项目等形式，投资建设数百万平方米的公共租赁住房。

各方投资者情况比较

各方投资者的投资需求。目前我国私募房地产基金的主要投资者包括保险资金、大型国内企业、外资投资者和高净值个人等，而每类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也不尽相同（见表4）。

各方投资者适合的组织形式和运营模式。针对各方投资者的投资需求，结合私募房地产基金自身的组织形式和运营模式特征，可以判定各方投资者各自适合的组织形式和运营模式（见表5）。

结论

本文从私募房地产基金自身各组织形式和运营模式特征以及我国与私募房地产基金相关的基本情况出发，对我国私募房地产基金组织形式和运营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结论是，有限合伙型是适合绝大多数投资者的组织形式，这与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而运营模式应根据投资者的特点进行选择。目前，我国的私募房地产基金还处在一个艰难探路的时期，要促进私募房地产基金的健康稳定发展，还需要基金发起者、投资者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共同协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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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费威，夏少刚.基于优化视角的风险投资机构组织形式选择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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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投资方式篇4

世界各国及地区都不同程度地运用社会保障基金进行投资以获得收益，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权利交给国家相关机构通常的投资方式是购买国家发行的债券或者直接参与国家财政投资。无论是采取从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定向认购社会保险特种国债，还是直接列入财政预算等方式，这种国际通行的做法具有无风险、收益保证、操作容易等优点。其缺点是虽然这种投资方式在风险上有保证，但收益性较差。如果物价指数较高，即使国家对国债实行利率补贴，仍不能使基金增值。

（二）委托专业的金融机构进行投资通过规定最低收益率的形式委托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机构进行信托投资，这样可以保证稳定的收益率。为使基金得到尽可能大的投资回报，一般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将基金分割成几块，委托多家机构进行投资。这种模式强调投资的收益性，但其缺点是在物价指数增幅较大时，仍难以保证投资的收益率高于通货膨胀率。

（三）建立社会保障基金自有的投资机构如果成立一种专门从事基金投资的机构作为社会保障投资部，那么由投资部进行基金投资的优势就在于其拥有投资自。这意味着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方向可以同社会保障事业本身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可以将社会保障基金用于福利目的的投资比如住房、居住环境、福利设施及教育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效益分析

（一）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模式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中大部分是委托投资，也有通过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直接投资，例如债券投资、股权资产的投资等，所以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是直接投资与委托投资相结合，即采取的是第二种模式和政府监管下的第三种模式。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全国社保基金境内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债券、信托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股票、证券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等。境外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银行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等货币市场产品，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用于风险管理的掉期、远期等衍生金融工具。截至2009年，全国社保基金指定了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10家境内投资管理人以及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等12家全球投资管理人。社会保障基金在各类资产的具体投资比例限制为：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50%，其中，银行存款的比例不得低于10%。在一家银行的存款不得高于社保基金银行存款总额的50%；企业债、金融债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10%；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

（二）对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效益的评价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各年的投资收益额并不稳定，波动剧烈。各年投资收益率受投资环境、经济政策等多种外部因素影响，呈大起大落之势。表1显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在2006、2007年很高，这与2006、2007年我国证券市场的牛市相关，当我国证券市场在2008年进入熊市时，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率锐减至-6.79%，这说明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所面临的高风险、高收益。另一方面，除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投资收益率为负数以外，社会保障基金每年的投资收益率都高于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部分数据得出的结果。根据现行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制度，社会保险基金仅有少量个人账户资金委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到2011年6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基金总资产约为9000亿元。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计算，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可能不足2%，这远远低于2011年7月份6.4%的通货膨胀率。表2显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利息收入和股票投资收益，特别是证券差价收入。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截止到2010年年末，全国各项社会保险基金资产总额已达到24309亿元。但同样存在的问题是，以购买债券和委托运营的方式进行投资的社保基金占基金总额的比例不足一成，其余九成以上只能采取存银行和买国债等管理方式。

三、国外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效益分析

（一）美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效益分析1.美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模式美国社会保障基金分为三大块，分别是美国联邦社会保障基金、美国州和地方社会保障基金以及私有社会保障基金。在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管理上，美国联邦政府采取的是第三种模式，即通过由政府部门牵头组成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委员会负责基金的投资运营。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联邦政府明确规定美国联邦社会保障基金中的遗属保险信托基金只能购买联邦政府的特别债券，而不得购买其他任何证券。这充分体现了政府的主导地位，也即第一种模式。另一方面，出于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增值需要，美国联邦政府对另外两大基金没有太多的限制。其中，美国州和地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组合变化很大，对公司股票的投资从无到有，并且在近年来一直维持在30%左右。2.对美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效益的评价从投资效益来看，美国联邦社会保障基金各年的收益率均在4%以上。与此同时，美国州和地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率在各年中则变化很大，1998年投资收益率高达13%，而到了2002年却跌至-3.2%。由此可见，美国联邦政府在保证基金的安全性的基础上，寻求基金的增值，目的是在安全性与收益性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二）日本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效益分析1.日本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模式日本养老储备基金制度就是政府将每年的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的缴费收入支付养老费用后的剩余部分积累起来，形成养老储备基金进行投资，以此来应对未来老龄化社会较高的养老费用。其分为日本公共养老储备基金和日本企业年金两部分。日本政府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管理分别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模式。日本公共养老储备基金由政府养老基金投资基金（GPIF）进行投资，即采用第三种模式。对投资资产的方向和比例进行了较为严格的管理。在资产组合、风险管理、投资决策等方面采取市场化运行的措施。日本企业年金主要委托信托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即采用第二种模式。日本企业年金的投资主要以股票和债券为主，而且每年的总体比例变化不大，大约保持在60%。相对于公共养老储备基金投资来说，日本企业年金的投资组合中债券的比例明显减少，而其他类投资例如房地产等的投资比重较大。2.对日本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效益的评价由于日本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主要以股票为主，因此其投资收益率极不稳定，随着日本股票市场的震荡而剧烈波动。GPIF的投资收益率在2005年高达14.37%，而到了2007年则下降为-6.41%。由此可以看出，单一的依靠投资股票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增值方式，结果并不理想。

（三）爱尔兰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效益分析1.爱尔兰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模式爱尔兰政府是采取社会保障基金的第三种投资模式，即成立国民养老储备基金委员会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该委员会将超过50%的资产投资于股票市场，并在全球范围内加以分散。2.对爱尔兰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效益的评价国民养老储备基金以长期收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制定了从2000年建立到2070年退出的分阶段差异性投资策略，在2001、2002年投资回报很不理想的情况下，根据评估效果和市场发展方向拓宽了投资渠道，实施新的投资策略，2003年开始便获得了显著的成效。投资收益率从2002年的-16.1%上升至2006年的24.4%。这种对于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进行有效监控的做法，有利于平滑资本回报率，提高投资效率，非常值得借鉴。

四、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发展启示

国外社会保障基金的不同投资模式对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与国外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效益比较可以看出，在保证社会保障基金安全性的同时，多方拓展社保基金的投资渠道与完善社保基金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将成为我国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两大法宝。

（一）多方拓展社保基金的投资渠道单一的依靠股票投资特别是证券差价收入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收益来源其风险极大，收益也极不稳定。以贝因美股份（002570）为例，贝因美2011年中报显示二季度末前十大流通股东中，社保基金包揽前两席，分别是社保一零八和社保六零二。截至2011年8月12日，社保基金在该股上的总体浮亏已经超过1.02亿元。在中央扩大内需的政策方针指引下，社保基金参与收益率较高、回报预期稳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长期看将非常有助于其实现保值增值。2010年9月底，社保基金累计投资信托项目20个，主要借款人包括铁道部、国家电网、国电集团等。2011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加大了对社会保障房建设的支持，已先后向南京、天津、重庆等地保障房项目累计贷款超过100亿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通过交银信托，并由国家开发银行担保，向重庆市城租房建设有限公司发放3年期45亿元信托贷款。此外，选择安全性最高的领域进行股权投资，对相关企业实行战略性注资，预期未来将能够充分分享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所带来的丰硕成果。2009年，社保基金已投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各100亿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55.2亿元。截至2010年8月31日，社保基金直接投资项目9个，按新企业会计准则计算的账面价值合计1287.59亿元，占社保基金总资产的20.29%，累计已实现收益208.74亿元。其中四家银行按新企业会计准则计算的账面价值1137.47亿元，浮盈776.28亿元，投资以来增值1030.11亿元，占社保基金累计投资增值的30.8%。2011年，社保基金会出资100亿元战略入股国家开发银行，持股比例为2.19%。全国社保基金战略投资中国人保集团100亿元，持股比例11%左右。

各种投资方式篇5

关键词:隐名投资;成因;法律规制

公司在设立和运作的过程中,除了大多数普通股东以本人名义依照法律规定出资外,还有部分出资者基于某种原因不愿或不便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出资的情形存在,这种以他人名义出资的情形在学理上被称之谓隐名投资｡作为出资特殊形式之一的隐名投资行为,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大有发展蔓延之趋势,由此引发的纠纷也逐渐增多｡法律对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法律的回避不但没有截断隐名投资出现的源头,反而变相的刺激了该现象的蔓延和繁殖,这种缺乏立法规制的行为严重困扰着司法审判人员的视线,使其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无据可依｡

一、隐名投资所引发的纠纷

(一)公司的内部纠纷｡就公司内部纠纷而言,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是这类纠纷的关键,这一关键问题如能解决,那么其他如红利分配､股东转让等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根据公司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股东资格取得应具备一系列的法律条件,而隐名投资关系中,无论隐名投资人还是名义投资人都不同时具备法律规定的特征｡那么,股东资格的认定条件究竟该以何为据呢?我国法学界对此问题的意见不一,有出资说､章程记载说､工商登记说等观点｡笔者认为,股东之间法律关系属私法调整范畴,隐名投资人与名义投资人之间的约定,在公司内部应具有约束力｡若隐名投资人和名义投资人之间因股东资格发生争执,可按照当事人双方对隐名投资的约定确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如果双方协议约定不明确的,可以民商事主体是否实施了相应的民商事法律行为为前提条件,隐名投资人能否取得股东资格要看隐名投资这一行为的有效性｡

(二)公司的外部纠纷｡就公司外部纠纷而言,主要针对的是隐名投资人､名义投资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冲突｡要处理这类纠纷,首先要解决的是法律的价值取向问题,即保护真正投资人还是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在隐名投资中,保护真正的权利人和保护善意的第三人是一对矛盾体｡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形式的纷繁复杂和对迅速交易的要求,使得交易当事人在每件交易之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详细调查交易对方的真实情况已经变得不可能｡因此,民法中已逐步确立了很多关于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制度,如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善意取得制度,商法中也采纳了商事交易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可见,保护交易安全的法则已成为现代民商法的整体发展趋势｡因此,在确定隐名投资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时,亦应当以保护善意第三人为价值取向｡

二、隐名投资方式的产生原因

隐名投资的特征决定了它是一种不确定的､有失实因素存在的特殊法律现象,是一种非常规的投资方式,甚至是一种违反法律规定的投资方式｡特别是其投资主体身份的混乱性,使公司存在发生纠纷的隐患｡但就是这样一种非常规的､特殊的投资方式,却在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中大量存在,究其缘由,笔者认为有多重性｡

(一)隐名投资方式产生的根源在于投资主体的逐利性和市场经济的趋利性

投资主体的本质目的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利润的可实现性是其投资的不竭动力｡自然人､法人都一样要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而市场像一块磁石,吸引投资者前来投资,以使其资金和其他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增值的过程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本市场的主旨是对现有资金或其他资源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进行优化组合而不管投资的来源如何｡由此,投资主体为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会以各种方式使其掌握的资金和其他资源投向市场,这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方式的投资;而市场的主旨是对现有资金或其他资源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进行优化组合而不管投资的来源如何,这就决定了市场不会嫌弃以隐名这种形式所吸引来的资金｡此种情况下,部分资金或其他资源得以“隐名投资”这种方式进入市场｡这就是隐名投资方式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当然,隐名投资者主观上选择隐名方式投资的表现形式可能很多:害怕“露富”的心理而不愿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出资;由于自身债务过重,随时可能被债权人将企业财产查封或冻结,也可能采取以其他企业或个人身份进行隐名投资;亦有可能会因疏忽或其他原因而导致到工商行政机关登记时少报或错报股东形成隐名投资人｡尽管各种原因导致投资者选择了隐名的方式进行投资,但根本上还是由投资主体的逐利性和市场经济的主旨所决定的｡(二)隐名投资方式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法律和制度上的缺陷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对《公司法》进行了第二次修订,但各种原因影响,该次修订并没有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均予解决,譬如对股东资格的取得时间､股权登记的效力等问题｡对于隐名投资问题,也仍然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就在客观上加大了隐名投资纠纷的处理难度,为隐名投资的发展变相地提供了土壤｡《公司法》对股东名义有着严格的记载和登记制度要求,这些规定使得隐名投资走向畸形,即投资主体并非进行真正的隐名民事行为,而是借用或冒用他人的名义投资,以迎合公司法关于股东名义的严格规定｡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隐名投资行为是投资者竞相规避法律的结果,是对公司进行投资获取投资利润而使用的权益之计｡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和某些行政法规具有浓重的管制色彩,对公司的设立和管理､股东的出资手续等均采取严格的审批和登记程序,这就使部分投资者向“隐名”方式考虑(隐名至少可以省去部分繁琐的政府干涉)｡例如,内地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规定了较为烦琐的手续,一些台商为了避开这些复杂的设立程序､较快地成立公司以便开展经营活动,最终选择了隐名投资方式,即虽然自己实际出资,但以国内人士的名义设立内资企业｡

各种投资方式篇6

关键词：运输方式相对有效性数据包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F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6（a）-0234-02

我国交通运输系统由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管道五种运输方式组成。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营效率如何？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比较同一类别经济对象的运营效率，仅仅借助统计数据和采用统计平均值相比是不够科学的，也有片面性。经济学家曾经提出用生产前沿函数、利润函数、成本函数等作为效益的绝对标准，但对于多输入、多输出的情况，确定具体的函数形式十分困难。因此，通常都采用相对比较的方法。其中较常用的方法是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造价值（效用）函数再加以比较评价。但是这类方法在建立效用函数时，不可避免地引入了较大的主观性，使得研究方法的客观性受到影响。有鉴于此，本文以各种运输方式为决策单元，以各种运输方式的劳动力、固定资产折算现值等为投入，各种运输方式完成的客运量、货运量、客运周转量、货运周转量为产出，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各种运输方式运营的相对有效性予以评价。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简称DEA法）是运用数学工具评价经济系统生产前沿面有效性的非参数方法[1]。1978年由著名运筹学家查恩斯（Charnes）、库伯（Cooper）及罗兹（Rhodes）提出，被称为C2R模型[2～4]。从生产函数角度看，这一模型是用来研究具有多项投入，特别是具有多项产出时衡量规模有效和技术有效较为方便的方法和手段。这种方法以经验数据为基础，采用数学规划模型，根据一组与研究系统相关的输入-输出观察值来估计生产前沿面的有效性，对所有的输出都一视同仁，衡量各经济对象在一定量输入情况下可产生预期输出的能力，并计算在非有效的对象中，输入没有发挥效益的程度，而且还可进一步估计当经济对象达到相对有效时，它们的输出应增加多少，输入可减少多少，不仅可判断各样本点是否在有效面上，而且可以找出效益偏低的原因，提供很多管理信息。DEA方法是统计分析领域的一种新方法，与通常使用的统计回归方法相比，它从实际的生产前沿面角度弥补了回归分析的不足。

1数学模型

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相同类型的部门或单位），每个决策单元DMUj都有M种类型的投入（或M种资源的消耗）以及S种类型的产出（即S种产品），分别用向量Xj=（x1j，x2j，…，xmj）T、Yj=（y1j，y2j，…，ysj）T表示，其中xi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i种资源的消耗量（投入量），yr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对第r种类型输出的产出总量。则评价被比较决策单元相对有效性（规模有效与技术有效）由数学规划模型式（1）给出：

min[-（Ts-+eTs+）]

（1）

式中，T，eT；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实数范围内大于零小于任何正数的量），在具体解模型式（1）时，一般取；为大于零小于或等于1的变量；，分别为模型式（1）的松弛变量和剩余变量；、分别为被比较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指标；为模型中的变量。模型式（1）的意义在于，在被评价的决策单元产出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尽量将投入量按同一比例减少。如果投入量不能按同一比例减少，说明决策单元有效的利用了资源，因而决策单元的运营是有效的；否则，如果投入量能按同一比例减少，说明投入更少的资源也可生产同样多的产出，因而决策单元的运营是非有效的。解模型式（1）的最优解，如果：

（1）=1，则决策单元为弱DEA有效。

（2）=1，并且=0，=0，则决策单元为DEA有效。

（3）

一个理想的决策单元应该是以较少的投入达到较大的产出。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当决策单元非DEA有效时，可将投入调整到：

（2）

水平上，产出相应地提高到：

（3）

水平上，则生产运营就会步入增长阶段。

如果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按照上面两式（2）、式（3）加以调整，得到和，这个决策单元就会变成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即对某些决策单元既要减少某些种类的投入，也要增加某些种类的产出，才能成为相对有效的运营单位。

2指标的选取

各种运输方式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不同运输方式的运输生产都是以一定的运营线路、站场、通讯设备为基础，投入一定的人力、运营工具和运营费用，完成一定的客运量、货运量、客运周转量和货运周转量，产生一定的运输收入。但在选取指标对不同运输方式运营相对有效性进行评价时，不仅应考虑指标选取的科学性，而且要考虑指标选取的综合性、可比性和可得性。设计评价指标是为了实际使用，每项指标的设置都必须有足够的基础数据支持，易于采集，便于量化和计算。例如，从投入的角度来看，每种运输方式都有营业里程，但铁路一营业里程与公路一营业里程其内延和外涵是不同的，在投入指标中以每种运输方式运营里程进行横向比较具有不可比性，车、船、飞机之间数量比较也具有不可比性。而取而代之以包括运营线路及运输工具在内的不同运输方式固定资产价值指标不仅具有综合性，而且具有可比性。从投入产出角度来看，每种运输方式进行运输生产都要投入资金和人员，产生运输收入和客货运量，因此，按理投入指标中应包括各种运输方式运输成本，产出指标中应包括运输收入，但这些指标无论现有各种统计年鉴和统计资料难以获得，而且通过实际调研获得的难度也很大，所以，加入这样的指标具有不可获得性。

对各种运输方式运营相对有效性进行横向比较评价，是指以不同运输方式为决策单元，比较不同运输方式运营的相对有效性。由于本文是在宏观层面的评价，投入指标仅选取2个变量，它们是：反映不同运输方式人力资源投入的从业人数（万人）；反映包括运营线路在内的不同运输方式固定资产价值（亿元）；产出指标选取4个变量，它们是：反映不同运输方式实物运营业绩的客运量（万人）、货运量（万吨）、客运周转量（亿人公里）和货运周转量（亿吨公里）。其中固定资产价值可以使用不同运输方式固定资产原值，也可使用固定资产折旧后的净现值，但无论《中国统计年鉴》还是《中国交通年鉴》都没有这两个指标，这为本文研究应用这一投入指标产生了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只能根据各种运输方式历年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不同运输方式折算净现值。根据税法，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房屋、建筑物为20年，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的规定，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多用于线路等基本建设投资，本文以近20年各种运输方式投资为依据，以平均年折旧率百分之五进行折旧，不留残值，然后累加，作为不同运输方式固定资产的净现值，以该净现值作为该运输方式固定资产价值。

3不同运输方式运营相对有效性比较评价

将表1所列投入产出指标代入线性规划模型式（1），可得对2012年不同运输方式运营有效性评价指标及参数、值。从投入产出的有效性来看，2012年我国不同运输方式相比较，水运、民航、管道的运营是（DEA）相对有效的，公路运营是弱（DEA）相对有效的，铁路运营是非（DEA）相对有效的。这是因为，从从业人员人均产出来看，铁路是公路客运量产出的8.25%，是管道货运量产出的14.15%，是民航客运周转量产出的40.95%，是水运货运周转量产出的8.91%；从单位固定资产净现值产出来看，铁路是公路客运量产出的12.06%，是管道货运量产出的18.14%，是民航客运周转量产出的31.28%，是水运货运周转量产出的11.25%。

利用式（2）和式（3）可计算铁路、公路运营若成为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分别为：

从上述计算结果可看出，铁路若成为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必须相对压缩人员和置换资产，使人员达到97.6万人，资产压缩至19393.1亿元，同时提高产出使客运量达到343631万人，其它产出可以保持不变。而公路只要产出增加2100万吨公里货运周转量，就可成为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也就是说，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铁路存在未充分利用的人力资源81.73万人，未充分利用的固定资产现值14767亿元；有154294万人客运量产出不足量。而公路有2100万吨公里货运周转量产出不足。

铁路运输非EDA有效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铁路运输业结构庞大，人员臃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铁路从业人员187.1万人，到2006年减少到165.3万人，但之后到2012年又增长到179.3万人；二是相对于其他运输方式，铁路建设投资见效慢，而其他运输方式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就加大投资力度，而铁路主要是在2008年之后加大投资，有些投资效益才初现而未充分发挥。三是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铁路多年的政企不分，内部缺乏竞争机制，对外缺乏经营的灵活性。

4结语

本文基于数据包络（DEA）分析方法，选取2012年不同运输方式从业人员和固定资产净现值为投入，不同运输方式客运量、货运量、客运周转量和货运周转量为产出，进行横向比较评价，不仅明确了不同运输方式运营的相对有效性情况，而且指出了非（DEA）相对有效的决策单元非有效的原因，提供了提高运营相对有效性的管理信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