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日篇1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已经稳固,开始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同时,因受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民主主义、功利主义等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日本对道德教育的目标进行了改革,提出了把日本的道德传统与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融为一体的指导思想。例如1989年公布的《教学大纲》提出:“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把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畏敬之念体现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具体生活之中,为培养作为创造富有个性的文化,致力于民主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主动为和平的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培养作为其基础的道德素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标虽然把关于完善个性的发展等西方价值观放在首位,把“培养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理念”作为主线,但它强调个性发展要服务于社会和国家发展这一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民族精神,保持了“和魂洋才”的日本民族文化特色。

日本在学习外来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立足于保持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合理吸收有利于本国和本民族发展的外来文化,在道德教育上坚持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和西方现代文化价值观相结合。1983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明确提出“:日本要把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日本在古代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引进和学习中国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它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和借鉴,形成了日本本土化了的儒家道德思想。它虽然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母体,但它并非简单地复制中国的儒家思想,而是经过日本文化改造的、中国儒家伦理学说的变形物———日本化的儒学。例如,中国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五种美德是“仁”“、义”“、礼”“、智”“、信”,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仁”,它被当做是最重要的美德。而日本化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最重要的五个美德则是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它没有吸收中国儒家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仁”,而是用“忠诚”代替了“仁慈”的核心地位。不仅如此,他们还改变了对“忠诚”的理解和解释,“忠诚”不再意味着对自我良心的忠诚,而更多地意味着对自己领主的忠诚乃至献出生命,强调对长者、天皇的孝顺和忠诚,对集团、国家的忠诚。

日本在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同样立足于本国国情,采用兼蓄并收的方式加以合理运用。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受西方民主主义、自由发展、个性化教育等文化观念的影响,日本的道德教育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提出了个性教育和集团主义教育相结合的思想,鼓励发挥每个人的个性和独创性,以适应日益激烈的经济社会的竞争。1989年颁布的《教学大纲》把“尊重人的精神”作为主线。即把确信人的尊严,尊重个性的发展,作为民主社会的前提来加以重视,认为自由、平等、民主、尊重人权等基本观点,单凭法律规定是难以得到保障和实现的,只有在尊重人的精神的前提下落实到对日常生活的思想、态度之中,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之中变为行动时,才能得以实现。此外,1977年修订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中指出,特别活动的培养目标是“:通过理想的集体活动,谋求身心协调发展,在发展个性的同时,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通过协作,培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自主的实践的态度。”这正体现了日本的个性教育与西方的个性教育的区别,日本个性教育所倡导的个人发展、个人价值,是以集团价值的实现为最终目的,个人价值的实现要以集团价值的实现为前提。日本的个性教育不同于西方个性教育所提倡的个人中心主义、个人奋斗为目的的个性教育。日本的个性教育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是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教育模式。

二、新加坡道德教育的目标及内容分析

近几十年来新加坡的经济飞速发展,逐渐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已发展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国际都会、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花园城市”。在其成功的诸多因素中,公民道德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国民来自中国、印度、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诸岛,不同种族带来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组成了一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自独立以来,其政府及其领导人就非常重视公民的道德教育。为了彻底消除殖民时期遗留下的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抵制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不良因素的影响,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培养国民意识的重要性,认为国家意识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新加坡人”。何谓“新加坡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是一个出生、成长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保持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社会,并时刻准备为之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1990年,新加坡政府又提出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口号,引导全体国民不分种族、宗教,为共同的新加坡民族、新加坡国家而奋斗。新加坡政府要求学校每天清晨举行升旗仪式时,学生必须背诵如下誓言“: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思想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它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了它新的内涵。新加坡政府结合本国的国情和现状,对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改造,李光耀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他的治国纲领。“忠”位于“八德”之首,强调爱国、忠于国家,就是培养国民对新加坡国家的强烈归属意识和热爱新加坡的浓厚感情。新加坡化了的儒家教育思想不是简单地照搬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而是以儒家伦理思想的优良传统为基础,结合新加坡这个新兴工业化城市国家的现代社会的现实加以改造和发扬光大。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继承儒家伦理文化的基础上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五大价值观。新加坡以这五项共同的价值观为基本精神对公民开展道德教育。新加坡对公民开展道德教育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学校的不同阶段道德教育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差别性,如在小学阶段开展的道德教育主题活动主要涵盖品格培养、家庭联结、对学校的归属感、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对国家的忠诚和自豪感等五大主题。在中学阶段则是主要围绕着品格培养、家庭关系、团体精神、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传统日等五个专题开展教育活动。在大学阶段则主要通过开设一些儒家伦理课程,把共同价值观教育与国民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成效显着,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秩序良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比较分析及启示

通过对日本和新加坡道德教育的目标及内容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不同之处也有共同之处。

1.不同之处

日本战前目标是“和魂洋才”,战后目标是具有完美人格的人;新加坡的目标是“新加坡人”,且各自的内涵相去甚远。笔者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日本不论战前还是战后的道德教育都强调形成“大和魂”,这和日本历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神国优越论密切相关;而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新加坡移民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二,国家目标和道德教育的目标不同。道德教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道德教育的目标与国家的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是为实现国家目标服务的。日本战前把“和魂洋才”作为其培养目标,早期是为完成国富民强,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物;后来则变为满足国家侵略扩张的需要,而战后的具有完美人格的人的培养目标,则体现了日本谋求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国家意图;新加坡的“新加坡人”目标,则是为了实现一个新建立国家的独立与发展。

2.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也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

其一,都创造性地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尤其渗透着浓厚的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并结合本国的国情加以改造,经过改造后的儒家伦理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二,两国的道德思想都强调忠于国家,为国家服务,其实质都是为了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政治目标服务,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第三,两国的道德教育成效显着,都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3.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1)重视传统儒家伦理,汲取传统道德资源

我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道德我们要正确对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结合当代社会的发展,批判性地继承传统道德文化,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构建具有现代特色的道德教育体系及内容,推动我国道德教育的发展。

(2)与时俱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道德教育的引导

道德教育具有阶级性,对我国来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对公民开展道德教育时,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因此,我国在对公民开展道德教育时,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国民教育、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全过程,更好地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引领作用,在全社会推动形成知荣辱、讲道德、促和谐的文明风尚;切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力推动改进创新,不断增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

公民道德日篇2

今年三月是第十六个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教育月，为巩固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推动我乡公民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全体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根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现对我乡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安排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县委重大决策部署，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引领,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助力富民强县发展思路，广泛开展以“加强社会公德，塑造诚信人生，构建和谐社会，争做文明公民”为主题的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教育实践活动，为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活动形式

各村要结合实际，以巩固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成果为目标，开展各类系列创建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为主题，以普及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为重点，大力开展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评选活动；以节庆日、纪念日为节点，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以各种新闻媒体为平台，积极营造文明创建的浓厚氛围，引导和激励全乡人民参与与自身工作和生活紧密相关的道德实践活动。

三、活动内容

1.开展系列公民道德建设表彰活动。一是开展第五届蓬溪县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在全村、社区深入挖掘推选道德模范候选人，组织专家、媒体、群众等成立评选组委会评选出“仁义诚敬孝”先进典型；二是组织参加中省第五届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争取实现全国道德模范零的突破；三是组织参加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举行的“第三届遂宁市美德少年评选表彰活动”；四是各相关部门要以公民道德宣传教育月为契机，开展“新乡贤”“好爸爸，好妈妈”等系列评选表彰活动；五是举行蓬溪县首届“‘芝溪玉液杯’美丽蓬溪---最美人物”系列表彰颁奖典礼活动；六是加强“蓬溪好人榜”建设。加大张贴范围、增强宣传效果、提升干部群众的道德素养。

2.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文明单位和星级文明户、文明集市等文明细胞创建活动，培树文明风尚。县教体局要组织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县妇联要组织开展“领导干部廉洁家庭”创建活动；县总工会要组织开展“文明职工”创建活动；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组织开展“文明行业”创建活动,培树一批文明餐桌示范店、文明街区、文明旅游景点，不断提升市民安全感和幸福指数，为市民营造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

3.在全乡中小学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在公民道德宣传教育月活动中，各村（社区）要把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环境和社会氛围作为重要工作内容，要以青少年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在中小学生中开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系列活动。组织中小学生广泛参加道德实践活动，开展做一名文明小市民，争当一名义务宣传员，开展一次征文比赛，参加一次义务劳动活动，深入宣传小公民的道德行为标准。

4.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各村、社区要利用节日、纪念日节点，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道德实践主题活动。各村（社区）要结合自身职责组织开展好街头宣传、法律咨询、义务修理、义务献血、义务诊疗、义务家教等活动，全乡各志愿服务组织要持续深入开展帮孤助残、爱老敬老等社会公益活动。

四、活动要求：

公民道德日篇3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培育对于推进公民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公民道德的教育为了培养具有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公民，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与公民道德教育在现实背景、目的、内容上是契合的。必须加强公民道德教育，促进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公民道德教育的双向互动。

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旨在通过“八荣八耻”的教育指导实践，树立起有利于人民与社会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并以此展开公民道德教育，是全面提高公民道德水平的重要途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良好的道德基础。人的素质的高低也正决定了和谐社会的程度和水平。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公民道德教育对培养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感发挥着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荣辱观给传统伦理观念带来了冲击，并带动现代伦理学的发展，规范了公民道德教育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日益密切的关系也体现在公民道德教育的实践中。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与公民道德教育虽然不是互相对应的两个概念，但现代科技已构成了道德教育的强大社会背景，二者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处于此消彼长之中。

一、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坚持改革相应的教育思想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强烈自律意识的现代公民逐渐在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出现。而随着人在经济、社会活动的日益频繁，公民个体的能动性和独立意识越来越强。人们传统的关系逐渐被现代公民道德规范所代替。在和谐社会的社会建设的形势下，党中央先后做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地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发展。[1]现代公民道德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凝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相结合，为现在以及未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在新形势下的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荣与辱一种情感的体验，是关于荣或辱的理性而又系统与稳定的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道德追求的民族，对荣辱问题历来给予了高度关注。中国古代的“仁、义、礼、智、信”规范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整体利益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并由仁慈、忠孝、礼义、伦常等概念分别来界定，并作为人们日常行为的道德准则。《论语·学而》中接连两章从国家和社会成员两个角度对全民的道德教育做出了具体的说明：“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而延伸出的“八荣八耻”道德观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应当遵守的基本思想道德规范的高度概括，也是总体上对社会主义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生动表述。[2]

“八荣八耻”涵盖了公民需遵守的普遍道德品质，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人际交往公德和人格修养道德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树立荣辱观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荣辱观对遵守道德规范、体现道德准则的道德行为、道德活动加以肯定。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为构建和谐社会确定了共同遵守的价值尺度。荣辱观如果得到反复、持久的正向强化和保持，就在逐渐使人超越带有被动性的荣辱情感，产生以个体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尊严感进而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了。[3]相应的，一个社会也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在我国传统教育模式里，道德教育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公民的生活，公民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实现，公民的道德教育也必然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道德教育脱离生活成了外在的、单向的要求、灌输和约束，而不是公民自觉自愿的主动性行为。这样，道德教育完全丢弃人真正当作人去研究的方式，存留于道德教育中的只剩下抽象化了的人或人的抽象本质，具体的、现实的人，人的存在，人的活动，人的创造的丰富性、多样性、多重性则被消解或被遗漏。忽视了道德的社会化意义，不能及时反映伦理学的新成果，特别是不能适应多元文化背景下新的社会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坚持改革相应的教育思想，改变过去原有的脱离生活实际外在的、单向的要求，灌输和约束公民道德教育形态，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公民道德的教育是为了培养与社会主义道德观相适应的公民。而道德也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使正确的道德观念传播。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契合性。为此，应将公民道德教育运用到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中。只有通过公民道德教育把社会荣辱观落到实处，才能从行动上来践行荣辱观。

二、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加强公民道德教育需从手段上更新

从现实背景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素质的竞争日益彰显。社会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日趋地多元化，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出现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有所滋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和差异性逐渐突出，价值观逐渐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损害了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也损害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严重地影响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从国际环境看，当前处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一超多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公民的道德教育要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将时代精神融入其中。公民道德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从目的上看，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加强公民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公民道德教育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和完善人们的道德水平。这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的“八荣”，摒弃的“八耻”二者殊途同归，它们共同擎起以人为本的大旗。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应处于核心地位，它是公民道德的基本前提和发展目标，贯穿于整个公民道德教育过程。公民道德内容的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正确关系准则。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和谐发展是各国发展的目标，公民素质的提高都是其直接目的。

从内容来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公民道德教育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八荣八耻”作为社会主义主导价值体系，是引领社会风尚的光辉旗帜。“荣辱观”找到了社会主义公民道德教育切入点。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阐述和扩展了“道德规范”，是新时期公民道德教育的有效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4]公民道德教育要着眼于增强公民社会责任意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调了为社会造福，为祖国无私奉献，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热爱与关心自然，将开发资源与保护环境相结合。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抓住了当前公民道德教育中的核心问题，这就要从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入手，来指导公民道德教育活动。

从手段上来说，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加强公民道德教育都从手段上面需要更新。必须更新公民道德教育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培育手段，必须运用富有创意、丰富多样的教育与培养的方法，寓教于乐，增强各种教育形式的吸引力。同时，在加强传统的文化形式建设的同时，也特别的必须注重网络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网上活动。还要特别要强化城市的精神，开发各种信息资源，反映科技、文化、艺术、体育等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造活动。使公民氛围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三、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公民道德教育，共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在任何社会和时代，公民道德教育都是一个严肃而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是新时期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荣辱观表明了社会的道德底线，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和针对性，对于加强公民道德教育，促进公民道德素质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5]荣辱观，将道德信念的历史性，现实性与时代性融为了一体。为达到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公民道德教育的双向互动，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其一，要反映时代要求，公民道德教育要不断创新。面对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的新情况下，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要引导和帮助人们自我约束、提升境界、宽容谅解，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道德基础。今天，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民族为实现现代化而发展。社会中的一切活动都无法绕开转型期的时代影响。道德教育与道德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矛盾凸现出来。道德范围是随社会生活而相应变动的。正确认识当代道德状况及趋势，更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公民道德教育必须反映时代特点、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以时代精神统领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不断改进教育的内容、形式、方式方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此基础上，对公民道德教育的组织领导、教育内容、实施办法、效果评估等进行了广泛的探索、试验、论证。不断地完善丰富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转变工作思路。

其二，重视制度建设，公民道德教育要增强可操作性。因此必须要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的“三全”的有效运作机制来确保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实现。不断探索创新新生适应教育的开展，明确其目标，使之更具应用性和操作性。形成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激励机制。在制定政策时，既要支持个人，团体合法致富，又要鼓励多为他人和社会做贡献。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引导和规范社会的道德生活。以此鼓励更多人去完善自我道德。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社会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围绕这一目标，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培育一代明是非、知荣辱的，面向未来的新人。

其三，重在实践，公民的道德教育要建立系统。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个不断努力、不断追求、不断实践的过程。“换而言之，我们要呈现给学生的是‘如何实践’道德：如何在道德问题上下决心，他需要怎样的才能进行道德思考与行动”。[6]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公民道德建设收到实效的重要思想保证，通过教育和实践，大力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规范自己行为的基本准则，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要从每个人做起，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使个人行为与社会规范相协调，与公共利益相符合。道德教育必须彰显系统合力，充分发挥家庭、学校、与社会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在全社会开展广泛的公民道德教育。首先搞好家庭的启蒙教育。只有充分调动家长的力量，并给予科学的引导，才能使孩子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其次，开展学校系统的道德教育。对学校来说，要充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渠道、主阵地，学校要推动社会主义荣辱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应集中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学生知识丰富、充满朝气与活力，敢于创新、开拓与进取，富于批判精神，是伦理建设的重要力量。最后，要加强全社会的公民道德教育，社会应该以荣辱观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落实到干部和群众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需要全体公民将遵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要求逐步转化为实际的道德行为。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合力还没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应共创良好环境，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为他们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形成协调一致的正合力，从而有效地发挥各自特有的功能与作用。公民道德内涵丰富，既包括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也包括社会公德。家庭、学校、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都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通过系统的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既要对他人和社会承担责任，又形成自觉的行动，促进公民道德的完善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其四，形成良好氛围，大力加强社会风气建设。社会风气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基础性工作。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荣辱观是社会风气的内容，社会风气是荣辱观的实际表现。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氛围，鼓励人们积极向上，追求真善美。社会文化环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报刊、电视、电台、网络等媒体，广泛、深入、持久地进行宣传，以形成社会舆论氛围。通过舆论监督、调节等作用，达到引导和规范公民行为的目的，同时通过舆论的强大力量，打破落后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消极的道德观，宣传新的道德观，在全社会形成氛围。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离不开公民道德支撑。公民道德品性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改善是一个长期过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与公民道德教育也是个长期的工程。公民应身体力行，实践“八荣八耻”的要求，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这就要求充分发挥道德的特有功能，实施公民道德教育工程。在全社会培育文明道德风尚，也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培育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建立系统开放的教育途径才能使公民养成良好习惯，从而推进社会风气的形成。

参考文献

[1]唐述权．党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五年综述[OR]．人民网

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4834900.html．

[2]张国臣．社会公德与构建和谐社会[N]．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

[3]冯秀军．荣辱观教育中的情感机制[J]．河北学刊，2006，（5）．

[4]龚海泉．走进新世纪的高校道德教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公民道德日篇4

一、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标及内容分析

日本是东亚的一个岛国，也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纵观日本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善于吸收、消化别国文化为自己所用的民族。在古代，它着重向中国学习，受到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近现代，它在保有本国东方传统的基础上，着重向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学习，接受了西方“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在道德教育的目标上，日本以二战为分水岭。自明治维新前的一个多世纪开始，日本人就强烈地希望建立一个具有可与西方国家相匹敌的近代国家。自1886年明治维新以来，为实现富国强兵和建立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日本政府提出了“和魂洋才”的口号，并把它作为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所谓的“和魂洋才”是指“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其实质就是在坚持日本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为其所用。二战以后，日本在美国的影响下推行了民主改革，道德教育在这种大背景下，其目标和具体内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47年3月，日本制定了《教育基本法》，规定：“教育应以培养完善的人格为目的，培养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的价值、重视勤劳与责任、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的国民，使其成为和平国家与社会的建设者。”为此，日本道德教育以培养具有“完美的人格”的人为目标。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已经稳固，开始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同时，因受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民主主义、功利主义等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日本对道德教育的目标进行了改革，提出了把日本的道德传统与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融为一体的指导思想。例如1989年公布的《教学大纲》提出：“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把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畏敬之念体现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具体生活之中，为培养作为创造富有个性的文化，致力于民主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主动为和平的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培养作为其基础的道德素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标虽然把关于完善个性的发展等西方价值观放在首位，把“培养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理念”作为主线，但它强调个性发展要服务于社会和国家发展这一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民族精神，保持了“和魂洋才”的日本民族文化特色。

日本在学习外来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立足于保持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合理吸收有利于本国和本民族发展的外来文化，在道德教育上坚持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和西方现代文化价值观相结合。1983年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明确提出：“日本要把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

日本在古代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引进和学习中国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它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和借鉴，形成了日本本土化了的儒家道德思想。它虽然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母体，但它并非简单地复制中国的儒家思想，而是经过日本文化改造的、中国儒家伦理学说的变形物——日本化的儒学。例如，中国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五种美德是“仁”、“义”、“礼”、“智”、“信”，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仁”，它被当做是最重要的美德。而日本化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最重要的五个美德则是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它没有吸收中国儒家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仁”，而是用“忠诚”代替了“仁慈”的核心地位。不仅如此，他们还改变了对“忠诚”的理解和解释，“忠诚”不再意味着对自我良心的忠诚，而更多地意味着对自己领主的忠诚乃至献出生命，强调对长者、天皇的孝顺和忠诚，对集团、国家的忠诚。

日本在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同样立足于本国国情，采用兼蓄并收的方式加以合理运用。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受西方民主主义、自由发展、个性化教育等文化观念的影响，日本的道德教育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提出了个性教育和集团主义教育相结合的思想，鼓励发挥每个人的个性和独创性，以适应日益激烈的经济社会的竞争。1989年颁布的《教学大纲》把“尊重人的精神”作为主线。即把确信人的尊严，尊重个性的发展，作为民主社会的前提来加以重视，认为自由、平等、民主、尊重人权等基本观点，单凭法律规定是难以得到保障和实现的，只有在尊重人的精神的前提下落实到对日常生活的思想、态度之中，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之中变为行动时，才能得以实现。此外，1977年修订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中指出，特别活动的培养目标是：“通过理想的集体活动，谋求身心协调发展，在发展个性的同时，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是集体中的一员，通过协作，培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自主的实践的态度。”这正体现了日本的个性教育与西方的个性教育的区别，日本个性教育所倡导的个人发展、个人价值，是以集团价值的实现为最终目的，个人价值的实现要以集团价值的实现为前提。日本的个性教育不同于西方个性教育所提倡的个人中心主义、个人奋斗为目的的个性教育。日本的个性教育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是典型的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教育模式。

二、新加坡道德教育的目标及内容分析

近几十年来新加坡的经济飞速发展，逐渐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已发展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国际都会、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花园城市”。在其成功的诸多因素中，公民道德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国民来自中国、印度、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诸岛，不同种族带来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组成了一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自独立以来，其政府及其领导人就非常重视公民的道德教育。为了彻底消除殖民时期遗留下的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抵制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不良因素的影响，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培养国民意识的重要性，认为国家意识教育的核心就是培养“新加坡人”。何谓“新加坡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是一个出生、成长或居住在新加坡的人，他愿意保持这样一个多元种族的、宽宏大量、乐于助人、向前看的社会，并时刻准备为之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1990年，新加坡政府又提出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口号，引导全体国民不分种族、宗教，为共同的新加坡民族、新加坡国家而奋斗。新加坡政府要求学校每天清晨举行升旗仪式时，学生必须背诵如下誓言：“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思想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它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了它新的内涵。新加坡政府结合本国的国情和现状，对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改造，李光耀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他的治国纲领。“忠”位于“八德”之首，强调爱国、忠于国家，就是培养国民对新加坡国家的强烈归属意识和热爱新加坡的浓厚感情。新加坡化了的儒家教育思想不是简单地照搬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而是以儒家伦理思想的优良传统为基础，结合新加坡这个新兴工业化城市国家的现代社会的现实加以改造和发扬光大。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继承儒家伦理文化的基础上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五大价值观。新加坡以这五项共同的价值观为基本精神对公民开展道德教育。新加坡对公民开展道德教育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学校的不同阶段道德教育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差别性，如在小学阶段开展的道德教育主题活动主要涵盖品格培养、家庭联结、对学校的归属感、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对国家的忠诚和自豪感等五大主题。在中学阶段则是主要围绕着品格培养、家庭关系、团体精神、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传统日等五个专题开展教育活动。在大学阶段则主要通过开设一些儒家伦理课程，把共同价值观教育与国民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成效显著，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秩序良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比较分析及启示

通过对日本和新加坡道德教育的目标及内容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不同之处也有共同之处。

1.不同之处

日本战前目标是“和魂洋才”，战后目标是具有完美人格的人；新加坡的目标是“新加坡人”，且各自的内涵相去甚远。笔者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日本不论战前还是战后的道德教育都强调形成“大和魂”，这和日本历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神国优越论密切相关；而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新加坡移民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二，国家目标和道德教育的目标不同。道德教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道德教育的目标与国家的发展目标具有一致性，是为实现国家目标服务的。日本战前把“和魂洋才”作为其培养目标，早期是为完成国富民强，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物；后来则变为满足国家侵略扩张的需要，而战后的具有完美人格的人的培养目标，则体现了日本谋求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国家意图；新加坡的“新加坡人”目标，则是为了实现一个新建立国家的独立与发展。

2.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也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

其一，都创造性地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尤其渗透着浓厚的中国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并结合本国的国情加以改造，经过改造后的儒家伦理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二，两国的道德思想都强调忠于国家，为国家服务，其实质都是为了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政治目标服务，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第三，两国的道德教育成效显著，都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3.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1）重视传统儒家伦理，汲取传统道德资源

我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道德我们要正确对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结合当代社会的发展，批判性地继承传统道德文化，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构建具有现代特色的道德教育体系及内容，推动我国道德教育的发展。

（2）与时俱进，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道德教育的引导

道德教育具有阶级性，对我国来说，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对公民开展道德教育时，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因此，我国在对公民开展道德教育时，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国民教育、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全过程，更好地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引领作用，在全社会推动形成知荣辱、讲道德、促和谐的文明风尚；切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努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力推动改进创新，不断增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

（3）优化道德教育环境，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环境

道德教育是一个持续的教育状态，是终生教育。新加坡和日本的道德教育，形成了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立体道德教育网络。我国应借鉴新加坡和日本成功的经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环境。首先，以家庭道德教育为基础，通过良好的家庭氛围，对子女教育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次，以学校道德教育为主阵地，学校应注重开展道德意识实践活动，培养个人良好的道德意识；再者，整合社会舆论资源，营造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多一些正面宣传，用一些先进事迹影响个人、激励个人；最后，要发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三者各自的优势和互补性，使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监督，保证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和实效性，加快我国道德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1]王瑞荪.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张社强.日本、韩国、新加坡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2（1）.

[3]黄颖.日本和新加坡道德教育的相似性及启示.教育研究，2006（6）.

公民道德日篇5

920是公民道德宣传日。经党中央同意，2003年9月11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决定，将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9月20日定为“公民道德宣传日”。

其中2011年9月20日是第九个公民道德宣传日。设立“公民道德宣传日”的目的是更广泛地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参与道德建设，使公民道德建设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

（来源：文章屋网）

公民道德日篇6

1.将德育放在首位是德国、日本教育的民族特性之一。德国、日本两国教育历来重视德育，将德育放在首位。日本早在1879年，天皇便颁布《修订教育令》，确定以修身为“本”，知识为“末”的原则，使独立的德育课程——修身科的口授学时占总授课学时比重由1.5%上升至10%，在各科中跃居第一[1](P293)。虽然二战后一度实行主智主义教育路线，但在1971年，日本颁布教育改革令，强调把德育放在首位，重点抓[2](P295)。此后，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都重申这一思想，使德育主导的思想在社会上形成共识。

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一思想，一方面，日本政府对学校德育实行全面干预，有一整套管理体制：从教育部、德育研究机构、研究会、地区教育机构、学校辅导组到班主任。1963年起文部省相继在全国各都、道、府、县指定一批中小学为德育实践学校，按地区联合组成道德教育共同推进学校，直接受文部省及所在政府教育委员会具体指导。这些学校中又一般由几所联合成立德育委员会，其下，各校又设有德育研究会，研究具体的学校德育教材、方法、各种活动安排、出现的问题以及不同时期的德育重点等[3](P138)。日本国立研究所以及都、道、府、县等教育行政机构及教科所或教研会中也都设有专门的德育领导和研究机构。另一方面，从1958年起，日本中小学每周开设一节道德课，称“道德时间”，正规教材由文部省制定，除正规教材外，文部省还编有一套收有几百篇文章的德育乡土教材。

德国学校是从教会教育机构中演化而来，学校德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德育首位的思想也由来已久。1870年德国统一后，宪法就规定宗教教育为核心课程，学校德育主要由宗教教育承担，教会管理宗教课事宜。1889年威廉二世教令，要求德国学校把“畏神”和“热爱祖国”的教育放在首位[1](P166)。后来由于希特勒上台后强化反动政治教育，一度使德育与军国主义宣传划等号，法西斯德育路线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唯智育主义二战后一度在西德盛行。但、暴力等问题促使人们不断反省德育问题，许多州（如巴伐利亚州）纷纷对德育做出决定，州宪法明文规定德育的重要性，指出学校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应塑造人的个性和心灵，教育学生尊重宗教，爱国爱民。

德国对德育的重视方式与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截然不同，德育实行教育分权制，两德统一后仍然如此。学校德育以宗教教育为根本，在各方面都突出和教会的作用，宗教课是中小学的必修科目，全权由教会包办，校长都不得干涉过问，至上性可见一斑。此外，德国人认为，思想行为教育是一个综合工程，强调将德育贯穿于一切教学工作之中，除宗教课、伦理课、社会课等德育科目外，要求其他课程也应担负德育任务（从操作层面看，大众学校实行的教师包班制，一个教师上十门课左右，对教师把德育与其他教学相联系也十分有利）。

2.重视本民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是德国、日本德育的特征之一。日本德育重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明治维新以前，各种教育（如家庭、私塾、平民乡学、大学寮等）都以灌输伦理道德为核心，对百姓进行严格而广泛的封建神道、儒道和武士道的三重道德熏陶，推崇天皇崇拜、仁义忠孝、跷勇、坚忍、重名轻死、崇拜军刀、舍身正果等价值观；明治维新时，在吸收西方科技和文明的同时，仍以封建道德作为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培养掌握现代技术的封建臣民武夫；此后，实际执行的军国主义教育路线使西方技术与皇道国粹更牢地合壁一体，在致力于富国强兵的知识技能传授的同时，以培养天皇忠顺的臣民为目标，最终，“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德育成为战犯的帮凶。1947年，日本修正了教育基本法，抛弃了推崇了50年的武士道军国主义德育路线，以培养国民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爱好和平为宗旨。此后，经过若干次改革，德育目标明确规定要使日本人“具有自主性”，推崇尊重个人、尊重个性、自由、纪律、自我责任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尤其注重传统道德价值观，如忠孝、家族和皇道等观念巧妙在与“建设家乡”，“为大和民族利益”等口号结合起来，再配以其它的感性材料（包括英雄史），教育效果很强。需要指出的是，日本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对天皇敬爱和日本国崇拜的情调以及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犯的态度，已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

德国自19世纪70年代统一后，虽然形成了全国普通国民教育体系，但德育中的宗教特色仍然很浓厚，价值以一般教义为基础，遵循宗教价值观，敬神、畏神、服从、纪律、忠诚、责任、仁爱等道义型价值取向是其体现，而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是功利型的，信奉的是竞争、利益、尊严、责任、效率、自由等，经过冲突与磨合，战后，德国德育目标强调要培养人的尊严、克己、乐于助人、理解他人，强调对公民进行诸如诚实、坦率、互助、给予、仁爱、不自私、责任感、相互谅解协调等健全人格的质素教育，现代社会所需的完善人格教育与其传统文化特质有机结合起来了。当然，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实行法西斯德育，所鼓吹的以对暴力的崇拜和对权威的盲从为特征的“特种日耳曼民族”观在今天西方极右势力有所抬头的背景下有死灰复燃之象，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二、民族特性通过德育进一步被强化

1.德国、日本德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民族精神，两国人民民族认同感强烈。日本学校德育内容主要是文部省制定的道德条目为主，每一德目都有详尽说明，特别强调德育与各科及课外活动配合，除正规教材外，还鼓励教师依据这些德目自编教材，因此，德育实际是由德育课以及历史、地理、公民、政治经济、家庭技术等等社会科和社会实践课程、生活指导课、劳动课等共同承担。日本德育内容虽然十分丰富，但德育的核心目标却十分明确，旨在培养民族精神，这是日本学校德育最突出的特色。1990年后，日本将德育目标表述为：“将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观念贯彻于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具体生活中，为创造有个性的文化及发展民主社会及国家而努力，进而培养对和平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以培养作为基石的道德情操为目的”[1](P298)。其核心有二：一是培养人的尊严，一是培养日本人，其根本实质是培养懂得廉耻、服从国家意识、拥有民族优越感的“高大”日本人，使全体日本人树立起民族意识。日本民族精神之精髓——勇于进取、百折不挠、忠精团结、舍身奉献等德性教育浓浓地渗透于各门德育课程及活动之中。由于日本德育是全民德育，家庭、学校、社区各自承担切实可行的教育任务，因此，“高大”日本人教育很有成效，日本人民民族认同感极强，以身为日本人而自豪。

德国德育除宗教课、伦理课外，道德观念教育也渗入所开设的大量社会科之中，如，地理、历史、教育、社会、劳动、家政、经济等。此外，从宗教仪式到各种庆典仪式，甚至到课堂装饰（悬挂耶稣蒙难的大十字架），无处不体现出道德的教化。虽然德国学校德育因各州具体的德育要求不同而目标有别，没有统一的文字表述。但二战后，德国德育的基本目的是以宗教为根本，陶冶“精神与人格”[1](P171)，除培植学生的外，注重培养人的尊严、克己、责任感、乐于助人，对真善美的感受性，民主精神和爱国爱民以及德意志精神，其中培养学生具有“德意志”精神是德国德育的核心目标。德意志民族以气质高贵、尊严、责任感、思维严谨周密著称于世。德育根本目的是要培植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灌输爱国教育。为实现这一目标，尤其重视德国史、德国地理等教学，在各种德育教材中强调介绍德国民族英雄和民族著名科学家在国际上的贡献，而在培养人的尊严、责任感上，德国德育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与日本的形成鲜明地对比。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德育是相当成功的，人们在与德国或德国人的交往中，总会感觉到他们对工作、对祖国表现出的由衷的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民族认同感表现十分突出。

2.德国、日本德育的功效之一是民族特性突出。德国、日本德育的成效人们是有目共睹的，这主要表现在两国民族特性鲜明，甚至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都表现出本民族的特色。

大和民族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倾向于从集体道德观看人生、订行为准则，突出群体意识，国民的同舟共济的意识浓厚，这是德育的成效。日本德育强调合作的集体主义原则，重点培养、炼塑群体共存共荣的精神，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表现在方方面面，如，中小学德育大纲中有“关于集体与社会”的道德条目（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制订具体的教学要点）[2](P201)，通过讲解、讨论、辩论等各种方式在“道德时间”进行教育，还渗透到其它社会学科的教学和特别活动（类似我国的第二课堂）、学生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全校性活动（如国庆、校庆、文化祭、音乐会、校运会等）等活动之中，甚至在学生守则中都能体现出集体主义的德育理念，如，日本兵库县立神户高冢高中学生守则中对着装（细致到鞋袜颜色、校服的换装时间、毛衣颜色及式样……）、礼貌用语等都有细致、详尽规定[1](P309)，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

日本人讲求群体协作的民族特性如此鲜明，以至于在当今社会表现出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协作型市场经济，它体现在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及企业内部的团结合作，员工以工厂企业为家，而且，公司企业名气越大，越注重公司精神教育，像松下公司从厂家到管理机构、培训中心以及技工学校和研究机构，都非常注重“产业报国、光明正大、奋斗向上、礼貌谦让、适应形势、感恩报德”的“松下精神”教育[1](P461)。重视集体的企业文化建设被不少人认为是日本成为经济巨人的秘密武器。

日尔曼民族国家意识强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体主义观念普遍被接受，这与道德的教化是分不开的。德国德育在运作中表现出人性型特点，专注于对上帝的虔诚和对人性的磨练，体现了克己、互助、严谨、责任感、关爱、不自私、给予、发展相互谅解协调关系等特征，这些德性普遍被推崇，重视社会公平就会成为必然。

德国人重视社会公平，从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造成了毁灭性灾难，而联邦德国的迅速崛起，被视为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奇迹，其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由德国经济学家L·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倡导的“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简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要把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个人利益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的统一，讲求效率、强化竞争的同时，又讲求公正、减少两极分化，提倡社会公平，注重社会保障，体现出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原则。不难看出，德国人克己、互助、服务社会和人群等良好品行，对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和推行起了基础作用，而德国人的诚实、坦率、尊严、不自私、责任感、理解他人等品行也体现在方方面面，譬如说对二战中法西斯行径的反思与忏悔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赏，为其经济的发展减少了不少外部阻力。

【参考文献】

[1]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