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环保市场调研篇1

【关键词】低碳技术；创新机制；构建

一、低碳技术创新机制概述

机制一词最早是起源于希腊文“machane”，最早是用来描述机器的内部结构及运作原理的专有名词，是指机器在运行过程中机器内部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现在，机制经常被用作描述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内部的规律和联系，但各学科对机制的界定不尽相同。

学术界很多学者在研究技术创新问题时，一般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该系统由许多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有关的要素构成，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整合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发挥技术创新在企业系统中的运行作用。尽管各学科对机制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对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研究一般都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技术创新机制看作是技术创新企业内部的各要素之间的连结和联系；技术创新机制主要研究技术创新组织内部的运行方式；技术创新机制是企业系统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所包含的创新企业内部的各要素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企业内部与外部环境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技术创新的构成要素很复杂，它包括技术创新内部的组织结构、外部的环境信息、政府的宏观政策、市场结构和市场需求、技术发展水平、科研人员队伍的建设、资金的投入、资源的优化配置等。

低碳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是低碳技术创新活动实施的动力和源泉，动力机制所产生的动力大小和方向决定了低碳技术创新活动的大小方向以及创新速度的快慢。低碳技术创新动力的来源主要有技术创新、市场竞争和市场结构、政策法规、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意识、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等。技术创新作为动力来源是指通过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不断的进行技术革新，把技术创新的成果投入到市场实现其商业价值，创新成果在市场上实现的商业价值是巨大的，企业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就会积极开展技术的革新并将技术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并努力寻找技术成果实现商业利益的市场，一旦寻找到潜在的或现实的市场需要，把市场需求和技术成果的转化结合起来，就会促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市场竞争和市场结构作为动力来源是指在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介于两者之间的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四种市场条件下，把技术创新引入到市场竞争中来，让技术的优劣成为企业优胜劣汰的关键。政策法规作为动力来源是指政府建立健全法规政策，通过法律保护、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专利制度等推动企业技术创新。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意识作为动力来源是指在市场竞争中企业注重技术创新，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生存的关键，科研人员积极有积极参与技术创新的愿望，从而加快技术创新。低碳技术创新约束机制是指管理者用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手段，对社会成员和组织机构进行管理，约束每一个成员的活动行为，保证技术创新活动的有效实施。约束机制包括法律法规机制，行业标准机制，组织管理机制，市场监管机制以及各种形式的约束。低碳技术创新的保障机制是低碳技术创新系统的外部环境构成要素之间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有机联系。

二、我国低碳技术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制定了很多积极的政策，促进企业从事低碳技术创新，包括减免税收、补贴示范项目、政府购买、保护创新成果等。同时，根据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在不同的阶段制定不同的激励政策。确立企业在低碳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加大投资研发投入，企业积极从事创新活动，保护企业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转化低碳技术创新成果。政府制定各项政策促进企业进行低碳技术创新、开展清洁生产、开发可再生能源，积极采取财政补贴、减免税收、绿色信贷、政府采购等措施，大力开展低碳金融，保障企业从事低碳技术创新的资金，把低碳生产模式运用到企业生产。对新能源开发、能效技术、低碳基础设施建设等低碳技术创新活动给予政策倾斜。制定和完善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发展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研发和利用的激励政策和法律法规，调整现有能源结构，建立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价格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机制建设。

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增加资金来源渠道，形成多层次的低碳技术创新投资体系。政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企业重点投入、广泛吸纳各种社会有效资金，全面确保低碳技术创新的资金到位。建立稳定的政府财政投资渠道，建立低碳技术研发专项基金，用于进行低碳技术转让和低碳技术研发与使用等。加大对节能减排、新能源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投入。加强产学研相结合，建立国家低碳技术研发中心，成立低碳技术研究联盟为低碳技术创新提供持续的资金和技术保障。积极采取财政补贴、减免税收、绿色信贷、政府采购等措施，从各个方面保障低碳技术的资金投入到位。在政府对企业进行全方位支持的同时，企业也要加大低碳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减少自身技术创新的风险。积极吸收外来资金、开展国际金融、参与开展低碳技术创新的研发和项目建设。完善资金的专项管理制度，确保专款专用，提供资金的利用效率。加强技术交流，促进技术转让，吸收先进的技术，加强技术积累。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大力开展清洁生产，发挥国际谈判和市场运行机制的作用，吸收国外先进的低碳技术。积极与国际组织、国外科研机构、外资企业开展产学研的合作，加强信息交流，实现资源共享，促进技术转让，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加大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投入，培养有创新意识、勇于创新的优秀人才队伍。

三、我国低碳技术创新机制存在的问题

从政策上来看，我国目前还没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支持低碳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缺乏围绕高新园区发展、低碳产业发展的激励政策；在鼓励企业从事低碳技术创新的减免税收政策还不够完善；还没有形成对低碳技术创新提供融资和信贷的金融政策体系。从法律法规上来看，就是要将低碳技术创新的行为规范化、法制化，从法律的层面上保护技术创新的成果、确定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法律地位，促进低碳技术的研发、推广与应用，加快建立知识产权法对创新成果的保护。然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健全的专利技术保护的法律法规，技术创新成果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所以，技术创新的成果的商业价值也很难得到保护，企业也就缺乏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动力。

从市场运行机制来看，我国技术创新市场的现存问题比较突出。一方面，市场垄断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发展。目前在我国很多地方都存在市场垄断，很多地方存在地方保护，在资源、资金和人才等各个方面和环节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现象。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在市场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但是，市场垄断的形成会阻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因此，市场垄断会导致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缺乏。另一方面，我国规模经济的障碍在市场竞争中普遍存在，导致市场竞争缺乏效率。由于我国存在市场垄断现象和低水平小规模竞争，所以打“价格战”成为多数企业赢得利润的主要竞争手段，而把技术创新、新产品的研发放在次要位置，这样就在行业发展上形成了恶性循环，既难以打破市场垄断，又难以推动技术创新。从资本市场发展来看，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银行信贷，而银行信贷不足以满足技术创新的发展要求，很难对需要长期行进研发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这些问题已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致使技术创新缺乏动力。政府宏观管理和调控职能缺乏，资本市场不活跃，没有形成风险投资机制，很难满足技术创新项目的投资风险性的要求。

从我国人才队伍的培养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对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一定的障碍。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我国科研人员的体制不完善制约了人才队伍的形成，人才流动率仅为2%，人才的匮乏加之人才的流动率不高，造成了人才的浪费和积压。此外，我国的教育体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培养的人才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导致了创新人才的匮乏；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不够重视科研人员，没有形成完善的激励机制，导致科研人员缺乏创新的动力；大多数企业对科研人员的管理也不够完善，人才没有得到合理的流动，人才的效用没有发挥到最大。

从我国企业目前的低碳技术创新发展状况来看，大部分企业还依赖于我国政府的扶持。但是我国政府的管理和调控职能还不够强，还没有建立对中小企业的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中小企业数量之大、势单力薄，需要政府的各种政策支持，需要政府各部门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支持、信息咨询、人才培训等服务。此外，政府对中小企业在经营管理、组织建设、市场竞争、社会宣传等方面进行的指导也不够。目前，我国政府的服务观念也比较淡薄。因此，政府应尽快加强市场竞争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为企业提供政策、法律、资金、技术、信息等全方位的保障。

四、我国低碳技术创新机制的构建

1．我国低碳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构建。（1）建立完善的碳市场机制。我国要建立国内统一的碳市场，在碳市场中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提高碳交易的价格，增强我国的碳交易的能力，促进CDM项目开发的开发，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规范全国碳交易的统一行为，碳市场的建立可以提高碳交易的效率，维持碳交易的价格，促进低碳技术进入我国低碳技术市场。在发展碳交易市场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发挥碳交易的作用。其次是要建立健全碳交易市场的法律法规，保障碳市场的稳定运行，保证碳交易的合法性、竞争性和集中性，加强碳交易市场的机制建设，设计可续发展的结算机制、交易机制、监管机制、风险管理机制。政府根据我国技术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碳排放量，积极建立我国统一的碳市场，让我国碳市场的交易与国际市场的碳交易相接轨，积极参与到国际碳交易之中，提高国际竞争力。（2）建立完善的政策激励机制。政府加大财政预算资金的投入，对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尽快制定稳定、健康的财政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加大对低碳技术创新项目的投资，把低碳技术创新投入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支出，形成财政投入的稳定机制，确保财政投入到低碳技术研发、清洁能源开发、节能减排；设立国家低碳创新基金，由国家财政专项拨款和地方财政专项拨款组成，该基金主要用于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新能源开发、新碳能源技术开发、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项目，对基金的投入使用要严格管理，控制基金的投入多少及使用效率，以正确的政策引导基金投入的方向；积极制定低碳技术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低碳技术的研究成果在转向市场时，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处于推广阶段，政府的采购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促进低碳技术的创新，发挥政府采购对低碳技术创新的作用，可以保障低碳技术创新。政府应该建立科学规范的采购制度体系，使低碳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规范具体的政府采购行为活动，加快完善政府的采购制度体系。建立低碳技术创新的补贴制度，通过多种形式对低碳技术创新进行补贴，引导和促进企业从事低碳技术创新活动。为了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的研发，对从事低碳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进行前期投资补贴。对开发低碳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应该给予生产补贴和价格优惠。对企业使用低碳技术设备的，给予资金支持补贴。扶持重点开发低碳项目的企业。（3）建立完善的人才激励机制。建立完善的企业家和技术创新人才市场。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应该积极打造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把企业家推向职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提高企业家队伍的管理水平，加强企业家人才队伍建设，培育敢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加强企业家和技术创新人才市场建设，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实现现代人事管理体制体系，推进技术创新人才的合理流动，实现科研人员的资源优化配置。规范企业家和技术创新人才的管理体制，加强人事改革，转变选人用人观念，鼓励企业家带领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发挥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鼓励科研人员积极从事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加强企业家人才和技术创新人才的合理流动，建立新型人事制度，促进人才专业化、职业化和市场化，用待遇留人、情感留人、事业留人，鼓励低碳创新、激励低碳创新，最大程度上发挥企业家和科研人员在低碳技术创新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2．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约束机制的构建。（1）建立监督核查与考核机制。要依据我国2022年单位GDP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规划目标，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国际标准的MRV体系，使二氧化碳的MRV体系具备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标准和规范。建立完善的监督与考核机制，把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衡量多种政策和措施的首要标准，把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考核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建立MRV体系要严格实施，对产业发展做出衡量和评价，严格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加快建立国内MRV体系的构建，需要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实施监控，建立二氧化碳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保障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的数据统计准确无误，加强对部门、各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监管。要及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各项数据，及时各类技术的能耗情况，制定GDP能耗公报制度，制定节能目标责任制定和完善的评价考核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MRV机制得到有效的实施，才能保证各地区地方和各企业做好减排工作。同时，可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和重点企业中，开展碳排放交易的试点工作，为建立碳交易市场打下基础，监督与考核制度的建立不仅约束了碳排放行为而且为低碳技术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2）建立完善的市场约束机制。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价值需要市场检验，市场检验技术创新的两种手段包括市场竞争与市场需求；另外，技术创新的发展离不开规范的市场约束机制。因此，公平、完善的市场机制不仅营造了企业技术创新的良好市场环境，而且促进了技术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推动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保持各地区、各行业内的公平竞争秩序，营造一个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政府应该加强立法，加快制定与完善相关低碳法律法规，从而维护技术创新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绕开繁琐的行政壁垒，打破地区和部门的之间的垄断，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平的、客观的市场机制；企业应该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自觉的公平参与竞争，加强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增强低碳技术创新能力，保障企业在低碳技术和清洁生产上进行竞争。

3．我国低碳技术创新保障机制的构建。（1）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规保障机制。政策法规机制的建设对我国低碳技术的发展具有保障作用。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对加强低碳技术创新和促进低碳技术转让以及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的政策法规导向对于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应当积极制定和完善各项低碳技术创新政策，增强低碳技术创新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强制性，为项目评估、行业标准的制定、生产管理提供制度保障，使行业监管和执法有法可依，进而从法律和政策层面保障低碳技术创新的有效运行。我国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制定完善的低碳技术政策法规，为低碳技术创新提供行动指南，把低碳技术评估办法和创新成果保护、编制国家低碳技术创新发展报告等内容都纳入法律范畴。同时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加快建立健全与低碳相关的政策法规，保障我国低碳技术创新的发展。（2）建立完善的技术转让保障机制。我国要根据《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UNFCCC），积极的促进发达国家向我国提供低碳技术的转让，我国不仅要吸收发达国家的硬件技术还要吸收软件技术。我国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低碳技术，有助于我国低碳技术创新活动，有助于帮助我国克服低碳技术的“锁定效应”，实现“碳解锁”。我国还要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协议，迅速发展清洁发展机制，在国内建立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保障低碳技术创新。积极参与各项清洁机制项目的建设，完成碳减排量任务。此外，我国还要引进发达国家相对先进的低碳技术设备，通过技术转让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3）建立完善的文化保障机制。营造良好的低碳创新的文化氛围可以形成一股创新向心力，激发各低碳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和潜能。加强低碳技术创新教育以培养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关于低碳创新的各种内部培训与训练，引导企业积极构建以低碳创新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创新氛围。加强构建完善的低碳创新文化，用低碳创新制度约束和规范创新者的行为，从而确保低碳创新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企业也应该建立以低碳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企业应该建立科学的、平衡的低碳技术创新组织体系，完善低碳技术创新的行为规范，确定有利于低碳技术创新的管理制度和考核机制，在企业中树立良好的技术创新的氛围。低碳技术创新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低碳文化的形成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低碳技术创新需要有人才的支持、教育的支持和社会的支持。因此，政府应该广泛宣传低碳知识，引导公众树立低碳消费理念，培养低碳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培育良好的低碳文化，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低碳环保市场调研篇2

上海建设与发展以碳交易市场为特征的环境能源交易市场，是国家和上海“十二五”规划发展战略导向，也是上海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有效抓手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动力，更是培育和发展上海现代服务业集群的重要战略抓手。

建设上海碳交易市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加强节能减排市场机制创新、建设碳交易市场是推动“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工作的迫切需要。碳排放权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是运用金融杠杆，实现节能和碳减排的重要市场机制。根据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及国家发改委有关工作安排，“十二五”期间国家将上海作为试点地区之一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工作，以加快建立行之有效的碳交易市场。从国家政策导向而言，上海运用市场化机制推进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上海已通过一些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在节能减排工作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目前仅依靠行政手段已经无法完全解决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以及确保上海“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顺利完成。因此以最低的成本、对经济增长最小冲击的手段即融合运用政策导向和市场机制来推动节能减排成为上海发展低碳经济和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当然之选。

2008年至今，国内各地先后建立了二十余家环境权益交易机构，环境能源市场建设被推上新一轮区域性经济竞争的风口浪尖，上海加快推进碳交易市场平台发展的任务刻不容缓。

碳市场建设及碳金融发展是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需要。广义而言，碳金融是指服务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金融活动，主要包括温室气体的排放权及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直接与间接投融资及其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碳金融可以表现为四个层面：基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对低碳项目投融资的贷款型碳金融；基于低碳项目的风险投资和直接融资的资本型碳金融；基于碳排放权实物交易的交易型碳金融；基于碳排放权和其他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和投资的衍生型碳金融。

自《京都议定书》2005年生效以来，碳金融市场已成为当前国际金融发展新业态。碳市场建设和碳金融发展是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向，上海碳金融市场快速健康发展必将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全面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丰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

碳市场建设、低碳技术推广是探索中国特色低碳绿色发展经验的有效途径。目前，发展绿色经济、节能环保、降低碳排放已成为重要的国际先进生产力发展潮流，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已成为国际科技经济竞争的新领域、新焦点、新高地。如何积极应对、趋利避害，加快推动低碳技术、低碳环境和低碳产业发展，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经验迫在眉睫。

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应从自身发展实际和特点出发，充分调动和发挥各行各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通过市场建设、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等，运用金融杠杆，探索和积累低碳绿色发展经验，加快形成节能环保产业集群，充分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为全国碳市场建设和低碳绿色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上海碳市场发展的挑战与目标、任务

上海碳市场发展仍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碳交易的地方制度缺失。碳市场刚刚兴起，各类制度尚未全面建立，特别是法律上无法可依，碳市场基本处于制度无序的状态。二是国内市场的无序竞争。目前，各地政府各自建立当地的碳交易所造成了资源的属地化、市场的分割化、信息的封闭化。上海要打造全国碳市场、建设全国碳金融中心更加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国家有关部委的全力支持。三是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激烈。上海碳交易市场在与国际市场接轨同时，也面临与国际其他同类交易所的市场竞争，上海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规模及发展力度亟待加强。

上海碳市场发展的总体目标：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和上海市政府关于低碳经济工作的方针部署，着力推进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着力提升碳市场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显著增强我国碳交易市场和碳金融的综合实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维护碳市场的稳定和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上海碳市场发展的主要任务：创新碳交易机制，发展碳市场，将碳交易作为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调控、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手段；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碳金融，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为重要平台，引进、集聚、培育和发展碳技术研发商、集成商、经纪商、投资商和具有国际权威性的碳评估机构，形成国际化金融服务新业态，创全国之先、争全国之优，抓紧展开中、高端现代服务业布局，为上海建设国际碳金融中心服务。

推进上海碳市场建设的建议

为了更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节能减排工作中的作用，切实推进上海碳交易市场建设，建议上海大力推进以下四方面工作：

第一，加大宣传舆论导向力度。加大碳交易的宣传工作力度，增强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节能减排的舆论导向，为上海碳交易市场建设夯实思想基础。

第二，加快建立上海碳交易市场体系。一要支持并积极参与国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加大争取国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力度，力争上海先行先试；加大市财政税收支持力度，给予碳排放权交易免税支持，建立市碳排放权交易专项扶持基金；从政策、制度、税收、资金等各方面给予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大力支持。二要做大做强做优碳交易市场平台。完善碳交易体系，建设具备国际一流水平的碳交易服务市场平台。政府推动加快碳排放核算方法及核查标准的开发和制定，抓紧建立并完善碳排放指标普查、统计、认证、核算核定体系；加强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政策、税收和资金支持力度，培育国内碳交易相关的碳金融服务产业发展。三要逐步拓展碳交易市场研究领域。市有关部门进行专题调研，探索包括林业碳汇、海洋渔业碳汇等新领域，为进一步扩展上海碳交易市场做好充分准备。

低碳环保市场调研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金融；碳交易；碳排放配额；碳排放权；碳金融市场；碳金融业务；绿色金融；温室气体减排；气候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1-0070-10一、引言

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近几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和大众对生态环境关注度的提高，发展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共识。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这一概念最早见于2003年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我们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二氧化碳排放为特征的绿色发展模式。此后，低碳经济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经济决定金融，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发展相应的金融业务，如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融资、理财等，这就是碳金融业务。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催生了低碳金融的发展，而且需要低碳金融的加快发展反过来支持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低碳经济和碳金融已成为时展潮流的现实背景下，传统的金融制度与发展理念需要改变，金融体系也需要调整，以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碳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全面回顾碳金融理论研究进展，系统归纳和评介碳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并展望碳金融理论研究的趋势，以期为碳金融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二、碳金融的概念及属性

“碳金融”是指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并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切活动，这是现代金融根据环境金融与绿色金融延伸出来的最新提法与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为了降低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的负面影响，国外经济学者试图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思考。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中心，如何利用“金融”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也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由此“环境金融”便应运而生。最先提出“环境金融”概念的是Salazar（1998），之后Cowan（1999）、Jeucken（2001）、Labatt等（2002）分别从不同侧重点对环境金融进行了阐述：Cowan（1999）侧重对环境经济和金融双方互利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和金融学的交叉，其既为发展环境经济提供了各种资金融通的途径，同时又能从环境经济发展中获益；Jeucken（2001）侧重对环境与金融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解释，在对银行业与可持续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银行业对待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分为抗拒阶段、规避阶段、积极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四个阶段；Labatt等（2002）在《碳金融》一书中侧重从环境金融产品的角度对环境金融进行表述，认为环境金融是以市场为基础，以提高环境质量、降低环境风险为目标而设计的金融产品。2003年，英国政府在其能源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加上《京都议定书》中市场机制的设计使原本是免费环境资源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商品化，从环境金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延伸出的“碳金融”概念便应运而生，并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王定祥，琚丽娟：碳金融理论研究评述与展望碳金融是指建立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为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机制（Meijeretal，2006），这是一个比较广泛、抽象的概念。世界银行对碳金融概念的界定则显得相对狭隘，认为碳金融是提供给温室气体减排量购买者的资源。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碳金融已经超出了减排量购买的范畴。Labatt等（2007）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碳金融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和拓展，认为碳金融是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探讨与碳限制社会有关的财务风险和机会，提供和应用市场机制转移环境风险和促进环境目标的实现。总的来讲，碳金融是指在碳排放受限制约束的情况下，在一个排放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必须付出代价的世界中所产生的金融问题以及解决气候变化的金融方法和工具。可见，“碳金融”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可以把通过金融工具转移环境风险并实现环境目标的碳约束行为视为狭义的碳金融，而将所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解决方式定义为广义的碳金融。

随着国内低碳经济的兴起以及受国外碳金融理念的影响，碳金融研究成为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国内一些学者在相关著作中引入了“环境金融”的概念。部分学者，如孙洪庆（2002）、熊学萍等（2004）还用“绿色金融”“生态金融”来表示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其内涵与“碳金融”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处。王宇等（2008）从碳金融对环境意义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碳金融”进行了概括，认为碳金融是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机制创新，其具有减排的成本收益转化功能、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功能、气候风险转移功能和国际贸易投资促进功能四个方面的功能。吴玉宇（2009）和曾刚等（2009）对“碳金融”概念的观点基本相似，认为凡是服务于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以及与之相关的金融活动都可以称之为碳金融。张明珅（2010）对碳金融概念的界定比较全面，认为碳金融是指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金融活动，包括相关金融制度设计、金融交易和中介行为，通过金融活动和金融工具使有限资源投入低碳经济，促进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绿色经济发展。目前“碳金融”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而本文比较认同的是郑扬扬（2012）的观点，其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碳金融”定义为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的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

在对碳金融概念进行界定的同时，国内学者还对碳金融的特殊属性进行了探讨，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其与传统金融的本质区别。碳金融以碳排放量的交易为核心，它不仅具备在交易中形成的商品属性，而且金融在商品市场中的流通使其逐渐由商品属性向金融属性过渡。从对碳金融的内涵界定可知，碳金融实质上是“碳交易+金融属性”，碳排放权具有准金融属性，而且可以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的金融资产，通过对碳金融收益的追逐可以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易霞仔等（2012）认为碳金融是社会属性、准金融属性和商品属性的集合体，其社会属性体在于其与金融衍生产品类似，是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产生的旨在通过碳交易来转移风险的一种金融性碳契约；其准金融属性不仅在于以碳排放权为载体的碳金融具有货币性，而且碳交易以及低碳生产方式也凸显出了其“准金融的属性”；其商品属性则在于其成本收益的负相关性、依靠市场的价格信号形成对资金的融通功能以及对环境风险的转移和分化。娄欢欢（2011）从法律的角度对碳排放权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指出碳排放权在法律意义上成立的实质在于，无论个人还是企事业法人单位，为了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而对温室气体进行排放的行为，是通过法律拟制而获得的对环境容量使用的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这种权利必须通过合法途径并在国家公权力的许可下获得；之后，碳排放权人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被授予的排放权能，超出规定权限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乔海曙等（2011）研究认为，碳排放权实质是一种新的金融形式，不仅具有金融资产属性，而且具有金融资源和金融功能属性：金融资产属性体现在碳排放权的“准货币化”特征、碳排放权作为金融资产的特殊性和广泛性等方面，金融资源属性体现在其具有稀缺性和战略性两方面，而金融功能属性主要体现在其特殊的减排成本内部化和最小化、产业链低碳转型、气候风险转移和分散功能三方面。

从以上对碳金融概念及属性的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碳金融”概念提出的逻辑起点以及对这一事物认识的成熟度和完善性上存在差异，尽管他们在概念表述、研究角度上各不相同，但普遍认为，碳金融是金融领域服务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金融创新活动，为缓减气候变暖、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可见其本质是一致的。低碳金融属性的研究是对碳金融内涵的进一步延伸，同时，将低碳金融与传统金融划清了界限。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对“碳金融”概念及属性的认识正在逐步趋向科学化和系统化，这将为未来碳金融理论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认识基础和理论前提。

三、碳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1.“绿色金融”理论

20世纪以来，环境气候的变化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尤其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金融对资金和社会资源起到了“绿色配置”的作用，这将大大促进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绿色金融”不仅要求将环境保护观念引入金融机构内部，而且更加强调金融业为解决环境污染、为环境产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支持，它成为环境保护与金融之间的绿色桥梁。Jeucken（2001）在《金融可持续发展与银行业》中分析了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强调了银行在环境问题上的重要性。Gradel等（2004）把金融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们在《产业生态学》中系统研究了金融与环境保护的内在联系，从产业与环境的视角把金融作为一种服务业纳入服务业与环境保护的理论框架中，以至于最终成为学者们研究碳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2.气候风险管理理论

气候环境的变化不仅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Labatt等（2002）认为，气候变化同样也会给企业、金融服务业、投资者带来风险，他们将其称为气候风险。从企业层面来讲，气候风险主要包括企业因不遵守气候法规而遭遇法律诉讼的法律风险，而且如果忽视与碳排放有关政策、产品和生产程序等将面临声誉风险。碳排放限制政策随着气候的变化而不同，而不同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不同，将会影响到其资产和资本的支出，进一步使其面临市场竞争风险，如何应对气候风险和增强对气候风险的管理成为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一大难题。同时，他们的研究表明，尽管不同企业受到气候风险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是要想转移气候风险必须通过碳金融市场这个载体来管理和解决。随着气候风险已经成为影响金融业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气候风险管理理论便成为碳金融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3.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最早源于马歇尔所著《经济学原理》中的“外部经济”概念，其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的减排和全球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容易给对社会造成一定负外部性的传统企业带来“搭便车”的机会，使私人成本不能完全内生化。针对这种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科斯基于市场机制下的外部性理论为合理的碳减排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经济活动主体拥有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力（即人均排放权），在该碳排放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碳基金等业务手段，可以在达到碳减排目的的同时使外部成本内部化。Barrett（1998）指出，各地碳减排成本的不同意味着《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机制能督促全球碳减排分配产生效益。但是，不同企业由于自身创新能力不同，应对环境问题将对其成本收益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能够通过创新将多余的碳排放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交易并从中赢利的企业来说，外部成本内在化是其减排的兴趣所在。企业的经营目标不仅要追求自身经济效益，还要注重社会效益，这样企业才能保持长期竞争力。Schaltegger等（2000）对企业环境管理投资与其金融利益相关者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金融利益相关者获得发展优势，于是碳减排交易便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得以产生和运用。

以上理论研究不仅廓清了碳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全球碳金融的实践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但是与目前碳金融应用层面的研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未来碳金融理论的发展应与实践应用同步前进，并指导碳金融实践。同时，碳金融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综合了环境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法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学科。因此，在未来的理论研究过程中不能孤立进行，要在借鉴其它学科知识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碳金融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四、碳金融市场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

碳金融的发展离不开碳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创新和发展碳金融市场不仅是碳金融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同时还关系到金融体系的重构和金融产业的优化升级。目前，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建立碳金融市场体系，旨在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实现碳减排目标。国外碳金融市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学界对碳金融市场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骆华等（2010）对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以来，国际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由2005年的109.9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360亿美元，年均增长184.6%。世界银行预测，2010—2012年全球碳交易规模每年可达到600亿美元。

碳交易额的迅猛增长使碳金融市场结构的划分变得不可或缺。张小艳（2012）按照碳信用来源不同，将其分为配额型交易市场和项目型交易市场。配额型市场包括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的配额交易（AUU）市场、区域性碳减排机制下的配额交易市场、自愿减排交易机制下的配额交易市场三个层次；项目型交易市场包括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核证减排单位（CERS）交易和联合履行机制下的减排单位（EUR）交易。Hamilton等（2008）根据交易主体减排义务是否具有强制性，将碳信用市场分为规范市场和自愿市场两种类型，其中规范市场要受到国际、国内或区域性的强制性法规的限制《京都议定书》下的AAUs、ERUs及CRUs都可在规范市场进行交易。；而自愿市场不受强制法规的束缚，因此可供交易的碳信用也相对比较广泛，除了在规范市场交易的碳信用形式外，未经核准的减排量（NERs）、经核实的减排量（VERs）以及预期减排量（PERs）都可在自愿市场进行交易。从碳交易所的全球分布结构看，李瑞红（2010）认为国际上大部分碳交易所为发达国家所控制，而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较小国外已形成了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亚洲碳交易所（ACX）、欧洲能源交易所（ECX）等近20多个交易所；而我国自2009年山西吕梁、湖北武汉、浙江杭州、云南昆明等一系列交易所相继成立以后，碳交易体系才粗具雏形。。乔海曙等（2011）研究认为，碳交易市场与一般金融产品市场类似，存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分：一级市场涉及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即产品产生核准阶段；二级市场是指初始分配后的自由交易市场，主要涉及以初始分配为基础的产品的交易流通阶段。

金融市场的组成要素是市场发展的基础，全球碳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展以及结构变迁为进一步探索碳金融市场相关要素提供了条件。市场参与主体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要素，其发展规模和类型的多元化是衡量碳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参与主体的变迁是市场结构变化的表现。在碳金融发展初期，我国市场参与主体主要是在政府鼓励下的一些金融机构，结构较为单一，市场发展缺乏动力。之后，随着人们对碳金融认识的不断深化，政府、国内外商业银行、保险机构、风险投资公司以及基金等都参与到碳金融市场的交易中来。参与主体规模的日渐扩大和种类的日趋丰富，在提高碳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同时，也为各类市场主体进行投融资提供了一种科学化的平台。。刘英等（2010）按照交易目的的不同将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分为通过期货买卖来规避风险套期保值且有减排任务的企业、通过碳金融产品价格的涨跌进行贱买贵卖的纯粹的投机者、作为中介代表的期货公司和保障碳市场规范运作的监管主体等。林永生等（2012）根据参与主体功能的不同，将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分为供给方、需求方和中间商三类：供给方包括转型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拥有多余碳排放配额的发达国家；需求方包括资源减排市场的买方以及在《京都议定书》下承担减排任务的政府；中介商主要是指从发展中国家买入经核准的减排单位，然后将其在交易所卖出实现套利的中介机构。

碳金融产品作为市场交易的物质载体，在碳金融市场的不断拓展中走向多元化和复杂化，由初期的以配额市场中的碳排放配额和项目市场中的核证碳减排量为主的原生产品交易，向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碳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为主的衍生产品的方向发展原生产品主要是以EUA（即欧洲碳排放配额）、AAU（即UNFCCC附件Ⅰ缔约方国家间协商确定的排放额）为主的配额市场中的碳排放配额和CER（即核证减排量）、ERU（即联合履行机制允许的附件Ⅰ国家通过投资项目的方式从另一附件Ⅰ国家获得的减排量）为主的项目市场中的碳核证减排量。2005年欧洲能源交易所（EEX）碳排放权期货市场的建立，标志着以碳排放权为基础的碳金融衍生产品的正式问世。随后Uhrig（2006）和Wagner（2006）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期权产品设计方案，旨在通过向市场引入一种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权工具来达到规避风险、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王留之等（2009）针对国内碳交易市场中企业开发CDM项目融资难的问题，提出进行金融创新的计划，推出了银行类碳基金理财产品、融资租赁、保险业务、信托类碳金融产品、私募基金、碳资产证券、碳交易保险、以CERs收益权为质押的贷款等八种创新产品。目前，在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碳金融产品中，比较成熟的包括绿色贷款、互换合约、环保期货、环保基金、碳交易保险、巨灾债券以及基于减排信用设计的金融产品、天气衍生产品等。目前，远期、期权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数量和金额已经远远超过基础产品成为最主要的交易工具。。碳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在最大限度满足不同企业和金融机构需求的同时，也大大地活跃了碳金融市场，激发了碳交易市场的生机和活力。然而，碳金融产品种类的创新对产品的市场定价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厘清影响碳金融产品价格的因素，并构建一套完整的包括定价、核证在内的价格体系，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Wilfried（2007）等将碳市场中的碳配额看做是一项稀缺的输入变量，认为EU-ETS碳配额价格将在很大程度上受能源和气候变化的影响。Mansanet（2007）则持不同的观点，其通过对碳配额日价格的变动观察发现，能源资源是决定碳配额价格的主要因素，而气候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对其产生影响。Alberola（2008）等人指出，EUA现货价格不仅受错误预测能源价格的影响，而且与未预计到的温度变化也有关。刘英（2010）认为，碳价格在与能源市场价格存在较强关联性的同时，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Daskalakis（2009）和Paul（2010）分别通过蒙特卡洛法和扩展的带有跳跃性的几何布朗运动模型对欧洲碳期权定价和欧盟碳排放权的现货价格进行了研究，前者肯定了模型的有效性，后者得出了碳信用现货价格具有跳跃性和非平稳性特征的结论。Camona（2009）等学者利用竞争性随机模型对碳配额价格的形成及驱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论显示，模型的解服从最优随机控制理论。为了检验碳配额价格与相关动态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Benz等（2009）、Chevallier（2009）采用马尔科夫机制转换和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以及非对称的GARCH模型对不同阶段碳排放配额的短期现货价格与收益的波动行为、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总体上看，目前在碳金融产品定价的研究上还处于初级阶段。

全球碳金融市场在近几年得到了迅猛地发展。但由于目前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尚未完全统一，各类碳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加之市场管理规则的千差万别，伴随而来的是碳金融市场交易的高风险和低效率并存。因此，加强对碳金融市场的管理不仅对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也是未来全球碳金融市场能够持续稳步健康发展的关键。林立（2012）选取国际碳金融市场中最具代表性的期货市场，以2006—2010年的ECX期货合约为样本数据，研究了其在不同市场收益率和不同投资时间影响下的风险状况，认为碳金融市场存在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而且通过对2006—2007年和2008—2010年两个时间段的比较，发现碳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比较平稳，而非系统性风险在逐渐减小，说明国际碳金融市场正在逐步趋于规范化。一些国外学者分析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管理的方法，认为CDM项目存在基准线风险、政策风险、项目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治风险以及名誉风险7大类风险，而风险管理的原则是将风险指定给最有能力承受它的一方。还有些学者，如Blyth（2009）和Li等（2011）通过实证的方法将影响碳金融的相关因素引入模型来研究风险管理，前者引入政策因素和技术成本研究碳信用价格的风险管理；后者通过层次分析方对影响碳金融的相关因素（如工业发展背景、市场结构、商业发展状况以及基础设施等）进行实证，认为建立一个完整的碳金融评估体系是中国市场解决碳金融风险的一个迫切任务。尽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碳金融的发展主要以市场为基础，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多数情况下存在资源配置失灵现象。张晓春等（2011）把碳金融市场无法有效运行的原因分为价格非理性波动、市场垄断和非法经营，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监管，政府监管是克服“市场失灵”引发多方风险的有效手段。卢现祥等（2011）针对我国企业减排动力不足带来的问题，从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入手分析了政府职能与企业减排之间的关系，建议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激发企业的内在动力。

毋庸置疑，碳金融市场的风险监控至关重要，但其效率的管理也不容忽视。碳金融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不完全竞争性以及大量不合理和非有效因素的存在成为其高效运行的障碍。除此之外，目前全球碳金融市场呈现出区域性竞争发展的特征，空间上的分割以及地区性排放额分配政策的差异，增加了碳金融市场的监管成本，降低了碳金融产品交易的效率。可见，优化碳减排量在空间的合理配置，促进碳减排政策在各地区之间的协调配合，是促进碳交易市场更加有效的重要措施。Moslener（2004）和Stranlund（2007）都强调了监管在碳金融市场效率提高中的重要性，前者通过一个交互模拟模型对EU-ETS成员国碳排放额分配方案进行各种设计，认为减少管制成本以及资源在转移过程中的浪费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Daskalakis（2008）和Markellos（2008）运用现货和期货市场的部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政府对短线投资和碳配额融资的限制将带来碳交易市场的弱有效性。Vrnokur（2009）也对EU-ETS施加配额融资和申请的限制提出反驳意见，认为提高碳交易体系的效率必须解除限制并增加信息公开的透明度。

总之，碳金融市场的产生是碳交易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与碳交易存在密切的关系。通过国内外研究对比发现，国际碳金融市场规模化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市场参与主体、碳金融产品种类及其定价、市场风险识别和管理上都已经比较成熟；而我国碳金融市场由于多种阻碍因素的存在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市场结构、运行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都不完善。可见，在结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已有理论成果促进我国碳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将任重道远。

低碳环保市场调研篇4

关键词：低碳经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策略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资源能量消耗少、环境污染程度低，自2003年被首次提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发展至今，低碳经济已经逐渐被世界多个国家所应用。

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实现了蓬勃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重恶化的环境问题，目前，我国环境呈恶性发展趋势，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因此，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开始向低碳经济转型，只有全面实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切实降低我国环境污染程度，促进中国经济长远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主要理念和低碳环境的基本特征

（一）低碳经济的主要理念

国际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全球环境污染程度日益加重，生态资源逐渐枯竭，温室效应也愈加严重，在这种严峻形势下，英国提出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的提出能够有效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减轻地球环境污染，实行节能减排，同时还可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环境进行高度保护，提高生态资源利用率。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应当积极向低碳经济转型，全面实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促进人与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

（二）低碳环境的主要特征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人类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深入研究低碳经济的基本特征，有助于中国经济向低碳经济快速转型。低碳经济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性

温室效应是由世界多个国家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并非是由某个单个国家所造成的，因此，实行低碳经济就需要世界各个国家一起努力，才能使低碳经济的作用发挥出来。

2.全面性

低碳经济不仅与国家各个领域的经济发展有关，还与环境资源、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有关，涉及范围较广。

3.策略性

低碳经济可以通过实施各种方案来改革生产行为方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所以低碳经济具有较强的策略性特征。

根据不同单位的不同运营需求，给予不同的资源，通过完善相应体系，抓好内部控制和各种管理上的控制，将资源进行合理优化配置，各个部门、各个机构能够实现相互合作，使得资源不再产生不必要的浪费，使人力、物力、财力都能得到更好地利用，令组合形式达到最优的状态，这是从根本上来实现低碳生产的要求。

每个部门自己也要做好管控，可回收的资源可以再利用，避免随意的铺张浪费，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同时也是一个资源消耗的大国，节约低碳环保，从每一个单位做起，集合所有人的力量，众人拾柴火焰高，每人节约一点，浪费就会少一点。

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方面压力

（一）来自经济增长方面的压力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强调“低碳”，也就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而降低碳排放量势必会带来经济方面的压力。根据相关专家学者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分析得出，碳排放量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因素是GDP增长，所以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有同时增减关系，在中国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后，势必会放慢中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经济规模也将从速度方面转移到质量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转型压力。

（二）来自市场结构调整方面的压力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迅速发展，随之上升的还有生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其中工业部门就消耗了国内80%的生态能源，排放了84%的二氧化碳，所以调整我国工业产业结构已经成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首要任务。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建立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必然要改变工业产业结构，通过改造传统技术、生产方式和生产设备，开发节能型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从满足工业需求方面实现低碳目的，从而解决来自于产业结构调整而产生的转型压力。

（三）来自低碳技术方面的压力

低碳技术是改善温室效应和解决气候问题的主要驱动因素。如果交通部门和民用部门能够提高节能技术的研发速度，创建新能源节约型的工业技术，就能使经济节能效率提升1.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节能技术、生产效率向低碳经济模式转型是非常正确的。从目前的生产技术水平来看，截止到2022年，中国仍然需要151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而国际碳排放管理组织规定到2022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控制在400亿吨以内，而中国所获得的最大排放量也就是104亿吨，届时，中国还有47亿吨的二氧化碳没有排放空间。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情，改善工业生产技术和碳排放处理技术，从而应对来自技术方面的转型压力。

三、中国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受到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严重制约

我国生态资源十分丰富且储量较大，例如煤矿、铁矿等金属能源，所以，我国工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生态资源不够重视，忽略了资源能源节约的重要性。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以粗放型管理为主，发展至今，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由于长期处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我国大量的能量资源遭到过度浪费，生态资源储存量也逐渐枯竭，虽然国家政府积极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进行转型，但是由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根深蒂固，所以，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向低碳经济顺利转型。

（二）低碳节能技术相对落后

制约中国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首要因素就是低碳节能技术的落后。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只是利用大量的资源耗费能源来提高生产产量，而对于研发高效率、低能源的节能技术却不够重视，从而导致我国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和能源节约技术创新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向低碳经济进一步转型。

（三）中国产业结构分布不均衡

在中国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分布相对不均，传统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工业产业结构占领着整个结构市场，这些产业结构在浪费和消耗能源资源的同时也降低了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对低碳经济的应用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想要快速发展低碳经济模式，就要以经济协调发展为依据对中国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才能促进中国经济快速转型为低碳经济。

四、促进中国经济向低碳经济快速转型的策略

（一）树立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

中国经济向低碳经济成功转型的首要前提是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理念，树立先进的低碳经济发展理念，这就需要全国人民充分认识到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对低碳经济保持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到节能减排行动中，为低碳经济的顺利实施提供人员保障。另外，国家政府要为中国经济转型创造良好的转型环境，提供系统、有效的法律政策，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同时，还要及时处理中国经济转型期间出现的问题，从而保证低碳经济转型健康发展。

（二）制定先进的低碳经济转型策略

低碳经济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是因为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合理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降低环境污染程度，缓解温室效应。因此，中国经济要想成功转型低碳经济，首先要认识到低碳经济的作用，然后积极学习其他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贯彻落实引进来走出去的转型策略。在制定低碳经济转型策略的过程中，要根据我国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和基本国情调整转型政策，加强与其他低碳经济发展国家的交流协作，通过深入学习和研究，满足中国低碳经济的转型要求，使中国经济快速转型。

（三）高度重视低碳经济的转型发展

中国经济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要对低碳经济转型保持高度重视，并重点关注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有机结合。将低碳经济转型融入国家战略发展中，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综合、长远的战略规划，努力寻找中国经济与低碳经济的共通点，从而为中国经济创造转型条件。

五、结束语

低碳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应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有效提升中国资源利用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维护生态环境。所以，中国经济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积极向低碳经济进行转型。在低碳经济转型期间，我国应当树立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制定先进的低碳经济转型策略，对低碳经济转型发展保持高度重视，从而保障中国经济顺利转型低碳经济，实现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的经济发展目标。带领更多的企业紧跟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脚步，共同进步，为国家、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服务，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强殿英，文桂江.构建企业低碳会计体系的思考[J].会计之友，2010（22）：23-25.

[2]肖序，郑玲.低碳经济下企业碳会计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8）：20-23.

[3]李慧，张静晓.低碳经济下建筑企业PCDM项目碳排放权会计研究[J].会计之友，2012（26）：19-21.

低碳环保市场调研篇5

[关键词]低碳城市新能源产业产城融合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623（2017）03-0073-04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低碳城市新兴产业培育的制度联动机制研究”（16BJL118）。

[作者简介]秦艳（1979―），女，广西兴安人，广西财经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环境经济、产业政策。

近几年，广西在低碳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新能源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城市化与产业化推动了产城融合。

一、广西低碳城市建设现状

本文以南宁、柳州、桂林为重点，对广西低碳城市建设现状进行分析。

产业发展方面：三年来，三市GDP增长率有所下降，总体保持稳增长。柳州的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但其比重仍然较低；桂林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高，但在2015年有所降低；南宁第三产业比重一直较高，且高于2015年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均值（0.53）。

低碳城市建设方面：从建成区面积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比来看，南宁、柳州、桂林的城镇化进程较快。与2015年国家平均数（0.03）相比，柳州、桂林的节能环保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过低，南宁的比例（0.04）略高。三个城市中，工业用电量均逐步减少，城乡居民用电量快速增长。并且，在全社会用电量占比中，除柳州工业用电比例较高，南宁和桂林的工业用电比例与居民生活用电比例相近。

产城人互动方面：三个城市第二产业中电力、建筑业人员占比均高于2015年国家的平均数（0.18）。城市建设用地中，居住用地面积占比均在0.3左右，与2015年国家均值接近。根据《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三个城市的公共设施用地面积占比都过低。而且，城市道路面积也均低于2015年国家平均数（15.6平方米）。

二、广西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当前广西城市的能源消耗比例仍不合理，高碳排放能源占比较大，需要进一步提高绿色能源在能源消耗中的占比。同时，广西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新能源资源，且新能源产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为低碳城市的绿色能源消费提供了基础。基于此，在当前低碳城市建设中应采取“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策略，即以低碳城市建设为基础，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空间，以新能源产业为保障，驱动低碳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实现城市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低碳城市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

低碳城市为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市场等要素支撑。

低碳城市建设为新能源产业提供了市场。低碳城市建设就是降低“负”产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清洁能源是城市中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的基本保证，低碳城市是新能源产业的主要市场，也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柳州低碳城市建设加快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广泛使用倒逼清洁电力的开发，从而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低碳城市建设增强了新能源产业竞争力。城市的集聚效应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资本、土地等要素支持，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广西的经济中心，柳州城市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产业园区的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柳州高新区已成为柳州工业发展的基地。并且，柳州低碳城市的建设促进了柳东新区的建设，并推动了以光伏发电为主的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

2.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推动城市的低碳转型

广西新能源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桂林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及风电建设，并获得了较好发展。2015年，南宁市实现了22项新能源的并网项目、83项并网服务。位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铁山港―龙潭组团”的龙潭产业园区将建成为广西的新能源产业基地。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为低碳城市建设提供了绿色电力支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可以充分利用广西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优化能源结构，为低碳城市中的生活和生产提供清洁能源，减少碳排放。2016年上半年，在总发电量中，生物质能、风力、核能等新能源发电占了9.5%，相比同期增长了6.1%，火力发电下降为36.1%①。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推动城市绿色交通的建设。广西新能源动力系统、电控等新能源汽车配套生产获得快速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并且，充电基础设施也在逐步完善。

三、广西低碳型产城融合

发展思路

低碳型产城融合并不是新能源产业与低碳城市的简单相加，而是将低碳城市作为新能源产业的载体，并通过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推动低碳城市建设。为保障“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的顺利推进，必须要厘清其实施路径并从技术、规划、政策、人才等多方面为之提供有效支撑。

（一）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

基于前面的现状分析，本文从设立产城融合区及完善城市系统两个方面构建广西“低碳型”产城融合实施路径：

1.以l展为基本原则设立产城融合区

产业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建设，当产业和城市获得同步发展时，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间的协调性就会凸显。产业与城市的协调发展是产城融合发展的基础，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的匹配是产城融合的前提条件。要加快低碳城市的建设，就需要有与低碳城市相匹配的产业。广西可再生资源丰富，新能源产业获得了很好的发展。选取新能源产业作为与低碳城市建设的匹配产业，能有效地促进“低碳型”的产城融合发展。根据前面的分析，选取南宁、柳州、桂林为试点，以“低碳型”产城融合为目标设立产城融合区，通过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加快低碳城市建设，促进城市经济的低碳转型。

2.基于市场和政府两个主体建设城市系统

市场和政府在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推动“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中，应以市场和政府为主体，完善城市系统，从而更好地促进低碳城市建设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要素的集聚，进而推动低碳城市与新能源产业间的良性互动。要充分发挥政府在产城融合发展中的作用，通过道路、水电等城市设施建设，加强低碳城市建设与新能源产业发展间的互动；通过教育、科技及社会保障等，为各类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服务。

（二）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的支撑体系

为保障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实施路径的顺利进行，还要充分发挥政府功能，形成由技术、规划、产业体系、政策及人才保障等子系统构成的全面支撑体系。具体如下：

1.技术支撑体系。低碳技术的发展是实现“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的核心。城市群的建设有利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加强，通过区域内各项资源，尤其是科技资源的集中，能充分发挥群内研发优势，从而促进低碳技术的发展。因此，广西应在加强城市群建设的同时，加强低碳技术体系的建设，基于政府扶持和社会投入的结合，加强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建立技术的创新体系；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和促进企业低碳发展的服务体系。

2.促进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的规划体系。为了避免区域整治规划、低碳城市、低碳产业园区、低碳社区等规划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排斥，应采取“多规合一”的措施，统一指导和引导城市、县域、社区、产业园区等多层次规划间的协同。柳州市的“多规合一”试点中取得的成果值得借鉴，即在现有的城乡、土地及环保规划的基础上划分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并形成三类空间的三条红线。要实现“低碳型”产城融合，还要充分发挥新能源产业对低碳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应基于《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2年）》、《V西新能源产业规划》（2009）、《广西关于建设生态产业园区的实施建议》（2015）等相关规划，加强低碳产业园区、新能源产业基地及低碳城市间的产业衔接，以及促进低碳交通、低碳市政等要素的协调发展。

3.低碳型现代产业体系。近年来，广西实施“加工贸易倍增计划”，积极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广西应加强新能源产业与加工贸易产业间的协同，即通过能源技术的创新推动产业间的协作，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实现产业的低碳转型，建立低碳型产业体系。同时，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带动了空间结构的适应性变化，广西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快了城市化建设。因此，通过新能源产业与加工贸易产业间的互动实现产业的低碳发展，进而推动城市的低碳转型，最终实现低碳型产城融合发展。

4.政策制度体系。产城融合涉及城乡规划、土地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此，还需要形成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一是低碳金融、低碳财税政策支持。产业发展是城市的经济基础，同时资本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因此，金融支持是产城融合的重要支撑要素，要实现“低碳型”产城融合，更需要发展低碳金融的政策支持。一方面，通过低碳信贷，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提高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并且支持新能源技术、设备等研发能力，以及新能源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产业，形成强大的新能源产业链。另一方面，将金融服务拓展到低碳城市建设的各个层面，推进低碳交通、建筑节能等城市建设工作。并且，通过财税政策，将政府资金与市场融资结合，充分发挥财政、税收、金融在低碳城市建设和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推动作用。二是土地管理制度。在土地开发利用方面，柳州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形成“多个产城融合发展组团”，以城市建成区为中心，包括柳州汽车城组团等四个组团，并将道路、水电等市政设施纳入统一规划，对产业和城市布局进行统筹。因此，应加强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将产业与城市在空间上有机结合，提高土地利用率。并且，通过低碳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升级进一步提高土地综合效益。三是规划管理制度。通过建立负面清单管理，严管空间规划，促进低碳城市、低碳社区、低碳产业、低碳旅游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多种规划间的协同，制定低碳发展总体空间规划方案，避免多头管理及规划冲突。要实现政策制定部门间的协同，还需要建立相应的信息平台，实现城市及相关产业碳排放数据的共享，保障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都以减少碳排放为目标。

5.人才保障体系。尽管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有所提高，但在促进低碳发展方面的专业型人才还比较缺乏。广西应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低碳城市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培养高端人才。并且，完善现有政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形成人才集聚，为推动“低碳型”产城融合的科学研发及成果产业化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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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环保市场调研篇6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发展低碳经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研究热潮。从研究的方向上看，主要集中在如何实现低碳工业和低碳城市，且诸多学者(张安宁和唐在富(2009);郑晓松(2009);陈新平(2010);郑小鸣和谢晶莹(2010)等)②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策略，进而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从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低碳经济的内涵、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及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上;从研究的方法上看，大都是规范性分析。总体而言，低碳农村建设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在现有的有关发展农村低碳经济的文献中，学者们重点研究了低碳农业建设的必要性、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在有关低碳农业建设必要性的研究上，李晓燕和王彬彬(2010)从低碳农业与我国农业发展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发展低碳农业的必要性，认为低碳农业是我国特色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是我国低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符合在WTO条件下我国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趋势。［1］漆雁斌和陈卫洪(2010)在对农业总产值与化肥施用量、机械总动力以及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化肥施用量是制约低碳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杜受祜(2010)则认为农业剩余物、畜禽养殖、林业碳汇等也都是影响低碳农业发展的因素。［3］有关低碳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学者们(吴一平和刘向华(2010);陈晓春、唐姨军和胡婷(2010)等③)大都从低碳技术开发应用、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以及相关政策支持等方面进行研究。尽管学者对发展低碳农业研究的比较细致，然而农业建设不等同于农村建设，农业是基于产业理论视角，农村则代表着一个综合性的生产生活区域，具有一定的综合性。相比而言，国外学者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和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可持续发展上。KlausHubacek、KuishuangHuang和BinChen(2012)运用IPAT模型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分析;［4］YannickGlemarec(2010)则具体研究了发展低碳经济的融资问题。［5］综上，当前国内学者有关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或工业方向，在现有的关于发展农村低碳经济的研究中，低碳农业研究的相对比较充分，由于低碳农村与低碳农业范围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因而专门从财税理论视角探究低碳农村建设路径的相关研究略显不足。国外研究文献不仅没有系统的阐释低碳农业、低碳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更没有涉及到低碳农村建设的财税政策扶持，因此就国外研究现状来看本文的研究也是有价值的。不难看出，探究如何通过财税政策扶持实现低碳农村的构建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突破:一是具体阐述财税政策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内在机理，深入剖析二者的传导机制;二是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双重视角具体研究当前我国低碳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财税政策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理论依据

宏观上讲，由于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可能完全具备的，使得市场机制不能发挥有效资源配置的作用，出现“市场失灵”，而财政、税收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理应通过收支数量、结构的调节发挥相应的引导、激励或制约作用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然而，低碳农村建设有其特殊性，财税政策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理论依据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性与外部性低碳农村建设要求在农村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低碳经济组成要素的资源和环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生产上的非竞争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要求政府成为资源与环境的提供者。而且，建设低碳农村要求改变传统的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方式，这些变化关系到政府职能实现和投资决策，也就决定了低碳农村建设需要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和扶持。而在政府主导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财税政策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二)弱质性和风险性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具有弱质性和风险性。其受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的制约明显，生产力水平较低，组织程度不高，抗风险能力较差，特别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另外，低碳农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资金匮乏是其发展的瓶颈。政府应加大对低碳农村建设的资金配置，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示范作用，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调整，从而带动整个农村走上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市场信息的不充分性市场信息的不充分性同样是财税政策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市场主体具有充分信息是保持市场充分竞争和实现帕雷托最优的必要条件，但由于现阶段农村网络、通讯设施尚未完善，农民对市场信息的掌握具有滞后性和不充分性。为避免农村发展继续走高碳道路，需要通过财税政策的积极引导，有效地改变农民的生产、消费观念，进而使得农民对发展低碳经济有着充分的认识，推动我国低碳农村建设。

三、我国低碳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

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要建设低碳城市，更要建设低碳农村。当前，我国低碳农村建设主要面临农业生产污染严重、农民生活用能结构单一且效率低下，乡村企业污染严重等问题。同时，也存在农村环保投入不充分，农民环保意识淡薄等制约因素。具体如下:

(一)农业生产污染日愈严重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农业生产发展迅速，随之带来的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用化肥的不合理施用、农业机械的迅猛发展和畜禽的高碳养殖方式等，都会增加大气中的碳排放量，制约我国低碳农村的建设。1.农用化肥的不合理施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化肥施用量过多。农作物生长需要大量的化学元素，主要包括氮、磷、钾等。为增加农业产出，大量化肥被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且近三十年来，单位面积农用化肥的施用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见图1)。而单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的不断增加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土壤圈是碳素重要的储存库和转化器，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农田土壤中有机碳的矿化加速，大气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仍旧以煤炭为主要原料生产化肥，故伴随着化肥施用量的增加，生产化肥所耗费的煤炭总量也在不断上升，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大增加。通过对影响低碳农业发展的诸多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化肥施用量对农业产值的影响极大，是制约低碳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是化肥利用率不高。化肥施用不合理导致大量的化肥流失，从而引起地面、水体的富营养化。2.农用机械的迅猛发展。随着国家支农惠农力度不断加大，农用机械化得到迅猛发展(见图2)。当前农业生产所使用的机械多为汽油、柴油或电动机械，所需能源大都为高碳能源，加之地块分散、农业生产人员操作水平低等，导致机械作业效率低、能源浪费严重、废气排放量大等现象大量存在。因此，当前我国农用机械的迅猛发展也是影响低碳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3.畜禽的高碳养殖方式。随着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畜禽产品需求量随之增加，畜禽的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畜禽粪便、畜禽养殖产生的污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质氮、磷等，严重影响农田环境和农村地区水体质量。规模化的畜禽养殖更是加剧了这种有机污染。国际粮农组织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仅畜禽养殖生产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就达到全球温室气体总量的18%，其中氧化亚氮约占65%，甲烷约占37%，且二者的“增温效率”远远超过二氧化碳。由此可见，畜禽的高碳养殖方式对气候变暖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当前制约低碳农村建设的又一重要因素。上述是制约我国低碳农村建设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农业生产中农药和农用塑料薄膜的大量使用等问题同样应引起重视。据国家统计总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公布的数据，我国农药使用量由1990年的73．3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175．8万吨，增幅达128．10%，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由1990年的48．2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217．3万吨，增幅达316．39%。农药和农用塑料薄膜的大量使用不仅会危害土壤和水体，而且其在分解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因而也是低碳农村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农民生活用能结构单一且效率低下低碳农村建设不仅要求农业生产实现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而且要求将低碳理念贯彻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当前我国农民生活用能仍以薪柴和煤炭为主，可再生清洁能源则应用较少。农村生活煤炭消费量不仅绝对数量大，其在城乡生活煤炭总消费量中所占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见表1)。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大都采用传统的非省柴灶，且对煤炉的使用也是在正常的使用后任由其随意燃烧，导致能源使用效率低下，造成能源的浪费和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统计显示，每燃烧1吨标准煤，会产生二氧化碳2620公斤，二氧化硫8．5公斤，氮氧化物7．4公斤。由此可见，农民生活能源结构单一且效率低下问题也是低碳农村建设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的问题农村工业化以农村资源的就地开发利用为主要特征，以乡村企业的发展为主要实现形式。它是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并最终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步骤。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是乡村企业污染严重。由于乡村企业规模不大、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加之许多乡村企业是被城市淘汰的高碳企业，对农村环境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成为制约低碳农村建设的又一重要因素。

(四)其他问题低碳农村建设是一项涵盖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工业化在内的综合性较高、难度较大的工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环保投入不充分、农民环保意识淡薄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1.农村环保投入不充分。长久以来我国政府在“城市偏好型”发展路线的指引下在城市投入多，农村投入少，导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其中农村生态保护型公共产品更是出现严重的“短板”，其结果是农村生活垃圾随处堆砌、排水不畅、绿化面积逐渐减少等问题的出现。据201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统计，2010年全国各地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6691亿元，其中用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投资额为2493．9亿元，仅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80%。④另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241430．9亿元，其中用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投资额为22333．7亿元，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9．25%。由此可见，与城镇相比较，农村环保投入不够充分，农村生态保护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村环境污染状况得不到有效改善。2.农民环保意识淡薄。意识具有能动作用，可以指导人们的日常活动。当前关于环境保护的宣传总体上偏重城市和工业，涉及农村和农业的较少。据对武汉市周边农村的一项随机调查显示，有91．2%的被调查农户表示第一次听说低碳经济，在有关“村庄绿化”现状的调查中，要求农户就当地现有的14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按需求的迫切程度进行打分，统计得出，在享有度仅为46．58%的情况下，农户对“村庄绿化”的需求强度却排在第13位。⑤农民环保意识淡薄，导致农民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对外部自然环境随意施加影响，加剧了对农村环境的破坏程度，制约着我国低碳农村的建设。综上所述，我国低碳农村建设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既存在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农村工业化进程和其他环节之中。建设低碳农村要以低碳技术为保障，以低碳农村发展政策为支撑，以农民的广泛参与为保证。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可以为低碳农村建设提供相应的激励或约束机制，规范相应市场主体的行为，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和低碳农村建设。

四、财税政策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推进低碳农村建设不仅需要广大农民的参与，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也至关重要。财税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财政支出、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笔者认为，财税政策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路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增加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我国建设低碳农村的关键就在于财政资金的投入。低碳农村建设应从两方面考虑，即同时实现农业生产低碳化和农民生活低碳化，这要求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清洁能源(如沼气、太阳能等)的开发利用，节能环保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用品(如节能农用机械、高效生物农药等)的研发生产，农村现有环境污染(如农业生产污染、农村生活污染、乡村企业污染等)的治理，环保知识在农村的宣传等，基于低碳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民生活水平落后的现状，以上项目的建设都需要财政资金的投入。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不仅要保证每年低碳农村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规模，同时要合理安排财政资金在这些领域间的支出结构，例如针对农村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财政投入不充分的特点，应该考虑适当提高农村环保资金投入规模。分析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可以看出，现有的财政投入侧重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等方面，直接针对低碳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不足，这就成为农村低碳技术研发、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和农村污染治理等领域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必须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总规模的同时优化其结构予以解决。

(二)合理设计财政补贴制度，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制度应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激励以广大农村为目标市场的企业研发和生产节能减耗的低碳农用产品;二是鼓励农村消费者购买和使用这些新型低碳农用产品。首先，低碳农用技术的研发具有正外部性和风险性导致企业投入的积极性不够，其次，农民的环保意识薄弱和收入水平不高使其对低碳环保产品的偏好性较低。因此要同时达到这两个政策目标，就必须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考虑合理设计补贴制度，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在供给方面，通过财政直接或间接补贴，例如给予企业亏损补贴、价格补贴、财政贴息等，提升企业生产低碳产品的利润空间，从而引导企业进行新技术研发和环保型产品的供给;在需求方面，要进一步加大低碳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补贴、农副产品价格补贴、节能型农用家电价格补贴的力度，从而鼓励农村消费者购买并使用节能减排的新技术产品，同时也促进了低碳农业生产资料的推广。

(三)安排低碳预算支出项目，增强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国是一个城镇化水平尚低的国家，而低碳农村建设又是一项系统的长期工程，因此其对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则更为依赖。政府财政所承担的资源配置职能是通过预算支出的安排来实现的，通过把扶持农村低碳产业推进农村低碳建设的财政支出纳入预算的范围内，并设置低碳预算支出项目，将有利于政府把占有的社会经济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其在低碳农村建设中发挥最大的效用。同时在客观情况允许时可以通过立法把每年低碳预算支出的基本规模与增长速度进行确定，保证用于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财政资金的规模，从而增强扶持低碳农村建设的财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