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论文篇1

摘要：党的十中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当代中国的进一步运用与发展，通过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民族团结作用的研究，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民族团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统一而不懈努力的精神纽带，指导各族人民投身于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中来，从而达到民族地区共同繁荣，实现共同富裕，为实现国家富强安定，为建设和谐社会，为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前列而不断努力奋斗。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形成;意义;途径

党的十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灵魂与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它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价值理念与和追求，同时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精髓，逐渐得以凝练与提出，对于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三个层次的相互联系与贯通，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价值追求与愿望，是符合我国国情，符合当代具体时代特征的理论，能够有着广泛的感召力、强大的凝聚力、和持久的引导力，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大局的重大问题，民族团结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于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探索与形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经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不懈探索与努力，立足于基本国情逐渐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从而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以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包括以平等为核心的正义观，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人民利益至上观，以富强和独立为核心的国家观和以“不断革命”为动力的发展

观等。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有着独特性，在一定程度是上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正确理论知识与经验，同时也带有一定的错误经验与教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积极探索与创新，形成了包括共同富裕、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思想解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多方面的理论内容，打破原有的理论认知，不断开拓创新，以社会、国家、人民为主体，注重实际效益，达到价值观同真理观、历史观的统一。以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括创新的意义、强调以人民群众为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价值理论，其中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目标是谋求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领导人积极探索，不断提出包括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荣辱观的理论思想，以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包括，公平正义、求真务实、以人为本、及其重要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以来，多次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表重要讲话，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握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深化改革开放等方面做出重要的战略思想。党的十八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成24个字，理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有一定的理论来源，经过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懈努力最终形成具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我们也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不断取得更大的进步。

二、社会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民族团结教育的思想是历代领导集体在认识中国国情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形成的思想，在不断丰富民族团结理论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进程。我国是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自治的地区所占国土面积的64%，这一基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要始终将民族问题放摆在重要位置，只有维护民族团结，才能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才能促经经济发展，加快国家建设的步伐，才能更好的在国际上展现中华民族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雄姿，使中华民族真正立足于世界的民族之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体现的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的意义更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民族文化指引方向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优秀的文化对一个地区社会价值的认同和民族内部的认同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更能够提供和谐的人文环境，化解民族矛盾和消解民族冲突的重要法宝，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提升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的向心力是及其重要的，党的十中用24个简短的字，清晰而凝练地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高度概括，让社会公众从多元价值观中找到了一元的核心价值观，为多元时代凝聚思想共识指明了方向。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各自不同的文化，是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道德行为的具体规范上、道德生活的价值追求上异中存同、殊途同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又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借鉴、汲取世界各种优秀价值形态的积极因素，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共同精神力量，能够使民族地区形成良好的精神文化，促进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团结。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篇2

【关键词】知识分子；报刊表达；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许纪霖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蔓延至今、而仍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也是思想意识的转换，因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就成为一部范式转换的思想史”（许纪霖，2006：P1）在这绵延漫长一百余年的思想范式转换历程中，交织其中、始终如一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转型时代的全面、严重而深刻的社会危机，这一危机既表现在道德和信仰层面上的取向危机，又表现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秩序危机（张灏，1999；许纪霖，2006）。如此严重的深层危机引致知识分子迫切的关怀：如何找寻一套作为共识基础的思想和信仰？自从“五四”启蒙运动开始，甚至更早，中国知识分子便祭起“自由”、“民主”的大旗以试图作为应对之路。为此，知识分子往往以报刊作为传播自由思想的重镇，通过办报办刊来参与社会变革，报刊因而倚重知识分子并成为各种思想理念的重要载体，从而为中国近代报刊史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遗憾的是，现有报刊史对这一阶段的研究刚刚起步，“举凡搜寻和整理史料，建立研究视角，提升理论水准，和运用各种研究方法，都有待大家共同努力”（李金铨，2007：P1）。2007年4月26至27日，由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办，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协办的“自由的理解与实践：知识分子与民国报刊学术研讨会”在港举行，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三地，来自历史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15位学者汇聚香港城市大学，以“民国时期自由报刊与知识分子的互动”为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余英时先生以“新典范”一词高度概括了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意义（余英时，1998）。胡适充分认识到了报刊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常“以舆论家自任”，身体力行地创办报刊。因而，胡适及其报刊作为成为许多与会者的讨论主题。南京大学历史系陈谦平教授从《独立评论》主要撰稿者身份入手，讨论“民主与独裁”论战之所以爆发的深层原因。这场著名的论战肇始于蒋廷黻1933年12月10日发表在《独立评论》第80号的“革命与专制”一文，他在此文旗帜鲜明地鼓吹专制，从而激起胡适的强烈反对，一场论战就此展开。论战的主战场是自由报刊《独立评论》，几乎所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参加了这场论战。作者认为，“民主与独裁”论战之爆发并非源于论战双方对民主自由理念信奉上的差异，而是缘于实用主义道路选择的不同：

“独立评论派的民主观念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即便如胡适这样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大体而言，这种变化由原先他们积极主张的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为母本和参照，彻底改造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改变国家政权性质和政府组织方式，实现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化转向理解政权的统治方式，要求在‘法治’、‘提高行政效率’等技术层面进行体制内的改革。但是这种变化并非他们对于英美式民主内在价值理念的动摇，而是对这种模式是否能应用于中国现实的怀疑与思考”（陈谦平，2007：P12）。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清教授看来，《独立评论》的自由主义思想，既承袭五四思想传统，办刊前提是“对于自由基本价值的肯定”；又置于“国难当头”的特殊时空格局，使之相关言论呈现出了“特别的色调”，最终引发一场“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其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得以正面陈述自由主义的意义，胡适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地位也得到肯定。论文认为，持独裁论者的依据主要有二：西方因素和现实政治因素。“民主与独裁的争辩，焦点不在民主政治的价值层面，而是将问题引向了现实环境……对于民主政治的价值，似乎参与论辩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疑问，分歧只是在实行的步骤上”（章清，2007：P76）。而作为民主政治最卓越的辩护人胡适的辩驳同样立足于现实层面，带有“对策”色彩。由此而言，“国难”的压力驱使，既使中国自由主义学说以受压抑的形态出现，又催生了自由主义的全面阐述，从而完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命名。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张太原教授认为，《独立评论》是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通过这一刊物创造了“强有力的中心舆论”，具体表现在，《独立评论》已成为时下“全国人的公共刊物”，其销量最高曾达到一万四千多份，读者群分布在全国各地，并且大半稿件来自社外投稿，其文章风格广泛受到不同人群的褒贬。不过作者继而指出，刊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起了“领导社会”的作用，但“在‘以党为国’的制度下，《独立评论》对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因此，他们为了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又大都凭借办刊物的效益走向了政治的中心”（张太原，2007：P16）。为谈政治者打开了走向政治的大门，从另一侧面说明了《独立评论》的政治影响作用。

作为五四时期叱诧风云的两位新文化领袖，陈独秀和胡适的短暂结盟很快因五四后的“主义”之分而宣告终结。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高力克教授认为，陈独秀与胡适政治思想的分歧，主要源于两人所接受的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差异。作者指出，陈独秀的自由观具有“积极自由”的取向，倡导解放式自由和自我实现，“强调的是自我主宰的行动的能力”。相较而言，胡适的自由观念更为温和低调，具有“消极自由”的特征，注重个人的自由选择之权与自我的道德责任，追求“一种获得法制保障而不受干涉的私人领域”。与“积极自由”理念一脉相承，陈独秀信奉的是“高调民主”观，主张国民政治应由大众参与，“以平民政治代替政党政治……取代政党而行民主政治，使政府和国会遵从多数平民的意志”（高力克，2007：P100）。而胡适则崇尚渐进有序的改革，信奉“低调民主”观，信仰民主，相信民主具有教育的功能，是训练公民的最好学校。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潘光哲博士则着力研究胡适在1920年代的思想状况，以《努力周报》为个案，以进行“浓描细写”式的考察。本次研讨会上，作者提交的论文是系列研究的第一部分：对《努力周报》创刊初期胡适的思想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是胡适的政论导言，此后胡适遂打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政治兴味大浓，并在20年代初发展出一套对于政治的整体观点：“政治的工具主义”，“从整体的脉络来看，胡适这套‘政治的工具主义’观点，更可以说是他的观念/思维世界的支配元素”（潘光哲，2007：P136）。与“政治的工具主义”相呼应的另一个思想是：胡适既责诸于人亦求助于己的“干”的实践哲学，胡适认为一切学说和理想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并于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以其为舆论舞台，开始正式谈论政治。

发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自“转型时代”传入中国（张灏，2006），至民国初期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济世思想。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的自由主义赢得了又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此间，储安平任主编的《观察》杂志以鼓吹政治自由和经济平等为己任，成为自由主义政论报刊的代表。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高瑞泉教授将《观察》作为分析对象，集中讨论“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观念的价值关联及其之间的内在张力。作者认为，就自由和平等的关系问题，《观察》发表的意见大致可归为三种理论：“矛盾冲突说”、“统一互补说”以及“以历史发展来统一自由平等”。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天下为己任，因而将西方自由思想引入时更关心其工具性价值。储安平在论述自由与平等关系时，也怀有对现实关切之心，“《观察》杂志同人希望他们的政治批评多少能够表达民意、影响未来中国的政治路径的选择。换言之，他们的‘平等’理论是服从于‘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现实问题的考虑的……他们对于‘平等’的诉求是相当全面的，不仅指政治平等，而且指经济平等”（高瑞泉，2007：P45）。这种诉求与诠释显然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同样，由罗隆基、钱端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任主笔的《益世报》在对时政的密切关注中也表现出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强烈取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教授、禹江博士通过描述《益世报》与“九一八”后的运动关系，揭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报刊为舆论阵地，积极参与政治变革。作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运动中，报纸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平台，成为意见和思想传播的主要阵地。在运动展开之前，报纸刊登大量社论，对的训政理论进行系统批判，尖锐批评，呼吁开放、成立多党制。值运动兴起之初，报纸高举言论自由与公民选举权的大旗，对宪法草案进行解读与批判，认为与言论自由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在缺乏自由主义思想的专制社会中推行，必须要切实可行地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其中的关键又在于维护人民的参政权和言论自由权”（郑大华、禹江，2007：P88）。

虽然“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之一――周瘦鹃以“哀情巨子”的形象盛享中国文学史，但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陈建华教授认为，周的时政言论以其特有的方式同样表达着对言论自由的追求，而这一点一直为研究者所忽略，为此他提交的论文从《申报•自由谈》入手，着力分析周瘦鹃及其同仁的政治见解。作者指出，《申报•自由谈》虽是文学副刊，但从问世伊始便承担着某种“言论自由”的使命。“自由谈”以“游戏文章”的形式对民初时政冷嘲热讽，就每日发生的公共事件略加点评，片言只语，与公众分享某种情绪，隐含自由、共和的价值观，以此力图在“不自由”的时政环境拓展言论空间。文章论及，在民国大众启蒙的格局中，周氏积极利用空隙，往往挑战言论自由的限度，努力实践共和对‘自由’的承诺，“与他的时政批评的精神一样，背后都贯穿着一种源自于欧美‘公民社会’及维护本土文化的理想尺规，其间以完美的个人与家庭为基础”（陈建华，2007：P126）。

办刊同样成为各方政治力量试图影响社会、整合力量、争取支持的重要手段。对此，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将研究目光投放在抗战时期策划的学人办报现象，以此讨论战时文教界人士与之间的关系。作者发现，在政治权力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试图借助知名学者顾颉刚、张荫麟的力量，给予一定的资助，通过创办刊物的形式，希冀以刊物推行党务，企图影响战时文教界人士和青年，使之拥护中央政府和。然而双方在动机和目标上一开始就有很大距离：大体共识的是灌输民族意识，宣传抗日思想；宣扬三民主义，部分学人或有共鸣；而与左翼异党争胜及争夺青年，则鲜有人附和。故而双方难以配合，“使得学人宣传抗日，动员民众的努力不能充分生效，最终导致文教界人士与的疏离乃至离异”（桑兵，2007：P27）。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对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原因及其意义进行了重新讨论。文章从《解放日报》是不是党报、为何改版、为何突然在1942年改版、如何改造、改造的重大成果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指出《解放日报》的改版，实质是对时任《解放日报》社长和主笔的博古及编辑人员“同人办报”倾向的纠正。其意图是在对党报的“改造”，彻底纠正并制止报纸中有所流露的“独立性”，把党报完全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工具，从形式、内容到体制统一在党的权威体系之中。报纸版面的调整则是“改造”的突破口：在办报思想观念上，确立党报是党组织的“喉舌”，不是报社“同人”的机关；在办报实践中则表现为强调党性，把“全党办报”的原则具体制度化，使报纸的报道与党组织联成一体。作者最后指出，《解放日报》改版的意义，不是确立了几个理论，而是树立了党报范式，“改造党报是为了改造党，改造延安《解放日报》也是为改造其他党报树立典范”（黄旦，2007：P60）。

在北京大学校史馆杨琥教授看来，以报刊为核心集结成的以思想、观念认同为基础的新生社会力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开展的有力支柱。作者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分析对象，认为“通信”栏促成了主编陈独秀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交流，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论坛，又为陈独秀等编者了解读者关心的问题、答复读者的疑问提供了机会，从而使一般性的报刊报道转变为广泛意义上的公众舆论。不仅如此，“通信”栏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其促进了编者与读者的人际互动，吴虞、钱玄同、张崧年、陈望道等人先成为“通信”栏作者，以后又成为《新青年》或其他报刊的撰稿人。在编辑思想上，“通信”走的是“政治刊物社会化”的路向，讨论的问题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政治实象息息相关，“通信栏讨论的话题、现实的政治与社会生活、编者与读者的政治生活、思想活动以及他们的精神追求，这一切都处于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的互动关系之中”（杨琥，2007：P117）。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林淇养教授着重讨论了雷震执掌的政论杂志《自由中国》与政府的冲突与矛盾及其背后原因。文章认为，从“拥蒋”到“反蒋”，雷震的政治立场看似有了颠覆性的转变，但究其实质，乃雷震从始至终坚守自由主义理念并将其贯彻到杂志的编辑出版中去的结果。政治协商时期的雷震兼具“强人侍从与政治协商信鸽的双重身份”，对“现代政治意识”抱有幻想。其后退守台湾，雷震发起创办《自由中国》，希望“以言论救国”，一再以自由主义冲撞党国意识形态，双方屡屡发生冲突，冒着生命危险却仍坚持自由主义信念。虽然《自由中国》并未成为让台湾民众享有完全自由的运动，却成为一份深刻影响台湾民主发展的媒体，进而影响了台湾民主政治的变迁。“雷震，作为一个身体力行的异议者，坚其所信，无所畏惧，向威权挑战，从侍从在侧到异议于外，其中的转折过程，足供检验，且终于成就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实践典范”（林淇养，2007：P180）。

香港城市大学英文与传播系李金铨教授提交的论文同样涉及到对台湾民主政治的讨论。作者认为，台湾从威权统治过渡到民主转型的过程，从传播学的视野看属于“小媒介对抗大媒介”的故事。主流媒介与政体建立侍从结构以营造社会“共识”，而“党外政论杂志”、“非法的有线电视”、“地下广播电台”等三次游击媒介虽然具有边缘的特征：资源贫乏、规模小，由少数政治活跃分子非专业记者操作等，但它们结合了台湾社会政治运动的发展需要，善于运用“边打边躲”的策略，为政治运动充当“组织性的情报”，长期宣扬反权威的意识形态，最终，边缘威胁中心，颠覆了权力结构的控制。作者继而指出，民主转型后的台湾，信奉“扭曲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私有化”，游击媒介庸俗化、博出位的做法成为其无法突破的局限，“一言以蔽之，游击媒介为台湾留下的影响是‘自由化，而没有全面民主化’”（李金铨，2007：P189）。

胡伟希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接纳与介绍称为“工具合理性行动”，认为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眼里，西方自由主义正是为达到一种合理的目的――救亡图存和富强中国――的工具和手段加以使用。另外，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并对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实际影响，还同中国近代参与型知识分子的形成有关。他们关心社会公共事务，但并不以谋取官职为目的，更希望通过制造与鼓动舆论来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胡伟希，1996），并且身体力行地倡导大学新闻教育。

那么，中国新闻教育的理念和体系主要源自何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张咏博士、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李金铨教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美式密苏里模式。中国各大学的新闻系几乎都是密苏里校友创办的，密苏里新闻教育在中国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遭遇阻力。作者认为，密苏里新闻教育在中国之广受拥抱，其社会背景原因有：中国处于半殖民状态、西方列强在中国新闻竞争激烈，尤以英美争斗为甚；美国人自以为具有“拯救世界的天命的理想主义，认为新闻是促进社会沟通和防腐的利器。同时理想主义又与现实主义混合，认为中国新闻教育有益于扩张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关注报纸的启蒙功能，希望建立有道德、有政治担当的新闻媒介，以实现民族自强、促进国家现代化，“新闻教育就是培养有社会承担的报人最有效方式”（张咏、李金铨，2007：P205），美国实用主义的民主思想在中国广受欢迎，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的职业取向，又进一步提供一个可以模仿操作的范例。

虽然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式“公共利益”和“自由、独立”的新闻专业精神心向往之，但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林丽云教授的研究发现，战后初期，政府所建构的理论中，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报刊主，与国际倡导的“自由的主体是一般人”理念相去甚远。文章认为，以马星野为代表的政府相关负责人，其建构的新闻理论既受到社会情境（国内内战）的影响，也为个人位置（党国要职）所制约，基于国家主义的思维来建构自由理论，认为国家的利益大于个人。“在此脉络下，新闻自由成为媒体主的特权，而不是由一般人能享有的”（林丽云，2007：P150）。

注释：

[1]陈谦平：《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主要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2]陈建华：《共和与家国想象：周瘦鹃与，1921-1926》，“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3]顾昕：《民主思想的贫瘠土壤――评述一九三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论战》，《知识分子》[J]，1992年春季号

[4]胡伟希：《理性与乌托邦――二十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J]，载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C]，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5]黄旦：《从“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延安改版再审视》，“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6]高瑞泉：《：自由主义视域中的平等观念》，“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7]高力克：《民初陈独秀与胡适的自由民主理念》，“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8]李金铨：《自由化，而非全面民主化――台湾的游击媒介与政治运动》，“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9]林丽云：《桔逾淮而为枳？战后初期“新闻自由”的翻译》，“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10]林淇养：《由“侍从”在册到“异议”于外：试论论述与党国机器的合与分》，“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11]潘光哲：《走上“歧路”的胡适：研究（之一）》，“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12]桑兵：《抗战时期策划的学人办报》，“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13]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M]，东方出版中心、中国出版集团，2006年

[14]杨琥：《“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互动》，“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15]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M]，联经出版社，1998年

[16]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开放时代》[J]，1999年3、4月号

[17]张太原：《“强有力的中心舆论”：的社会影响》，“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18]张咏、李金铨：《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自由的理解与实践：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报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J]，2007年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篇3

[关键词]《概论》教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主课程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蕴含在《概论》的教学内容之中。如何利用《概论》教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概论》教学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和灵魂。作为社会主义的大国,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多样化,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当代价值产生怀疑。《概论》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立足时代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引导学生在多元思潮的比较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1.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基本原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功能,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只要客观规律及客观规律起作用的条件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可以发挥指导作用,适应不同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揭示客观世界最一般规律的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所包含的基本原理;(2)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即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所蕴含的基本原理;(3)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关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等。这些原理至今仍然是有效的、合理的,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这些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就可见其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概论》教学中,要注意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2.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为审视历史、评价历史,为观察当代问题、解决当代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方法。比如,马克思主义遵循实事求是的认识原则,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立足于动态发展的社会现实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和改造现实世界,这种认识方法具有永恒的魅力。又如,任何范畴既具抽象性,又有历史规定性,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所践行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至今仍是认识应当遵循的准则。再如,马克思主义全面突破了思想文化中的“地域性思维方式”,开创了一种世界性的思维方式,《共产党宣言》揭示了世界的整体性,《资本论》阐发了生产的国际性。这种思维方式为全球化时代认识现实、解决问题提供了基本方法。《概论》教学中,要通过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运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3.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一生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为“人的科学”。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类世界、人的生存,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况给予了深刻批判;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对人的发展进行了深层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这一理论旨趣为中国共产党人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如此,也就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以时代意义。《概论》教学应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以人为本、人本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的内在联系,以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立足时代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能使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从而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信仰。

二、《概论》教学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共同理想是民族、国家、政党的精神支柱,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共同理想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它把党的目标、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与个人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阶层的共同愿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整合力量,凝聚人心。《概论》教学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1.引导学生认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就。对于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人们的认识存在分歧。《概论》教学应重点引导学生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比如,改革开放把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破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民主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政治权威从神圣化转向世俗化,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国家治理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政治透明度有了提高,决策走向民主化,基层民主制度逐步健全,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政治文明等概念进入话语体系;文化得到发展与繁荣,大众文化兴起,文化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苏,教育规模扩张,知识更新加快,科技领域有了新的突破;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开始起步,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各类社会主体的自扩大,社会结构分化加快、程度加深,身份体系弱化、社会流动加快,社会保障逐步建立起来。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概论》教学中也应当引导学生认识到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说明问题的解决之道。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呈现出来,有利于学生正确评价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具体内涵。

2.引导学生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概括,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这一概括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保证、强大动力、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阐明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概论》教学中应引导学生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内涵,以帮助学生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识。

3.引导学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概论》教材体系实际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构的一种把握和解读。此外,《概论》教学中还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构的其他看法。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认识论、价值论、世界观,包括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论、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论;其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结论,包括社会主义时代条件论、社会主义以人为本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社会主义全面文明论;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路径选择、战略设计,包括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三步走”的发展步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举措,等等。[2]《概论》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构的讨论,有助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也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质与远景。

三、《概论》教学中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

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概论》教学中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教育,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1.说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如何?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提出,民族精神有两种表现形式,即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从某个特定的时空坐标来说,传统精神就是这个特定的时空以往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以往的活动中形成的表现民族整体面貌的精神内核,是一个民族社会存在的反映。时代精神则是一个民族在这个特定时空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体现民族精神面貌的精神内核,是一个民族所处时代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民族精神是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传统精神为民族精神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纵深规定着民族精神的现实形态,是民族精神中具有稳定性、连贯性的内涵,也是民族精神的深层依据;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形态、当代表达,赋予民族精神发展的活力和动力。[3]这种观点较为深刻地揭示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概论》教学中讲授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相关内容时,首先应说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2.界定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涵。尽管学术界对于民族精神的内涵有多种概括,但《概论》教学还是应当采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民族精神的概括:“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4]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系统、明确的概括,既强调了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精神体系中的地位,也说明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爱国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它渗透在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切领域。其中,团结统一是爱国主义在处理国内各民族之间关系上的要求,也是爱国主义最基本的要求;爱好和平是爱国主义内涵的扩展和延伸,是爱国主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上的要求;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爱国主义的根本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精髓。这五种精神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爱国兴邦这一主题。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和谐发展、以人为本”四个方面。其中,求真务实是前提,改革创新是核心,和谐发展是规范,以人为本是目的,这四个方面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明确界定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内涵,才能让学生了解何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3.阐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具体路径。《概论》教学中开展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教育,落脚点之一在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为此,应让学生清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具体途径,即通过先进文化建设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顺应时展要求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通过国民教育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通过纪念活动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运用各种媒介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同时,《概论》教学还要让学生意识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需要炎黄子孙共同参与,没有民族成员的共同参与,仅仅凭借政府部门主导、新闻舆论机构配合的运动式宣传,难以收到实际的效果。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是民族精神的传播者和弘扬者、民族精神的创造者和培育者,都应当担负起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责任。

明确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说明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涵,指明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路径及当代大学生肩负的责任,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教育就能收到预期效果。

四、《概论》教学中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概论》教学中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开展,要解决如下问题:

1.明确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涵。2006年3月,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八荣八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要内容,《概论》教学应对其每一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2.明确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地位与特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基础的地位。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求人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又着眼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回答了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相互交往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中,公民在公众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具有先进性的导向和广泛性的要求。当今时代,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通过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将能提高全体国民的道德水平和人文素养,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从而增强我国的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这些道理在《概论》教学中应当予以明示。

3.指明社会主义荣辱观有赖个人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不仅要使“八荣八耻”的基本内容深入人心,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认识,更重要的在于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这就要求《概论》教学中对大学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明确要求,引导学生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学习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结合起来。

总之,《概论》教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载体和平台,结合《概论》教学内容、教学实践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

[2]李恒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的若干问题[J].学术研究,2008(10):7―10.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篇4

关键词：文化强国；文化本质；科学发展观；公民道德

中图分类号：G4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1-0004-04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十报告第六部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科学系统地阐述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文化发展的总体部署，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原则、指导思想、具体措施进行了集中论述，对文化建设做出了新的理论贡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本文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重要命题，从文化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民道德素质建设等四个方面内容展开，进一步深化理解十报告对文化发展的理论创新。

一、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

学界对于文化内涵有着不同界定。总体而言，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而狭义文化，是指作为观念形态的，与经济、政治并列的，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理论、道德风尚、文学艺术、教育和科学等精神方面的内容。无论从广义抑或从狭义来理解文化，至少有一点是共通的，即文化的“属人性”。文化是为“人类”所特有，而非其他类存在物（譬如动物）所具备，这是因为只有“人类”这个种才具有主观能动性，才能够真正实现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化创造。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重要价值，其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石，突出体现在被恩格斯盛赞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譬如，在谈及费尔巴哈局限性时，马克思强调，“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1]，“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等等。正是从物质实践基础上来理解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才为我们总结出不同于以往一切旧哲学（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的科学文化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将文化纳入到社会意识范畴来考察，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出发，进一步深化对文化本质的认识。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由此可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文化”为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决定，而且要努力与后者相适应。同时，马克思认为，文化具有相对性，即文化不一定永远与经济结构相适应，而且文化对后者具有反作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党的十继承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内涵的新概括，认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不难看出，关于“文化”本质的这一新认识，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基本立场，另一方面深化了对文化的民族性、人民性、精神性的理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日新月异的物质实践活动，我们党始终坚持对文化本质的科学把握，真正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关于文化功能，党的十亦作了新阐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这十六个字可以被视为新时期党对文化功能的最新总结。回顾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历程，不同历史时期都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论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认为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强调建设以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为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文学艺术要为人民服务，吸收民族文化精华、剔除封建糟粕，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开创性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从党的建设高度，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党的十报告更是从“文化强国”高度来审视我国文化发展问题，特别是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相统一的“五位一体”来认识，高屋建瓴、意义深远，进一步深化了对文化本质的认识和把握。

二、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文化强国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报告开篇就明确了会议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决定党和国家当前、今后命运的关键抉择，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四者构成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有机整体。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党的十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党的十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科学地界定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精神实质，并将其写入。报告指出，总结十年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面向未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关于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党的十报告作了明确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面对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真正实现批判武器向武器批判转化，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当前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因为该理论体系是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证明了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抓住事物的根本”[6]的彻底理论。

三、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思想理论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增进社会共识，创新方式方法，健全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党的十报告第六部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了具体部署。报告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基础）。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历史维度看，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毋庸置疑，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社会意识的本质体现，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表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客观要求，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强国的迫切需要。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就会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只能是空中楼阁、一句空话。党的十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做到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同时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三个“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界目前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三个“倡导”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不同层面来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识，抑或可以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国家、社会、个人三者所要实现的目标状态和未来呈现。具体来说，从国家角度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正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国家所应呈现的特征；从社会角度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恰恰是我们所要努力形成的和谐社会的基本特质；从个人角度看，“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以说是构成社会主义公民所需具备的基本素养。关于三个“倡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对范畴之间的关系，学界同样存在争议。譬如，有的学者认为三个“倡导”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概括，用二十四个字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体现出来；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未真正提炼完成，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继续培育。笔者比较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见，这三个“倡导”还不能被看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二十四个字表达尚过于宽泛、冗繁，不够精准，但是十报告这一新提法也反映出目前党和国家正在着手此项工作，这是一个不断提炼和论证的渐进过程。

四、把文化强国落实到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具体层面上来

党的十报告从文化强国的宏观维度和公民道德的微观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分别作了系统阐述。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文化强国不是空洞的理论政策，而是与广大百姓密切相关的文化基因和道德素质。关于文化与道德关系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话题。马克思认为，道德同文化一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与文化不同，道德更加强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从广义来看，道德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往往大于道德。从层次来看，道德处于较高的文化层次。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文化层次的重要标志，道德力量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这决定了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重视现实生活中的人的道德问题。道德建设，解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正是基于这一点，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做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

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一次系统明确地提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应当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在当代中国，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必须重视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个维度来加强公民道德素质提升。就社会公德而言，公共生活领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扩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7]。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大呼唤公共秩序的产生。列宁曾指出，即使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也存在着“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8]。道德中的社会公德，是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手段。职业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活动，而职业道德是为了调节和约束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而形成的行为规范。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体现在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贡献社会等方面，不同单位、组织、机构也会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特质，是整个社会文化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家庭美德而言，家庭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单位细胞，家庭文化体现和影响社会文化内容，要大力提倡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形成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先进社会文化熏陶、自身努力塑造等等都十分重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影响着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与此同时，后者也反作用于前者。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重视公民道德素质提升，将文化发展落到实处、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中来。

参考文献

[1][2][5][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57，9，9，27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篇5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隆重举行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山西省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将选举新一届省文联、省作协、省社科联的领导机构，并部署今后一个时期我省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各项工作。这是我省文艺和社科界的一件大事、喜事，对于加快实施文化强省战略、推动全省转型跨越具有重大意义。在此，我代表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与会代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社科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

省七次文代会、五次作代会和社科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文联、省作协、省社科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文艺和理论工作者。坚持正确方向，深入生活实践，倾心文艺创作，组织重大课题研究，全省文艺和社科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良好态势。一是时代脉搏把握准确。密切关注全国改革发展和山西转型跨越的生动实践，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主体进行创作，以发展为主题开展研究，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入探索转型跨越的内在规律和发展前景，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二是优秀成果层出不穷。以《立秋》《一把酸枣》《解放》《粉墨春秋》等为代表的舞台剧作品，以《乔家大院》《八路军》等为代表的影视作品。以《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述说》等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以《科学发展观在山西的实践系列丛书》《与农村党员谈心——说一说农村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为代表的社科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我省文艺创作和社科研究达到新的高峰。三是创新人才大量涌现。全省100多人先后获得戏剧梅花奖和小梅花奖（其中“二度梅”获得者4人），5人获得鲁迅文学奖。一系列学术活动取得重要成果，一批研究课题进入国家人文社科重大项目，有的优秀理论工作者成长为长江学者、中组部青年拔尖^才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四是文化惠民富有成效。农村基层文化设施不断完善，群众文化活动广泛开展，涌现出许多活跃在基层的乡土作家、民间艺术家、歌手、工艺美术传承人，培育出许多在全国享有盛誉的群众性文化团体，文化惠民工程成效明显，基层群众得到更多实惠。五是体制改革扎实推进。中央确定的文化体制改革任务全面完成，继续保留的文化事业单位运转有序，转制后的文化生产单位展现活力，以煤炭资本为代表的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新一轮创作高峰正在形成，新的一批研究成果陆续面世、迅速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

总之，今天的山西，文化自信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为进一步活跃，文化强省建设呈现加快推进的强劲态势。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更是文艺和社科战线艰苦创业、勤奋耕耘的结果。长期以来，全省广大文艺和理论工作者积极投身转型跨越的火热实践，以昂扬的精神、出众的才华和不懈的创新，在三晋大地奏响鼓舞人心的华彩乐章，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社科事业，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推动转型跨越作出了重大贡献。实践再次证明，我省的文艺和理论队伍，是一支有责任感、有事业心、有战斗力的队伍！是一文追求其理、探求艺术、敢于担当、不断创新的队伍！是一文与党同心同德、与祖国同忧同乐、与人民同甘共苦的队伍！

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党的十科学把握当今文化发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发展方位，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战略高度。深刻阐述了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政方针，为我国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我省建设文化强省提供了根本遵循。希望全省广大文艺和理论工作者抓住机遇、勇于担当、振奋精神、开拓进取，以更出色的工作和更优秀的作品。推动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蓬勃发展，为实现中国梦、为山西的转型跨越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这是时代的召唤，这是党和人民的期待。更是我们当代文艺和理论工作者肩负的光荣使命。

一、始终高扬“中国梦”的时代主旋律，努力谱写转型跨越发展的新篇章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支撑和引领。崇高的精神需要优秀的作品激发和讴歌。希望广大文艺和理论工作者在三个方面切实提高认识：

要认识到，繁荣发展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实现中国梦的迫切需要。反复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这一时代最强音，成为维系海内外中华儿女集体意识的心灵纽带，成为激发亿万人民强烈进取心和磅礴正能量的精神火炬，更为我们广大文艺和理论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了深厚主题和广阔时空。我们要清醒看到，我国虽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还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性挑战，我们的创造力、精神力、文化力等软实力与处于强势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必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民族的复兴必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提升。实现中国梦，必须繁荣发展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充分激发和凝聚人民群众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无穷智慧与力量，为千千万万追梦人指引奋斗的前进方向，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

要认识到，繁荣发展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应有之义。为了给中国梦描绘浓墨重彩的山西华童，我们必须在奋力推进转型跨越的过程中加快建成小康山西、美丽三晋。当前。我省正处于转型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建设美丽三晋的加速时期，无论是利用好建设国家转型综改试验区的机遇、大胆先行先试，还是落实好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基本思路，加快提升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城乡生态化水平，都离不开繁荣发展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文艺和理论工作者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全省人民走出中部欠发达资源型地区转型跨越发展的新路提振信心、激发斗志。

要认识到，繁荣发展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建设文化强省的内在要求。省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提出要把山西建设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实现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不仅文化工作者、社科工作者要强，而且文艺作品和社科成果更要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文化强省的主要标志和重要支撑。广大文艺和理论工作者，既要为生逢伟大时代感到幸运，为肩负神圣使命感到自豪，更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作生产更多更好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的精品力作，以此提升山西文化的软实力，扩大山西文化的影响力。从文化和精神层面增强对全省转型跨越发展的推动力。

梦承载的是理想，体现的是追求，反映的是精神，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追梦需要奋勇前行，圆梦需要顽强毅力，实现中国梦、山西梦更需要发达的经济、繁荣的文化和强大的精神。追梦圆梦的伟大进程、转型跨越的生动实践，既呼唤文艺和社科有一个更大的繁荣发展，也为文艺和社科繁荣发展提供丰沛的动力源泉。广大文艺和理论工作者要认清时代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高擎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号角，在实现中国梦、山西梦的进程中倾心追梦，尽力圆梦，推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更有价值的社科成果。

二、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宗旨，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人民群众是文艺之母，生活实践是创作之源。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文学艺术，脱离实际、脱离实践的社会科学，不可能有感召力，也不可能有生命力。在实现中国梦、山西梦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建设的日新月异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人民群众对文学艺术作品和社会科学成果寄予了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新期望。希望广大文艺和理论工作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表现主体和服务对象，积极呼应人民群众的期待，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写。

要坚持正确方向、引领社会进步。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是提高人民精神境界、培养人民高尚灵魂的重要力量，是弓颅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更加活跃更加复杂。方向不明，道路就不清；精神不振，事业就难成。文艺和社科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成为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此，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切实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引导人们深刻理解和掌握中国梦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和实现途径，矢志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要增强社会责任感，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正确处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关系、教育人民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关系，提倡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礼赞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推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快建设和普及核心价值体系，全面提升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水准。要把艺术创作和社科研究融入转型跨越发展的生动实践，大力弘扬以信义、坚韧、创新、图强为核心的山西精神，大力宣传转型跨越发展的明显成效和广阔前景，深入研究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内在规律和有效途径，积极探索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的新途径新路子，把全省人民的思想和行动引导到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巩固全省人民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

要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实践为源泉。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人民群众。同志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实践证明，一切伟大的文艺工作者无不具有深厚的人民情怀，一切进步的文艺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广大文艺和理论工作者要在思想上确立人民群众是主体的观念，牢固树立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坚信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自觉摆正同人民群众的位置，牢记自己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深深扎根人民群众，拜人民群众为师，把服务人民群众作为最高追求。要在行动上经常深入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带着感情，俯下身子，走进农村院落，走进工厂车间，全身心融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激发创作灵感，获取创作动力，做到“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要在作品上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和社会实践，把文艺触角和理论视角对准人民群众，把版面荧屏多留给基层，把镜头话筒多对准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意愿、表达群众诉求，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生动展示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多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多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热情讴歌人民群众富于创造的伟大实践，激励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国梦、山西梦而奋斗。只有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血脉相连，才能实现艺术生命亘古常新，不断创作创造出优秀作品。

要加强自身修养、实现自我提升。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塑造人格灵魂、熔铸民族精神的崇高事业。德艺双馨、德才兼备是社会对文艺和理论工作的最大期许，也是文艺和理论工作者成长的必由之路。纵观古今中外的文艺名家和理论大家，大凡有作为的进步的，无一不是集崇高价值追求和高超艺术才华、深厚学术造诣于一身，他们本身就是思想家，都是情操高尚、情趣高雅、志存高远的人，都是具有敏锐洞察力、善于抓住事物本质的人，都是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人。历史和现实表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和社科成果，无一不是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隽永的艺术魅力于一体。大凡历久弥新的伟大作品，都是以美的力量和形式揭示和传播先进的思想，引领时代进步，丰富人民精神，都是时代强音与人民心声的统一体。广大文艺和理论工作者要担负起历史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必须弘扬良好的职业道德，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坚守百姓情怀，注重现实体验，坚守艺术理想，不断升华精神境界，创作更多能够振奋精神、触及灵魂的伟大作品。必须塑造高尚的人格品格，既要不断攀登艺术和学术的高峰，追求艺术和学术之美，又要不断提高思想境界，追求人格和品格之美；要以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繁荣昌盛为重。强化合作意识，弘扬团队精神，实现人品与艺品的完美统一，用人格力量赢得社会尊重、人民赞誉。必须树立世界眼光，适应中国与世界开放融合加深、不同文明交流借鉴加强的新情况新特点，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视野，在思维、理念、方法等方面与时代同步，积极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提升文艺创作和社科研究水平。

始终把握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努力创造文化繁荣的新辉煌。

文化需要继承，不继承就没有了历史的厚重，失去了本源；文化更需要创新，不创新无以弥新，难以发展。我们坚持继承创新的目的在于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标志在于精品迭出。三晋大地自古名家辈出、群星璀璨。远的不说，就拿当代来说，以赵树理、马烽等大家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独树一帜，与之相应的文化大作层出不穷，形成众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以自己崇高的人格魅力和杰出的艺术创造，为我省乃至中国的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我们在文艺创作和社科研究方面，创制了许多优秀作品，获得诸多奖励，取得显著成绩，但还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更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推动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是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大有可为的时代。当前，古老而年轻的山西，正处于转型跨越的攻坚阶段，正阔步前行在建设文化强省的征程上，强烈呼唤与时代相称的名家大师，去创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美的新剧大戏，去创造更多具有时代气息、富有晋风晋韵的精品大作，充分展现山西特色、山西气派、山西风格，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为，推动三晋文化更好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衷心希望全省广大文艺和理论工作者志存高远，乘势而上，与时俱进，不断攀登文学艺术和社科理论研究新高峰，奋力开拓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新天地，在追梦圆梦中成为名家大师、创造精品力作。

要坚持善于继承与勇于创新的统一。善于继承、勇于创新是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永恒课题。古今中外闻名于世的文学艺术大师、学术泰斗，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无一不是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典范。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文化的创造力。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文化创造，而且要勇于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文化创造。要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发扬优良传统，勇于探索创新，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善于运用各种现代技术和艺术元素，创新体裁、形式、风格、内容，拓宽传播渠道，扩大传播效果，全方位、高水平地宣传和展示山西。要坚持挖掘历史底蕴和反映时代特征的统一。既要珍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革命文化资源，又要瞩目全省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丰富实践。过去，我们孕育了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创作了国人共誉的“山药蛋”名篇；今天，右玉精神引起全国关注，建设综改试验区、推进转型跨越使山西这个能源基地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取材，同样可以创作出振奋人心的大戏大剧，形成代表文化晋军最新水平的文艺佳品。要注意把文化与创意、文化与旅游、文化与科技深度结合起来，注入改革创新的时代元素，创作出更多融历史感、时代美为一体的文化精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坚持放飞理想与潜心创作的统一。在当今这个异彩纷呈的时代，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责任、有义务为发展鼓劲、为时史、为家乡画像、为人民立言，耐得住清静，守得住自我，不为浮华所动，真正沉下心来创作，成就一批文学创作、影视创作与编导、戏剧创作、社科理论研究等方面的优秀人才。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最高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要坚持培养领军人才与形成核心团队的统一。繁荣发展文艺和社科事业，需要培养优秀的领军人才，更需要形成若干志同道合的创作群体。无论文学创作、艺术创作，还是社科课题研究，都要注意培养富有特色的核心团队，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让更多的人在学术团队中加强交流、接受熏陶、互动互促、共同提升，形成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团队，不断推出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化精品。

各位代表、同志们！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改进党对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文艺和社科事业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文艺和理论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面贯彻党的大政方针。深入研究事关文艺和社科发展的重大问题，加大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确保文艺和理论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巩固和扩大文化体制改革成果，壮大文化产业集团，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进一步激发文化发展活力。要充分尊重文艺和理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与广大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多交朋友，关心文艺和社科人才成长，为他们解决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的困难，为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同时要认真做好规划，扶持重点项目，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力推进文艺创作和社科研究工作。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实施“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努力培育一支规模宏大、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文艺和理论工作队伍。要加强文艺和社科单位领导班子建设，注重选用思想正，有理论，懂文化，热心文化，文艺、社会科学的领导干部。特别要注重培养年轻干部，为文艺和社科事业繁荣发展提供有力组织保证。

以人民为中心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思潮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017-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是引导国家认同思潮、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塑造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公民。培养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格公民的途径是培养具有现代国家认同、有能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互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公民身份价值观是公民国家认同和自我认同的载体，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认同思潮的兴趣。因此，必须从公民身份价值观的东西方理论、社会思潮和实践中找到适合我国建立既拥有高度国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可以把公民的国家认同与公民个体价值认同相统一的合格社会主义公民的培养方法和途径。

一、基本关系概述

目前国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认同的研究具有一定厚度，为进一步深入本文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两个基本要素――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梳理尚不清晰，对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身份价值观的研究尚无深入展开;而且早期国家认同思潮研究已不适用于新的国家社会历史发展，同时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家认同思潮研究又多有争议，不能成为引领当代的旗帜。这一类研究也多重于理论而疏于实证，其对核心概念及概念的内涵关系尚需深入延伸。具体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公民身份价值观的关系研究。主要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统一。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体现国家认同，同时公民认同是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而公民核心价值观不能凭空杜撰，必须有一定理论和实践基础（李建华，2012;吴双墩，2011）。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认同思潮的研究。一般认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是国家维系自身的统一性、独特性和连续性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提高中国人民对当代中国社会基本制度的认同，强化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增强各民族人民共属一体的归属感，最终提升人们的国家认同感起到巨大作用（吴玉军，2011）。因此必须引导新的国家认同思潮。第三，公民身份价值观的本土化研究。以俞可平为代表的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公民身份价值观相关研究倾向于公民身份价值观的社会阶层性。同时继承了我国对于西方理论“洋为中用”的传统，倾向于将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分析我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工具。指出了公民身份的共同体――文化/社会认同特性。第四，公民身份价值观与国家认同思潮。梁启超等老一辈学者都从社会史等角度研究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西方公民观如何引导我国国家认同的问题。他们的研究带动了以及新民主主义运动，从本身就已成为国家认同思潮的一部分。

从另外一方面看，西方的研究相对比较全面完整。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与公民身份价值观以及国家认同思潮是三位一体的。西方的社会福利制度相对全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并与公民身份价值观相联系，使国家与个体在理论、制度以及社会阶层间相统一。从国家、民族和公民个体角度探讨社会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其一，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认同及公民身份价值观的关系研究。西方当代的相应研究主要建立在福利国家制度基础上的。从福利国家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和国家认同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逐渐演变成一种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实践为蓝本的、更全面系统的福利国家制度。而国家则在这一层面上与其公民建立了相互的国家认同（拉维莱特和帕拉特，2001）。其二，马歇尔的经典公民身份价值观学说。马歇尔（1992）把公民身份定义为一个为机制支撑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系统。有三个基本要素支撑着公民身份，即公民，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市民权利是公民身份的发端，之后才是政治权利。最后是社会权利，伴随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公民身份存在的原则，则在于公民和政府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埃辛和特纳（2012）在延伸马歇尔公民身份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了公民身份的政治起源。其三，国家认同研究思潮：此类研究一般认为国家认同可以分为种族文化认同、西方的（现代的）文化认同、族群性文化认同，传统的族群性文化认同以及生活方式。国家认同思潮从古希腊至今主要体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息息相关。伴随着每一次产业革命而新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都会引导新一轮的国家认同思潮。在现代社会体系中，各种文化所界定的群体存在于被民族地域划定的空间中，而民族又是认同界定的个体综合构成的。民族并不是由族群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相对于广义的公民身份或公民身份价值观，欧美学者对于当代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理论，则在公民与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了连结公民与国家的社会契约亦即传统文化价值观（弗里德曼，2003）。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探讨

笔者认为，国家认同思潮是研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认同的基础性理论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认同与公民个人认同的统一，体现了国家与个体的相互认同和我国传统价值观念现代化与现代国家认同（公民身份价值观）的统一。同时，当代世界社会思潮对公民身份价值观的讨论是紧跟国家认同的，它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可以是社会的、文化的;以现代公民价值观为代表的国家认同思潮是世界思潮的一部分，它既可以是西方的，也可以是我国本土化的、传统的。而国家认同与公民自我认同是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是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思潮相统一的认同思潮。党的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是人的价值观即公民的价值观，广义公民身份的价值观即为现代公民观，而公民身份价值观则起源于早期国家认同。公民身份价值观相关领域研究作为我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代表之一，通过学习研究西方的公民身份价值观相关领域来探讨我国的公民与政府及其责权关系在当代的重新定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国家认同到公民认同，公民文化价值观念的重合、共识之中滋养着核心价值观并促进其成长与发展。

因此，作为一次探索性尝试，笔者认为公民身份价值观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主体，在历史社会学中引用政治社会学和比较社会学研究的概念，进行研究视野的创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设作为引导新时代社会主义国家认同思潮的核心方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与国家认同思潮的关系。把当代公民身份价值观与传统观念、传统价值观相结合，用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国家认同问题，是与世界社会思潮相结合的创新理论分析视野。

三、基本分析框架和可能的研究方向

本文主要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国家认同思潮的关系，并试图在有限的篇幅内梳理出如何顺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国家认同思潮的可能的研究方向。由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如下方向进一步展开讨论。

1.历史性分析。在对历史思潮的定性中，国家认同思潮代表了政治思潮，这是我国的特色。在近代史中，在积贫积弱中不断寻求发展的中国人思索自我认同的主义目的就是思索国家认同。我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了先国后家，只有解决了国家认同才能解决自我认同。国家认同是公民自我认同的根本。具体说来，笔者认为可能进一步开展的议题有：第一，我国的公民身份价值观发展沿革。第二，我国的社会治理观的发展沿革：即：谁是公民、谁是政府、二者间相互的权责关系具体是什么、二者的历史发展衍变过程是什么、二者各自对应的坐标系是什么。在这一分析组中，将从历史的角度，纵向分析洋务运动、以来的历史社会思潮，分析其主要性质（经济思潮、文化思潮、国家认同思潮）及主要特点。第三，公民身份价值观相关理论在西方及在我国的理论根源，及东西方理论的关联关系。掌握国外基本的公民身份价值观建设实例，并验证现有的西方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理论;通过文献法掌握我国传统社会价值变迁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位制社会、后单位制社会文化认同建设的例证，来验证我国公民身份价值观所体现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关系、适用理论，并提出新的理论模型。从历史源流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代公民身份价值观与国际认同的关系及其成因。

2.问题性研究。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认同思潮的关系问题，可供展开的探索性研究方向大致有如下几点。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野下的公民身份价值观是如何体现国家认同的。第二，西方的公民观是如何发展成为国家认同的、优势如何作为国家认同思潮反过来促进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这些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第三，公民身份价值观是讨论个体与国家关系的新视角，它是如何体现现代社会“契约关系”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相统一的公民观的实践的。第四，基于公民身份价值观的我国国家认同发展定位。第五，我国的公民身份价值观发展史与世界公民身份价值观发展史的综合比较研究。第六，秩序是如何成为公民身份价值观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系统与国家认同相联系的核心，是连接公民个体认同与公民身份价值观国家认同的纽带。第七，公民个体是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公民身份价值观实现与国家的互动，并形成个体的国家认同的。其研究对应项则试图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解答“新时期公民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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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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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