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现象篇1

【关键词】消费主义抵制适度消费观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

消费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流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化，消费主义思潮传入我国，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不断冲击着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对于这一社会思潮，必须结合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对其进行具体解读，廓清中国语境下消费主义思潮的种种问题。

2016年中国消费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

消费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直至今天，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通过人们具体的消费行为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纷繁复杂的消费现象，对今年消费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进行总结。

过度性消费进一步加剧。当前消费主义造成的过度消费表现在数量和价格两个方面。生产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千方百计地向人们推销商品。频繁的优惠促销，绚丽的广告画面，生产商与大众传媒合谋创造出了各种“虚假需要”，导致人们的消费欲望极速膨胀，开始毫无顾忌地占有、消费商品。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一路高歌猛进，11月11日变成购物节，“剁手”“买买买”等流行语形象地反映出了广大消费者的疯狂状态。2016年“双11”交易额再创历史新高，而在这些消费中，哪些真实，哪些虚假，可能连消费者自身都不能彻底分清，他们只是在为消费而消费。另一方面，信用卡透支消费、分期付款的流行使量入为出、谨慎节制的传统消费观被“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观所取代，无限的消费欲望在这一观念面前备受考验，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脱离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和偿还能力盲目消费，只顾眼前享受，最终沦为“卡奴”。

符号性消费的深化。消费主义本身就有非常典型的符号化特征，符号性消费使人们为了商品的符号象征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去消费。商品生产者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获取更多的利润，在商品共有符号价值的基础上又人为地赋予其独特的象征意义，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将其传递给广大消费者。人们购买不同的商品就是希望通过对商品的占有将它的符号价值转移到自己消费者主体身上。更确切地说，人们想通过这些外物的占有和消耗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产品的品牌甚至价格都可用来显示自身的社会地位。商品符号价值的专有化程度加深以及产品更新换代的加速，使人们可能会同时拥有多个同类产品，随意抛弃或更新仍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造成了对各种资源和能源的浪费。

奢侈性消费重新崛起。目前，奢侈性消费集中体现在少数富裕阶层购买、消费各类奢侈品的行为之中。这其中不仅有传统富裕作用对奢侈性消费的习以为常，将其视作高端生活的标志、成功的象征；更有新生富裕阶层在奢侈品消费上的强劲势头，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为了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购买奢侈品。然而，富裕阶层一些炫富性的消费行为却影响到了部分没有足够经济能力的普通消费者，在奢侈品广告、电商购物以及分期付款的劝诱下，他们深陷奢侈性消费的虚幻梦境不能自拔。当前中国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的实际消费能力，决定了现阶段的中国并不能承受这种近乎疯狂的奢侈性消费，其背后“未富先奢”的消费理念与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

消费中的拜金现象日益凸显。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将消费享乐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就越发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导致当前消费主义与拜金主义相互纠缠。一方面，为了获取消费资本，人们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拼命赚钱，在赚钱――消费――再赚钱――再消费的无限循环过程中，人们渐渐体会到了金钱的巨大魔力，“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金钱的力量之大使人们由消费享乐演变成对金钱的痴迷追求后，又发展为对金钱本身的顶礼膜拜，不是人支配钱而是钱支配人，人在沦为消费的奴隶后再次沦为金钱的奴隶。另一方面，在符号消费、奢侈性消M等消费主义的具体表现中，皆渗透着浓重的拜金主义因素，它们背后反映的是人将商品消费与身份地位相关联的扭曲金钱观，价格越高，耗费的金钱数量越多，人也就越高贵。金钱成为商品的衡量标准，最终成为人本身的衡量标准，消费主义的泛滥使人们在种种畸形消费中产生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价值观。随着消费主义思潮的愈演愈烈，消费中的拜金现象也会愈加深重。因此，对消费主义的抵制必然也要求坚决反对拜金主义。

消费的两极分化依旧存在。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确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惊叹的消费高潮，出现了过度消费、符号消费、超前消费等现象。然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地区间、行业间仍存在多方面的差距，这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及消费意愿。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和收入水平较高的阶层来说，消费主义的表现比较明显，但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而言，勤俭节约仍是主要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疯狂消费仅是消费主义在中国表现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仍然挣扎在基本生存线上的贫困人群，二者的鲜明对比构成了消费主义思潮在我国的独特表现。虽然消费主义在当下中国还没有为人们普遍接受，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主义势必会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群，对此必须保持警惕。

消费主义思潮蔓延滋长的根源

当前中国社会消费主义思潮的蔓延滋长是多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既有制度的也有文化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消费主义有机会传入我国，商品市场繁荣乃至过剩，为消费主义的生长提供了物质条件。这些都是消费主义得以在国内社会产生发展的原因。现阶段，还需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进一步挖掘消费主义蔓延滋长的根源，才能为抵御消费主义的不良影响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对策。

当前中国消费主义的蔓延首先是由于消费政策的调整。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消费政策逐渐转变为提倡适当消费，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开始把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置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性地位，实行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居民消费。现如今，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消费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提倡拉动内需，扩大消费。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性的调整的确为我国经济带来了生机，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消费主义这个副产品。市场的繁荣使人们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忘记了消费的初衷，一些商家为了获取利润，打着“促进消费、爱国救市”的旗号推出各种打折促销活动，联合大众传媒极力鼓动诱惑消费者，导致中国消费领域出现了一些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等非正常现象。

大众传媒在消费主义的蔓延过程中起到了助推作用。大众传媒凭借先进的传播技术和密集的传播网络，成为社会的舆论中心，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接受大众传媒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媒越来越受到利益原则的支配，最终成为了消费主义的传播工具。最直观的形式就是广告，抓人眼球的广告语，闪耀的明星代言，吸引着人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消费上。现代的广告不仅介绍商品的实际功效，更将商品与人的地位、价值以及幸福美好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赋予商品独特的符号意义，对消费者更具煽动性。

近几年，大众传媒开始用更加隐蔽但更为有效的方式――广告植入，制造了接连不断、五花八门的消费热点，人们的生活更加彻底地被物质和消费所包围。影视剧、综艺节目中主人公的衣着打扮、场景的装修摆设等各种细节都可以被用来向人们推销产品，即所谓的“某某同款”。硬性的广告宣传和软性的广告植入使人们的生活彻底被物质和消费所包围，无限的消费欲望被激起，人们陷入了消费的环境中无法自拔，生活的全部意义都变成了消费。

消费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当下社会愈演愈烈，最终还是要从民众本身消费心理及行为的变化中找原因。也就是说，当前中国民众的消费欲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变得敢于消费、乐于消费。如今，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涌流，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个人在消M中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只要有钱，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大街上各类购物场所林立，网购更是为众多的消费者大开方便之门，人们终于可以尽情消费，在消费中享受期盼已久的幸福生活，为消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可趁之机。较为严重的是，转型时期社会上少数富裕阶层的消费行为容易成为普通大众向往、艳羡的对象，加上传统中国人“爱面子”心理的作祟，使得普通消费者脱离实际经济能力去追求流行时尚，模仿富人的消费方式，开始一轮又一轮的盲目消费、攀比消费，消费标准节节攀升，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负担。

坚决抵制消费主义，建立适度消费观

消费就其原本的意义来讲，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我国正在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消费必然会在个人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吃饭穿衣、购物旅游、社会交往等都是正常的消费行为，不能完全以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方式否定人们对良好的物质生活的追求。但是，当消费的目的演变为满足无限的欲望，生活的全部意义都只在于消费，人成为了消费的奴隶时，消费就已经背离了它的本质，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与合理消费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消费主义的泛滥只会使人沉溺于物质享受，精神世界愈发空虚，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统统被抛之脑后，消费成为人生的最高目的。

大量的消费背后是大量的生产，这意味着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消耗，不仅如此，产品更新换代的加速、快速消费模式的流行还产生了大量的垃圾，甚至由于消费过多导致商品的外包装处理都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消费主义的泛滥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此外，自古以来人们有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当前消费领域的两极分化意味着少数富裕阶层占有了过多的社会资源，容易使普通民众形成强烈的失落感、不平衡感，甚至生发出一种“仇富”心理、敌对情绪，这些都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阻碍因素。因此，我们鼓励、提倡合理消费，但坚决抵制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作为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但是，消费主义在我国的蔓延则包含着一定的制度性、政策性的因素，不同地区及阶层人民消费水平的差异也说明消费主义在我国并未完全成为大众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两者的区别为我国抵制消费主义提供了可能。一方面，我们仍需继续加快构建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人们的消费能力，扩大人们的消费需求，同时要努力提高社会公平正义，优化人们的消费结构。另一方面，必须构建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消费文化，引导人们树立适度消费观。适度消费以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为尺度，并且认同人们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而提升自己的消费水平，但明确反对盲目追求商品的符号意义，反对为满足无限膨胀的欲望而过度消费。建立适度消费观需要大众传媒充分发挥在消费舆论中的正面作用，加强对公众的消费心理及消费行为的引导，营造协调、绿色、健康的消费氛围。

适度消费观的树立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个人的消费行为之中。如今人们在消费上拥有多大的自由，就肩负着多大的责任。消费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去选择商品和服务，这是消费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同时，消费者还要考虑到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个人与他人的相对均衡以及人与自身的平衡发展，使消费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相协调，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协调，与人们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相协调，发挥消费对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吴穹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消费主义现象篇2

【关键词】后现代大众文化消费文化

一、初识后现代大众文化

后现代文化因与工业文明存在着因果关系而表现出与大众文化较多的亲缘性,与当代社会的高度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相互联系。“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后现代主义却是和商品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或是文化生活都渗透着资本和资本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等领域无处不在。于是文化作为一种消费品从文化圈里走出来,雅俗文化的界限被打破,艺术品成为供大众消遣的一种手段,甚至理论也变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商品。商品的逻辑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已经不再以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或者如本雅明所谓的“韵味”这样的概念来评价和要求文化,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文化的意义——而这正是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

对于后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特点,杰姆逊的概括是五种差异的消失:一是内部和外部的差异;二是本质和形象的差异;三是弗洛伊德无意识和显意识的差异;四是存在主义真实性和非真实性的差异;五是能指和所指的差异。

二、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消费文化的特征

对后现代大众文化的理解与研究,必须置于消费文化的发展之中,后现代大众文化从消费文化中吸收了生活的审美呈现方面的许多特征。

1.消费的符号化

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商品生产不仅充分满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而且出现不同程度的过剩现象。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人们开始追求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即商品作为符号,能够提供声望和表达消费者的个性特征。法国社会理论家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指出:“消费社会从根本上意味这消费游离与生产过程,在此基础上,物的实用性消退,非实用性浮出水面。由于被消费物已经在实用功能的意义上全面满足了人的需求和欲望,整个资本主义的消费开始由物的有用性消费过度到物的符号性消费,符号价值代替了使用价值。”后现代消费社会已经从商品形式占主导地位进入到符号形式为主的时代。

2.消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

后现代消费文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态度。消费主义的盛行使人们把追求和占有物质,追求享受作为人生目的的价值观念,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消费生活中的主流价值和规范,人变得越来越现实,变得越来越功利。这种生活方式使人们生活在时尚与流行之中,娱乐、消遣、休闲、消费具有新的生活价值,寻求更新更好的消费成为人们新的价值观和生活追求目标,人们关心的只是“消费时的情感快乐及梦想与欲望等问题。”消费生活延伸了现实世界的浪漫情调,把追求崇高信仰的幸福感,变成了具体的消费中的快感,变成新的无数个体验中的幸福。

3.审美平面化

由于追求短暂,即时性的审美趣味使消费文化全然摒弃了对深度意义、永恒价值、理性蕴涵的追求。影像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的主要产品。“在大众文化中,由于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不仅是其使用价值,而主要是消费它们的形象,即从形象中获取各种各样的(也是后现代主义的)情感体验。因此,影像就替代了使用价值,成为使用价值的代用品。”非连续、逻辑和时间关系模糊的电视镜头就可以拼接成一则广告,情感诉求和深度意义难觅踪影。如“尖叫”饮料广告,一个年轻英俊的青年阔步走出地铁;青年在迪吧狂舞;青年在篮球场扣篮后满头大汗地喝着“尖叫”饮料;画外音:“随时放松自己”。显然,这则广告镜头就是碎片的移动组合,充满了断裂感和非连续性,广告的深度意义消失,有的只是浅显的平面意义。后现代消费文化因之也沦落为一种“引用”文化,一种平淡或缺乏深度感的文化。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当今人的根基持存性的丧失不仅是由外部的形势和命运所造成,并且也不仅是由于人的疏忽和肤浅的生活方式,根基持存性的丧失来自我们所有人都生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精神。”

4.消费感性化

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常常仅是为了获得一种愉悦和一种满足。人们在选择商品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商品的象征意义和内涵价值,更注重个人的享受,注重感性、感官和欲望的表现与满足。自己在家中冲泡一杯咖啡只要一元钱,而在咖啡屋一杯咖啡要几十元人民币,人们从咖啡屋浓郁的咖啡香味、幽雅的环境和动人的音乐中体会到了咖啡的浪漫,品味到了小资情调和时尚轻松的生活方式,人们宁愿花费更多的钱去享受在咖啡屋的感觉,而不愿意在家为了解渴而饮用咖啡。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

5.文化商品化和商品文化化

后现代消费社会里,文化和商品紧密联系,结成同盟。一方面,文化可以拿来消费,变成了一种商品。文化已经洗去了高雅、严肃和纯粹的色彩,把文化艺术包装成商品,以纯粹审美消费的实物提供给观众,成为可供买卖的东西,使文化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消费。另一方面,文化融入了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为了增强消费的满足感以及现商品的符号价值,一切商品消费又都美其名曰“文化”,给商品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让人们在文化的氛围里快乐消费。正如杰姆逊所说:“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品正在成为商品……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文化、艺术与商品经济在交融中共存,商品文化化和文化商品化将成为后现代高消费社会的特征。

参考文献:

[1]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美]弗•杰姆逊著,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62.

[3]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消费主义现象篇3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2012年一般项目“批评的踪迹：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与中国”（12C0421）

[作者简介]黄宗喜（1978—），女，湖北恩施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诗学、文艺理论.

[摘要]詹姆逊认为西方消费社会中物质的丰盛压缩了个体选择的自由，拉大了社会阶层间不平等的鸿沟，模糊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剥夺了大众理性判断能力。西方后工业时代的消费文化沿袭着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现代化远是未竟的事业，消费社会尚未成型。中国的消费文化承担着解构泛政治话语，扩展民众自主生活空间的重要作用。在中国语境下接受与理解詹姆逊的消费社会理论，需要进行新的阐释与创造性解读。

[关键词]詹姆逊；消费社会；文化资本逻辑；文化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5—0096—05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消费文化的研究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Jameson，1934-）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消费社会领域詹姆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但他并不专门从事消费文化研究，也没有专门的消费社会论著问世，他关于消费社会现象的研究主要通过后现代文化以及全球化思想体现出来，并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以及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对消费社会和文化批判的传统。他的批判理论反思了美国施行文化霸权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政治霸权主义的策略，并力图唤醒处于被美国全球化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有效抵制。也正是从这种批判立场出发，詹姆逊认为消费社会并不是他们渴望的理想社会形态，物质的丰盛、视觉的盛宴并没有带来自由民主，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相反，消费文化还混淆了现实与幻想，使人们失去判断能力。消费社会使文化商品化，商品形象化，广告符号化，整个社会“麦当劳化”。詹姆逊认为这一切再造和加强了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策略和意识形态。詹姆逊基于美国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立场，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批判相当深刻。但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消费文化不仅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因此，在中国语境下接受与理解詹姆逊的消费社会理论，需要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新的阐释与创造性解读。

一文化商品化背后的资本逻辑

随着科学技术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从工业社会跨入到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与以往的社会有很大不同。工业社会以机械技术为中心，后工业社会以信息技术为中心，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所说：“工业社会的‘意图’是‘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它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利用能源来把自然环境改变成技术环境；后工业社会的‘意图’是‘人与人的竞争’，在那种社会里，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1]（p128）因此，后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被冠以各种各样相似的名称，比如跨国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等。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詹姆逊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新的消费类型：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黄宗喜，周骅：詹姆逊的消费社会理论批判

技术具有了不同的含义。美国人在五六十年现了一种崭新的东西，那就是信息，媒介，如电视等；电视在50年代初极快地发展起来，进入了每一个家庭，正如今天的录像机，几年以前还只是极有钱的人才能享受，而现在几乎是成千上万了。[2]（p143）

由于广告，由于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文化也就有了不同的含义。[2]（p145）

他注意到今天的消费社会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大不一样。科学技术已经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的发展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人们使用物品的方式不再像以前那样享用节俭、实用的原则，而是以快乐享受与满足为最高准则。商品的使用寿命变短，时尚和风格的迅速变化使商品遭到人为的废弃。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新的消费社会中，一切物品商品化，“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不仅劳动力已经商品化，而且精神领域，如艺术生产，甚至各种理论的生产，都已普遍地融入了商品生产的形式。”[3]（p119）甚至连康德所说的人内心深处的美感也无法逃过商业的渗透，“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商品社会的规律驱使我们不断生产日新月异的货品（从服装到喷射机产品，一概得永无止境地翻新），务求以更快的速度把生产成本赚回，并且把利润不断翻新下去。在这种资本主义晚期阶段经济规律的统辖之下，美感的创造、实验与翻新也必然受到诸多限制。在社会整体的生产关系中，美的生产也就愈来愈受到经济结构的种种规范而必须改变其基本的社会文化角色与功能。”[4]（p429）在詹姆逊看来，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文化与工业生产、商品设计、大众消费已经无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在资本主义工业尚在初期发展的阶段，文化还可以是一种高雅艺术，可以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异质性力量，如欧洲19世纪涌现出大量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而到了后现代社会中，随着资本不断的侵城略地，消费社会逐步形成，整个社会不可挽回地进入到资本控制的时代，甚至连人的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都完全渗透了资本与资本逻辑。

文化商品化意味着文化被推入市场经济的大潮，遵循着市场经济的逻辑。这与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推崇纯文学、高雅文学或者是文化作为一种艺术产品，以高雅的姿态独立于经济之外大不一样。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所推崇的是被精英知识分子贬为“低级的”一整套文化现象，“如电视连续剧、《读者文摘》文化、广告模特、大众通俗文学以及谋杀故事、科学幻想等等。”[3]（p120）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文化与商品产生了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在购物，在职业工作中，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在为市场生产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中，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隐秘的皱褶和角落里被消费，通过这些途径，文化逐渐与市场社会相连。”[5]（p108）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作为一种消费品被无情地抛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艺术的审美价值让位给交换价值，衡量艺术家成就不再以艺术作品的特定准则与审美为标准，而是艺术作品在市场上所取得的商业价格。艺术家本人也会因为价格高低与商业利润多少的攀比而自豪与失落。詹姆逊认为文化的这种彻底商品化是“复制或再造——强化——消费资本主义逻辑的方式”[5]（p20）。

二商品形象化背后的符号价值

在后工业时代，电视、电子产品的普及使人类进入视像社会。形象化便成为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詹姆逊认为在这种视像社会中，“所有这些，真实的，未说的，没有看见的，没有描述的，不可表达的，相似的，都已经成功地被渗透和殖民化，传统转换成可视物和惯常的文化现象。”[5]（p98）形象化后的世界，形象本身就是商品，我们消费物品不再仅仅是因为它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因为通过消费物品而获得物品之上的精神意义。譬如新型轿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或者只是在使用起来更方便更舒服，而是拥有它就拥有了“成功人士”或者“上层阶级”的身份象征，它使别人看我们的眼光与先前不一样，我们在别人的眼中就成了另外一种形象。因此，商品不完全是物质性的，商品和精神状态有关系。拥有一辆新的轿车，主要是拥有身份、地位、品味等符号价值这些抽象观念。在这一消费过程中，经济的交换价值被转换为经济的符号价值。

“符号价值”这一概念最初是由鲍德里亚使用的，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再被人包围，而是被物包围着，我们消费物品也不再是因为消费其使用价值的需求性满足，而是消费其符号，他说：“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丰盛的‘现象学’，它既不是由我们所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开的小车来定义，也不是由视觉、味觉的物质形象和信息来定义，而是被定义在将所有这些作为指意物（signifyingsubstance）的组织之中。消费是当前所有物品、信息构成一种或多或少连接一体的话语在实际上的总和。”[6]（p25）这些符号价值把同类商品区分开来，使相同商品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完全不一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詹姆逊认为要加强产品的形象设计。

商品的符号化，离不开广告。广告是使商品符号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广告的目的就是使消费品变成具有某种文化意义的符号象征，或是让消费者在消费品和某种文化意义之间进行某种习惯性联想，以至于一见到某种在广告中出现过的商品，就会联想到它所代表的文化意义。”[7]（p122）因此，有研究者指出：“每一个广告都像一个确认‘身份’的仪式，确认的不仅是商品的身份，更是消费者的身份，受到社会公认的美好形象。”[8]（p108）鲍德里亚认为这种广告具有使人产生幻象的作用，“它通过虚假的象征，使个体陷入到所谓个体无意识的神话中，以促使他们对其作出投资而完成消费功能。”[9]（p163）詹姆逊也指出广告是商品符号化的中介，而“色情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部分：广告宣传的策划者是真正的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懂得性本能投入的必要性，懂得必须使这种投入伴随着商品并使它们吸引人。连续性也有它的作用：其他人的汽车或花园机械的形象会在我购买那些东西的决定中发生作用（由此也可以使我们看到文化和经济折回到社会本身）”。[10]（p368）在广告中介的过程中，广告艺术家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詹姆逊认为广告艺术家都是些了不起的艺术家，遗憾的是这些了不起的艺术家和商业性的目的联系紧密，只要和商业利润挂钩，广告形象的目的最终都会使人们沉浸在“想象界”，把内心的欲望引入到消费中去。

詹姆逊对商品的形象化与符号化毫无好感，他以萨特的“想象界”概念为例，说明形象通过否定存在而与存在相联系，形象使存在非真实化。詹姆逊通过“形象”与“存在”演绎出“实践”与“存在”的关系，后者认为我们的实践，我们在世界上所作的一切都在改变我们的存在。而“形象”与“存在”关系认为任何事物会通过它的形象而使我们产生幻觉，从而否定现实中的存在，这种幻觉破坏了适用于实践的对象。萨特对形象的这种催眠作用深恶痛绝，他认为这“只会毁灭这个世界，是尼采式憎恨的一种表现。那些对现实不满、仇恨，但又不愿意行动的人正是通过形象来败坏现实，使现实受到损害，这就是想象界的作用过程”[2]（p194）。詹姆逊沿用萨特对形象的认识，认为商品的形象化很危险，它通过使人产生幻觉，使现实存在非真实化，形象化的商品采用一种隐秘的方式感染毒化现实世界。

那么形象怎么让真实世界非真实化从而达到毒化现实世界的目的呢？詹姆逊通过分析“摹本”与“类象”的区别加以说明，在他看来，“摹本”与原作是有区别的，原作具有真正的价值，而“摹本”永远只能处于从属地位。“类象”则是没有原作的“摹本”，在“类象”中，一切都是一样的，不存在原作和“摹本”的区别。在詹姆逊看来，“类象”物品破坏了现实感，使幻觉与现实混淆，使人精神涣散，软弱无力，分不清自己是处在现实还是幻觉中，从而失去对现实的正确判断力。

三全球化时代的消费至上

全球化时代的影响之一便是消费文化的产生，消费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我们的生活与传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消费文化最初出现在美国以及第一世界国家，而后蔓延到全世界。如今，我们走在中国一线城市的大街上，可以看到来自美国的星巴克咖啡连锁店，来自法国的春天百货，来自日本的平和堂购物商场，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快餐店差不多覆盖了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在中国大城市的商场里，我们同样可以购买来自世界其他城市的品牌商品。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等穿过不同的疆界和文化差异，在世界不同的城市被大量生产、流通和消费，物理时空的距离、人文环境的差异而被消费商品的相似性缩短缩小，让人们从心理上感到北京和纽约、日本和中国的距离并不遥远。

詹姆逊与其他理论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局限于从文化经济的角度来考察消费文化，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消费文化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结构组织的一部分。他把消费文化作为社会结构组织的一部分从两个方面来加以批判：一是他把消费行为看作是个人主义行为，认为这种行为破坏了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二是他把商品消费与金钱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消费文化破坏了传统的契约关系。“消费本身是个人化的和分裂的，其逻辑是破坏那种常常被隐喻化为日常生活结构组织的东西”[10]（p372）。詹姆逊告诉我们消费行为是个人主义的。而个人主义伴随着启蒙运动而产生，它最初因为对个人尊严与个人自由的强调而受到普遍拥护，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个人主义与欲望、放纵等相联系，资产阶级思想家强调个人就是一切目的，甚至国家、社会都应该为个人服务。这种个人主义至上的论调引来很多反对之声，如理查德·布隆克（RichardBronk）在《质疑自由市场经济》一书中认为个人主义破坏了世世代代所形成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和道德秩序。詹姆逊考察消费文化对于社会组织结构的破坏和他的这一观点很相似。消费社会追求个人的享乐和满足，使个人从以前的道德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个人利益变得至高无上，而整个社会也都以过好自己的日子为最终目的。个人意志的突出和物质欲望的放纵，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公共秩序和政府组织结构，最终使国家走上自由市场的道路，从而产生如此非理想的社会形态：“剧烈的社会两极分化和贫困化，中产阶级遭到破坏，毫无福利保障的结构性失业，世界上最严厉的监狱统治，城市污染损坏，家庭解体。”[10]（p377）

詹姆逊对消费商品的批判与传统上对金钱的批判相似，认为消费文化对社会的腐蚀作用与金钱的腐蚀作用一样，它们都破坏着社会的契约关系。传统社会认为人们一旦产生金钱欲，精神道德的追求就会走向虚无，大家重视的是功利和实利，以金钱来作为衡量人生是否成功的标志。这种对金钱的过分崇拜会导致道德败坏、“伦教荡然，纲常已矣”、“上下相争，惟利是图”的现象，这样必将导致国破家亡。消费社会中的拜物主义和金钱崇拜相似，它会导致整个社会出现如此局面：“人们似乎是为了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11]（p10）一旦这种对消费商品的关注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以后，消费就会成为合理化的日常生活。但其实这种合理化的日常生活又是不合常理的，因为一旦消费商品无限增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沉浸到消费所带来的暂时的蜜罐里，无法逃离，没有出口。这样势必会转移个人对公共问题、对社会政治的注意力，统治阶级便可以更多地按照自己的想法操纵社会和大众，传统的契约关系遭到破坏。

四詹姆逊的消费社会理论

对于中国的启示意义

詹姆逊的消费社会理论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波德里亚的理论路线，认为消费文化混淆现实与幻觉，使深处其中的人们失去辨别真伪的能力，从而达到稳固社会、维护统治的功能，这对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有着非常积极和警醒的意义。对于正处在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消费文化对于经济的发展，对于人们自由与民主空间的拓展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完全挪用相关的批判理论对于中国的消费现象加以批判，有着不恰当之处。但是，当下学术界对中国有关消费社会的批判基本沿用鲍德里亚、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詹姆逊这一理论路径，注重从符号学、影像幻想的角度批判消费文化的消极作用，而无视中国语境与现实，没有看到处在发展期中国消费文化的积极作用，这是有失妥当的。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和商业、物品以及欲望联系紧密的文化现象，它确实有如詹姆逊所论述的很多负面因素。但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它也有很多积极的因素和健康的一面。如果把消费文化作为一种解构武器，它提供给人们的消费自由可以有效地消解在中国长期以来，特别是时期所形成的高度政治化的一元主义，所以，从这个方面讲，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就有不可否定的积极意义。有部分崇尚启蒙精神的精英知识分子虽然承认消费文化有缺陷，但他们主要肯定消费文化的消解和批判作用，“因为即使从建构人文精神的角度来说，人文精神的对立面首先也绝不是什么大众文化、痞子文化，而是僵化体制，是独断论、一元论、绝对论。”[12]（p179）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鲍德里亚还是詹姆逊都认为消费文化只是受资本主义控制，由资本主义操纵和左右，任资本主义摆布的棋子，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失去自主性。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消费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正如台湾学者刘维公所说：“消费文化发挥文化的作用力，参与资本主义创造利润以及累积资本的过程。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则是消费文化繁衍的温床，资本主义是当代消费文化‘欣欣向荣’的重要推手。”[13]（p211）消费文化与经济发展不是单向的，一方受制于另一方，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才是二者的关系。对于发展中的国家而言，我们更应该看到消费文化不仅是一种生产力，也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

因此，我们在接受詹姆逊的消费社会理论时，一方面既要看到其中对于消费文化体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深刻性与局限性，另一方面又要结合中国的现实语境，看到消费社会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有其积极性与合理性，正如陶东风所说：“如果我们不否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运动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与进步性，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今社会的世俗化过程及其文化伴生物——世俗文化，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中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80年代文化界和知识界对于准宗教文化的政治文化、个人迷信的神圣光环的充分解除，改革开放的历史成果是不可思议的。”[14]（p83）因此，伴随着消费社会产生的一些不合理的衍生物，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因为其负面现象而像贝尔那样充满着怀旧的情绪，或者像詹姆逊一样给予强烈批判。我们回到传统社会肯定是不可取的，只能积极思考让经济以及消费趋向正常化发展与得到科学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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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陶东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A].后现代主义[C].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72-181.

消费主义现象篇4

一恩格斯将唯物史观誉为马克思一生之中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他在1883年和1888年分别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与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作了堪称经典的概括：“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无疑，物质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中具有首要的和基本的地位。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基础性制约作用表现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由于人的生理结构，造成必须先能维持生命机能，方能从事其他活动，所以生产具有优先性。当然，马克思对生产概念的理解事实上也存在着变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把劳动比作艺术家的创造性生产”的“审美性生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确立起对生产劳动之“生命维持”功能之首要性的肯定。可以说，生产范畴在马克思那里，不仅具有一般社会理论的含义，更有审美意蕴。需要说明，本文中对生产的概念性研究仅限于社会理论层面，并不涉及美学问题。

“消费”范畴正是随着马克思对“生产”的关注而进入研究的视野。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中，虽然消费仅只是整个经济过程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一个，但却是整个经济过程的目的或者归宿，并且由于其与生产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获得格外重要的地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生产和消费具有某种“同一性”。

首先，表现出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不但要有生产者体力的消费，还要有生产资料的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人在消费时也是生产其自身，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是一种“物化”，一种物的价值转移到另一种物上；在人自身的生产中则是一种“人化”，物转化为人的劳动能力。

其次，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以对方为手段与媒介。生产作为消费的媒介，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同时，消费也是生产的媒介，因为正是在消费中生产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

再次，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创造着对方。一方面是生产创造消费。一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二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三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可以说，生产创造着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另一方面是消费创造生产。一是产品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二是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机。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这种认识表明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即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似乎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和消费是并列的，或者说是同等重要的。其实不然，我们必须要清楚，马克思这里的讨论仅是一种逻辑上的讨论，也即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只是逻辑上的相互制约关系，与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并不完全一致。在马克思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抽象的思维过程必定要符合历史进程，无疑历史具有先于逻辑的优先陸，“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可以说，逻辑是对历史的反映，需要与历史事实的内容一致，历史规定着逻辑抽象的限度，理论上的应然与现实中的实然是发展趋势上的统一，现实是理论的依据，历史事实确立起逻辑最终的合法性来源。正是由于历史先于逻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的观念系统中生产相对于消费具有当然的优先性，因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就任何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而言，必定先有生产，后有消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说：“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总而言之，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探讨是十分充分的，达到了在当时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所能实现的深度与广度，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尔后任何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无论如何都无法规避的事实，以至成为一种现代经济学与社会理论的“常识”。但消费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尚处于生产的“遮蔽”之下，只是鉴于其与生产的密切关系才被赋予一种重要地位。马克思这一“生产一消费”的分析“座架”奠定了后世理论家展开消费理论研究的基础，不论他们是否同意马克思的实际结论，都要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

二早在20世纪40年代，大卫，里斯曼就把“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称为是继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社会革命，认为发达国家由此进入到了消费社会。巴特以符号学作为解释大众文化的方法，可以视为把符号学引入消费主义文化研究的先驱；列菲伏尔改变了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思路，从物质生产一经济领域转向消费一符码领域；德波认为以意象与幻觉占统治地位的“景观社会”取代了马克思时代以生产为核心的“商品社会”。巴特、列菲伏尔、德波虽然在具体的理论上各有侧重，但共同意识到了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所引发的社会主导性力量的变化，也即由生产性社会转向了以符号为中介的消费社会。在这些有关消费社会的讨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鲍德里亚。在他看来，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消费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支配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存在之光”；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消费的并不是物的有用性，而是通过消费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因而被赋予符号学意义。可以说，鲍德里亚正是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来研究“消费”，并将其置于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

在早期鲍德里亚的三部代表作《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发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已经不再能够充分解释以商品的增值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消费社会的发展，只有借助于符号学理论才能解释消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物品的消费已不再因其物质特性，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符号，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这种关系已延伸到历史、传播与文化关系的各个层面，而且最后所有的关系理念都化为消费品。

当然，消费社会的形成缘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变迁，除我们通常所注重的作为物质因素的经济基础之外，还有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例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精神因素的考察表明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性，他发现历史上很多地区都曾出现过大量的“资本”，但并没有由此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所以“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不在[供资本主义使用的]资本额从何而来，最重要的，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理性的行为与企业组织”，新教伦理实际上是将宗教的精神氛围导人经济领域，可以说新教伦理是造成经济生活合理化的重要原因，经济生活合理化又有助于创造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应该说，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由此需要资本积累、节俭禁欲；而进入20世纪，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无限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的产品销路，凯恩斯就将资本主义的矛盾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1929年的“大萧条”便是最好的例证。于是，消费就凸显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他说：“19世纪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那个生产力合理化进程在20世纪的消费领域中得到完成。”

鲍德里亚对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特征的认定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以至在今天，但凡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人们一般都不会认定其有存在的价值。第二，消费品的普遍存在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着合法性依据。第三，消费的“个性化”使人们罹患消费“强迫症”，只有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消费之中，人们才获得安宁感与实在感。当消费之光弥散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鲍德里亚就需要对消费社会展开批判性研究，这种研究遵循着双重逻辑线索——马克思的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与巴特、列菲伏尔、德波的符号学理论。

一方面，鲍德里亚借鉴了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座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马克思揭示出“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也即通常所说的“物化”。其“深刻”之处在于将商品仅仅视为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因而是暂时的；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洞悉了生产活动在人及其生活本质中的优先地位，使得《资本论》“既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方式和社会结构，又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牠以生产活动为核心来透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颠倒和物化现象。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的基本看法，“在这里，我们会合了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形式逻辑：就好像需要、感情、文化、知识、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也被物质化为生产力，以便出售，同样的，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商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只是与马克思面临不同的时代境遇，鲍德里亚将消费本身视为生产体系的替代性体系，认为消费在今天已经成为主导性逻辑。就这一层面而言，鲍德里亚是对克思分析思路的一种延伸。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采用了符号学的解读策略。虽然他在主导思路上延续着马克思以生产活动为核心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组织领域，一切物品在其中都变成了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物品，也即物品的原始功能性层面让位于物品的符号文化层面。他认为，“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就是一种被符号的意指系统所吸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大众主动地被吸收为基础，这才是消费社会中符号意义逻辑的运转过程。消费被符号所操控，符号操控消费的目的在于“社会区分原则”。即通过对符号——物的占有和消费，个体凸显出自己的文化身份，而这种转换在他看来决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早期鲍德里亚虽然是从双重逻辑出发展开理论建构，但明显倾向于从符号学视角展开的社会批判理论，他力图将符号学融入马克思以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批判框架之中，一方面固然拓展了马克思的“异化”一“物化”批判话语，另一方面由于双重逻辑模式的存在。必然会导致生产逻辑与符号学的深层次冲突，因而其后期在《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全面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哲学”实属必然，以至在《生产之镜》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为此，他用“生产之镜”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将马克思的总体逻辑视为生产。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西方社会转型导致消费获得主导性地位，消费社会一切都以符号编码为中介，所以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传统的物质生产占主导，而是符号编码占主导，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本身就处于符码统治之中，沦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

三鲍德里亚正是由于对马克思生产范式的彻底否定而转向后马克思思潮。鲍德里亚敏锐地意识到消费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重要性在从大工业到后工业的时代转型中获得异乎寻常的强化，以至他将马克思对生产一技术的重视也视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的“共谋”。可以说，他继承的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反对的却是物质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因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纵观整个后马克思思潮是由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五月风暴”之后，离开马克思主义转向一种更加激进的并且是在后现代思潮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后马克思批判理论。他们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自认为承袭了马克思的某种批判性的遗产；他们本身就是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主流，但不同于后现代的政治立场；他们从一个断面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按照卢卡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界定的话，我们会发现即便是“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无论鲍德里亚是否与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性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都可以视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工作的一种延续，更确切地说是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效应，这也是德里达所说的，马克思作为一个历史不在场的幽灵而发生的作用。

消费主义现象篇5

论文摘要:广告作为商品与符号文化的桥梁，其所强力促销的产品，并非单纯为满足消费者的基本功能需求。广告的意义与符号象征实际上成为了某种意义和实践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探究后现代消费社会，重要的在于要以符号经济的话语或思维方式来解释和重新认识广告活动及其现象的社会价值意义。

许多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以一种历史终结观来观察，意味着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终结点上。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新的历史转折涉及任何领域，对媒体、营销产生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革命。而其中作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在于以“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的形成。随着符号经济的迅猛崛起，也就使得我们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进一步分析这些媒体文化形态变迁所带来的文化资本发掘和再造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符号经济的特征和本质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并提升广告的传播价值和功能。

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当中，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里通过对英、美、法、德和瑞典等国进行的时空、阶级和文化的分析，系统地考察了五国的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历程，描述了这一历程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重构，并认为，“我们正生活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时代”，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①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引人新的时间变量进行划分:19世纪是“自由”资本主义，各种资本的流通大致在地区层次运作，交叉重叠较少;20世纪是“组织化”资本主义，货币、生产资料、消费品和劳动力在全国规模明显流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乃至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产生意义。20世纪末，商品、生产资本、货币的流通有了质的扩张，臻于国际化，表现在全球贸易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全球金融运动扩大等方面。他们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转变，称之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

根据他们的分析，作为客体的资本形式，货币、生产资本、商品等在国际空间的流通，与作为主体的可变资本即劳动力，在组织化资本主义向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变中，不仅仅沿着越来越远的路线流通，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流通，特别是在电子网络迅猛发展的时代。这种加快的客体流通，构成了“消费资本主义”的特质。而随着资本流通涉及的客体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客体日益掏空了物质内容。增加生产的不是物质客体，而是符号。符号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以认知为主的内容，是后工业或信息物品;一种拥有以审美为主的内容，叫作后现代物品。后者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拥有实在的审美成分的客体〔例如流行音乐、电影、休闲、杂志、录像〕的激增，而且表现在物质客体内部所体现的符号价值即形象成分的增加。这种物品在生产、流通、消费之中，发生了物质客体的审美化。”这被称为在组织化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独特的“符号和空间经济”。

当然，他们所谓的“符号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或是说一种结构性的状态，它的形成是逐步的，也是不断变动的。它的生成、扩大与表现直接受制于各地资本体系下的经济生产，与政治、社会、文化等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可以说，符号经济特征和文化逻辑构成了把握现代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架。当消费活动更为频繁、类型更多元化，我们确实无法套用工业社会的世界图像加以解释，也无法用任何理论去贯通前后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的结果，也正是宣告了一个新的消费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面临着广告化和媒介化的包围环境中，符号的传播更成为普遍的认同方式和文化表象，使一切社会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力量用以维持组织动员能力的象征资源。今天的社会是在以符号为基础的结构中实施统治和支配。

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以“消费”或“消费文化”为研究范式，对当代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逻辑进行探讨。正如费瑟斯通曾提出以消费文化理论的三个观点来观照消费社会现象的，“消费的生产”，意味着随着商品的累积而发展出来的文化将导致更大的控制力。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得大众成为消费者，物品已经失去其“使用价值”，而只剩下“交换价值”。而“消费的形式”，就是强调物品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作为一种标记物，也就是用来表明自己的社会关系，表彰自己社会地位的符号。而“消费梦想、影像和愉悦”，即把消费视为一种情感和审美的快乐经验。因此，根据费瑟斯通的分析，消费社会从消费的生产到消费的形式，一直到消费梦想、影像与愉悦，都贯彻着符号意义的运作。换言之，当我们消费一样物品时，我们消费的是它经由符号而产生的意义，这些符号也许跟物品本身毫无关联，但是重要的是它们会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在消费社会，消费者通过产品的符号消费得以将实际的使用价值转换为抽象性的情感文化价值，在产品消费行为中建立社会文化的共同价值认同体系。因此，广告作为商品与符号文化的桥梁，其所强力促销的产品，也并非单纯为满足消费者的基本功能需求，广告的意义与符号象征实际上成为了某种意义和实践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

正如鲍德里亚曾经指出的，消费社会的消费者不但消费物品，而且消费符号。消费社会的主要表征在于“消费的符号化现象”。或者说“消费的符号化现象”就是在这种过度充裕的消费为背景之下存在着。大多数商品本身与其它同类商品并无明显差异，它所销售的不单只是产品、服务，更是一种概念与价值观，所以广告所执行的任务不仅仅只是商品销售，在不同的广告的不同的诉求手法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同的价值涵意。商品一方面越来越带有“文化”的意味，而且逐渐形成一种非纯粹的“物品”，消费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消费”;另一方面，“符号消费”意味着现代社会已超出维持生存水准的消费，而开始加人了一些文化的，感性的因素，即消费者的活动开始出现具有非理性的倾向。通过广告和其他方式的商品展示，消费文化得以对货物的原始意义和使用概念进行改变，并附以新的形象和符号。这些新的形象和符号唤起人们内心的各种深层欲望。

在消费社会，符号意义愈来愈被纳人商品生产的范畴，其重要标志就在于以“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形成。大众媒介和消费文化密切结合，共同进行“符号”世界的宣传，提倡“符号”消费，真正形成后现代社会所说的“仿像”社会: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已经没有区别，人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当中，消费符号也享受符号。

消费的“象征性”、“符号性”也由此变得更为明晰，并具有了两层含义:一是“消费的象征”—消费表达传递了包括个人的地位、身份、个性、品位、情趣和认同的意义和符号，消费过程不但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成了现代人社会表现和社会交流的过程;二是“象征的消费”—不但消费商品本身，而且消费这些商品所象征或代表的某种文化社会意义，包括个人的心情、美感、档次、身份、地位、氛围、气派、气氛、情调，具有文化再生产或消费情绪、欲求的再生产特征。

“符号经济”生产的不仅是为了创造物质产品，更是为了创造差异化的符号。而符号的交换和消费的实质就是文化与意义的交换和消费。正是通过符号性的生产和消费，构成了后现代社会与以往社会存在的差异:“前现代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是通过充满意义、内容，居住着鬼神的象征系统来实施的。现代社会中，文化统治通过自由主义、平等、进步、科学等等已经掏空或抽象的意识形态而实现。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则通过象征符号暴力来实现，后者更加掏空，更加解域化，其最低限度的基础已经被扫掉了。”⑤“随着周转时间不断加快，客体以及文化制品成为可任意处置的东西，一次性使用，意义也就耗竭了。其中某些客体，例如计算机、电视机、录像机、音响，补充产生了大量的文化制品或符号[‘能指’〕，令人目不暇接，无法应付。人们受到能指的轰击，渐渐无法赋予其‘所指’即意义。”所以，在符号经济文化的主导下，主客体世界的分隔消失，客观世界本身已经成为一系列的文本作品与类像。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人在商品消费过程中，更注重的是要藉由对商品影响得到“愿景”式的想像乐趣，并满足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某种经验。因此，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说，通过挪用原始的符码意涵，通过对符号的操弄与建构，建构了一种消费符号的新秩序结构，将讯息转化为多义的开放性文本。

我们以台湾地区的手机广告为例进行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说，手机作为一种现代人交往和人际传播的重要媒介，对其消费就不仅仅是通信器材的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是伴随着手机文化的一系列符号意义的“迷思”的过程。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在手机的商品消费上，存在有一种“去物质化”的倾向，其不仅在于跨国资本流通与交换价值本身无可避免的抽象化，更在于商品本身物质性基础的逐渐缩小。例如昔日的黑金刚大哥大，就算是手机功能不落伍，光是巨大粗壮的外型与重量就要被淘汰。但要让手机的淘汰速度，达到“每28秒就有人喜新厌旧”(台湾易利信T28的广告语)的夸张想象，就必须有一套属于手机“功能嬉(chic)”的抽象符号系统被建立，如:高速传输、听声辨人、两面换壳、备忘录功能、自录响铃、自选铃声编曲、短讯息聊天室、游戏功能等等。这些抽象符号系统的更新换代，不在于使用方式与耗损状态，而在于“流行时尚”这一概念的不断标示、不断加速的推陈出新。

消费主义现象篇6

一、消费主义的内涵及特征

消费主义是一种以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消费作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的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实践，其本质是讲求消费至上和享乐至上。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曾在《消费社会》一书中说，消费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也就是说，人们所消费的，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更多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她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了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1］68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当代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当代消费价值观，消费主义为推进资本主义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把消费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在消费主义者看来，只有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感望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有价值的，只有人所占有和享用的物质财富才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只有拥有财富、及时行乐、尽享天下能享之福，才是人生的真实意义。“我消费故我在”，消费就是大家“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2］132的根本途径，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找到快乐。消费主义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上、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特点的一种工业文化，它以鲜明的重物质消费为特征，并通过无度的消费达到心理的满足。这种消费价值观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早期新教伦理树立的节俭、勤劳、成就事业、奉献社会、关心他人、赎买原罪的人生观，将人的消费价值凌驾于人和社会的其他价值之上。

2．为消费而消费。在消费主义者看来，消费不再仅是温饱的基本需要，人们不应只是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消费，而应积极追求消费所蕴涵的象征意义，即作为社会评价的标识，把消费看作显示财富、地位、身份、个性和自我品位的动态载体，由于消费对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人们消费的不再仅仅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还是其符号和概念价值;消费者除了消费产品本身以外，而且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即对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或“内涵”的消费。于是，消费成了一种符号形式的消费，实际上等于消费了一种欲望，从而获得一种等级，一种自尊，一种社会承认。“当我们消费物品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消费符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界定我们自己。换句话说，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所消费的东西，人们就是以他们所消费的为基础而将自己与其它类型的人相区别。”［3］110

3．不顾一切地消费。在消费主义者看来，个人的消费能力、消费水平不应当受到太多条件限制，有时应当超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自己的支付能力，包括通过借贷、向父母乞要或其他非常规途径来满足自己消费的欲望。在消费主义者看来，消费不仅仅是消费现在，而且还要消费未来。即使现在的消费条件不成熟，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精英们会创造出“分期付款”、“透支消费”、“消费套餐”、“信用卡支付”等“创新”方式来“帮助”人们消费。于是，消费不再受到个人支付能力的束缚，消费者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来满足自己膨胀的消费欲望。人们便可以超前地、不顾一切地消费。

4．一切为了消费。在消费主义者看来，人生的所有活动都围绕消费而展开，生活的实践过程就是为了不断满足欲求的过程。人活着就得千方百计满足自己消费的欲望。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找到快乐。为了一时之乐，可以不择手段。消费主义主张一切都是商品，不管是物质资料、文化艺术还是人格、尊严、隐私，都可以成为供人消费的对象。“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他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4］139随着消费主义的扩大，不仅女性，男性的身体也成为消费的对象。从女性的迷人曲线到男性健美的肌肉，整容手术的成功更让那些对自己身体不满意的人们大大出手。

二、消费主义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消极影响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扩张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的诱惑是强有力的，甚至是难以抗拒的，著名的生态学家H•T•奥德姆形容当前人类社会的消费主义像“传染病一样可怕”。其消极影响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了巨大冲击。高校作为我国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教育、传播的主阵地，它关系到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高校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两个主要的基本要素，一是教育者，即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狭义上讲，主要是直接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教师和专职辅导员;一是受教育者，即高校学生。消费主义思潮对高校的影响既有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既有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影响，又有对高校学生的影响。高校教育者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较高，比较容易了解和看清西方社会思潮的实质及危害，大多数教育者能够经受住各种有害思潮的消极影响和冲击，能够秉承勤俭节约的美德，能够教书育人，乐于“传道、授业、解惑”。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教育者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腐蚀下慢慢地蜕变，主要表现在: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严重。部分教育者贪恋股市和房市，无心教学，更无暇顾及科研。

一些教育者不但在家里炒股，而且在办公室炒，更有甚者，在课堂上大谈特谈炒股等与课堂教学内容无关的事情。每天令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股市和房市，似乎炒股、炒房成了这些教育者的主业，而教学和科研成了他们的副业。还有一些教育者为了多赚钱，在外面从事第二职业，开餐馆，受聘到健身活动中心当教练，在法律事务机构当律师，开办各种培训班等等。而且，金钱的占有成了他们评判人生是否成功的重要尺码，财富多少成了他们社会交往中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很显然，这些人已经成为金钱的奴隶。在工作中，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没有好处的，置之不理，视而不见。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个别教育者考虑自己的事情太多，始终把个人实惠作为主要的判断标准和价值目标。这种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不但使个别教育者身心疲惫地拼命去挣钱，而且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造成不良影响。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在精神状态上，部分教育者不再为实现党的任务和人民的利益克服困难、奋发向上，而是思想空虚，精神萎靡，贪图安逸，不思进取;在价值取向上，把个人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事情多做一点觉得吃亏，待遇稍差一点满腹牢骚，认为艰苦奋斗已经“过时”，享乐安逸才更“现实”;在工作态度上，怕苦怕累，逃避责任，得过且过，遇到困难和矛盾绕着走，不愿意教学和科研，也不想申请课题和搞项目了，更不用说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公务活动中，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不重实效;在生活方式上，追求“贵族化”，吃喝玩乐，沉湎于花天酒地、声色犬马。事实表明，享乐主义不符合人的本性，正如弗洛姆所说的那样，享乐主义使“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人都是不幸的人:孤独、恐惧、抑郁，具有依附性和破坏性。”

消费主义造成部分教育者的精神颓废，尽情地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肉体上的快乐，使其陷入意志消沉、缺乏进取精神的状态之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5］1908当代大学生的消费主要分为日常生活消费(衣、食、住、行)、学习用品消费(学费、书杂费、考证、电脑消费等)、休闲和娱乐消费(休闲、旅游、娱乐等)、人际交往消费(人情，恋爱)等几个方面。从大学生消费的总体情况看，绝大多数学生的消费主要用于吃饭和学习，在消费上基本能够合理安排，实现理性消费［6］。但是，由于大学生的心理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又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因而在具体的消费实践中，又具有一定盲目性，存在一些消费误区，主要表现在:高标准消费严重。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少部分大学生日益高涨的额外支出令家长们不堪重负。除去学费、生活费外，笔记本电脑、新款手机、CD、MP5、数码相机等物品样样俱全。其中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的大学生的消费甚至超过了大部分教师的消费。一些女生要购买高档的化妆品和时尚新潮的衣服;男孩子抽烟和名牌衣服等的花费也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另外，交友应酬、恋爱费用、名目繁多的培训费也占到了一定比例。“一月五百贫困户，千儿八百刚够用，两三千元才算酷，四千五千真大户”这个流行于大学校园的顺口溜，是很多大学生奢侈消费观的真实写照。新生入学，有的学生把价值2万元的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拿出来炫耀，有的骄傲地宣称只穿名牌，更有不少学生为自己拥有信用卡可以透支而兴奋。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宁认为，大学校园中一部分大学生高消费与另一部分贫困大学生低消费对比鲜明，形成大学生群体的消费分化，某种程度上容易导致相互攀比，对贫困生形成刺激，并容易导致贫困大学生的自卑心理。并且大学生过早享受富有和过度奢侈的生活，对他们的成长和未来也有不利的影响，还会给部分低收入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在消费主义的大潮下，对金钱和物质的过分看重与生活中的高消费攀比，是把青年拉向深渊的黑手。”［7］超前消费严重。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消费不但要消费现在，而且还要消费未来”的观念被大学生普遍接受，“提前享受生活”、“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成为时尚。一项针对中国大学生消费观念的调查表明，有57%的人表示“愿意用明天的钱做今天的事”。

部分学生倾向“像西方人那样消费”，包括负债消费。在大学校园里，银行系统提供的信用卡消费便利了高校学生的超前消费行为。据了解，本科生持信用卡一般可透支3000元，研究生一般是5000元，有些银行为了开拓大学生信用卡市场，不断扩大透支金额，在大学校园长期驻点，安排办卡联络员。信用卡非现金交易性质激发了大学生的消费欲望，于是校园出现了持卡一族，但超前的消费、刷卡的潇洒也使部分高校学生背上了沉重的负债包袱，部分高校出现学生恶意透支信用卡倾向，“追求cool感的刷卡族”越来越多地成为‘卡奴’，‘先透支再还款’的消费方式使部分大学生手持四到五张信用卡，利用‘拆东墙补西墙’循环法则勉强度日的大学生们得到的是‘负翁一族’的绰号和‘债台高筑’的账单”［8］。消费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它潜移默化地腐蚀着现代社会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他们的价值观念尚未成熟，分辨是非的能力有待提高，效仿能力相对较强，自觉抵制不健康现象的能力相对较弱，容易受到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消费主义的传播，对正处于价值观念完善时期的大学生势必会造成负面影响。时尚消费严重。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部分高校学生开始对商品的时尚价值过分青睐，在他们看来，时尚不但能带给人们卓尔不凡的感受，体现出精致、超人一等的生活品味，而且时尚能体现现代人的社会地位、声望、价值等。在这种价值观的笼罩下，部分高校学生的诸多消费领域都打上了追逐时尚的烙印。表现在:在形象消费方面，追求品牌服饰、品牌化妆品，追逐流行发式;在饮食消费方面，选择那些装饰高雅、价格昂贵、声名显赫的高档餐厅成为他们的交际场所，在他们看来，用餐环境优雅是品味的选择;在休闲娱乐消费方面，健身、泡吧、登山、滑雪、旅游等成了高校学生的新潮;在电子产品消费方面，追逐产品频繁的更新换代上，“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手机从绿屏到蓝屏，从蓝屏到彩屏，从彩屏到触摸屏、摄像头，现在又到了3G时代;电脑从台式到手提;MP3演变成MP4、MP5……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青年，追求时尚、彰显个性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大学生作为一个纯粹的消费者，如果处处追求时尚和前沿，跟着潮流走，就容易引发高消费和负债消费。而这些不良消费行为不仅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学生的学业，尤其可能造成大学生迷失生活的方向，蜕化他们的意志品质，腐蚀他们的进取精神，这将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严重影响。

三、消费主义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消极影响的消解

消费主义思潮在社会的蔓延使高校部分师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师生对消费主义思潮有较高的认同，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起到了冲淡和消解作用，对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高校应针对消费主义思潮的特点，提出有针对性的精细化的教育对策。

1．客观认识和评价消费主义思潮。消费主义思潮作为当今一种广为流行的道德现象和价值观念，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历史渊源、事实材料和逻辑前提。对待消费主义，要客观、辩证地看待，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在分析消费主义的来源和本质时，既要认识其合理性，又要认识其危害性;对其带来的危害和面临的伦理困境，要坚持揭露和批判。“高校教师应善于从社会思潮理论基础的偏向性、事实材料的局限性和逻辑推理的悖论性等角度和方面发掘和分析社会思潮的问题和根本缺陷。”［9］一种社会思想和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加以流行，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种客观现实要求和人们利益的需求，从本质上看，消费主义的滋长和蔓延是资本追逐本性的内在要求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要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疯狂地购买、消费，资本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这势必就带来了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应提高对消费主义批判引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2．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在本质上，消费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消费的最高目的是人的幸福生活和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消费的当下需要的合理性，并在消费中兼顾人的长远发展，谋求个体与整体的和谐、共赢。在马克思的消费视野中，人是终极目的，一切消费行为都应凸显对人的终极关怀，维护、发展、实现人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维护人的尊严、提升人的价值，凸显人存在的意义，促进人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完善。而消费主义是一种以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消费作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的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实践。它的核心价值观是消费至上，除了把物质商品看成是“物质”以外，更多的是把商品看作是一种符号，一种代表身份或地位的象征，即消费主义把物质消费看作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作是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科学、理性的消费要求一切消费要从有利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出发，要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自觉提倡可持续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引导学生科学消费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也是面对消费主义挑战下加强学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

3．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有深刻的影响，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思潮之间，是主导与被主导、引领与被引领的关系。当前，面对消费主义的影响，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和内容融入其中，并充分发挥其主导和引领作用。当然，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中，需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以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10］也就是说，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充分运用各种手段，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打造健康的文化环境，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大力弘扬我国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文化，抵制消费主义的消极和腐朽的影响，扩大主流舆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