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意义篇1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70-02

一、引言

当前，由于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变暖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特征，这也是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是一个煤炭消费大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为了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够获得更优的资源分配、在征收碳关税的政策方面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寻求减排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迫在眉睫。2009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强调的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经济模式。

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尤其是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均资源不对等这样的背景下既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又要实现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实践的挑战。要对低碳技术的开发与转让、创新资金的运行机制、适应与减缓能力的建设等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促进减排政策措施的实施，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实质性的基础。

国内关于低碳经济模式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理论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就：文献[1]用多元化指数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认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会导致国家从以高碳燃料为主转向以低碳为主。文献[2]通过相关分析探讨了中国GDP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有明显的相关性(R2=0.9581)；文献[3]对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就中国减少碳排放的目标和措施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合作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二氧化碳减排与GDP持续增加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减排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解决途径。

二、GDP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

2007年，我国碳排放量达到了63.44亿t，是1953年的43.93倍，而GDP则为1953年的60.51倍。1979~2002年，碳排放增长率总体较为稳定，平均碳排放增长率为4%，其中1997和1998年的增长率为负；这期间我国实施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GDP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7%。2003年我国的碳排放量加速上升，增长率达到16.8%，远高于同期我国实际GDP10%的增长率。2002~2007年我国GDP平均增长率达到10.56%，由于我国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能源消费的高增长，碳排放平均增长率为12.15%。

从1953~2007年中国的GDP、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趋势，可以看出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量与GDP的变动方向基本是一致的，GDP迅速增长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人们消费水平的迅速增长，这必然导致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也就间接造成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多，说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量的增加是由GDP的迅速增长导致的。同时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与GDP的增长之间有着的大幅度差异，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相差约8.3%，这说明我国能源利用率上的提高，导致单位GDP的能耗（能源强度）和单位GDP的碳排放（碳排放强度）降低。

三、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碳排放强度是指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该指标主要是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那么说明该国就实现了一个低碳的发展模式。所以说碳排放强度是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下衡量减排效果的最好指标。GDP变化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主要影响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图1为1953~2007年我国阶段性碳排放强度比较，从中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之前（1953~1978年），由于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相当低，碳排放强度较高。计划经济形成初期（1953年~1957年），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平均碳排放强度达到21.54tCO2/万元；而在计划经济运行阶段（1958~1978），在“”计划的指示下重点发展重工业，能源消耗量迅速增加，使得使这一时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上升，平均碳排放强度达到39.93tCO2/万元，比计划经济形成阶段上升了85%。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9~1984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该阶段改革尚未从农业领域全面开展，国有企业仍处于“放权让利”时期，这一时期的碳排放强度仍很高，为37.05tCO2/万元，但是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是明显的；在改革开放全面推进阶段（1985~2007年），随着生产资料商品化的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程度得到很大提高，这一阶段的碳排放强度为19.94tCO2/万元，与改革的初始阶段相比降低了46%，显示了较高的碳排放效率；与计划经济的运行阶段相比，单位排放量降低了50%。据测算，1985~2007年，假定经济增长速度不变，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共减少了11467851t。

以上数据充分说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碳排放强度越来越低。市场化是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竞争的优胜劣汰为手段，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制，效率最大化目标的机制。这一机制使得市场的作用扩大化，能够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使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由此可见市场化一方面推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变暖这一环境问题得到了缓减。

2.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碳排放系数是指每一种能源燃烧或使用过程中单位能源所产生的碳排放数量，一般在使用过程中，根据IPCC的假定，可以认为某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是不变的。由表1可见，在煤、石油和天然气这三种化石能源中，煤的碳排放系数最高，石油次之，天然气的单位热值碳密集只有煤炭的60％。其他形式的新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水等属于无碳能源。

煤炭一直是中国的主要能源，占整个能源消费结构的70%左右。1992年我国进行了煤炭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使得煤炭消费由于价格上升的因素而大幅度下降，而其他能源的消费则有所增加。在2006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70.7%下降到69.4%，其他能源的比重由29.3%上升到30.6%，其中可再生能源和核电这类无碳能源的比重由3.4%提高到7.2%。碳排放总量与能源消费总量之比从1978年的2.5减少到了2006年的2.4，碳排放强度也由1978年的44.2tCO2/万元下降到了2006年的13.81tCO2/万元，说明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比重的降低能显著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见合理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仅能提高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更重要的是减少了碳的排放，有利于减排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3.产业结构不合理。从图2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1993年，第一产业的比重由30.2%下降到19.7%，第三产业的比重由21.6%上升到33.7%，第二产业的份额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徘徊之后开始呈上升趋势。在此期间的碳排放强度由1978年的40.14tCO2/万元下降到1993年的22.32tCO2/万元。199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渐平缓，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则迅速增长，到2007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1.1%、48.5%、40.4%，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但是其碳排放强度已下降到13.36tCO2/万元，这充分说明大力发展低能耗和低碳排量的第三产业可以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大力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四、低碳经济发展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可知，二氧化碳减排与可持续发展协调进行的关键在于市场化程度、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先发展、后减排；先高碳，后低碳”的低碳经济道路不同的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应采取既基于国情又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渐进式途径，采取严格的节能减排技术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因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探索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低碳经济”道路与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道路有所不同。发达国家主张的低碳经济是建立在国家综合实力已经比较强大、人民生活水平相对富足的基础上的，而且市场化程度较高；而中国的低碳经济道路是建立在工业化进程尚未过半、城市化水平显著偏低、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基础之上，而且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具有其特殊性。因此，我国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加入WTO的契机，更深更广地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深度与广度，加快能源配置效率和能源技术效率的提高，降低碳排放强度，走出一条“以发展促减排、以减排促发展”的道路。

2.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大的主要原因，优化一次能源供应结构，全面实现用能技术的先进化，合理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提高可再生能源和核电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努力降低单位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强度，有利于尽快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使用效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首要任务。研究表明，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4％，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低了10个百分点。因此，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能源利用和碳减排技术，改进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对减少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做优第一产业，做强第二产业，做大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都会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但单位产出增加量会逐次减少。从各国产业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系数看，第三产业普遍小于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又小于第一产业，如英国分别为0.000235、0.010445、0.051490，英国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每增加1%，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5.1%；第二产业每增加1%，会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1.04%；而第三产业每增加1%，只会使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02%。可见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要有合理的产业结构，既可以维持经济增长又能保证低碳排放甚至零排放。中国的第一、二产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应具体分析我国的国情，抓住契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与步伐，达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的均衡，以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

五、结论

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必须从实际出发，在扎实、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GDP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出发，深入分析影响碳排放的因素，研究低碳经济的发展对策，开展试点工作，进行战略规划，积极参与国际低碳规则的制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走出一条符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之路。

参考文献：

1.张雷.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J].地理学报,2003(4)

2.王中英,王礼茂.中国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J].安全与环境学,2006(5)

3.胡鞍钢.“绿猫”模式的新内涵――低碳经济[J].世界环境，2008(2)

4.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5.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6.邢继俊,赵刚.中国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J].中国科技论坛,2007(10)

7.刘再起,陈春等.低碳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2010（3）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意义篇2

如果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恢复到现在水平,那么温室气体含量将上升到550ppm,温度将升高3摄氏度。而要让全球气温只升高2摄氏度,那就必须将205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目前的50%。

因此,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迫切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气温的上升。

《京都议定书》失败

为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第一份具有强制性减排目标的国际协议《京都议定书》在1997年12月诞生。

《京都议定书》(KyotoProtocol),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UNFCCC)的补充条款。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份国际协议,这份协议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目前有190多个缔约方,但它没有设定强制性减排目标。《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不对气候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

《京都议定书》在1997年12月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于2005年2月16日开始强制生效,将于2012年失效。根据《公约》,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所有发达国家六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

《公约》要求,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户的发达国家,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限控义务。

至目前为止,共有170多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美国于2001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中国已于1998年5月29日签署了该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标志着各国政府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和关心,但是作为减排手段,却是失败的。毕竟,它并没有使排放量明显减少,甚至也没有达到预期减缓排放增长速度的效果,只不过象征性地提请社会各界注意,以便适应目前存在的气候变化情况。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力,《公约》确定的减排目标也并未被发达国家普遍执行。

《公约》组织2008年11月17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性减排形势仍不乐观。该数据显示,至2006年,虽然41个缔约的工业化国家,总体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下降了4.7%,但其中大部分均为中东欧等转型经济体贡献。从1990年到2006年,中东欧等转型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了37%;在这期间,发达经济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却增长了9.9%。

更值得担忧的是,转型国家的贡献,实际上也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经济出现了大幅下滑。随着其市场结构逐步调整到位以及经济恢复增长,从2000年开始,即使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开始稳步增加。造成2000年以后,《京都议定书》的41个缔约国总体的排放量有所上升。

从各个国家的情况来看,澳大利亚增加了28.8%(目标+8%),加拿大增长了21.7%(目标-6%),美国增加了14.4%(目标-7%),日本增加了5.3%(目标-6%),欧盟降低了2.2%(目标-8%)。距离《京都议定书》要求的减排目标都有不小的差距。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将至

2009年将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至关重要的一年。在同时面临经济衰退和气候变暖两场危机的情况下,全球正承受着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面临着机遇。

全球金融危机客观上缓解了能源紧张局面,为替代能源和新资源寻找留下了宝贵的时间。这使得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有望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新思路和希望,而能源技术的创新也有望成为刺激经济的新增长点。很多国家目前已经将能源技术创新,视为新的经济革命和绿色复苏计划的核心。

《京都议定书》之所以名存实亡,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退出。任何一个全球性减排协议,如果没有美国参与,几乎不可想象。但是,美国又是惟一一个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工业化国家。

美国新总统奥巴马的上台,给全球减排协议带来了新的曙光。奥巴马允诺,将在2022年把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到1990年的水平,到2050年再减排80%。并且奥巴马在当选后发表谈话指出,他将把碳交易机制引入美国的能源市场,并承诺在未来十年里每年投资150亿美元用于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奥巴马表示,美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帮助开创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新时代。

奥巴马提名可再生能源专家朱棣文为能源部长,就显示出奥巴马新政府注重气候变化问题。朱棣文大力倡议开发清洁能源,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代言人之一,倾向于主张用新技术取代和限制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美国,虽然联邦政府还没有采取全面的或强制性的措施,来减少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但州级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减排努力。现在,美国的50个州中,有24个州通过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机制参与了区域性的减排计划,具备实施减排协议的基础。

欧盟则一直是《京都议定书》的主要支持者,并一直致力于说服那些立场摇摆的国家加入条约。

在2007年,欧盟单方面承诺,欧盟到2022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将可再生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费量减少20%。这就是欧盟在2022年实现“三个20%”的目标。

欧盟27国领导人2008年12月11日至1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经过紧张激烈的讨论,最后终于就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达成一致。欧盟议会通过的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已经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法律上承诺大幅度强制减排的地区。

1997年正式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其第一承诺期的目标将于2012年到期。2007年12月,各国部长曾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第13次大会上达成了一个路线图。按照这一路线图的规定,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将诞生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届时,全球减排将进入“后京都议定书时代”。

中国减排压力日增

中国政府于2002年9月3日通过签署《京都议定书》。由于中国是条约控制纲要以外的国家,所以也不受温室气体排放的限制。

中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着重人均排放。中国的人均排放仅接近于美国的五分之一。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3年,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19.8吨,而中国人均排放量为3.2吨。2004年中国人均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人均水平的33%。

其二,着重历史累计排放。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累计排放量95%;从1950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排放量占全球的77%;从1904年到2004年间,中国累计排放占全球的8%。

中国政府坚持《公约》的指导作用。《公约》所确定的各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是指导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础;将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采取行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变不可持续的奢侈消费方式,走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道路。

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中国虽然没有时间表,却可能承受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第一排放国。

从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地区看,根据IEA的数据,2005年美国仍然是最大的排放国,占了全球排放的五分之一强。但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占比将上升到22.2%,预计203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占全球的28.4%。

尽管中国、印度并不在《京都议定书》强制要求减排的目标之内,但由于到2030年,这两国的排放量将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对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而言,新兴市场国家也不得不纳入未来的考虑范围。

美国一直以来就希望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现在起明确相应的减排责任。而欧盟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专家认为,中国的“毕业期限”应该在2022年左右,即再给中国十多年宽限期。

2008年八国峰会最终达成的声明,就把全球共同目标作为优先考虑来强调,淡化了发达国家自己要承担的减排责任。这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非一个值得乐观的信号。

随着欧美对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措施,针对中国等生产成本低、温室气体排量高的经济体征收的“碳关税”可能会出现。

所谓“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征收“碳关税”的想法,主要是由前法国总统希拉克所提出,而接任的总统萨科齐在2007年10月,呼吁欧盟国家应针对未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否则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将遭受不公平之竞争,特别是境内的钢铁业及高耗能产业。

“碳关税”将给目前中国的出口带来额外的隐忧。根据WRI对各国各部门碳排放的统计,中国的出口部门出口商品中所含的碳排放量是最高的。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实施“碳关税”,中国的出口商品将受到更大的冲击,将给中国的出口带来巨大的压力。

因此,在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国的情况下,尽管中国不愿意接受强制的减排指标,但毫无疑问,中国必须在碳减排上有所作为,才能及早地适应未来低碳经济的环境。

低碳经济时代到来

什么是低碳经济?低碳经济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关注点,基础是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发展特征是低排放、高能效、高效率,核心内容包括制定低碳政策、开发利用低碳技术和产品,以及采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寒冬中最为温暖的词汇。它不仅强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涵盖了优化能源结构、扩大低碳产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以及促进经济繁荣。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已使能源需求增加放慢,这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来经济复苏时,产业界会进入新一轮的机器、设备更新,如果能够抓住这一机会,投资低碳设备和技术,目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困难会成为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契机,不仅是对中国,对世界来说也是一次转变发展方式和消费、生活方式,调整产业经济结构的一次机会。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可以提供一个解决全球变暖的机会。“我们目前需要应对两个最严重的挑战――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解决之道就是绿色经济。”

金融危机暂时缓解了能源紧张的局面,客观上为寻找替代能源和资源赢得了宝贵时间。在全球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同时,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价值也凸显出来。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取得重大进展后,将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发展低碳经济和建设低碳社会提供有力支撑,转“危”为“机”。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Pacala及Socolow提出的“稳定楔”(stabilisationwedge)概念,现被公认为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的最佳策略之一。

十几年以来,全球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直在以每年1.5%的速度增加,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等到2055年,碳年排放量就会翻一番,达到每年140亿吨。两位学者提出了15项措施,如果得到实施,其中每一项都能使我们在2055年减少10亿吨碳排放量(即一个“楔角”)。实际上,只需要实施这15项中的7项,就可以使碳排放量维持在2005年的水平。

这15项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二、燃料使用的转换与二氧化碳的捕获及储存;三、核能发电;四、可再生能源;五、森林和耕地对二氧化碳的吸收。

同时,IPCC也提出了现在在商业上可行的主要缓解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方案。主要的方向也是在节约能源效率、开发新能源等方面。

从IEA刻画的减排的边际成本来看,节能的边际成本是最低的,其次是采取可再生能源、核能等发电除碳化的措施。

图5显示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增长超过ACTMap情景达到更高的BLUEMap情景要求的水平上时,二氧化碳的减排边际成本如何增长。ACT系列情景显示了如何让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50年之前恢复到现在的水平。BLUE系列情景把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50%作为目标。

ACTMap情景意味着广泛地利用这些已完全商业化运营的技术,其边际成本为50美元(每减少排放1吨二氧化碳)。而在BLUEMap情景需要所有相关技术的应用,包括在完全商业化运营时,每减排1吨二氧化碳花费200美元所需的技术应用。

为了实现全球减排,《京都议定书》中还引入了三个灵活履约机制,其中之一就是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的核心,是允许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销额的转让与获得。

CDM是在强制减排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展开,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把项目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减少的排放量,作为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一部分义务。

CDM是一种双赢的机制,对发达国家而言,给予其一些履约的灵活性,使其得以用较低成本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协助发达国家能够利用减排成本低的优势从发达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从广泛的意义来看,任何有益于产生温室气体减排和温室气体回收或吸收的技术,都可以作为CDM项目的技术。在CDM之下,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形成了全球性的碳金融市场,对全球金融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自2004年起,全球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标的的交易总额,从最初的不到1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40亿美元,四年时间增长了64倍。交易量也由1000万吨迅速攀升至30亿吨。

根据《京都议定书》,在2008年至2012年,35个工业化国家的二氧化碳及其他五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基于这一压力,发达国家纷纷通过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员国投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购买减排额度。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碳交易市场规模将达到1500亿美元。

中国低碳经济之路

低碳经济也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中国实现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巨大机遇。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低碳经济等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另一方面,发展低碳经济带来的保证能源安全、减少空气污染、增加投资和就业机会等一系列协同效益,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可持续性和竞争力,从而实现低碳繁荣。

那么,中国的低碳经济之路应该如何行进?

在二氧化碳的排放上,有一个著名的Kaya恒等式,这个恒等式是日本的YoichiKaya教授所提出来的。根据恒等式,一个国家或地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人口(P)、人均GDP(G)、单位GDP能耗(IE,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IC,碳强度)。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中期需求扩张的压力不可避免;另一个是人均GDP,目前中国的人均GDP仍然要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DP提高是刚性的要求。因此,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减排将主要从另外两个因素入手。

其中,单位GDP能耗与产业偏向有关。工业能源强度要大于服务业;工业中,重化工的能源强度则远高于一般制造业;同一行业中,技术水平低则能源强度高。因此,提高能源效率和节约能源,就是降低能源强度,这是减排的有效方向之一。

能源种类不同,碳强度差异很大。化石能源中,煤的碳强度最高,石油次之,天然气最低。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能有一定的碳强度,而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等都是零碳能源。核电站在运行过程中也不排放碳。

有学者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作了分解,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的最主要的原因;据估算,经济发展累计贡献了约86%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

同时,能源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1971年-2005年间约89%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来源于单位GDP能耗的降低。而一次性能源结构的改善,也对二氧化碳的减排起到重要的作用,其贡献率大约为11%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从实证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是缓解气候压力的最有效途径,其次是改善能源使用结构,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行性更高。

政策对于减排的推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其中明确提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我们所采取的原则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历史排放少,当前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比较低,其主要任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将根据其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等措施,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这正是从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能源结构出发,实现在确保经济增长情况下的合理减排。在这两方面,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以促进具体行动的实施。

在能源强度方面,“十一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这将是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最有可能也最重要的途径。在这方面中国出台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等法规,给予了明确的行动指引。

而在能源结构上,通过落实《可再生能源法》,以及《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中国预计将投资2万亿元来实现2022年的远景规划目标,使得到2010年和2022年,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例分别达到10%和15%。以此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中过高的比重,从而达到降低能源使用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

由此可见,按照碳减排的自然路径和所涉及因素的重要程度排序来看,中国低碳经济之路将是从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到CDM。

中国的能源使用效率较低,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与能源使用效率最高的国家日本相比,仅是日本能源使用效率的六分之一。从能源使用的结构上来看,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而相对比的美国,行业的能源消耗分配则比较平均。

政府干预将是节能市场启动的契机,通过修订后的《节约能源法》《建筑节能管理条例》《“十一五”城市绿色照明》等一系列法规,配合出台强制节能标准以及相关部委的具体要求,有望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节能机制,从而改变原有节能市场发展迟缓的局面。

节能是中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最有效的方法,它所引起的成本也最低。但与此同时,对于一些高排放的行业,也应该加以限制,尤其是产能已经比较过剩的行业。在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与工业相关的占到了较高的比重。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对于一些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强制落后产能淘汰,政府也作了明确的政策规定。

为了实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与目前基本相等,除了提升能源效率、改变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则是必须之举。按照IEA对于前景的展望,未来太阳能、风能都将出现跨越式增长。

其中,煤炭清洁技术是重要的一环。在注重新能源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的能源格局――富煤少油缺气。中国煤炭储量丰富,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重达到三分之二,这决定了能源使用大的方向。合理有效地利用煤炭资源,对于中国能源使用的效率会有大的提升,也能有效地降低煤炭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

而我们最终要达到的CDM中,中国也将大有作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中国政府开展CDM项目活动的主管机构,下设国家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审核理事会和国家管理机构。根据国资委的数据,目前中国已经批准了1847个CDM项目。这些项目大部分都集中在新能源上面。

此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国内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规模和结构。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碳减排机会就越多。

现在按照注册项目看,中国在碳交易市场中所占份额为29%,但在CER的获得上中国占的比重达到了43%,另外预期未来每年中国将获得CERs中的54%,由此可见,中国将在未来碳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意义篇3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暖,二氧化碳税,节能减排

税收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具有宏观调控和聚集财富的功能。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二氧化碳税收制度，并取得了良好的节能减排效果。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如何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建立起一套实用、完善的二氧化碳税收体系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二氧化碳税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

(一)全球气候变暖与绿色税制

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的共同影响，全球气候正经历一场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人类活动通过改变地球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气溶胶(气体中的悬浮微粒，如烟、雾等)以及阴暗度来引起气候变化。其中，产生最大影响的活动是化石燃料燃烧，关键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就是通过这一途径被释放到大气中。这些气体聚积在大气中，引起大气浓度的与时俱增，进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国际社会和科学界已对全球变暖高度关注，采取各项措施应对这一趋势。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1972年就提出了“污染者付费”(PolluterPaysPrinciple，PPP)原则，从而引发了世界税制绿化浪潮，并为包括二氧化碳税在内的绿色税制的实施确立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OECD成员国以及欧洲多国纷纷推行二氧化碳税政策，并结合已有税制的结构调整，取得了十分明显的延缓全球变暖与保护环境的环境效果。1992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也要求名国政府加强财政以及经济政策的补充性作用，把环境费用纳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过程。

除了以环境为出发点外，绿色税制的运用，更对国家经济与民生有整体的影响。因此，在税制绿化改革的背景下，二氧化碳税的运用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这也反映了国际环境经济手段和税收结构的最新发展。

(二)二氧化碳税的概念与特性

二氧化碳税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皮苟(ArthurCecilPious)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二氧化碳税可以通过对燃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产品的含碳量进行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这一主要温室气体的排放。二氧化碳税是与全球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特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1)二氧化碳税的实质是为了保护全球温度这一公共产品，而对二氧化碳这一温室气体所开征的一项税负，目的是使排放二氧化碳的生产过程和消费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2)二氧化碳税是一种间接税，是在生产或者消费的过程中征收的。而且二氧化碳税具有固定税率，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副作用相对较小。(3)二氧化碳税是一种调节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可供给的廉价燃料也在逐步减少。环境税制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都将二氧化碳税作为一种调节税，因为二氧化碳税能够发挥激励作用，促进节能，促使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使用。(4)二氧化碳税影响广泛而深远。征收二氧化碳税涉及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诸多方面，影响远比一般特许权税(如烟草专卖税)更加广泛深远。实施国在征收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率、环境效果，还要考虑到社会效益、国际竞争力等问题，从而根据商品的收入弹性、收入替代效应，慎重选择征税品种和税率。

二、瑞典二氧化碳税制实证分析

(一)瑞典二氧化碳税制简介

瑞典与其北欧邻国一起，是欧盟第一批在环境保护领域发展和实施经济手段的国家，在环境保护中广泛运用了环境税、费和其它众多的经济手段。根据OECD2004年对其成员国做出的评估，瑞典实行了约70项以市场为基础的手段，是在环境保护方面运用最多经济手段的国家。

瑞典于1991年开征二氧化碳税，征税范围是所有种类的燃料油，该税是对现行能源税的补充。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同时，能源税率降低了50％。从那之后，能源税体系几经变革，但是不变的是对于工业和电力产品的税率一直低于其它部门。目前，工业消费者不支付能源税，二氧化碳税也只需支付一半。电力产品不需要交纳任何能源税和二氧化碳税。瑞典目前二氧化碳税率为0.36瑞典克朗／千克CO2(合150美元／吨CO2)。征收二氧化碳税最显著的效果是有机物在瑞典直接供暖系统中的大量应用，如今瑞典约50％的供暖系统利用生物燃料等作为热能供给，而不再是用煤炭和石油来提供热能。

瑞典能源税体系于1991年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能源税体系以二氧化碳税和对燃料征收的能源税为基础，而且对燃料征收的能源税不与燃料的含碳成分挂钩。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同时，一般能源税率下降了50％。为了避免对瑞典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工业部门的税率低于私人家庭，对于一些能源密集型产业进一步给予减免。目前瑞典对于化石燃料，尤其是对汽油征收的二氧化碳税非常高。

(二)瑞典征收二氧化碳税对温室气体的减排效果

根据德国著名环境组织Germanwach的统计资料表明，瑞典于2006年和2007年两次荣登“拯救地球国家名单”榜首，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行动中最有成效的国家。

2007年9月，瑞典政府的统计表明将近90％的减排效果归功于税收体系改革。瑞典环境部部长An—dreasAlgren称，如果没有征收二氧化碳税，国内的排放量将比现在高出20％。因为二氧化碳税的征收使得污染的成本升高，从而使全国都开始关注环保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因此，征收二氧化碳税是减排最有效的途径，而且基本不会影响到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在1990～2006年间，瑞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9％，远远超过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减排目标。与此同时，瑞典的经济保持了44％的固定价格增长。

三、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必要性

(一)开征二氧化碳税是国际大势所趋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结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CH4)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如今二氧化碳减排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

到2007年底，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一个总的共识是“80—20”原则，即在20年内力争把以二氧化碳为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80％。继欧盟成员国成功运用税收手段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也纷纷响应应对全球变暖的号召，开始酝酿制定二氧化碳税制。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主要的国际性议程，迅速和积极地减排将降低调整环境适应的代价。

但要达到“80-20”目标，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大国也肩负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在2007年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最新《全球能源展望》中，预测2030年世界能源需求将增长50％，其中40％是由中国和印度拉动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特别强调，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未来20年预期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能源需求，特别需要发展中国家采取紧急行动以减缓气候变化的趋势。

(二)开征二氧化碳税是国家政策所向

近百年内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已经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的平均值。从1986～2007年，中国已经连续经历了22个全国性暖冬。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也指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是中国适应全球变暖的当务之急。

2006年，中国政府的“十一五”规划确立了节能减排工作的硬性指标：到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我国政府承诺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确保实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这一约束性目标。2007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明确要制定和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研究开征包括二氧化碳税在内的环境税。2007年11月，由财政部科研所孙钢研究员和许文博士完成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三种环境税可选方案中指出，二氧化碳税可以作为一种污染物排放税在中国适时开征。”在环境规划院课题组提出的独立环境税实施方案中，可供选择的税种包括：重要资源税、汽车污染税、能源消费税、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和废水排放税。2008年11月5日，由环保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和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战略专业委员会，中科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牵头组织撰写的《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报告，建议积极运用政策手段开征碳税，促使企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显然，随着中国政府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的落实和环境税制改革的推进，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国策，需要开征二氧化碳税这一新税种来完善税收制度的环保功能，提高污染环境行为的税收负担。这也是树立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环境保护立场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主张的一个契机。

(三)开征二氧化碳税有助于优化我国能源消费结构

众所周知，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由此可见，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高是由我国的能源结构特征决定的。

由于煤炭消费比重较大，就造成了我国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也相对较高。根据世界银行年刊《2007绿色年鉴》中对1980～2004年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化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的统计数据，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200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占世界总量的16％，仅次于美国。

现阶段，我国燃油的需求价格弹性处于较高水平，及时研究设计开征碳税将十分有利于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从而避免进一步依赖于煤炭这样的化石燃料消费。海外经验表明，二氧化碳税的开征可以有效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瑞典自1991年开征二氧化碳税之后，由于二氧化碳税的征收导致燃料油和生物燃料的价格产生差异，国家的区域供热部门和许多企业为了追求生产成本最小化，对生物燃料的应用大为增加。在1991～1995年间，生物燃料在瑞典区域供暖系统中所占的比重从25％增长到了42％。目前，生物燃料、泥炭等提供了瑞典区域供热体系中能源供应的50％以上。

因此，中国如果能够及时开征二氧化碳税，必将有利于促进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逐步淘汰落后的高能耗产业和技术，避免社会经济滑向不可持续的深渊。

(四)开征二氧化碳税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氧化碳税是一种间接税，具有固定的税率而且不会改变分配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相对较小。这一点在国际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且，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确定排放限额以及减排目标的情况下，在国家或者区域的层面实施碳税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如果中国开征二氧化碳税，这部分税收收入还将为我国财政收入做出巨大贡献。

全球气候变暖对中国来说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带来十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已显得尤为紧迫。开征二氧化碳税对于在全社会增强节能减排意识，提高企业、个人等社会各方面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认识水平，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断提升气候、生态、环境保护的层次和水平都有着重要意义；既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府、公众和科学界的共同愿望。

四、我国开征二氧化碳税应注意的问题

(一)依据国情设计二氧化碳税

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来看，环境税的税种设计要反映当前环境问题的主要矛盾。具体讲，就是要有利于促进“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环保措施主要是以收取各项费用为主，征税为辅，并且这些少量的税收措施还是零散地存在于资源税、消费税、增值税等有关规定中，很难发挥遏制并减少环境污染的合力作用。

相关研究表明，虽然开征二氧化碳税能够显著降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但是也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因此，考虑到我国国情的制约，目前还未开征二氧化碳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水平悬殊，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和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以及税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就需要谨慎设计开征二氧化碳税，以照顾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分配问题。

二氧化碳税这一新税种的设立，与众多企业的税收负担直接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研究设计二氧化碳税时必须在不同地区实行差别税率，且初始税率应设置得较低，以使企业能尽快适应这一新税种。根据国际经验，二氧化碳税的征税对象应定位为化石燃料(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其税收收入应纳入一般财政收入。而且二氧化碳税收入应实行专款专用，利用税收收入进行绿色清洁能源开发与研究，降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

(二)完善税收优惠减免政策

国外的经验证明，通过政策改变市场的基础，政府政策的积极作用可以促使节能减排的实现更具成本效益。OECD国家环境税种多样，税率也较高，本应该取得较多的财政收入，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原因就是这些国家为了保证其工业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实施严苛的环境税的同时，也施行了比较宽松的环境税费减免与返还措施。除此之外，不加重微观经济主体税负的理念，也是OECD国家在实行环境税过程中所奉行的。尤其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其在开征新的环境税的同时，降低企业的其他税收负担(如所得税负担)。

我国政府应对一些关键行业实行税收优惠或者同时降低其其他税收税负水平，适量增加国家财政补贴，以免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对税收实行减免的政策优惠，使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有意识地开发、保护和有效利用环境资源，并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促进社会环境的改善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对企业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给与更多的税收优惠，特别是对企业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为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三)加强宣传力度，建立公众基础

虽然税收的征收主体是代表国家的各级税务机关，具有强制性、稳定性和制度成本节约优势，但是民间的公众呼声也是不容忽视的。任何改革都需要调动各级政府和群众的积极性，二氧化碳税的开征也不例外。因此，在二氧化碳税推出的前期阶段，除了通过在税务部门和环保部门建立完善的协调机制，以及对相关企业实施税收优惠，确保二氧化碳税顺利地推出与征收之外，还必须通过各类媒体向社会公众宣传开征二氧化碳税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广泛的社会效应。

我们必须通过积极广泛的宣传，让公众明确二氧化碳税的立税目标是改善环境质量，而不是税收的增长。征收二氧化碳税的根本在于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外部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中，通过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环境资源。通过调整税收和外汇政策、货币发行等综合配套措施，将外在的企业成本适当分解，让社会承担的成本转为由企业自身承担，加强宏观调控。

(四)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污染源监测水平

中国能源生产和利用技术落后是造成能源效率较低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开征二氧化碳税也涉及到污染源的监测技术与人力资源问题。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监测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先进的监测设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显示，在气候变化观测、监测技术上中国仍需要国际社会的技术帮助。在污染源监测方面的主要技术需求包括：大气、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观测技术，气象、海洋和资源卫星技术，气候变化监测与检测技术，以及气候系统的模拟和计算技术等，其中各种先进的观测设备制造技术、高分辨率和高精度卫星技术等都是中国在气候系统观测体系建设方面所急需的，是该领域技术合作需求的重点。中国政府应及时获得上述技术与能够运用该技术的专业人才，并在污染排放企业进行推广，这将有助于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形成有效的监测，从而在我国有效实施二氧化碳税制。新晨

(五)加强第三部门的政策推进作用

第三部门指的是介于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或之外的社会部门，它是除政府机构和营利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它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部门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第三部门能够帮助政府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并与其良好互动，潜移默化地改变企业和个人对节能减排的态度，从而推进二氧化碳税的实施。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对二氧化碳税的开征与节能减排政策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第三部门的积极协助。在美国，诸如Pew研究中心、美国环保协会等非政府组织，能够为政府提供关键的知识以及完成政策目标的手段。与口碑良好的非政府组织合作还能提升政府形象，形成良好的公众舆论，也有利于二氧化碳税的开征。如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CharlesKomanoff和DanRosenblum律师共同倡议成立的美国碳税中心(CarbonTaxCenter，CTC)，就是一个专门为各级地方政府提供减排智囊服务和倡导碳税开征的非政府组织。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意义篇4

【关键词】森林；碳汇功能；森林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对维持陆地生态平衡、保护生态安全、防止生态危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森林的生态功能主要是吸储等温室气体、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森林游憩等。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的加剧，森林碳汇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1.森林的碳汇功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生态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预测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1.8～4摄氏度，海平面升高18～59厘米，将给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带来诸多重大不利影响。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物能源的大量开采和使用，向大气中过量地排放了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结果。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大大增加，打破了地球在宇宙当中的吸热和散热的平衡状态，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是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积累，其做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排）和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增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是通过降低能耗、提高能效、使用清洁能源来实现。而增加对温室气体的吸收，主要是通过森林等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即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到植物体和土壤中，这个过程和机制实际上就是清除已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因此，森林具有碳汇功能。由于森林吸收二氧化碳投入少、成本低、简单易行，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我国政府把林业纳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要求全力打好“森林碳汇”这张牌，充分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作用。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研究显示：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存储了2.48万亿吨碳，其中1.15万亿吨碳存储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在生长季节，l公顷阔叶林每天可以吸收1吨二氧化碳；森林每生长1立方米木材，就能从空气中吸收1.83吨二氧化碳，同时释放1.62吨氧气。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由森林生态系统吸收的达到24%～36%，足以说明森林碳汇功能的重要意义。

2.森林生物量与碳储量

我国通过发展和保护森林，固定了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减缓气候变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1980年-2005年，我国通过持续地开展造林和森林经营、控制毁林，净吸收和减少碳排放累计达51.1亿吨。仅2004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了约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以上。目前我国森林植被总碳储量高达78.11亿吨，森林生态系统年涵养水源量4947.66亿立方米，年固土量70.35亿吨，年保肥量3.64亿吨，年吸收大气污染物量0.32亿吨，年滞尘量50.01亿吨。发展碳汇林业是黑龙江省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黑龙江的优势所在。

全省现有森林面积1923.2万公顷，森林蓄积量15.7亿立方米。从森林面积、森林总蓄积和木材产量上看，均居全国首位，丰富的森林资源形成了巨大的碳库。按照全省森林蓄积量15.7亿立方米计算，黑龙江省森林现有碳库储量为（储存二氧化碳）27.34亿吨。随着天保二期和退耕还林的深入实施，碳储量及碳汇效益会更加显著。不同纬度森林生态系统的二氧化碳通量具有显著的差异。随纬度的增高，森林二氧化碳碳汇的功能减弱，甚至成为大气二氧化碳的源。森林的二氧化碳通量特征存在日变化、季变化、年变化与不同发育阶段变化。利用野外实测资料，结合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推算了我国50年来森林碳库及其动态变化，并分析了中国森林植被的二氧化碳源/汇功能。利用森林资源清查资料从不同角度对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碳贮量进行分析后指出，我国森林正起着碳汇的作用，我国主要森林生态系统碳贮量为28.11PgC，其中森林生态系统植物碳贮量为3.26-3.73PgC，占全球的0.6%-0.7%。

3.银中杨与胡枝子混交碳汇林模式

选择高碳汇树种营造碳汇能力高的林分，对于快速提高我省森林资源总量，增强森林碳汇功能，增加森林碳汇储量具有重要意义。银中杨速生、耐寒，目前在全省各地广泛应用于城乡及公路绿化，作为速生丰产的用材树种逐渐被认可。据调查，银中杨12年林分平均胸径20.5cm，平均树高15.5m，每公顷蓄积达到183.0m3；比小黑杨蓄积增产32.61%。选择银中杨作为主要碳汇树种，生长速度快，蓄积增长迅速，能够快速增加森林碳储量。培育20公顷银中杨碳汇林，12年生森林蓄积量达到3660m3，可吸收二氧化碳6375吨。胡枝子林具有防冲（埂）带的水土保持效益；具有拦蓄地表径流，减少水土流失，固土防冲，提高水土保持工程的抗蚀能力；具有降低风速，增加田间积雪，改善农田小气候效益；具有增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肥力和提高土壤通透性，增加和调节土壤水分。胡枝子叶是优良的牲畜饲料，每年每公顷鲜叶产量可达45吨。营造银中杨与胡枝子多功能碳汇林，进行乔灌混交、林饲结合，行间混种大豆，实行林农复合经营模式，既利于促进树木生长，获得最大的碳汇，又兼顾了生物多样性和经济效益，培肥了地力，一举多赢。

4.开展森林碳汇和森林碳贸易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意义篇5

【关键词】低碳绿色化学低碳生活

一、当前环境形势分析

当今世界，由于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出现了全球性的三大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类不断的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质，使得世界气候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全球灾难性气候变化屡屡出现，已经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1989年对全国854个城镇进行调查，每天的排放废水量达365.3亿吨.其中工业废水达5.5亿吨。2004年一季度，全国已有24个省市区严重缺电，缺电问题面临20年来最严重时刻。全国6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的有420多个。当前实现节能减排目标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节约能源迫在眉睫。

二、什么是“低碳”

广义地说，就是能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方式都可以统称为“低碳”，包括工业生产上的节能减排、建筑的绿色设计、汽车的节能。“低碳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可以理解为：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是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方式，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缓生态恶化。低碳生活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更安全，返璞归真地去进行人与自然的活动。

三、“低碳”与化学的关系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其实全球性环境污染的80%是化学性污染，不止是废水废气、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还有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和甲烷浓度的升高带来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低碳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增强了国民的环境忧患意识、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还使得化学工业将要面对更严格的环境控制。低碳时代化学工业的发展目标是实现高选择性、高效的化学反应，极少的副产物，实现有毒有害物质的“零排放”，其宗旨是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经济，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中碳循环的影响，实现经济活动中人为排放二氧化碳与自然界吸收二氧化碳的动态平衡，维持地球生物圈的碳元素平衡，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保护臭氧层不致蚀缺。随着绿色化学作为学科前沿方向的逐步形成，减少或消除那些对人类健康、社区安全、生态环境有害的原料、催化剂、溶剂、试剂、产物、副产物等的使用和产生变得可能。

四、“低碳”生活的必要性和意义

地球需要世界人们的低碳消费，因为世界已经快不能支付我们的消费了。让我们利用我们的化学知识，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过低碳生活。那么低碳生活对我们，对世界有什么好处呢？1.有利于培养公民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质。2.有利于更好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3.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4.有利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5.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五、加强学生的“低碳”教育

在低碳环保问题上，人们需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首先，低碳不等于贫困，贫困不是低碳环保经济；其次，低碳环保经济并不是未来需要做的事情，而是应该从现在做起；要在教育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低碳意识，普及低碳知识，从根基抓起，为低碳经济时代到来铺就道路。只要同学们愿意主动去约束自己，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你就可以加入进来。全面实现低碳生活不仅应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它更需要政府、单位、社区、学校、家庭乃至个人的共同努力。

六、走进“低碳”，从我做起

知道了低碳生活的作用，了解了低碳生活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简单的方式来过低碳生活，比如：

1.少用或不用一次性的用品

一次性发泡餐具在生产过程中要消耗大量属臭氧层消耗物质的发泡剂，从而危及地球的保护伞———臭氧层。而且，发泡剂在较高温度下还会溶出并被食物吸收，从而对人体造成健康损害。

2.正确使用电源，节约用电

随手关灯是最应该做的事，也是最简单的，最有效的省电方法。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是非常重要的！曾经有人统计，假如一个家庭每个月节约一度电，那么一年就可以减少2.5691千克碳的排放。据美国的能源部门估计，使用高效节能灯泡代替传统电灯泡，就能避免4亿吨二氧化碳被释放。

3.节约水资源

许多废水都可以循环使用。洗脸、洗手、洗菜、洗澡、洗衣服的水都可以收集起来擦地板、冲厕所、浇花等。

4.节约用纸

纸张的循环再利用，可以避免从垃圾填埋地释放出来的沼气，还能少砍伐树木。据统计，回收一吨废纸能产生800千克的再生纸，可以少砍17棵大树，节约用纸就是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环境。

5.合理正确使用交通工具

多步行，骑自行车，多乘公交车，多坐轻轨地铁，少开车。交通产生的二氧化碳占温室气体排放量30%以上。

6.利用植物来减少碳在大气中的含量

要多栽树，少砍树，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爱护这个世界的一草一木，那么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工程就会完成。

7.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学会垃圾分类处理

垃圾分类可以回收宝贵的资源，同时减少填埋和焚烧垃圾所消耗的能源，尽量做到“变废为宝”。

这些小方法是低碳生活的一部分，既简单又实用，只要从这几方面入手，就能为世界的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了。为了地球上的所有同胞，同时也为了自己，使自己的生活“低碳”起来，过低碳生活吧！

要想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妙而和谐的世界，我们不仅只是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更要付诸于行动。所以，我们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创造我们的美好生活；让我们行动起来，节能减排，挽救地球家园的命运，维护人类的一个继续生存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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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敏：生态文明视阈中的低碳教育可行性初探[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意义篇6

关键词：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减排潜力；规模方向距离函数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3.15

中图分类号：F124.6；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3-0070-04

1引言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键，同时国家总体目标的实现必然要从区域层面的减排行动着手，因此，测度我国各省市的二氧化碳排放绩效并计算各省市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改进目标值对于了解我国各省市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科学制定减排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等展开了大量研究，从其评价指标角度来看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某一要素的比值的单要素评价指标对二氧化碳排放绩效进行评价，如谌伟等对上海市工业碳排放总量与碳生产率进行测算[1]；Zhao等计算了我国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增长率，并分析了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2]；部分学者对我国各省市二氧化碳排放绩效进行了评价[3～6]。二是从全要素角度出发、运用生产理论对二氧化碳排放效率进行评价。Zhou等将二氧化碳排放绩效视为考虑了二氧化碳排放的生产技术效率，并对其进行测算[7]。此后许多学者从环境生产技术视角对碳排放效率进行了研究。如王群伟、进、Wang等测度分析了我国各省市的二氧化碳排放绩效[8～10]；孙作人等对我国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进行测算和分解[11]；Zhou等构建了非径向DDF模型，并对电力生产行业的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效率进行评价[12]；王喜平等运用DDF对我国工业行业在二氧化碳排放约束条件下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进行测算[13]。

单要素评价指标具有容易测算的优点，但无法反映二氧化碳的生产过程，忽略了能源结构、经济发展及要素替代作用对二氧化碳排放绩效的影响[14]。因此，近年来许多学者侧重从全要素角度评价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并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测度方法，其中由Chung等提出的方向距离函数（DDF）[15]在二氧化碳排放效率评价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6～19]。DDF方法能够根据不同的决策需要来自定义方向矢量而得到不同的效率值，因而能够实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产出反向同比例变化目标下的效率测度，但DDF存在以下缺点：一是在确定方向矢量时有任意性、主观性的缺点；二是没有考虑投入松弛和产出松弛的影响，使得测度的效率值存在偏差。Ramli等对DDF进行了扩展，建立了基于松弛变量的测度模型（SBM）的规模方向距离函数（SDDF）模型[20]，弥补了DDF的上述缺陷。

因此，本文将在全要素和生产技术的框架下，探索性地将SDDF模型应用到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评价中，以期对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做出更精确的测算，同时测度欲达到效率最优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改进目标值，为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2研究方法

21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测度

在全要素和生产技术的框架下测度二氧化碳排放效率，首先应构建生产可能性集合。假设生产系统有N个决策单元（DMU），y∈RI+和b∈RJ+分别代表第K个DMU的期望产出向量和非期望产出向量，x∈RK+为第n个DMU的投入向量。定义生产可能集合如下：

P（x）={（y，c）：投入x可以产出（y，c）}（1）

根据Fre等的研究[21]，P（x）满足以下条件：①P（x）为有界闭集，在P（x）中有限投入只能生产出有限的产出；②投入与期望产出具有强可处置性；③非期望产出伴随着期望产出；④非期望产出具有弱可处置性。

为达到期望产出增加的同时非期望产出减少的目标，Chung等通过引入方向矢量g=（gy′-gc），构建了方向距离函数[15]如下：

D（x，y，c；gy′-gc）=max{β：（y+gy′c-βgc）}∈P（x）（2）

现有研究中多以式（3）所示的线性规划求解D（x，y，c；gy′-gc）[10，22]。

D（x，y，c；gy′-gc）=maxβm

∑Nn=1λnxkn≤xim；

∑Nn=1λnyin≥yim+βmgy；

∑Nn=1λnCjn=cjm-βmgc；

λn≥0；

k=1，2，…，K；i=1，2，…，I；

j=1，2，…J；n=1，2，…N（3）

这一求解过程未考虑松弛变量，会带来高估偏差。本文参考Fre和Ramli等的研究[20，23]，建立如下模型：

maxβm=∑Ii=1syi+∑jj=1scj

∑Nn=1λnxkn≤xim；k=1，2，…，K

∑Nn=1λnyin≥yim+syi；i=1，2，…，I

∑Nn=1λncjn=cjm-scj；j=1，2，…，J

λn，syi，scj≥0；n=1，2，…，N（4）

其中，syi、scj分别为期望产出的扩展因子和非期望产出的伸缩因子。当βm=0时，说明第m个DMU效率达到最优；βm∈[0，1]越小，效率越低。βm实际为第m个DMU的非效率值，其效率值为：

am=1-βm（5）

22改进方向矢量和目标值测度

选择有效的方向矢量是应用DDF时的首要任务。本文应用SDDF方法的计算结果来确定各DMU趋近生产前沿面的方向矢量。

当∑Ii=1syi+∑Jj=1scj>0时，即DMU不在生产前沿面上，DMU的第j个期望产出和第k个非期望产出的规模方向矢量如下：

gy=syi∑Ii=1syi+∑Jj=1scj；gc=scj∑Ii=1syi+∑Jj=1scj（6）

方向矢量是由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决定的。

当∑Ii=1Syi+∑Jj=1scj=0时，即DMU在生产前沿面上，gy和gc为任意值。

根据SDDF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到非有效的DMU欲达到效率最优，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目标变化量分别为：

∑Nn=1λnyjn；∑Nn=1λnckn（7）

3指标与数据

本文研究对象包括除和港澳台以外的中国30个省市，以劳动力、资本、能源为投入变量，GDP为期望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劳动力投入、GDP数据源自《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能源的消耗量数据源自《2011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资本存量参考单豪杰的研究[24]进行估算，并将其折算为2010年不变价，四川和重庆的资本存量按两地1998年的GDP比例分配。二氧化碳排放量按IPCC指导目录所提供的参考方法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能源消耗数据估算。2010年我国各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如图1所示。图12010年中国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4计算结果分析

41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分析

作为径向DEA模型的推广，DDF能够将非期望产出引入到模型之中，但效率测度时不具备单位不变性[25]。为解决此障碍，本文在求解之前应用成刚等提出的DEA数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26]。在DDF中，g=（y，c）表示欲达到最优，期望与非期望产出同时变化的比例。得到2010年中国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如图2所示。图22010年中国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

由图2可知，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化明显，沿海和东部省份的效率值明显优于西部地区。这说明二氧化碳排放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在传统DDF下的结果中，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等于1的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上海、广东；青海、云南、吉林、新疆、宁夏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值在05以下，二氧化碳减排潜力很大。宁夏的效率值最低，为0262，说明欲达到效率最优，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宁夏的GDP应增加262%，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应减少262%。

在考虑了松弛变量的SDDF计算结果中，处于生产前沿的省市为北京、上海、广东3个省市，少于DDF方法下处于生产前沿的省市。天津、海南、重庆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值较高，均在09以上。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最低的省份为河北省，效率值为0201，宁夏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略优于河北省，效率值为0280。

整体来看，DDF下的全国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均值为0726，SDDF下的结果为0687，低于DDF的结果。主要原因是引入松弛变量的SDDF弥补了DDF高估效率值的偏差，这与预期结果相同。

42改进方向矢量与改进目标值

在利用SDDF计算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基础上，本文计算了各省份欲达到效率最优，GDP和CO2的方向矢量、改进目标值和变化率。结果如表1所示。

表12010年中国各省市二氧化碳排放绩效

改进方向矢量、目标值及其变化率

总体来讲，我国各省市CO2排放量的削减量明显大于GDP的增加量，减少CO2排放量是我国大多数省市的当务之急。各省市间的期望与非期望产出的改进变化率呈现较大的差异，其中GDP变化率最大的省份为宁夏，其GDP增加6181%，才能实现效率最优；CO2排放量变化率最大的省份为内蒙古，变化率为8078%。

5结论

本文在全要素和生产技术框架下，使用SDDF方法对我国30个省份201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了各个省市趋近生产前沿面的方向矢量，以及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欲达到最优各省市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目标值和变化率，以此测度减排潜力，得到以下结论：

（1）SDDF能弥补传统DDF测算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高估缺陷。SDDF与DDF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存在偏差，整体来看SDDF对各省市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测算结果低于DDF的计算结果，位于生产前沿面上的省份也不同。传统DDF方法评价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时未考虑松弛问题，存在计算结果高估效率水平的问题。SDDF是基于DDF的SBM方法，弥补了这一缺点，同时解决了传统DDF确定方向矢量具有任意性的问题，从而能够更真实、准确地测度二氧化碳排放效率。

（2）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发达的沿海和东部地区的效率值大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在SDDF方法下，除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均处于生产前沿面上外，其他省份均未达到效率最优。趋近于生产前沿面的省份位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东北三省、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以及河北省、山西省和山东省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值低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均值。

（3）不同地区的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改进变化率差异较大，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各省市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首要任务。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不同，为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各省份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改进方向、改进目标值亦不同，在满足我国全局利益的情况下，应根据各省市实际情况和改进目标制定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提升政策。但整体而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削减变化率明显大于GDP的增加变化率，各省份应首先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未达到二氧化碳排放效率最优的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改进变化率很大，从短期看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工作艰巨，应将改进变化率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指导方向，逐步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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