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论文(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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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文化论文篇1

作为此次会议的学术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金惠敏研究员近年致力于麦克卢汉美学问题的研究,已经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他认为,“麦克卢汉媒介研究的内在精神却被相对地忽视了,这个精神是美学精神,是以想象性文学所代表的人文价值”。在这一共识下,国内外学者对麦克卢汉美学问题展开讨论。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的包亚娜•玛特吉兹(BojanaMateji)重点讨论了新媒介艺术的美学特质问题。王莹认为,“地球村”是一个“媒介美学”概念或“美学媒介”概念,并进一步分析了“地球村”所具有的媒介和美学双重含义。李昕揆基于麦克卢汉经典文本,从不同层面揭示了麦克卢汉媒介美学的核心观念。刘玲华认为麦克卢汉“马赛克”式文风和主题集中之间具有统一性,并对麦克卢汉的媒介观进行了美学审视。对麦克卢汉的文艺研究根植于美学思考。在国际麦克卢汉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研究部主任多梅尼可•谢弗尔—杜南(DominiqueScheffel-Du-nand)教授指出,我们应该对麦克卢汉的文学问题采用“定量研究法”。她希望采用不同的文本研读技巧来识别那些文学史中重复出现的流派并理解其核心因素,因为正是这些流派和因素使我们通过媒介研究中那些有代表性的语料库抓住了文学传统的功能。尤西林教授关注麦克卢汉的“冷媒介”概念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他将艺术视为一种冷媒介,并揭示了冷媒介艺术尺度的意义。陈奇佳教授则依托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传统文学问题展开新思考。他从《水浒》的刊刻问题入手,指出了伴随媒介变化所出现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压抑与复兴。陈海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与网络小说的研究相结合。他通过对网络玄幻小说的超越对象、灭神情节和修炼行为的考察,发现其具有视觉性而非听觉性、世俗性而非神圣性、技术性而非技艺性等印刷美学特质。国荣认为媒介与文学应是一种共生关系。她从自身经历的有关“文学终结论”的讨论谈起,反思了该命题的“名”与“实”。与之相呼应,赵冰展开了对麦克卢汉和理查德•霍加特的比较研究。

二、麦克卢汉的传播学延伸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还在传播学领域不断激发学者的灵感,学者们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当代思考,获得了一些开创性成果。美国的张先广(PeterZhang)教授探讨了《易经》与麦克卢汉作品之间的联系。他把《易经》视为一种元媒介,认为从《易经》中可以找到麦克卢汉媒介四定律的前身,并评价了《易经》在数字时代的应时性。丁国旗研究员则将麦克卢汉与马克思进行了比较,重点讨论了“媒介即人体的延伸”这一主题。他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信息的意识形态背景,或政治势力的介入。麦克卢汉将媒介和技术夸大到极致,忽略了技术必然会成为压抑人的工具这一发展方向。许德金教授以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为出发点,结合当今媒介的特点,提出媒介的9种含义。作为国内译介麦克卢汉及媒介生态学的先驱,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向我们介绍了麦克卢汉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并勾勒出麦克卢汉热的三次高潮。梁虹教授讨论了从伊尼斯到麦克卢汉一以贯之的口语文化问题,她认为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有关口语文化的思考对今天仍具有深刻意义。加拿大的马克•阿德里亚(MarcoAdria)教授注意到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在新媒介时代的变化。他发现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参与性和开放性,进而指出学习麦克卢汉就应该继续提出人类世界的新媒介问题。奥地利克拉根夫大学的克里斯蒂娜•夏希特纳(ChristinaSchachtne)教授采用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分析当前媒体和文化景观的转变。她认为麦克卢汉对媒介文化含义而非内容的研究为媒介研究引入了新视角。英国诺桑比亚大学的约翰•阿米蒂奇(JohnArmitage)教授基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电话进行了研究。但他认为电话不再是麦克卢汉所说的是“人的延伸”,而是美国的延伸,它正在生产社会文化崩溃的新形式。作为另一种对麦克卢汉的回应,有学者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了批评。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的安德里亚•菲力波维茨(AndrijaFilipovi)博士通过对当代人类本体论问题的讨论,批评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和技术观念。他认为无论是麦克卢汉认为的技术是人类的延伸,还是后人文主义传统所认为的技术是人类的基础,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命自身的问题。只有发展与非人类本体论、无人性及后人类相反的人类本体论,人们才能用钻研的眼光来接近同时代。蒋原伦教授也认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热媒介与冷媒介的提法,第二个问题是媒介四定律的内容。他认为媒介研究的方向是在大的背景中将具体媒介的功能分解出来,并关注它们的互动效果,而不是站在媒介统一论的立场下断言。

三、麦克卢汉的人文维度

麦克卢汉思想的人文内涵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艾琳娜•兰博迪(ElenaLamberti)教授注意到了麦克卢汉坚实的人文主义背景。她的研究以此为视野,试图恢复麦克卢汉研究的人文主义根源。英国剑桥大学的乔纳森•哈特(JonathanHart)教授则讨论了媒介、文化和理论的关系。他和与会者分享了他与麦克卢汉的渊源,并且介绍了许多麦克卢汉不为人知的个人经历和学术背景,这为理解麦克卢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不仅是麦克卢汉,整个媒介生态学派都受到当代学界的重视。李西建教授有感于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所包含的深刻文化反省与理论预见,以消费时代的价值期待为主旨,结合消费时代“泛娱乐化”现象,探讨了媒介生态学的人文理论面向及其未来。鲁东大学的何志钧教授对媒介生态学派的生态价值进行了研究。他着重讨论了刘易斯•芒福德的技术生态学、麦克卢汉的媒介感知影响论、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罗伯特•洛根的媒介生态系统论、尼尔•波斯曼的媒介环境论和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等内容。他认为生态学范式贯穿于整个媒介生态学研究之中,媒介影响着生物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

四、麦克卢汉的文化延伸

媒介文化论文篇2

论文摘要:应对媒介及文化市场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已刻不容缓。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大力开展针对未成年人的媒介素养教育、加强媒介自律以及完善社会疏、堵机制等是有效的应对手段。

当前,媒介及文化市场已与未成年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深刻影响着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一方面,它使未成年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思想道德观念、心理发展等方面烙有浓烈的时代印迹,并表现出新的发展和提升;但另一方面,它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巫待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媒介和文化市场中不断泛滥的黄色信息严重腐蚀着未成年人

1.目前在我国,黄色信息正随着文化市场的扩展、大众传媒种类的增加以及传媒载体的普及而泛滥。如舞厅、卡拉ok厅、录像厅、足吧等场所中,不断充斥着色情及变相色情服务;文艺广告、文艺舞台、出版物、展览中出现的不正当的性暴露;影视媒介中的色情镜头;描写性暴力、性虐待等方面的淫秽书刊、音像制品;电话媒介中的黄色信息台;手机媒介中的“色情笑话”和“荤段子”等。尤其在网络媒介中,由于互联网上色情内容的制作成本更低、扩散传播手法更加容易和隐蔽,在巨额利润的驱动下,网络色情业应运而生,未成年人已经是网上色情信息的重要浏览群体,而且有的人还利用网络介人实际的色情交易。www.133229.Com

2.媒介和文化市场中的黄色信息诱使未成年人形成错位的性爱观、早恋甚至性犯罪。首先,媒介及文化市场中对情爱、性爱的过度渲染给正处于青春萌动期的未成年人造成强烈的心理刺激和冲击,从而导致一些未成年人的性爱观发生错位。主要表现为崇尚低级感官刺激,对性爱放荡不羁、无所谓。其次,导致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早恋。据某调查显示,受访教师有44.3%的人认为目前早恋的学生在增多,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色情信息的“启蒙”和推波助澜。再次,媒介和文化市场中的黄色信息引发未成年人性犯罪。据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性犯罪未成年人都承认曾接触过不良书刊、音像制品,而且表示这是导致他们犯罪的主要原因。关于未成年人性犯罪的原因,国外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叫“色情渲染论”,该理论认为未成年人性犯罪是因为他们过多地受到了色情的渲染,色情文化使部分青少年身心深受毒害,并导致其坠人违法犯罪的深渊。

二、媒介和文化市场中的暴力内容对未成年人形成显性与隐性双重伤害

1.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所承载的暴力内容是未成年人暴力行为、甚至是其暴力犯罪的重要诱因。据北京市少管所有关人员介绍,该所关押的犯抢劫罪、伤害罪、盗窃罪的未成年犯人中,有63%喜欢看电视暴力节目,喜欢看凶杀打劫的书刊录像。据统计,大约有77%的研究结果认为,媒介暴力会导致实际生活中的暴力。如1992年,美国心理学会发表其经历6年研究媒介暴力内容的观点认为:暴力内容增长对他人的暴力和攻击,会引发模仿的行为,以为暴力能解决问题。目前,暴力网络游戏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推广,它通过色彩艳丽的图片、悦耳的音响、活泼的三维动画等多种现代化手段的演绎,使未成年人在参与的过程中,多重感官同时获得感知刺激,犹如身临其境。他们在一次次暴力砍杀、射杀中,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受任何制裁,反而会得到加分、升级等鼓励和重奖,这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不言自明。

2.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所承载的暴力内容还会对未成年人的思想、行为、性格和心理等身心健康问题造成隐性的、远期的消极影响。从思想、心理方面看,由于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暴力信息的反复强化与刺激,很容易使未成年人形成一种错误认识:以为现实世界充满了暴力,而使用暴力是解决问题、使对方屈服的有效方法,从而很容易使未成年人形成用暴力作为解决问题方式的心理定式。从性格方面看,暴力信息的强刺激会对一部分未成年人形成粗暴甚至凶残性格产生很大的影响;还非常容易引发恐惧心理,使一部分未成年人的性格趋向懦弱。从远期行为上看,媒介和文化市场中暴力信息的强化,会直接导致部分未成年人产生日后的暴力犯罪。如从1969年起,美国影视及社会行为科学顾问委员会就曾对影视与青少年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为期10年的跟踪研究,研究指出,三年级男孩对暴力节目的偏爱与他10年后的犯罪行为有着极高的正相关关系。

三、媒介和文化市场中裹挟的西方腐朽思想文化冲击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构建

媒介和文化市场中裹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正严重腐蚀着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未成年人正处于心理成长的初期与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观的关键时期,有研究表明,目前青少年对于社会的基本认识,对“游戏”规则的把握,甚至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90%以上的影响是来自传播媒介。在各类媒介和文化市场中不良信息高频度传递情况下,在大量未成年人毫无戒备的心理条件下,自然会导致未成年人对西方腐朽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各类不良现象习以为常,使他们的价值取向严重偏离正确方向。尤其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相当多的未成年人摆脱了现实世界的道德规范限制与自律,无诚信、欺骗、谎言、谩骂等道德缺失现象随处可见。

四、媒介使用不当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使用媒介毫无限制,严重危及未成年人的生理健康及学习生活。从生理上讲,青少年正处在长身体的时期,媒介使用毫不受限会对未成年人身体的正常发育起到破坏作用。据调查,73%的受访学生感到由于较长时间观看电视或坐于电脑前,使得眼睛疲劳、视力减退;引起头、肩、颈椎及背部疼痛。并且,由于客观上减少了肢体协调性活动,和户外运动,还会导致未成年人全身生理系统的不协调和不充分发育,会给他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2.过度依赖图像媒介,会影响未成年人的思维方式。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图像媒介所引领的视觉文化,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未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富有娱乐化、游戏化成分的图像媒介非常容易接受,但是一旦未成年人对其过分依赖,就会逐渐对文字阅读这种有难度的活动不感兴趣甚至排斥。这不仅会造成词汇量减少、语言驾驭能力退化、语言缺失,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抑制未成年人的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和抽象思辨能力,使思维简单化、平面化。

媒介文化论文篇3

摘要:媒介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其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也愈加凸显,对其的研究也早已系统化和深入化。文章回顾和归纳了前人对媒介技术一些理论性分析。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媒介文化论文篇4

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承担着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的重任,是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校园文化建设关系到人才培养的成效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那么什么是校园文化呢?校园文化是一种朝气蓬勃的青年主流文化,它以学生为对象,以校园为空间,是师生共同创造的文化实践成果。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的精神内核,它能够激发莘莘学子追求高尚、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它关乎到一个学校的和谐稳定和未来的发展走向。校园文化是一种动态的青年主流文化,并不断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的办学类型有不同的校园文化。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体系由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构成,高职教育相对本科教育而言学制短,政府对高职教育的扶持力度有限,教学模式以工学结合为主,理论教学为辅,强调技能性操作,因而高职校园文化因其鲜明的办学特点而有别于本科院校、成人教育及中小学校园文化。随着社会转型和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高职校园文化传播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由校园旧媒介文化不断向校园新媒介文化转变,过去借助广播、校报、宣传栏等旧媒介传播校园文化,现在则主要借助校园网、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传播校园文化。在校园媒介传递信息的转变过程中,校园媒介的传播路径由单向转为多向;由直线、平面转为立体;由慢速转向高速;由个体转向群体;由单一方式转向复合方式,在此过程中注重将校园媒介文化与社会媒介文化进行无缝衔接。高职校园文化是社会经济转型的产物,高职大学生是新媒介的受益者和推崇者,当社会转型之下的高职校园文化与新媒介相遇时,新的文化现象出现了。

二、解构:积极与消极并存的二元状态

高职教育在我国起步较晚,经过近20年的迅猛发展,在国民教育体系中仍处于薄弱环节,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研究高职校园文化,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迫在眉睫。近年来,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高职校园文化呈现出双向建构的局面,一是借助网络媒介的快速成长和迅速普及,高职校园文化已经从小众化的青年亚文化走向普泛化”的整体青年社会;二是自媒体时代,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主体都是网络世界的参与者与者,人人皆记者”成为应然状态。新媒介在解构传统意义上的高职校园文化的同时,又重构新的高职校园文化生态。据了解许多高校学生团体相继在新浪微博、搜狐微博、腾讯微博等国内知名网站开通微博社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媒介环境下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个人、群体和组织以新媒介为公共空间和交流平台,在新媒介这个公共空间里,大家对校园公共事件都可以去表达、去评论;同时在这一公共交流平台,大家通过传播信息建构具有媒介特色的新型校园文化关系,在解构原有校园师生双向度交流的文化生态时,拓宽了师生的社会视野,赋予学生更多的话语权,重构新的校园文化生态。首先,新媒介从社会变化的层面上影响了高职校园文化。新媒介平台的海量信息将社会媒介文化与校园媒介文化密切联系起来,在重塑高职大学生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同时,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高职大学生喜欢在课余时间上网,发帖,追踪热点新闻,关注焦点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社会上一些正能量信息通过新媒介的传播能积极影响高职大学生的成长,而社会上一些负能量信息通过媒介的传播会对高职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介的出现解构了高职校园文化的旧格局,高职校园媒介文化与社会媒介文化的碰撞使高职校园文化出现了积极与消极并存的二元状态。其次,随着互联网、电脑、手机的普及,新媒介成为高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上网看八卦新闻、网游,成为很多高职大学生宿舍生活的重头戏,新媒介给高职大学生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不良影响:1、一些高职大学生不懂得自我约束,通宵达旦上网玩游戏,耗费过多时间和精力在网络世界中,经常旷课、迟到,严重影响学业;2、由于长时间沉溺于网络世界,导致长时间待在宿舍,足不出户,出现了自我封闭,与他人交往、沟通能力减弱的症候群现象;3、新媒介的出现,使过去的读字”时代向读图”时代演变,很多高职大学生依赖图像信息,减少阅读兴趣,导致思维单一,平面化,缺乏创造性;4、由于高职大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还未成熟,他们缺乏批判思维,网络传播的暴力和色情信息令青少年的身心特别容易受到损害,从而降低自身的道德标准与约束;5、面对网络海量的商品信息,电子商务的营销模式冲击着高职大学生的消费理念,使其变得缺乏理性。6、信息化时代,高职教师原有的知识信息优势正在被打破,教师知识信息权威受到挑战。因此新媒介的出现使校园文化出现双向建构的局面,解构旧的校园文化生态的同时,重构新的校园文化生态。

三、重构:高职校园文化新生态

如今新媒介通过对信息的传递,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影响高职大学生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的同时,解构了他们对传统人伦道德的认知,重构高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甚至情感世界和意识形态,高职大学生越来越离不开新媒介。一方面,随着新媒介的广泛普及,无论是高职校园中的学生社团还是个人,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都对新媒介产生了高度依赖;另一方面,新媒介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已逐步渗透到学生社团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会化层面上讲,新媒介改变了高职大学生思想和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的认知途径和体验方式,并为他们开创了新的交流方式,新媒介利用它的影响力改变高职大学生的意见并影响社会变化,例如高职大学生积极参与网络上微慈善”、微公益”、微志愿”、微环保”等活动。同时社会化的媒介又在小范围内引导校园公众舆论的形成,在解构原有高职校园文化关系,重构新的高职校园文化生态的同时,对高职校园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媒介成为高职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校园文化中的人际传播

1.人际传播由传统的单向度沟通交往向双向度甚至多向度交往转变

21世纪是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媒介化的网络信息传播超越了时空限制,以电视、电脑、手机为平成信息无障碍接收。数字化时代的人们超越时空的限制,在人际交往方面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度甚至多向度的沟通。例如QQ、MSN、人人网等聊天工具的出现,可以使高职大学生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实现跨时空的、一人同多人的多向度交流。在此背景下,高职大学生的人际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单向度、面对面的双向度沟通方式限制,开始向多向度的沟通交往方式转变。

2.虚拟性人际传播出现

网络的出现扩大了高职校园文化的影响力和渗透力,高职大学生借助网络这一平台,将自己的人际传播拓展到了校外、省外,甚至是国外,年轻的学子在拓展自己人际传播的同时,真实和虚假的人际网络也在悄然形成。例如高职大学生在微世界中,将自己的情绪和个性通过网络语言、图片展示真实的自己和虚假的异己”,例如萌”与装”。尽管大家通过网络上的人际传播拓展了资源,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网络上的海量信息有时难辨真伪,虽然现在政府提倡实行网络实名制,然而大家都不愿意在网络上暴露自己真实的信息,如果全部实现实名制,在网络上吐槽”的自由受到很大影响。因此,人际交往的双方在新媒介环境下采用匿名方式,增加了交往双方的隐蔽性,从而导致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人际传播具有虚拟性。

(二)校园文化中的信息传播

1.信息传播自主性

一方面新媒介网络信息平台上的海量信息丰富了高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介的便捷性和即时性,高职大学生在这一网络媒介信息平台上的自主性增强,高职大学生能随时随地在新媒介世界中发表自己的看法,更新自己的博客、微博、拍客、微信等等。相对于旧媒体时代,高职大学生主动参与校园文化的积极性提高了,比如高职大学生利用微信、微博等媒介平台,对校园里发生的公共事件进行曝光、跟帖、发表评论、点赞,依靠新媒介这一公共空间建构人与信息、信息与人的互动传播方式。高职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是多彩的,一方面,他们喜欢在微博、微信上爆料,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微博、微信进行维权,以捍卫他们在校园生活中的自和话语权。随着高职大学生媒介素养的逐步提高,大部分学生在微博和微信上的话题都本着为学校负责任的态度,真实性比较高,即使有个别学生在微信中出现对学校的不当言论,经过教育后能够主动撤贴、声明、道歉。

2.信息传播的公共意识

高职大学生虽然在高考中的应试分数低于本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职大学生的社会公共意识弱于本科生,相反高职大学生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青年群体,例如高职大学生对微博上呼吁解救流浪儿乞讨、免费午餐、春晚、两会、克里米亚公投等国内外热点问题给予了密切关注,他们对此热点话题进行发帖、评论及行动。高职大学生以微博、微信为平台,建构人与信息的互动方式,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些高职院校在思政实践课中推广校园微公益活动,通过开展此类活动,增强高职大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公共意识。

(三)校园文化中的群体传播

1.网络里的游牧民族

高职大学生由于高考失利,认为自己在职业学院接受的是三流教育,对自己选择的专业前景也没有足够的信心,现实中的失落使得他们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虚拟的网络世界,他们期望从虚拟中去寻求成就感和满足感,他们觉得只有在网络中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将这一群体称之为网络里的游牧民族”。网络里的游牧民族”经常宅”在宿舍里,给人一种不与人交往”的印象,他们将传统意义上的面对面的交流由现实空间转向虚拟世界。在Web2.0环境下,网络已经结成一个个以UGC(UserGeneratedContent,用户原创内容)和关系为核心的虚拟社区,人们的交往不再受到血缘与地缘的限制,而是随‘网缘’进行互动。”高职大学生经常游弋于各种媒介之间,依趣缘”与同好结成联盟,虚拟社群之间积极互动,网络友谊逐渐发展起来,各个讨论版、聊天群会不定期地在现实世界组织聚会活动,以培养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这种在网络中结成的友谊会因趣缘”的变化而变化,例如组织中的个体成员在兴趣发生变化后会离开组织,转而投入别人的阵营。因此网络虚拟组织成员流动率非常高,高职校园网络文化中的组织,就像是网络中的一个游牧民族,时刻处于迁徙流动中。

2.ACG、Cosplay、御宅”、拍客”

众所周知,高职校园文化相对本科院校校园文化而言,内涵建设滞后,高职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那么,高职大学生对网络中的什么内容感兴趣呢?我们以ACG为例,日本的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和电玩游戏(Game)在内容上相互借鉴,故被合称为ACG。ACG代表的是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同,虚拟世界是平面的、二元的,虚拟世界对一些高职大学生来说比现实世界更精彩、更自由,但是虚拟的世界毕竟是虚拟的,一些高职大学生由于沉迷网络,难以自拔,与人沟通交往的能力逐步退化,但是他们毕竟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自己的朋友圈,他们的朋友圈是什么呢?我们仍以ACG中的Cosplay为例,Co-splay是英文costumeplay的简称,是指利用服装饰品、道具及化妆来扮演动漫游戏中的角色。Cosplay把网络世界中虚拟的人物搬迁到现实世界中。自控能力强的学生能够分清楚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别,而对于自控能力弱的学生则要加强引导,把他们从虚拟的世界中及时带出来。御宅”是指沉迷于网络动漫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人。高职院校中存在这种人,但为数不多,多数高职大学生还是开朗阳光,愿意把自己的闲暇时光花在运动场和现实版的人际沟通中。拍客”是指在信息化时代,利用各种数码设备拍摄的视频,通过网络编辑处理后,上传、分享、传播影像的人群。在新媒介环境下,高职大学生人人都是拍客,甚至高职院校的某些社会实践课程,需要学生当拍客,记录自己的社会实践过程,并上传到网络上去,例如高职院校的实践课程微公益大赛”就是一个记录高职大学生人人当拍客的过程。

四、新媒介对高职校园文化的意义

(一)积极意义

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实现了人类社会沟通与交流方式的伟大变革和创新,建构了一种新的人与信息、信息与人的互动方式。同时,新媒介的出现也影响着高职校园文化中的人们。首先,它变革着高职大学生的思维方式。高职大学生思想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换和更新是新媒介环境下的时代主题,在社会发展层面上影响了其社会价值观的重塑与走向。其次,它为高职院校师生开创了新的交流方式。高职大学生更乐意借助新媒介这一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校园中更多的人去关注他们的需求,从而使师生关系更加密切和融洽。再次,新媒介的出现,使校园公众舆论的形成对校园的稳定和繁荣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后,新媒介成为高职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移动终端网络为标志的电视、电脑、手机建构了一种新的全媒体时代,在新媒介环境中,高职院校师生每天几乎都与媒介接触,借助新媒介这一平台,共享便捷、即时、多样、丰富的校园文化信息。

(二)消极意义

媒介文化论文篇5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蔡雯教授与湖南师范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蔡骐教授合著的《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一书的出版,正好有助于解答我们心中的这两个困惑。该书是对媒介竞争的文化路径的一次有力构建与可贵探索,是对这种呼唤与要求的理论提升和现实回应。两位作者都是新闻传播学界非常活跃且成果丰硕的年轻学者,该书也是他们姐弟两人近年来最新的合作研究成果。从理论立场到内容表述、从逻辑线路到体系架构、从微观个案到宏观视野、从材料淘漉到观点凝练均表现出作者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全书共5章,分别为“透析媒介竞争”“定位、形象与策划:中国报业竞争策略研究”“创新、整合与品牌:中国电视业竞争策略研究”“媒介竞争与文化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总字数约40万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是国内传媒学术界研究中国媒介发展与媒介文化建设的可喜收获,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探索媒介竞争的文化特质,尤其是业界人士如何在激烈的媒介竞争中把握媒介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具有极强的理论借鉴与现实指导意义。

该书同时囊括了关于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的研究,并注意到了这两大课题的有机结合及内部互动关系,而不是将其简单相加、机械组合,体现了作者对研究对象及宏观大局的独特认识及熟稔把握。且不说媒介及其传播的目的性、能动性,传播的内容与模式,都对文化发挥着内在的作用,实际上,媒介竞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既是文化积储、再生、扬弃、建造过程的一部分,也是文化价值的新陈代谢与一定文化形态的自我提升。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乃至精神空间,主要是由大众媒介缔造与建构的,它们制约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而媒介的竞争及其文化表现又制约着社会的精神文明状态,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培育适宜的文化传播环境,使媒介竞争适度有序,才能形成健康和谐的媒介生态,从而为媒介文化的良性发展提供一片沃土。而探寻媒介竞争的文化路径,有利于在竞争中实现媒介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深度开发,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这不仅是媒介化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媒介努力寻求自我完善的时代呼唤。

《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从我国媒介竞争在其历史流变中的现代指向起笔,探讨根源,分析个案,寻找对策,构建文化。作者资料掌握详尽,研究视野开阔,理论观点独到,逻辑结构谨严,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书中既有对媒介竞争的宏观考察及深度解析,又有对中国报业及中国电视业具体竞争策略的实证分析;既有对媒介竞争与文化建设之间关系的仔细梳理,又有对在媒介竞争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介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在系统的理论思维与学术体认中,该书不仅为广大媒体从业者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战技巧,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尤为可贵的是,相较于市面上常见的其他媒介文化研究图书,《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克服了人们通常试图面面俱到以求完整而实际上却大而空的弊端,以个性化的专题选择构筑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呼应的章节,用“竞争”与“文化”作为主线贯通全书,以线串珠,以珠引线,将个案融入学理,结合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传媒发展的现实,用对策来具化理论,以理论来推演对策,形成一个环环相扣而又开阖自如的学术自足体,从而同时集聚了理论的张力、学术的魅力及应用的活力,在与读者的开放式交流与互动式对话中实现意义的拓展与价值的共生。

综观《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一书,媒介文化理论的创新意识贯穿始终。书中对报业竞争的根源与现状的剖析,对电视改革与话语策略的探讨,对报纸定位、形象、报道策划及新闻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深度开发的分析,对电视节目创新与整合策略的剖析,对电视业走特色化与差异化生存之路的研究,对全球化大潮与媒介竞争、媒介竞争与文化建设之间关系的考辩,以及对建设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的构想,均建立在翔实的材料基础上,是立足于中国媒介文化发展的实际所做出的富于理论创新意义的探讨。作者从媒介竞争的不同层次与方面,以其内在联系组构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研究的整体框架,形成了一个经过思维过滤后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的理论起点在于对媒介竞争的哲学审思,从而为媒介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演绎的前提;其现实基础在于对报业竞争、电视竞争的个案研究与实证研究,从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层面为媒介文化建设开辟了经验化的策略通道,并通过媒介自身发展的事实为中国媒介文化建设提供了比照空间;其理论目标在于理清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建设的关系之后,为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坐标与逻辑理论。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火花,比如在“透析媒介竞争”一章中,在比照了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美国的“媒介融合”与中国的媒介发展现状之后,作者指出,尽管对我国传播媒介来说,“融合媒介”与“融合新闻”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但在媒介竞争的变局中,中国的新闻传播也正顺势而动,从规则、流程到渠道、方式都在发生巨变,以适应新的形势;另外,诸如“报纸的定位与错位竞争”“中国传统主流报纸的形象创新”“电视节目创新的五大策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教育”“建设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等主题,也都体现了两位学者的学术敏感与创新精神。

《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一书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体现了作者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如透析媒介竞争时,作者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到理论和实践相联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哲学阐释与理论构建相交织;而在分析中国报业与电视业竞争策略时,又综合运用了个案剖析、实证分析、政策解读等多种方法,从而解决了以报业和电视业为代表的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建设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在讨论媒介竞争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时,作者主要运用了理论思辨、历史分析、比较研究、个案剖析等方法,从对媒介生态的思考中分析了媒介如何走出无序竞争的状态。此外,在建设中国特色的媒介文化一章中,作者引入了女性主义、消费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等西方理论,在中、西方不同理论背景与文化环境的相互比照中,探寻中国特色媒介文化建设的规律。总之,作者在对相关媒介现象及其问题的分析中,始终渗透了自己的认识、体验,并用自己的眼光来考量媒介现实、分析媒介规律,不是凌空蹈虚的泛泛之谈,而是语出有据,析之成理,彼此系联,互相参照,形成了系统且独到的路径。这一路径不但重视媒介理论建设及其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而且着眼于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发展中的新实践和新动向,以动态的眼光预测媒介竞争的良性发展与媒介文化建设的长远未来。

媒介文化论文篇6

了摘要:作为媒介,书法艺术同时兼具了传播文化信息和书法艺术信息的功能。书法艺术“去传统化”成为社会常态、由精英垄断艺术走向人民大众、经历现代科技技术的冲击之后浴火重生,成为世界民族艺术百花园里的一朵均丽奇葩而异彩绽放。借助电视媒介,书法艺术将走出国门,担负起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同时,电视媒介让人学习书法艺术,回归书法艺术原点。

一、中国书法艺术传播媒介的历史变迁

中国书法艺术的媒介传承变化始终受着社会发展的影响。本雅明说,在人类艺术活动中,“艺术生产关系也一般地决定于艺术生产力即‘技巧’,当艺术生产关系与艺术生产力发生矛盾、阻碍艺术生产力发展时,就会出现技术革命,新的艺术技巧(技艺)就会产生,打破旧的艺术生产关系,把艺术向前推进”。从文字诞生之初的龟甲兽骨、铜器、竹简尺犊、青铜刻石、纸张直至当今社会电子网络媒介,可以说书法艺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打破旧的艺术生产关系,催生新的传播媒介,以适应文化传播的需要,担负起书法艺术文化传播的重任。

作为媒介,书法艺术同时兼具了传播文化信息和书法艺术信息的功能。纵观书法历史,无论是古文字时期的甲骨、青铜,还是有秦以来的刻石、竹简木犊、绢帛等,均是传播文化信息的一种方式,这种承载方式在传播文化信息的同时,又根据载体的不同形成了风采各异、流传千古的书法艺术风格。书法艺术传播媒介每一次的变迁都会对书法艺术传播产生巨大影响。回望历史,在现代电子网络媒介出现以前,传统意义上的书法艺术传播媒介的传承变化对书法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大至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五代至唐的“摩拓”时期;二是宋朝的“印刷刻贴”时期;三是近代社会的“图像印刷”时期。唐朝的摩拓是封建社会最为原始的一种摩拓复制书法艺术作品的技术,它的出现使一些珍贵的书法艺术作品传播范围的拓展成为可能,通过摩拓复制技术,使书法艺术在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得到了迅速传播,也从而使书法艺术在唐代的上层社会迅速得到普及,书法艺术也因此居于“不朽之盛事”的地位。这也是书法艺术成为中华文化核心艺术的一次重要的传播技术的革新。宋代的刻贴是对.唐朝摩拓传播技术的又一次创新,刻贴的出现使复制技术得到了拓展,由于刻贴复制使古代书法艺术经典以一化身为千百,促成了书法艺术的传播普及,同时也成为后世书法家借以“推广”自己的一种方式。通过刻贴来印刷出版自己的书法作品集,类似于现在的书法作品专辑。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就非常擅于此道,他是明朝运用刻贴来为自己出版“作品集”最多的书法家。近代图像印刷水平的进步主要是指印刷和影印技术的使用,较之前者,图像印刷逼真度、数量均是前者所不能比拟的。由于图像印刷术的使用,越来越多的古代书写图像被展示出来了,而且其传播范围也越来越为广泛。

进人当代社会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电子网络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应用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书法在当代电子媒介的作用下已经进入了一个通俗化的阶段。此时的书法艺术借助电子网络媒介传播的优势也出现了视觉转型,书法艺术已从书法家书斋的案头艺术逐渐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成为人民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书法艺术也不再是当代文人的身份标签,更不需要古代文人的深厚文化修养,只要能够认识汉字,就能进行书法创作,甚至借助电视的话语权而转身成长为“书法家”。书法家借助电视来推销自己,已成为当代社会书法家“增势”的一个捷径。同时,电视媒介也促使今人可以零距离地观摩学习古代书迹法帖,为书法艺术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二、现代电视媒介让书法艺术走出书斋,走向世界

书法艺术由古代社会文人士大夫所必备的书写“技能”,到现代社会中“视觉文化艺术”身份的悄然转攀,是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书法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手段还停留在“技”的层面时,受传统传播媒介的影响,它只能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媒介。此时的书法是“书法家”独居书斋相对封闭的个体劳动产品,因而它只是停留在传统的古代文人书斋的案头艺术品,人际传播是其主要传播方式,书法艺术精英化传播是这个时期书法艺术传播的常态。当科学技术发展催生电视等电子传播媒介成为当前社会主导传播媒介的时候,电视媒介强大的传播功能彻底打破了书法艺术这种延续千年的精英化的传播态势。同时,电视传媒强大的视听传播功能和跨越时空的传播特性,让书法艺术不再像往昔那样“深藏闺中”。借助电视传播的及时性、视听性、延时性、现场直播性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性等特点,书法艺术迅速从文人的书斋走向了人民大众生活,成为全民族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人人享有书法艺术、使用书法艺术、传播书法艺术已经成为社会常态。

从传播学的角度观照,电视作为一种现代的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由于其自身的广泛性与普遍性而使传播的内容具有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这种力量虽然是无形的,但却是极其有力的,在适当的时候和情景下,这种无形的舆论力量会转化为不可扼制的物质力量显现出来。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借助电视媒介传播的功能,成长为书法艺术家的历程不再像古人那么遥远和艰辛。通过电视推广自己和自己的书法艺术则是当代书法艺术家首选的一条捷径,这种媒介的力量是生活在古代社会的书法大师们所不能想象的。古代书法大师要想在书法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需要他们穷其一生来为之努力的。历史上王羲之有“暮年乃妙”,王铎尚需“五十自华”。试想,当明朝以董其昌为代表的一大批书法家为使自己的书法艺术流传千古而借助“刻贴”的传播方式来传播自己的书法艺术的时候,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其身后数百年白娜代社会中,借助电视等现代传播媒介来推广自己书法艺术的广度和深度是那样的强大,社会的影响力又是那样的深远。

当代的书法艺术家们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优势和便利,再也不用拘泥于各自的书斋案头,他们放下了传统文人的矜持,在商业大潮的裹挟下,带着自己的书法艺术作品走进了社会大众生活的名利场之中,在作品价格的博弈中来彰显自己书法艺术水准的高低。此时的书法艺术家彼此之间的交流也是空前的频繁,交流的方式更加多元。通过书法展览、互联网络、电视媒介等形式传播书法艺术文化信息,从而促使书法的技艺空前地普及和提高。电视全程再现书法艺术的动态创作全过程的现场直播功能,更是把书法这一书斋文化带进了社会大众生活之中,让寻常大众欣赏书法艺术家创作书法过程的随时性,成为书法学习的常态。电视媒介的最大优点就是它不仅能逼真地传递书法作品,而且能够把书家的创作过程完整地记录保存下来,供学习者研究,这是印刷媒介所不能比拟的。面对无数“天下第一”书迹的仿真及多层面的视听解读,是前人所不能想象的。

当前社会的信息全球化特征、深度的国际信息交流带来了不同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国际传播的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国际交流,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文化信息的交流和传递,其中对传播者而言,最便利、最有效的工具就是通过天空直接传播的媒介,即广播和电视。电视媒介跨越国界的覆盖范围和传播的面对面功能,也使书法艺术越来越受到国外朋友的关注,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在世界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了解中国,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汉语热”。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00多所孔子学院,全方位地推介中华传统文化。世界上有4000余万外国朋友在学说中国话,学写毛笔字。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向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汉文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康拉德在他的《中国文明简史》一书中说:“中国的上层文化是最具有高度视觉性的,而最高形式的艺术则是书法。”书法艺术已经成为西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在当代社会,书法艺术已经不再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它正在转换成为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文化艺术形式。书法艺术在电视媒介的助推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则已成为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电视媒介让人学习书法艺术,回归书法艺术原点

电视媒介集视听传播手段于一身,通过影像、画面、音声、字幕等多角度传播信息,传统媒介中没有任何一种媒介能像电视一样拥有那么多的受众和那么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其传播媒介的变革息息相关,媒介的每次技术革新均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及传播产生巨大影响。电视在中国一经出现,就被书法艺术所青睐,并迅速与之联姻,催生出了电视书法艺术。电视书法讲座、书法艺术家访谈、电视书法文化的专题片、电视书法大赛等形式各异的书法电视节目充斥电视荧屏,书法在电视媒介的助推下走向了寻常大众。此时的书法艺术在电视的作用下,出现了对传统的书法传承方式的颠覆,这种变化让世人学习书法的方式呈多元化态势。通过电视媒介,学习书法完全可以借助电视现场再现的特性,让学习者跨越时空,如身临其境一样观看书法大师们创作书法的全过程,回归书法艺术学习的原点。我们既可以从电视屏幕上或音像制品中欣赏到名家书法作品,清晰地看到书家的执笔及每一点画的运笔变化等,把学书过程中的理论知识转换为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现场模拟,又可以从他们的运笔过程及书写者的讲解声中轻松地学到书写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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