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篇1

关键词：经济增长；就业结构；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2

一、引言

就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问题，即就业的结构效应，已经成为广为关注的研究课题。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长期重要的目标。对于两者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在其提出的“奥肯定律”中作了阐释。其内容是：失业率和实际GDP之间存在一种相当稳定的交替关系。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GDP便低于潜在GDP2%。但是，从宏观数据上来看，近几年我国高达10%左右的经济增速并没有带来所有地区的高就业和高收入，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反而在下降。近年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二者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但部分地区的实证数据却显示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非一致性。江苏作为经济和人口大省，其经济增长速度由改革开放前30年以低于全国平均速度的水平提升到1978年以来的30多年平均增长速度高出全国3个百分点，使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迅速崛起。为更全面认识江苏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1978年以来的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以及就业结构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探讨。

二、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演变的特征分析

就业结构又称社会劳动力分配结构，一般是指国民经济各部门所占用的劳动数量、比例及其相互关系。经常需要考察的就业结构是按三大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探讨的，但是在中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框架下，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按照城乡二元结构来探讨的就业结构①。

（一）就业的产业结构演变特征

充分就业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四大目标之一，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有利于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因此也是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与全国一样，江苏经济呈现出了持续高速的增长速度。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49.24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8604.30亿元，除个别年份外，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20%之间，年均增长率达到17.33%②。其中，从最新数据来看，2012年上半年江苏省实现生产总值2538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9%，与周边省份相比较，上半年江苏大部分经济指标的增速居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前列；与全国比较，江苏经济增长率比全国的7.8%高出2.1个百分点③。从三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如图1），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整体呈逐渐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27.57%下降到2011年的6.3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W”型曲线变化趋势，基本呈现稳中上升态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19.84%上升到2011年的42.21%，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31%④，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江苏省第三产业基本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国民经济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图1历年江苏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布图

1978-2011年期间，江苏省城乡人口增加近2064.47万人，从业人员数从1978年的2777.72万人到2011年的4758.23万人，增加1980.51万人。如图2，就从业人员在三大产业的分布情况来看，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变化呈现先上升后微幅下降到稳定增长的趋势，具体来看，从1978年的19.60%上升到1988年的35.70%，此后虽有小幅微降，但仍然保持在30%左右，从2001年开始逐步缓慢上升一直达到2011年的42.40%，但与同一时期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相比明显较低；从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来看，从1978年的544.57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2017.4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4.05%，但90年代以来增长率下降并一度出现负增长，而同时期的第二产业产值则快速增长。以上数据表明，江苏第二产业增加值并未有效提高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由此可见，正在向资本密集化方向发展是第二产业的明显特征，这一点可以从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⑤远大于其他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中得到证实（如表1）。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从1978年的10.70%上升到2011年的36.10%，平均每年增长3.75个百分点，这一增长速度高于同时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增长速度；从绝对数来看，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296.09万人增加到1717.72万人，年均增长率为5.47%，这一增长速度同样高于同时期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以上数据充分表明，江苏省第三产业具有很强的吸纳劳动力的特点。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江苏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除1988-1990年呈微幅增加外在整个考察期呈现显著的下降态势，从1978年的69.70%下降到2011年的21.50%，平均每年下降3.63个百分点。

图2历年江苏从业人员三大产业结构分布图⑥

综上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江苏就业人口在产业间的转移不再以传统的先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然后再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而是呈现出同时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并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基本特点。

表1三大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

（二）就业的城乡结构演变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江苏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局面，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地区及非农产业转移，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也对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从图3可知，城镇就业人口快速增长，从1978年的583.12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2869.51万人，年均增长率5%远远超过了从业人数的增长率1.64%，平均每年增加69.28万人，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大大缓解了全省的就业压力。相应地，城镇就业人数在全省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1978年仅仅约为1/5，1990年超过1/3，2000年超过2/5，到2011年达到60.31%，年均增长率达3.25%。农村就业人员则从1978年的2194.60万人减少到2011年的1888.72万人，平均每年减少9.33万人。相应地，农村就业人数在全省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79.01%下降到2011年的39.69%，年均下降率达2%，2002年以后呈加速下降态势。

以上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城乡就业结构变化显著，说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村流向城镇劳动力的增加，就业人口在城乡间的分布正不断得以调整、优化。

图3历年江苏从业人员城乡人数及结构分布图

（三）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分析

经过数据测算，在改革开放以来到90年代之间，江苏省经济增长率和就业人数增长率同向变动，经济增长带动了就业增长，也体现了在此阶段，经济增长仍然属于粗放型的补充劳动力增长模式，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变化趋势不是很明显，显示出二者之间存在非一致性特征。通过计算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弹性⑦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促进江苏经济与就业协调增长的路径

从上述分析的结果来看，江苏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在长期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据此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选择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鉴于江苏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以及资本短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决定了应选择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增长模式。工业化进程中，既要重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改造，也要注重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合理有效的产业结构；既要发展资产规模大、集中度高、资本有机构成高的特大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从而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也要重视资本规模小、高度分散、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提供有效的融资渠道，优惠的财税政策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必要的条件。不同的经济区域要注重结合自身优势来发展，苏南发达地区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苏北欠发达地区应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集约程度，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二）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从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经营范围广，业务门路多，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发展服务业是解决和扩大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应加快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的进程，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不断升级服务业结构。要继续鼓励传统的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支持旅游、餐饮、商贸流通、家政等创业成本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行业发展；同时积极拓展社区服务、教育培训、设计咨询、健康和养老服务、农村服务、海洋服务和其他新兴产业等作为加快发展的重点领域，积极采用非正规就业等灵活就业方式促进再就业。此外，加速发展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从所有制结构来看是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政府要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着力激活民间资本，支持民间资本进入生产经营领域投资创业，推进民营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大力引导和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形成一人创业、多人就业的乘数效应。

（三）坚持城乡统筹的就业发展方向。统筹城乡就业，将城市化、工业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紧密结合，大力推进二元经济就业的一体化。加快城市化进程，打破城乡壁垒，拆除或削弱农民非农就业的“进入障碍”，为剩余劳动力加快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提供大容量载体。鼓励各类非政府、非盈利的组织，包括城乡公共卫生机构以及社区服务组织等，扩大吸纳就业的渠道。调整就业方式，积极探讨弹性就业制、一工分做制等就业方式的可能性。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加强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开展多种形式的技能和创业培训，改善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改进失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稳定。

注释：

①本部分所有数据来源为历年《江苏统计年鉴》，且按照当年价格计算。

②从t1到t2的年均增长率计算方法为：V=[（Vt2/Vt1）1/t2-t1-1]*100%。

③/system/2012/07/21

④此处年均增长率的计算方法同上。

⑤某一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该产业占GDP的比重除以该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实质上反映了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之比。若比值大于1，说明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于总平均劳动生产率。

⑥1990年开始从业人员在《江苏统计年鉴》中为推算数。

⑦就业弹性系数是研究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数量关系的函数，是指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就业弹性系数的经济函义：经济每增长1%，就业能增长多少个百分点。其计算公式为：劳动力就业的增长率除以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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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篇2

Abstract:Inthispaperutilizingtheshift-shareanalysis,selecting2003-2007dataofallregionsinGansuprovince'sGDPasrawdata,itanalyzes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industrialstructureandeconomicgrowthinGansuprovince.Itconcludesthat14areasinGansuprovince’sGDPhasgrowntosomeextent,butthereisagapamongsuchregionsinaspectsofeconomicdevelopment.Thesecondaryindustrialisthemainlylargestcontributorofeconomicgrowth,andtheeconomicgrowthintheprimaryandtertiaryindustriesarelessthanthesecondindustry’s.Inthispaper,theconclusionthatcomesfromthestudyprovidessomereferencesforrestructuringindustrial,reducingregionaldisparities,promotingeconomictosustainably,coordinatelyandrapidlydevelop,andfortheestablishmentofasoundindustrialstructureofGansu'seconomicgrowth.

关键词:甘肃省;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偏离―份额分析法

Keywords:Gansuprovince;industrialstructure;economicgrowth;shift-share

中图分类号:F1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5-0246-03

1甘肃省经济发展现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甘肃省作为“十一五”规划中重点发展的省份,同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7年,甘肃省国民经济运行良好,全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2.3%。其中工农业平稳增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为385.97亿元,比上年增长4.0%,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956.68亿元,比上年增长17.06%。第一、二、三产业产值较2006年的三次产业的产值都有明显的提高,呈现出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一、三产业为协助发展的态势,但是各地区的生产总值表现出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的不平衡。

从2003年～2007年,甘肃省14个地区的生产总值是逐年增加的,但是地区间生产总值的差距也是逐年增加的,2003年兰州市和甘南州生产总值相差4200757万元,到2007年,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6973920万元。各地区经济发展出现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一些自然因素(包括地理条件、环境因素、气候因素等)以及社会因素(包括经济基础、历史因素等等),产业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合理的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发展,更能发挥地区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从而本文通过使用偏离―份额分析的方法,对甘肃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分析甘肃省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得出甘肃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建议,从而为建立健全甘肃省经济发展的合理的产业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2理论模型

2.1偏离―份额模型的基本原理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Analysis,简称SS分析法)广泛应用于规划、地理学和区域科学的研究,是一种注重实效的方法。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B・克雷默于1942年首先提出,后经过E・S・邓恩和埃德加・胡佛等学者总结并逐步完善的,现已成为在国际学术通用的用于分析区域发展差距变动决定因素的基本方法,它把被研究区域的经济增长与标准区域的增长联系起来比较,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地区份额分量(N)、产业结构分量(P)、区位竞争力分量(D)。以此来分析经济衰退的原因,评价经济结构优势,自身竞争力强弱,找出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确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1]。计算方法如下:

选取5年或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假设区域i经历[0,t]之后,经济总量和结构均已发生了变化,则可将经济规模在t年内的总增量分解成t-1个分量,以“p”表示第p年相对于前一年的增量,则可以将趋于经济增量分解成以下的形式:

G■■=N■■+P■■+D■■

设b■,b■为初始区域i的经济总规模,把该区域经济划分为n个产业部门,以b■,b■表示区域i第j个产业的规模。B0,Bt表示区域所在大国或全国在相应时期初期与末期的总规模,以Bj,0与Bj,t所示在大区或全国初期与末期第j个产业部[1]门的规模。rij表示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在[0,t]时间段的变化率rij=(bij,t-bij,0)/bij,0,Y表示区域i所属大区的经济规模在[0,t]内的变化率Y=(Bt-B0)/B0,Rj表示区域i所属大区第j个产业部门在[0,t]内的变化率Rj=(Bj,t-Bj,0)/Bj,0而计算出[2]:

N■■=b■×■

P■■=b■×(R■-M)=b■×■-■

D■■=b■×(r■-M)=b■×■-■

其中,N■■表示该区域各部门均按照整个研究区域GDP增长率增长所应实现的增长量。P■■表示该地区按照整个研究区域第i产业增长率计算的增长额与按照整个研究区域GDP增长率所实现的增长额之差,反映该地区第i产业随整个研究区域第i产业增长(或下降)而增长(或下降)的情况。D■■代表该地区第i产业按实际增长率所实现的增长额与按照整个研究区域同一产业所实现的增长额之差,反映了与整个研究区域相比,该地区在发展第i产业方面具有区位(竞争)优势或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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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证结果

以上述理论为基础,选取2003-2007年甘肃省14个地区的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等数据,代入上述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如表1:

4实证分析

4.1总体分析

4.1.1甘肃省在2003-2007年各地区生产总值都有所增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经济增量超过百亿的地区有兰州市、金昌市、白银市和庆阳市。

4.1.2甘肃省6个地区的总偏离量(P+D)i均大于零,说明这些地区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额大于按全省比例的增长额,经济发展态势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金昌市为最高,总偏离量为1173754.604万元。

4.1.3各地区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份额为正,说明甘肃省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推动,第一、三产业起到支撑和协助的作用。而第一产业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和竞争力份额分量均小于零,说明甘肃省第一产业产业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

4.1.4甘肃省产业结构因素占经济增长因素的比重是2.2%,第一产业增长因素占经济增长因素的比重为-5.36%,第二产业增长因素占经济增长因素的比重为13.92%,第三产业增长因素占经济增长因素的-6.37%,可以得出产业结构因素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很弱,主要是依靠第二产业来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并且通过计算各地区第一、二、三产业增长因素占经济增长因素的比重,也可看出各地区经济增长也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第一产业增长因素的贡献相对较低,如图1所示:

4.2个体分析

4.2.1嘉峪关市、金昌市、白银市和庆阳市,这四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都大于零,说明这四个地区主要是依靠产业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四个地区总偏离量也大于零,表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态势优于全省平均水平。以金昌市和白银市为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首先从金昌市来分析,金昌市总偏离份额为1173754.60万元,而且产业结构偏离份额为85364.04万元,竞争力偏离份额为1087890.61万元。从各个产业的增长量来看,金昌市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因素方面都具有优势,第三产业在竞争力方面有一定程度的贡献,但是第一产业对金昌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不大。综合分析,得出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为经济增长贡献118890.3万元。从竞争力因素分析,第二、三产业对经济贡献1100780.1万元。同样,白银市总偏离份额为105505.04万元,其中产业结构偏离份额为63975.44万元,竞争力偏离份额为41529.60万元,其经济增长也依靠于这两个因素,但是白银市的竞争力因素在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不明显,致使白银市总的增长比其他三个地区略低。

4.2.2天水市、张掖市、平凉市、定西市、甘南州这五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推动不明显,而且竞争力因素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可以得出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经济增长有不利的影响,并且总偏离量小于零,经济发展态势劣于全省平均水平。这五个地区在产业结构因素中,第二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正值,说明这五个地区经济增量都得益于第二产业,而第一、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但从在竞争力因素的角度看,其中天水市和定西市都是在第三产业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第一、二产业的竞争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张掖市和平凉市在第二产业处于优势,第一、三产业处于劣势;甘南州在第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大于第一产业。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因素的贡献不平衡,导致这些地区落后于发展较好的地区。

4.2.3兰州市、酒泉市这两个地区受产业结构推动比较明显,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小,导致这两个地区的总偏离量小于零,地区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额小于按全省比例的增长额,经济发展态势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说明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源于产业结构是一种“增长的结构”。兰州市的总偏离量为-809696.97万元,酒泉市的总偏离量为-21784.60万元,从产业结构方面来看,兰州市和酒泉市都依赖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一、三产业都处于劣势。在竞争力方面,兰州市体现在第三产业上竞争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酒泉市主要是第二产业的贡献。这样两个地区之间的比较,酒泉市的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因素方面都具有优势,而兰州市的第二产业的优势集中在产业结构上,竞争力因素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上,所以酒泉市在总偏离量要更接近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兰州市则落后一些。

4.2.4武威市、陇南市、临夏州的经济增长则主要是受到竞争力因素作用的结果,产业结构因素的贡献小,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因素中来自产业结构以外的因素的影响较明显。武威市竞争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产业结构的因素,其中武威市总偏离分量为90443.39万元,第二、三产业的竞争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大,带来138763.69万元的增长量。但是临夏州的总份额分量为-10894.15万元,第二产业的竞争力因素不明显,所以竞争力份额分量为正,但是不足以弥补由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从而它的总偏离量还是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5结论与建议

5.1结论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甘肃省各地区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存在差异的,虽然在考察期间内14个地区5年之间的GDP都有所增长,但是GDP增长量大的地区(例如兰州市、金昌市等),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不一定就好。同时,可以看出甘肃省大部分地区都是以工业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对经济增长贡献量较大。而第一产业发展较缓慢,对经济增量的增加贡献不大,从而使有些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增量不能弥补第一产业的损失(例如临夏州),导致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甘肃省的平均水平。其次,甘肃省这14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从偏离―份额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兰州市、酒泉市这两个地区经济增长受产业结构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属于具有“增长结构”的增长方式,其它地区的经济增长较明显是受产业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后,通过分析得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合理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例如嘉峪关市、金昌市、白银市、庆阳市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这四个地区的GDP增长很明显。而兰州市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很高,但是第一、三产业的发展较缓慢,从而兰州市的GDP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平稳的水平。

5.2建议总体上,坚持发展第二产业,要更加注重对第一、三产业的发展,建立三次产业之间合理的发展关系,利用第二产业的发展优势,带动第一、三产业的发展,在各地区之间形成关联效应,共同促进甘肃省经济的发展。在各个地区,找到各地区发展的侧重面,坚持发展各地区的优势产业,使其专业化、规范化,但同时也要照顾到劣势产业,逐步缩小地区内部之间的差距,最终才能缩小甘肃省与其他省市之间的差距,实现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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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篇3

[关键词]海洋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海南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4-0094-04

一、引言

海南是我国海洋大省，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和我国主张，海南省管辖的海域面积约200万平方千米，是我国海洋面积最大的省份。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海洋战略的推进，南海已经成为国家海洋经济开发的重点领域，海洋经济亦已成为海南名副其实的增长点。2006年我国开始实施《海洋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向社会公布海洋生产总值数据，从统计数据看，2007-2014年，海南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2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89%；2006―2014年海南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年均2791%，而全国数据为1109%。随着国际旅游建设的深入开展，海南省委、省政府更加重视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了依托海洋资源优势，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宏伟目标。海洋产业在海南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日益显著。

海洋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文献颇丰。近期的热点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海洋产业贡献度，探讨海洋产业发展及其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狄乾斌等，2014）；海洋产业的集群和集聚效应，探索海洋产业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傅远佳，2011；纪玉俊等，2013）；海洋产业的就业效应，研究海洋产业的就业弹性和就业效应及对海洋产业就业驱动机理（崔旺来等，2011）；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对海洋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王玲玲等，2013）；海陆产业的协同，探究了海洋产业与陆域产业的协同和演进趋势及空间差异（李福桂等，2012）。对海南海洋产业研究的文献不多，较有代表性的如叶波等（2011）从静态、动态的层面对海南省产业结构的现状进行了量化分析，总结了海南海洋产业发展的特点。这些研究为探讨海南海洋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本文的研究重点关注2006年《海洋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实施后海洋产业对海南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基于两个层面，一是海洋产业总产值增长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二是海洋三次产业产值增长对海南三次产业产值增长的贡献。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使用2006-2014年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对海南海洋产业与经济增长两个层面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海洋产业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构建

由于国民经济由海洋产业和非海洋产业构成，将地区生产总值用Y表示，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和非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分别用Yocean和Yothers表示，则有以下函数成立，

式（5）即可用于测度海洋产业总产值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也可用于分三次产业分别测度海洋各产业产值对海南三次产业产值的贡献。本文将在接下来的部分，使用不同的方法对海南产业对海南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海洋产业总产值对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

根据式（5），我们使用2006-2014年官方统计数据计算海洋产业总产值对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结果如表1所示。

2在计算海洋生产总值增长率时，均以上一年为基期计算实际值。

表1展示了2007-2014年海洋产业总产值对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年度看，海洋产业总产值对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在2013年后有下降趋势，但平均来看，海洋产业总产值对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62%，贡献率最高的2012年达到578%。相比较而言，海南同期三次产业平均贡献率分别为155%、303%和542%。海洋产业对海南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远超第一产业并高于第二产业，成为海南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

（二）海洋三次产业产值对海南三次产业产值增长的贡献

为进一步分析海洋产业总产值对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变动的原因，我们按照《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对海洋一产、二产、三产的分类，并将国民经济同样按照三次产业分类，使用同样的方法分别计算2007-2014年海洋各产业产值对海南各产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结果如表2所示。

2增长率均以上一年为基期计算实际值

通过表2数据可以看到，平均来看，2007-2014年，海洋三次产业对海南对应产业增长的贡献率为375%、243%和274%，说明从对应产业的贡献率来看，说明海洋各产业对海南各产业贡献率从大到小依次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上述数据还可以看出，2013年海洋产业总产值对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可能是由于海洋第三产业增长率下降所致。同时也说明了第三产业在海南经济增长中的支柱作用。

海洋第一产业贡献率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渔业产出的增长。渔业是海南第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海洋第一产业的支柱产业。同时，由于海南渔业以海水捕捞水产品为主，受自然条件和市场行情变动的双重影响，因此年均产值不够稳定，虽然总体上产值持续增长，但不同年份增长的差异较大。

海洋第二产业平均增长率相对较低而对海南第二产业贡献率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海南第二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增长率总体下降；另一方面海洋第二产业覆盖范围广，包括海洋盐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化工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电力、海水利用业、海洋船舶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渔业工业建筑业、海洋食品加工业等产业，是海南第二产业的重要组成，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的各类工业成为海南第二产业的主要推动力。

海洋第三产业贡献率较好反映了海南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由于海南海洋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科学研究、海洋教育、海洋批发零售业、海洋渔业服务业以及游艇、会展等其它海洋服务业，特别是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游艇、会展等产业近年来发展态势良好，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海南第三产业发展。

（三）海洋、非海洋产业三次产业产值对海南总产值增长的贡献

本文将海洋三次产业和非海洋三次产业放在一起，使用计量分析方法考察各产业对海南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将海洋三次产业产值分别用X1、X2、X3表示，非海洋产业三次产业产值分别用X4、X5、X6表示，则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可用下式表示。

调整后的R2为1，说明方程拟合良好。从回归结果看，海洋第一产业对海南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海洋第一产业以海洋渔业为主，海洋渔业产值的变动基本反映了海南第一产业产值的增长情况，然而海南当前海洋渔业的生产规模还不大，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有限。海洋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每增长1%可带动海南经济增长029%，影响程度已接近非海洋第三产业的031%。海洋第二产业每增长1%可带动海南经济增长008%，影响程度是非海洋第二产业的一半。结合前文分析，海洋产业对海南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362%，这主要来自海洋第二产业和海洋第三产业的增长，特别是海洋第三产业，与非海洋第三产业共同成为海南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回归结果与前面的实证分析结论恰好相互印证。从整体上看，海洋产业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海南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362%。而海洋产业对整体经济的贡献主要来自于海洋第三产业的发展，其对海南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接近非海洋第三产业，二者之和的弹性系数达到06，意味着海南第三产业每增长1%可以带动海南经济增长06%。海洋第一产业发展对海南第一产业发展贡献率超过其他两类产业，然而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海洋渔业应是海南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这既关乎海南海洋强省建设中海洋第一产业的发展，同时关系到海南第一产业自身的发展，渔业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迫在眉睫。海洋第二产业在海南第二产业中的优势并不显著，其对海南第二产业的贡献小于其他两个产业，对海南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也远小于海洋第三产业，且远小于海南第三产业，这与海南工业基础薄弱有关，第二产业并不是海南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2006―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海洋产业对海南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三个层面分别检验海洋产业对海南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海洋三次产业对对应海南三次产业的贡献，以及海洋和非海洋三次产业对海南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的主要发现是：第一，海洋产业是海南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海南经济增长1/3以上的贡献来自海洋产业；第二，海洋第一产业发展有力促进了海南第一产业增长，但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这与海南第一产业和海洋渔业发展缓慢有关，大力发展海洋渔业是促进海南海洋经济和第一产业增长的关键环节，对海南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至关重要；第三，海洋第二产业发展促进了海南第二产业产值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影响显著，但在贡献程度上远小于第三产业；第四，在海南经济增长过程中，海洋第三产业的地位与非海洋第三产业的地位同等重要，海洋第三产业既是海南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又是海南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第五，海南经济结构中虽然第二产业比重小于第一产业，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第一产业，继续优化产业结构是促进海南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研究启示。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大力促进海洋经济发展，形成海洋经济与非海洋经济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第二，为加快海南海洋强省建设目标，当前的重点是推动渔业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加快海洋捕捞与海水养殖新技术引进和原有技术升级，形成海洋第一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第三，有重点的发展海洋第二产业，如制盐化工业和海洋油气开采加工业等海南优势海洋产业，提高海洋第二产业对海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四，着力促进海洋第三产业发展，注重海洋产业与非海洋产业

的融合，特别是与旅游业的融合，有力推动以滨海旅游业为主体的海洋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形成海南旅游业优势和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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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篇4

关键词:四川省;第三产业就业;GDP动态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一、四川省经济概述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部,拥有土地面积48.5万平方公里,人口8,356.5万人,有汉、藏、羌等13个民族。四川省经济总量居西部第一,是西部稳定可靠的粮食和副食品基地,并且是西部工业门类最齐全和优势产品最多的工业基地,粮食、油料、肉类、彩电、天然气、发电量、钢材、水泥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均为西部第一,相当一部分产品占西部地区的比重达到50%以上。

四川是中国的农业大省,粮食、油料、蚕茧、生猪等大宗农副产品均居全国前列;四川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机械、电子、冶金、化工、建筑建材、食品、医药、皮革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拥有长虹、五粮液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

近年来,四川省经济增长很快,初步统计,截至2008年12月,全省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达到10,505.3亿元,比上年增长14.2%;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1,395.7亿元,增长31.8%,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1.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98元,增长18.7%;农民人均纯收入3,546.7元,增长18.1%;城镇化率提高1.3个百分点。以下是四川省近20年来的经济增长趋势图表,从图1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20年来四川省经济的发展状况。(图1)

从图1可以看到近20年四川省的生产总值一直呈稳定上升的趋势,从1987年的530.86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8,637.81亿元,增加了16倍,特别是2001～2006年,五年间GDP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5.05,高于全国这五年GDP平均增长率10.06近5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是除一二产业外的其他行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发展水平是直接反映经济结构层次的高低和社会的总体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是促进市场经济发育、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和效率的重要途径。

二、四川省第三产业就业状况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愈显突出和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四川省第三产业一直保持快速稳定增长,产业结构也得到不断调整和优化,第三产业中的新兴行业迅速崛起和壮大,使整个第三产业在繁荣四川经济、服务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二十年来,第三产业从总体上几乎一直呈上升趋势,在全省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有所加强,但并没有成为全省经济的主要支柱。

三次产业比较,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力最大。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进而再向第三产业转移;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状况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劳动力的比重则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同时,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不断合理化和高级化,其就业结构也应该从低级向高级演进。(表1、图2)

四川省经济技术的提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也是呈稳定的增长趋势。1987年四川省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仅为11.7%,到2006年已有31%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工作,产业结构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三、第三产业就业与GDP增长的动态关系

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和科学技术不断地用于工业生产,四川省越来越多的人从农业、工业中脱离出来,从事第三产业的生产,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吸纳越来越多的富裕劳动力。第三产业涉及面广,既有传统的服务业,也有新兴服务业,而且第三产业就业门槛低,就业容量大,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劳动力都有需求,已成为增加就业就会,缓解就业压力的一条主要渠道。四川省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影响着GDP的增长,因为科技的进步,先进的机器生产和管理方式代替传统的生产和管理方式,不仅可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可以节约劳动力,使更多的人从事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变化与GDP的增长有密切的动态关系。(表2、图3)

从图3可以看到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变化趋势大致一致,1988年四川省GDP增长率到24.27,比上年的增长率提升了8个点,而同年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重增长率也较1987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1994年四川省的GDP增长率达到最高的34.68%,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同样增加了一个高点,达到10.49;二十年来两条线的运行轨迹基本一致。由此我们可以作出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性分析。

首先,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a+bX+ε。其中:Y―第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增长率;X―四川省GDP增长率;ε―随机误差。

其次,选择样本数据,即2007年四川省统计年鉴“主要年份按三次产业分的就业人员”及2007年四川省统计年鉴“按三次产业分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所得,数据如表3所示。(表3)

运用上述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数据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同时,为具体分析两者之间相关关系的变化,同样决定重点关注近8年两者之间回归方程的变化。整理spss回归后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四川省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高度线性相关关系。从1987～2006年的回归方程解释变量系数可知,GDP增长率每增加1%,可使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率增加0.22个百分点。常数项为1.55,说明四川省第三产业人口就业比重增长率增加的起点为GDP增长率增幅至少要为1.55,否则则可能为负增长。

四、小结

通过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回归分析,四川省GDP的增长影响着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同样,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也影响着GDP的增长,两者存在着一元线性关系。当GDP增长较快时,第三产业人口就业比重增加就快;反之,当GDP增幅不大时,第三产业人口就业比重增加也会受影响,虽然弹性不大,但对解决我国的就业压力仍然有很大的作用,而第三产业相对一二产业能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员。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吴殿廷.区域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9.

[2]李小平.四川产业结构演变与劳动就业关联性研究[J].西南交大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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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俞国梅.GDP与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的统计分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4.

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篇5

[关键词]湖北省；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370[文献标识码]B

湖北省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建设华中城市群，促进产业在区域内合理布局，其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中国其他省份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省产业结构的评价以及分析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建议。

一、研究对象、结构、方法和数据选择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湖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描述了湖北省在1985-2011年期间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通过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偏离度两种方法分析了湖北省产业结构现状；其次，使用ADF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了湖北省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结合产业结构相关理论提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本文的数据来自于《湖北省统计年鉴》和湖北统计信息网，选取了湖北1985-2011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

二、湖北产业结构的演变

产业结构是生产要素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结构及其相互关系。通常用两类指标用来考察和衡量一个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变化，：一类是产出指标，通常用产值或增加值来衡量；另一类是投入指标，通常用各产业从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

首先，从产值比重的变化来看（见图1），湖北省产业结构模式从1985年开始的“二一三”到1991年逐步转变为二三一型。由于制度性的外部冲击，造成了第一产业在改革开放的前后有些短暂的上升，但从1991年之后第一产业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第三产业超过第一产业的时间在1991年左右。第二产业的特点是稳中有升，这和湖北自身的发展战略是相一致的。

其次，从三次产业的人员结构来看（如图2），其变动趋势和产业产值变动趋势大体一致。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逐年下降，从1985年的62%下降到2011年的13%；第二产业保持比较稳定，一致都保持在40%左右；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上升较快，从1985年的19.6%上升到2011年的36.9%。第三产业在2000年以40.8%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的40.5%。今后的湖北应该在快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带动第二产业的快速升级。

三、湖北省产业结构指标评价

下面分别以比较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偏离度来评价湖北省的产业发展结构。

从图3可以看出，比较劳动生产率最低的是第一产业，这充分反映了农业的低效率，但一直较为稳定；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大部分年份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这同湖北省以工业为支撑的经济是相符合的。同时湖北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均偏离1较远，说明了其产业结构具有不合理性，体现了湖北省经济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这通湖北的现实经济情况相符合。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在徘徊在1左右，说明湖北第三产业的发展比较协调。

其次，产业结构偏离度衡量的是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之间是否处于对称状态，偏离度越大，体现出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越不对称，产业结构的效益越低。其公式为：Si=α-1；式中Si为产业结构偏离度；α为比较劳动生产率。通常认为，当Si=0时，产业结构的产值结构与从业结构转移同步；当Si>0时，产业排斥劳动力，这时应该吸纳劳动力；当Si

从图4可以看出，湖北省的第一产业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隐性失业，应该转移劳动力，这同我国普遍存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实际情况相符。第二产业的偏离度一直大于0，说明湖北省第二产业一直存在着排斥劳动力的现象，这时应该吸纳劳动力，存在很大的就业空间。第三产业的偏离度一直在0上徘徊，体现了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相匹配。相对而言，湖北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存在着较严重不对称现象。

四、湖北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计量分析

本文用F、S和T分别代表湖北省第一、第二和第三的产业产值，以湖北省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增长。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和多重共线性，分别对变量取自然对数，以LGDP、LF、LS和LT来表示；用DLGDP、DLF、DLS和DLT来表示其一阶差分。

（一）数据ADF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该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回归结果显示：产值结构每变动1%，经济增长将同向变动0.21%，0.53%和0.26%，说明第二产业的边际弹性最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湖北省应该加快发展第二产业，提高第二产业比重，从而国民经济更快增长。

（三）格兰杰检验

检验结果充分显示湖北省三次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格兰杰原因；第二产业是经济增长、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格兰杰原因；第三产业结构变动是第一产业结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所以可以总结得出，湖北省的经济增长是由第二产业驱动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了第一和第三产业的增长。湖北应该加快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的。

五、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湖北省产业结构演变的描述后，再用产业结构评价指标对湖北的产业结构进行了简单分析，最后使用计量经济理论研究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得出如下几点结论和建议：

首先，湖北省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特征，但变化显著、二元经济特征明显。湖北省产业结构偏离度显示湖北省产业从业结构仍然不合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仍有很大的就业空间，应该吸纳劳动力，第一产业却存在劳动力过剩，应该转移劳动力。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不仅要降低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还要降低其就业人口的比重，积极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拓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渠道，将极大的促进湖北经济的增长。

其次，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产业结构由“二一三”模式已经转变为“二三一”模式。具体表现是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长率都明显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一直持续下降，说明湖北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持续平稳；第二产业产值总量不断壮大，但产值结构变化不是很明显，吸纳了部分农业转移劳动力；第三产业一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吸纳了大部分农业转移劳动力。湖北省应该积极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发展现代制造业，提高其吸纳劳动力的比例。

再次，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协同关系。协整分析显示，湖北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湖北省的产业结构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需要积极扶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第二产业发展，同时带动第一产业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高效增长。

最后，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呈互为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湖北省第二产业产值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而使得经济增长引起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结构的变化。因此，湖北省在现阶段应该继续坚持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带动第一产业的发展，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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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篇6

关键词：宏观经济自主稳定增长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8-09-06

一、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面临的挑战

（一）我国经济正处在向“自主稳定增长”转换的重要时期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实施一揽子计划后的“强劲反弹”转向“自主稳定增长”的重要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央实施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我国经济在2009年一季度进入谷底后强劲反弹，当前正处于向自主稳定增长的转换过程中。2010年下半年是一个转换期，经济增速从一季度11.9%和二季度10.6%逐步放缓至略高于9.5%的增长平台，2010年三季度和四季度分别增长9.6%和9.8%，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分别增长9.7%和9.5%。从一些先行指标看，经济增速还有放缓的迹象。这种向下的调整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预期目标，是主动调控的结果。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和由此带来的需求因素的变化，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其内在合理性。我们不能将政策刺激下两位数增长率作为一种常态。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利于改善市场供求关系，减缓物价上涨压力，也有利于缓解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从全年看，我国经济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虽然一些经济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但经济的基本面仍处于正常状态。当前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遏制物价过快上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如果没有政策的适度收紧，物价形势会更加严峻。

（二）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减弱，经济增速明显放缓

去年以来，世界经济在经历了危机的剧烈动荡后进入缓慢复苏的轨道，但今年上半年以来，复苏势头有所减弱，主要经济体增速均低于年初的预测。第一，美国经济复苏内生动力仍显不足，失业率小幅攀升。受政策刺激效应减弱、私人需求疲弱，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大宗商品价格攀升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明显放慢，一季度环比折年率仅增长1.8%，明显低于去年四季度3.1%的增长率，失业率从4月份开始重新回升，6月份升至9.2%。第二，欧元区经济出现明显分化，整体经济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德国及其周边国家增长强劲，一季度德国经济同比增长4.8%，是带动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希腊和葡萄牙经济同比分别下降4.8%和0.7%。失业率持续走高，过去几个月维持在9.9%的高水平。第三，日本经济受地震和核危机拖累，短期内难有明显好转。日本经济一季度环比下降0.9%，同比下降3.5%。目前产业链尚未完全恢复，电力供给不足，灾后重建和事故赔偿使债务率持续攀升，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第四，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压力加大，经济增速回落。6月份，俄罗斯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9.4%，巴西上涨6.7%，印度上涨9.4%。这些国家被迫加大货币政策紧缩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长势头。一季度俄罗斯经济同比增长4.1%，巴西增长4.2%，印度增长7.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份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调低为4.3%，比4月份预测值降低0.1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全球贸易增速放缓，无疑对我国稳定外需将带来不利影响。

从下半年看，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第一，美国债务违约的风险。美国公共债务已突破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如果出现债务违约，对全球金融市场将形成巨大的冲击。第二，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化蔓延。近期，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债务风险增大，信用评级下调，如果出现债务危机，波及范围和影响深度将明显增大。第三，全球通胀压力继续加大。美国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5月份上涨3.6%，欧元区连续7个月突破2.7%的禁戒线，其中6月份上涨2.7%。在经济增速放缓、通胀持续攀升的情况下，滞胀的风险加大。

（三）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企业生产经营环境趋紧等方面。

第一，物价高位运行。6月份居民小幅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1至6月份同比上涨5.4%。这一轮物价上涨成因较为复杂，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也有成本推进和外部输入的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前，由于经常账户顺差过大和外汇占款持续增加，流动性过剩问题就十分突出。从M2和GDP的比值来看，我国与主要国家相比都是较高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遏制经济增速下滑态势，我国出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和2010年实际信贷规模达到18万亿元左右。虽然这是应对危机必须采取的措施，但也推动了流动性扩张，增大了后期通胀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资源要素供需形势发生变化，成本上升正在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加之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国际输入因素明显增大。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增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使稳定价格总水平的任务更加艰巨。除了消费和服务价格外，资产价格同样受到广泛关注。目前房地产价格仍未出现“拐点”，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房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44个，环比持平的14个，环比下降的12个。虽然环比涨幅和降幅都有所收窄，表明商品房价格正在向平衡价格靠拢，但从二三线城市价格攀升的情况看，房地产市场调控任务仍很艰巨。

第二，经济增速放缓。虽然我国经济增长没有因为国际金融冲击而发生大的起落，2009和2010年仍然实现了9.2%和10.3%的增速，但这是在超常规大力度政策刺激下实现的。今后一个时期，2009年投资超常规增长和2010年出口大幅反弹的因素已不复存在，政策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经济增速呈现放缓态势。从投资需求看，随着4万亿投资计划的项目进人尾声，加之信贷规模收紧、资金成本提高和房地产市场降温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明显回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有所减弱。从最终消费看，加强房地产调控特别是限购力度加大，加之部分刺激消费的政策到期退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保持强劲势头。从外部需求看，出口增长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出口总体增长24%，但呈现逐月回落态势，主要因素就是，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增速放缓，出口企业也面临生产成本提高、人民币汇率升值和贸易环境恶化等各方面压力。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降至50.9%，连续3个月回落，预示着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增速还可能放缓。

第三，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需求结构看，2010年消费率下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3.8%，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8%，均处于过去五年的最低点。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47.5%，仍低于资本形成的贡献率5.7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看，2010年第二产业增速12.2%，高于第三产业增速2.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2%，高于第三产业贡献率18.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第二产业增长11%，仍高于第三产业增速1.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提高，“两高”行业增长仍然较快，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从收入结构来看，今年上半年，国家财政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分别增长31.2%和28.7%，仍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0.4%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13.2%的增幅，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继续下降。结构失衡使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平衡和结构矛盾交互叠加，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

第四，企业生产经营环境趋紧。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明显提高，一些地方电力供求矛盾加剧，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和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经济效益下降。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幅逐月提高，前5个月达到40.1%，比1至2月份提高17.9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宏观层面上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三方面挑战同时并存，使得短中长期问题相互交织，宏观调控面临短中长期三方面任务，从短期看，能否有效控制通胀和物价上涨；从中期看，经济增速能否稳定在合理的区间；从长期看，在全球再平衡中，经济结构调整能否取得明显成效，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四）关于我国全年经济走势的几个判断

第一，经济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尽管一些指标的增速在放缓，但是经济的基本面仍处于正常状态，不会出现“硬着陆”，更不会出现“滞胀”，总体上仍处在一揽子计划拉动向自主稳定增长转换的阶段。

第二，全年4%的目标通胀率有可能突破。随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社会总需求增速放缓，加之粮食和主要工业品供应较为充裕，翘尾因素逐步减弱，下半年物价涨幅将有所回落，预计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左右。

第三，房地产市场不会急剧下滑。只要保持现有的政策力度，房地产市场回稳态势下半年会有所显现，部分城市商品房价格“去泡沫化”过程将逐步实现。我们既要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也要尽可能减小房地产降温对经济增长和银行体系的负面影响。

第四，节能减排压力明显增大。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9.6%，但电力生产增长13.5%，说明高耗能行业增速较快。今年单位GDP能耗下降目标是3.5%，实现这一目标任务非常艰巨。

总体上看，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下半年受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产业转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拉动，投资增速依然会保持在高位。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长33.8%，明显高于固定资产平均增速，表明市场自主投资力量正在增强。支持消费增长的有利条件仍然较多，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工资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带动下持续上升，这将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增强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出口增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回归正常水平。综合考虑经济上行和下行两方面因素，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

经济增速适度回调有内在合理性。通常认为，我国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在9%左右。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更加接近潜在增长水平，有利于减缓物价上涨的压力。经济增长速度过快，需求过旺，必然引发物价上涨，形成通胀压力。相反，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调整到合理区间，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平衡，物价上涨就会得到有效控制，通胀压力就不会那么大。经济增速适度放缓，还有利于把各方面的注意力引导到调整结构和提高增长质量效益上来。经验表明，在现有经济增长方式下，增长速度过快，提高居民消费率、提高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等结构调整目标很难落到实处。

二、自主稳定增长的政策和战略选择

当前，宏观调控的核心是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和控物价的关系，以控物价为重点。三者互为影响，相互制约。比如要控物价，需要收紧货币政策，这会引发经济增速下滑；稳增长，要求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会增大物价上涨压力；调结构，需要强化倒逼机制，加快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这又会增大物价上涨压力，并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使经济增速受到影响。如何在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之间找到“平衡点”，兼顾总量和结构、当前和长远，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当前的宏观政策取向

从各方面情况判断，总体来说，宏观政策取向还没有必要进行大力度调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果政策过早放松，有可能回归到危机前的增长模式。要以牺牲一些速度为代价，来减缓通胀压力，倒逼结构调整。同时，又要考虑政策的累积效应和市场变化因素，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节奏，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地进行微调。

从政策层面看，我个人理解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从比较意义上理解，今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政策力度上应比去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所收紧，比如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速和新增贷款应该低于2010年。当然，在这个基调下，可以做一些结构性调整。比如信贷方面，在既有信贷规模的前提下，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在建项目和新建项目之间，要做到合理配置。第二，适当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在稳增长和调结构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在稳增长方面，我国公共债务率相对较低，最近审计署公布地方融资平台10.7万亿元，与西方国家比较，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相对较低，说明财政政策的空间比较大。一旦经济增速下降过快，采取扩张性措施是完全有条件的。在调结构方面，财政也能发挥作用，比如实行结构性减税，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补贴等。当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要慎重。第三，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也是当务之急。要继续发挥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鉴于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21.5%的高位，而自2010年2月以来实际利率一直为负，可进一步发挥利率杠杆的作用。此外，我国部分商品价格较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间环节和物流成本高，要降低流通和物流成本。同时，还可以适度渐进地调整人民币汇率来对冲输入性因素的影响。第四，坚持不懈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坚持调控决心不动摇、方向不改变、力度不放松。同时，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逐步提高保障性住房的比重，促进房地产市场缓慢降温。第五，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努力实现“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两个同步”的目标。第六，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一是推进重化工的优化重组，建立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二是加快生产业发展，培育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网络、供应链管理等生产环节，提升产业价值链。三是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七，鼓励扩大民间投资。认真落实《新36条》，抓紧出台民间资本进入能源、铁路、金融、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的具体措施。逐步放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目前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从根本上还要靠发展民营中小银行来解决。第八，保持出口稳定增长。适度扩大买方信贷适用范围和规模，帮助企业争取出口订单。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加强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出口企业间的协调配合，帮助企业积极应诉，解决贸易争端。

今后一个时期，宏观调控要把握好三个关系。第一，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合理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使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平衡，从而缓解物价上涨的压力，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宏观环境。第二，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很多看是短期的现象，其实背后有长期的影子。要做到远近结合、统筹协调，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当前尤其要注意防止片面追求速度的倾向。第三，坚持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避免了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但不能将应对金融危机时期政府更大程度地发挥调控作用作为一种常态，更不能因此忽视培育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后危机时期，政府应适当地退出，培育自主增长的力量，激发经济的内在活力和动力。

（二）自主稳定增长的战略选择

战略选择的一条主线，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外部需求扩张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的情况下，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高度依赖。第二，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加快发展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高度依赖。第三，在低成本比较优势开始减弱的情况下，加快培育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增加在全球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高度依赖。第四，在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情况下，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变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高度依赖。第五，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推动城镇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以城带乡的发展格局，改变城乡不平衡的发展格局。第六，在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情况下，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加快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转型的体制环境。

三、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和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年～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9.9%，明显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增速，也一直高于国际组织最乐观的预期。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2022》预测，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从1985年～1995年的9.8%降低至2001年～2010年的6.9%，但事实上，2001年～2010年我国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7%。“十一五”中后期，我国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十一五”年均增长率11.2%，比“九五”和“十五”还要高，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既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包括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重视基础教育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中，这三重特征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特征。

（一）从中期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

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相比，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具有较大提升空间，加之城市化加快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较大和深化改革的巨大动力，从中期看，我国完全有条件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态势。

第一，内需市场加速扩展。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我国国内市场正在加快成长，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近年来我国国内消费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刺激消费的政策，有效促进了国内市场规模扩大。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将加速扩大。据瑞士信贷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测，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占全球的比重将上升到14.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第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空间较大。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研发水平仍然不高。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仅占6.5%，研发经费支出仅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0.61%。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的态势尚未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比重小，且知识产权质量不高。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研发投入的持续增加，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有条件在主要产业领域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第三，“新人口红利”加快形成。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放缓和人口老龄化加快，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与此同时，人均人力资本投入将有所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近年来，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取得重大进展，每年毕业大学生约670万人，超过北欧国家芬兰的总人口。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保持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均人力资本的较快增长，就完全可以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创造和培育由人均人力资本存量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

第四，城市化加速发展。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9.7%，但仍明显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就可以创造出城镇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巨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拉动作用。

第五，区域回旋空间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但在客观上也形成了要素和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增大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沿海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内地转移。这种特有的回旋余地，使低成本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国内产业转移而继续保持，如珠三角、长三角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环渤海、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渐次转移，使各区域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发挥动态比较优势，产业生命周期得以明显拉长。

第六，深化改革的潜力巨大。深化改革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比如，放宽金融、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可以使民营企业增加投资；资源价格改革可以促使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开发节约资源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提高国有企业上缴财政的比例，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由此可见，如果体制改革得以加速推进，就可以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二）从长期看，我国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和储蓄率逐步下降，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放缓，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经济增速难以保持在过去30多年接近10%的平均增速，但这个过程将是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

第一，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将发生向下调整。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010年我国储蓄率高达52.6%，比1978年提高14.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46个百分点。今后一个时期，决定储蓄率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人口抚养比上升带来的支出增加，以及体制政策调整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减少。实证分析表明，储蓄率与人口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过去30多年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进程加快而发生改变。与此同时，社会保障覆盖率提高，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性储蓄趋于减少。这些变化将促使高储蓄率向下调整，并直接引致投资率下降，依靠投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难以持续。

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逼近峰值，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从近年来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第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难度较大。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如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体制变革，但对处在高速增长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转移，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通常情况下，第二、三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5～6倍。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和速率持续下降，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减弱。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技术引进的“外溢效应”减弱，而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和体制条件制约，短期内难有大幅提升，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必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第四，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以能源为例，2010年能源消费总量已经达到32.4亿吨标煤，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2000年～2010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到2022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50亿吨标煤。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这将对经济较快增长形成明显约束。

从国际机构预测看，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将经历一个缓慢下降过程。据世界银行专家预测，2011年～2015年我国年均潜在增长率将为8.4%，2016年～2022年下降到7.0%。我们的研究表明，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加快，今后一个时期储蓄率将有所下降，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速将逐步放缓。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2011年～2015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9%之间。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将继续缓慢下调。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后，不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而且经济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在生产结构中，农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在支出结构中，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在收入结构中，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同样，我国经济结构也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发生新的变化。但是，经济结构调整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必须以发展方式转变和体制创新为重要前提。

转变发展方式，不仅关系当前，也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全局。转变发展方式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来30多年，我国在经济领域实现了两个基本目标，一是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二是由人口大国变为了经济大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走向未来，我们还要实现两个基本目标，一是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根本途径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就能够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工业化现代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否则，结构性矛盾还会加剧，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将持续强化，经济可能出现大的起落或徘徊，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两种前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大踏步赶上时展潮流，开创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注：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7月16日交通银行总行举办的专题讲座的演讲稿，征得作者同意，在本刊发表，发表前作者做了部分调整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