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社会学论文篇1

女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女性争取自身平等到自我批评，自我反省，最后从争取权力的社会运动转向理论建构，产生了当代多样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本文以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与建构主义的相同的本体论为研究基础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两种理论在对权力，身份和性别研究的差异以及构建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的互补性。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以构成性别要素的社会建构和权力为对象，主张打破男女主从关系，重新塑造女性社会性别和地位，为女性重新回归国际政治打下基础。

【关键词】

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建构主义

一、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

1987年，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的著作《女性主义和方法论:社会科学问题》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依据认识论分为三大派:经验主义，立场认识论和后现代主义。其中立场认识论指出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我们对于所生活的社会和世界有着不同的认知，社会由等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构成。而个人在社会位置的不同则会影响他们的社会认知，角色以及活动。立场认识论支持女性主义经验论的观点，认为性别主义和男性中心的偏见导致了社会偏见的产生，女性要么屈从于男性的世界中，放弃自由主义所标榜的自由和平等;要么屈从于男性这个特定阶层下成为二等公民，变为社会秩序中的另类。由此男性与女性成为从属关系，这成为男性压迫女性的根本方式。在私有制出现后，男性仍不满足居于人类繁衍的从属地位，以科学的名义“证明”人类在男性中已经成形，只是在女性的体内哺育长大，世界许多民族流行的“产翁制”便是典型的例子。瓦西列夫《情爱论》中剖析了“产翁制”的实质，这种习俗赋予男性的主宰权力以更大的说服力，使人们相信男人不仅能支配生命，而且能创造生命。它其实只是在确立父权制方面起重要的社会心理作用。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生育主导权等都取得主导权后，社会偏差不断扩大，女性也离国际政治舞台愈发遥远。女性主义经验论学者认为坚持规范和秩序，提高女性的观念才能消除社会偏见，也因此支持女性参与政治，科学研究工作。立场认识论学者认为，应结合女性的经验和从女性的日常生活为立场，提高女性的观念，纠正社会偏见，打破男女从属关系重新建构社会结构。

在当前男性主导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情况下，国际政治的制度和规范都受到男性气质和世界观的影响，倾向于国际冲突。立场认识论学者认为女性的权力应该被赋予，女性也应该重新规划国际政治，因为女性热爱和平，参与养育，所接受的社会养育文化让她们也更加了解社会疾苦。国际政治中女性的是否缺席，成为国际冲突能否改善的重要因素。第一，女性的入席会打破单一的男略和等级的意识观念。第二，女性作为养育者的价值能够得到重视，社会养育文化会使女性在国际问题决策方面更趋于和平处理。

二、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和建构主义

(一)本体论的认同。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有着共同的本体论认同基础，这是两者对话的基础。一是两者都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的基础，重视观念的作用，认为物质因素通过观念而生效。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本体论的研究主要探寻世界的本质或本源。在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学说更多的是一种思索国家本体地位的方法，它以本体论为基点，质疑已经存在的国关概念，如:国家，无政府状态，权力等等。与以经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它更主张以哲学的理念研究国际政治，主张人性的回归来释放政治的本质。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强调女性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另一群体，必须回归政治;从女性的观念出发，打破从属制的观念，强调以人为本的行为体的实践活动会使国际体系发生变化。二是两者均强调国际关系的社会性。个人构成了群体，进而组成国家。个人间的互动构成了社会，国家间的互动则形成了国家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结构都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是观念的分配。前者描述世界是逐渐建构的，后者认为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性别是核心概念，由社会建构而成。波伏娃《第二性》中就解释了社会性别中的等级关系是不平等的，女性的等级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社会和男性观念下形成的制度促成的。女性在社会互动中被建构，被从属于男性权威，造成了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建构主义的社会性质强调施动者对结构的形成作用以及结构对施动者的建构作用。施动者的互动构成了结构，结构又反过来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施动者如果没有互动就没有交集，也不会产生结构。但一旦互动，双方会产生观念，所产生的观念将会决定施动者的行为和身份。同时，施动者的身份也只会在该结构建构中完成，这与女性在社会结构中被建构不谋而合。例如，包税人能成为包税人只有在政府许可，农民既定，包税制这种制度存在的情况下形成，也才能实施他作为包税人身份的行动。

(二)权力的认同。共同的本体论认同，使两者的研究都关注于一些概念，例如:权力，身份，制度，利益等。但两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却迥然不同。两者对权力虽都以本体论为基础，但是建构主义学者并不将权力作为研究的中心，而是将其过渡为对身份的研究，简单地划定为物质资源或是国家制度:在国外是物质资源，在国内是合法的权力，国家的制度。温特从建构角度而非因果角度考虑权力，认为只有在利益使权力具有意义的情况下，权力才能够解释所要解释的现象。人类得到权力是因为要实现志向和希望，要消除恐惧。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正是人类的希望，志向和恐惧，而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由此建构主义学者温特得出利益和身份是由存在于体系中的观念分配和物质力量构成。权力并非充斥于社会互动中，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而成，因此意愿认知成为建构身份的重要因素，权力和利益凭借缔造它们的观念而发挥作用，由权力建构的身份，而不是权力本身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女性主义学者将权力视为社会结构，因为权力总是出现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女性拥有权力才能建构出自身的身份和价值。权力是一种身份结构和主从关系的体现，它在社会互动中是无处不在的。同时女性也将性别理解为权力规范，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两者的研究中心不在一处，前者侧重于权力建构的身份，后者侧重于权力本身。立场认识论学者很少强调身份是作为解释变量，而是身份的识别过程。身份的形成引起了性别权力，性别是结构性的充斥在实践和话语中。因此，重要的不是道义上宣称“对女性好点”而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宣称:权力是什么和权力如何运作?忽视性别，建构主义学者会错过这一问题的关键要素。权力意义和利益的内容绝大程度上是由观念所决定的，而男女观念的迥异会造成权力意义和利益内容的变化。

(三)性别的认同。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主从关系的一部分，建构主义学者把性别概念排除在权力政治之外。女性将性别理解为权力规范，权力现象。性别由社会和社会文化建构而成，它作为权力分配的一种，充斥于社会建构的国际世界和国际政治中。同时带有社会文化建构烙印的性别钳制住了女性角色和一些工作岗位，例如:护士，幼教等，越来越多的人以性别去衡量事物，造成了男性与女性上下不对等的从属关系。这样的关系属于垂直型:上层，即男性一方拥有权力，具有话语权;下层，即女性一方无权，没有话语权。权力和性别都由社会和社会文化建构而成，权力和性别都能够被塑造，是能动的，是通过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发挥作用的。费尔斯通的《性别辩证法》中处于社会文化中性别，即社会性别，会导致权力分配的失衡。男性代表权力和政治力量，而女性则被边缘化。因此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性别在研究女性受压迫，不平等的关系和国际政治缺席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女性自身追求和平和养育文化的理念，是解决当今国际冲突的良药。女性越是能进入权力政治的中心越是能减少国际冲突时武力和战争的发生，性别的平等既限制了国际谈判时冲突的激增也减少了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性别权力的增加无疑对国际政治冲突的缓解有着重要作用。

三、结语

女性主义以社会性别为研究中心，认为性别由社会建构和权力构成，权力总是出现于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女性拥有权力才能建构出自身的身份和价值。权力是一种身份结构和主从关系的体现，它在社会互动中是无处不在的。而建构主义则以身份为研究中心，重视观念而弱物质轻权力。权力并非充斥于社会互动中，是由观念和文化情景建构而成，因此意愿认知成为建构身份的重要因素，权力和利益凭借缔造他们的观念而发挥作用，由权力建构的身份，而不是权力本身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它们也把性别概念排除在权力政治之外。女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共同以理念主义为本体论基础，前者以经验主义为认识论的基础，强调性别的重要意义;后者以科学实在论为认识论的基础，强调身份的重要意义。女性主义从建构视角提出以性别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理论，以建构主义主张的观念和身份出发，在社会互动中打破旧的男女主从关系体制，建立新的女性形象和社会地位。女性的权力应被赋予，让其重新涉足国际政治，因为女性热爱和平，所接受的社会养育文化让她们更加了解社会疾苦。国际政治中女性的参与不仅会削减男略和等级的意识观念，同时女性的社会养育文化会使女性在国际问题决策方面更趋向于和平处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融合性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看待世界。

【参考文献】

［1］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克瑞斯汀•丝维斯特著;余潇枫等译．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国际关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2

【关键词】女性；社会保障；研究综述

在重提社会保障研究的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建设社会保障的初衷，他是为了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并有效的缩小不公平的结果分配。女性社会保障不仅关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也关乎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目前有众多的学者对女性社会保障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女性由于其生理的特殊性，在社会中需要更多的保护和政策倾斜；（2）从性别差异角度关注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是否需要调整；（3）社会整体就业环境中对女性存在着不合理的待遇；（4）女性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重要，关乎下一代的健康和成长。

一、女性社会保障的主要研究内容

近年来，女性社会保障研究越来越得到各学者的关注。本人从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等网站上下载到一百余篇有关女性社会保障的论文，并以此为根据进行文献研究。这些论文涉及到关于女性社会保障的方方面面，经过整理和筛选，我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总结。

（一）国外女性社会保障研究（10篇文献）

美国女性社会保障，学者梁玉国对美国社会保障前美国女性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状况进行了概括和论述，并强调美国的社会保障变革不能牺牲女性的权益，他认为社会保障的目的应该是帮助女性等社会群体，提高妇女的经济安全，提高她们的退休收入，并且要促进平等雇佣、教育机会均等等。周立萍也认为，虽然美国在改革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仍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日本，学者田庆立概述了日本的社会保障状况，以及运行机制，并着重解释了日本在女性社会保障立法及女性各项权益落实问题上做法对我国女性社会保障的启示。也有其他的学者对日本女性生育、就业、医疗、养老、受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做了详细解释，并且清晰的认识到了日本在上述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以此对我国的女性保障起到警示作用。

（二）性别角度（19篇文献）

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男尊女卑”、“男主女从”所形成的性别意识，以及男女两性在发展中所体现出的不平衡性影响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这也是分析我国女性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的立足点。学者们普遍分析了我国现行社会保障方面的性别差异以及成因，提出了女性在当代社会所遇到的一些挑战及不公平待遇，我国社会保障保障女性方面的缺陷，并就性别方面提出了对我国女性社会保障的改进意见，总之，以社会保障促进女性发展是人们的普遍目标。

（三）劳动就业方面（25篇文献）

研究女性劳动就业方面的文献比较多。劳动就业方面的问题是女性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文献发现，我国各省市都在不断完善女性劳动就业方面的社会保障措施，女性的就业环境在不断的完善，劳动权益也逐渐得到有效保障，社会保障权益也在不断落实。另外我认为，城镇就业女性，非正规就业女性，农村就业女性女性农民工等，她们有自身的特点，所以在享受普遍社会保障之余，需要针对实际需求的社会保障措施，才能真正的解决实际问题。学者刘伯红更是根据国际实践，提出对于女职工劳动保护“特殊保护势在必行，平等发展更需坚持”的口号。

（四）农村女性社会保障（14篇文献）

社会保障对农村女性的关注问题是更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我认为，这一群体确确实实是一个弱势群体。学者们都认识到，她们有特有的生理特点，思想认识以及受教育程度，并且社会领域对她们也存在思想上的认识误区，二元户籍制度带来的差距也是不容忽视，因此社会保障对于这一群体应给予特殊关注。

（五）法律角度（8篇文献）

众多学者在谈到完善女性社会保障的措施时都提到了提到了立法的重要作用，尽管我国在妇女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还不尽完善，但是所取得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各部门行政法规中，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农村社会保障方面都存在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保护措施。但是，学者们也看到了立法中所存在的问题，例如立法的理论研究较为薄弱，法律体系过于单一，基金管理制度不够完善，覆盖面窄，有些法律地方差异大、各自为政等等。完善的立法是完善女性社会保障的重要基础。此外，实践是各法律凑效的重要途径，实践也是最难坚持执行下去，这需要有效的监督和检验，以使关于女性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完善的更加科学。

二、当今女性社会保障研究的可取之处

通过对众多专家学者研究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在女性社会保障的研究方面存在众多的可取之处，值得其他的研究者学习和效仿。

（一）实证研究比较多

一般说来，实证研究更能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更具有说服力，也更具有启发性。具体到某个地区，虽然地方色彩较浓，特殊性比较突出，但是我们在全面了解了有关专家学者对地方女性社会保障的问题的研究以后，能为女性社会保障的总体研究提供更多的方向和有力的佐证，例如在广东、湖南，以及民族研究方向的少数民族的研究等。

（二）关注的女性保障问题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科学

社会热点讨论话题都成为女性社会保障研究的一部分，例如近年热论的同龄退休问题，以及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的女性就业保障问题，研究内容的更为科学。可见，对于女性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逐渐合理和科学。

（三）研究问题的层次越来越高

以前对女性社会保障研究的立足点大多基于女性群体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出现，关注的是女性在社会上所遇到的一些不公平现象，包括经济上，物质上，基本生活保障上的一些问题。现在对女性社会保障的研究开始关注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成才，女性社会价值的体现为主，当然这也是与我们现今的社会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的。

三、女性社会保障研究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一）对女性社会保障理论渊源的研究不够深入，角度不够全面

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发现大部分的学者对女性社会保障的理论工具研究挖掘不够深入。我们研究女性社会保障，必须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作为辅助工具，否则一切研究都是空搭空建，站不住脚。本文认为，女性主义、社会福利理论、社会福利性别化、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等等也是重要的理论研究工具。

（二）论及对策或问题解决措施时，老生常谈居多，鲜有创新

一般而言，对于某个问题的解决对策并不是一尘不变的。在研究女性社会保障问题的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问题也在不断的变化，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老套的对策并不能很好的应对这些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问题。因此，如何根据现实问题，提出及时、有效而富有创新性的解决对策是十分必要的。

（三）对女性保障的专门机构和相关机构的研究较少

我国针对女性设立的专门机构和相关机构是比较多的，譬如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各地方妇女联合会，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各地妇幼保健站等。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机构近三千家。但是目前我国学界对此问题研究还是相对较少的。

四、研究趋势分析

（一）低学历女性对于法律的认识问题

法律有没有是一个问题，会不会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通过有关资料的收集，我们发现我国在保障女性权益上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纵然这些法律并不是十分完备，但是如果加以充分的利用，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现实情况是，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够拿起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有些女性甚至认为，社会这些不公平的待遇，现处的不理想的生活状况是社会由来已久的问题，不必要动用法律武器。因此，如何让更多，甚至是全部的女性懂得并敢于运用法律武器将自己武装起来，需要更多层面更多角度的关注和研究。

（二）农村女性成才问题研究

目前对农村女性成才问题研究的文献比较少。本文认为女性成才问题不仅仅是那些学历较高，受过教育较多的女性的专利。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总体的发展和农村家庭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农村女性也同样面临着成才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农村女性也渴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逐步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当然，这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努力，国家对此方面的政策保障和扶持是重要的方面，不仅能从实际上帮助农村女性成长，也能从观念上引导社会重视农村女性成才问题。这对我国全社会的发展，新农村的逐步进步，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农村孩子成长的家庭环境的改善都有着意义非凡的作用。

（三）女性劳动就业方面的保障研究

现今女性在职场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关注女性就业保障以及生育保障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我国在解决女性劳动就业方面的问题制定了不少的专项政策和相关政策。如何使这些政策发挥其预期的作用需要我们更多的研究。并且，目前在劳动就业方面，女性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如何解决这些不断变化着的新老问题，需要学界更及时而深入的研究。

（四）女性政治参与问题

女性的政治参与问题其实讨论已久。近年来，人们愈加重视女性在政治领域发挥的作用，女性在政治领域的凸显赢得了更多的社会关注，但有些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一问题的。例如我国的，“最年轻女市长”、“80后美女副市长”、“最年轻美女副镇长”频频闪现，走红网络，遭到网友的质疑。撇开年龄问题不论，至少说明部分群众对女性参政议政存在着不合理的质疑。女性政治参与不是新问题，但得到的关注去逐渐增多。对女性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打造一个健康向上的政治环境，有利于社会正视女性政治参与，以给予更多的鼓励。

（五）研究外国的女性社会保障政策，为我国提供有益意见

一些其他国家在女性社会保障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我国肯定和学习的，因此，汲取国外在此方面制定有益政策、制定合适的运行机制以及做出突出成就的经验，有利于我国在女性社会保障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以推动我国女性社会保障迅速发展。

关于女性社会保障的研究趋势，本文只是作一个大概的总结，并未触及到女性社会保障的更多方面。女性社会保障的研究应是多方面多元化多层次的，这需要学界的更多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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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社会学论文篇3

摘要：依据“女性学”理论，探解女大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启迪路径。将性别教育的理念和内容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对女大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

关键词：女性学；女大学生；价值观

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一直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2016年底，在中央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着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要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就要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1］。就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而言，据《中国妇女教育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女大学生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可以说，未来的她们无疑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然而，面对当今社会的复杂变化，各种思潮的激烈碰撞，面对审美看法、学业态度、就业选择、自身安全意识、婚恋价值观等关乎今后人生方向的重要考量，女大学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困惑和彷徨。本文拟从女性学域提出对女大学生价值观问题的探解路径，将性别教育的理念和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女大学生价值观问题的提出

2015年，复旦大学国家网络传播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互联网与当代大学生系列研究报告》。［2］针对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婚恋观展开全面调查，调查数据显示，40.2%的人会关注女大学生是否应该接受被包养这样的道德伦理问题；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报告则显示，59.2%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是可以让自己的人生走捷径……［3］当今中国，恰逢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在急剧社会变革的同时社会问题丛生，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并没有相应带来性别平等情况的改善，相反情况可能不进反退。在很多人都说“在中国男女已经足够平等了”的时候，数据显示却给出人们另一个答案：世界经济论坛的《2016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中国排名第99位，再创新低［4］。这说明当前中国社会的整体氛围对女性来说并不理想：从出生时的“弄瓦”①、非自然选择性别；入学时失学女童增多、未成年人频发；就业时面临的职业性别隔离和性别歧视、职场性骚扰、升迁发展的玻璃天花板；面临婚姻时的剩女难嫁、老公出轨、家庭暴力、离婚贬值……面对如此不乐观的现实状况，女大学生更多的是困惑和手足无措。整容之风盛行、妇女回家的呼声渐起、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越来越有市场，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引导遇到了新的挑战。究其原因，一方面，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我们；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转型发展，各种思潮汇聚、各种诱惑出现、各种欲望涌动，不断制造出新的女性社会问题。鉴于此，针对目前女大学生中一些不正确的价值观问题，需要依据女性学理论来探解这些问题，将性别教育的理念和内容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对女大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女性学①（Women’sStudies），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高校，如今已经成为西方高等教育中的主流学科。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要求男女学生通修的性别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早已经在普通大学开设。而中国的女性学研究起步较晚，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妇女女发展纲要》（2001—2010）规定高校开设女性学课程为重要发展目标。2006年，教育部把女性学专业确定为高校新增专业，并开始招收首届普高本科生②，学位授予门类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同属法学门类，女性学专业正式进入国家教育体制。进入21世纪后，我国很多高校开设了女性学课程，将性别教育贯彻到高校，通过以性别为视角看待身边的人和事，贴近女大学生日常生活与成长成才的实际，为其释疑解惑，对女大学生走入社会后面对择业、婚姻、家庭等问题有很大帮助。为女大学生正确认识自身价值和自身发展提供指导和建议，培养大学生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价值观念和女性独立自主的人格特点，传播先进性别文化。

二、女大学生价值观问题分析

在女性学域探解女大学生价值观问题，将性别教育的理念和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我们要考虑三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培养女大学生的社会性别意识，加强女大学生的社会性别角色意识建构，需要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二是要加强女大学生的性别观教育，需要以马克思关于妇女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三要培养女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需要以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为基础。因此，本文在研究各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社会性别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作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一）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理论，是1976年由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GayleRubin）提出的。“社会性别”在英语中为“gender”，它与“sex”是相对的。Sex指的是与生俱来的男女生物属性，两性存在着性染色体、荷尔蒙、脑结构等纯生理方面的差异，是生理性别，自然存在物；而社会性别是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发展而成的在角色、行为、思想和感情特征等方面的差别，是社会文化在二者生理差异的基础上，对二者行为角色、气质特征以及社会地位和分工等的社会期待，是文化构成物。社会性别一词用来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5］。通俗点说，社会性别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男子气和女人味的社会既定角色模式。比如：男孩和女孩从出生取名的不同；从小喜欢颜色及爱好的不同；成长中性格坚强与柔弱的不同；成年后社会责任的期待不同……所以，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教母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一语中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也就是说，社会性别的男女，是在先天生理基础上由后天的社会文化制度造就的男女，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人为赋予的性别。而这种人为赋予的社会性别差异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正是这种社会文化制度造成的男女性别差异导致了男女不平等。社会性别理论对这种不平等提出挑战，为两性平等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女性主义就是女性寻求自身权利的过程。哲学家尚塔尔•墨菲则用一句话来概括：“对我来说，女性主义就是妇女为平等所进行的斗争。”国内一些女性学研究学者认为，从价值观培养角度出发，男女平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应该涵盖在高校教育之中。通过规范高校性别教育的内容，构建社会性别教育的文化，来化解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的性别困惑。高校可以通过开设“女性学”课程，普及社会性别理论，消除女大学生对女性主义的误解，纠正女大学生性别意识偏差，加强女大学生的社会性别角色意识建构，使她们从“男优女劣”“男主女从”的自卑性别心理中走出，不再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定位为“性别弱势群体”，从平等意识、差异意识、协调意识三个维度去建构包括性别观念、性别角色定位在内的健康的社会性别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应有之义。

（二）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的系统论述女性问题的著作，一般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解放理论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经典作家文章中有关女性问题论述的重要概括和经典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性解放思想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着手，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通过独特的实践道路，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阐明了女性之所以受剥削和受压迫的根源，指出了女性实现解放和发展的道路。为全世界女性解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对性别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深刻强调女性解放的重要性，指出女性解放的前提、基础、条件、内容以及女性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和历史地位。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6］这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争取平等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撑。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对傅立叶“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7］这一观点很是赞同。女性解放既是女性自身的事业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事业。只有女性的解放事业实现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才能实现。而所谓的女性解放，是指女性不再受父权的压迫，首先在经济上独立，进而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能和男性实现平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无疑这将是人类史上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解放事业。

（三）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是指“主体（即受教育者）在外界环境影响下，尤其是在教育的控制下，选择和摄取思想教育信息的一种能动活动。”［8］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作为一种接受客体对接受主体教育内容进行选择和接受的过程，是内化与外化相统一的过程。通过有效的接受，社会和社会群体的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就可以被内化为接受主体的品德思想，并外化为品德行为。”［9］这个接受包括知识层面的接受、信念层面的接受以及行为层面的践行三个维度。那么，在女性学域来开展对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就要求教师对社会上一些性别歧视的现象进行分析，引导女大学生客观地审视生活中出现的性别问题，使她们正确看待不同性别主体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其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从被动接受到主观能动接受，从对自身行为模糊困惑到对人生规划有一个清晰定位，最终达到行为层面的践行———也就是形成科学的性别观，进而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女大学生价值观问题探解路径

在女性学域来开展对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让女大学生接受系统的性别教育，可以使在校女大学生增加对自身生理和心理特点的了解，促进对踏入社会后面临问题的反思，使她们今后在面临一些贴近女大学生日常生活与成长成才的实际，诸如性别角色、交往安全、就业发展、身心健康、恋爱婚姻、分手失恋、离婚权益、家庭暴力等诸多挑战时能够自信从容、处变不惊，豁达面对，冷静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惑。

（一）引导培育女大学生正确的审美观

审美观是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从审美角度对客观事物和现象所进行的价值把握。在现代社会，女性被物化被商品化：女大学生找工作要面容姣好身材高挑；富豪相亲要美女没有性经历；小三儿要年轻貌美才能上位……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获得有利的身体资本，为了在婚姻生活中战胜入侵者，为了逾越现有的身份嫁入豪门改变命运，女性不惜整容、隆胸。如果说三寸金莲是对女性的压迫和践踏，那么隆胸、整容与之又有什么区别？在女性学域来开展对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让他们明白社会上这种扭曲的审美现象是把女性当作商品，是对女性尊严的一种消费，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对女性新的剥削压迫手段和形式。引导他们多读书多思考、多欣赏艺术培养气质，培育他们正确的审美观，懂得心地善良、乐观自信、关爱他人才是真正的美。

（二）引导培育女大学生正确的职业观

职业观是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对职业的态度和追求，是其在职业选择方面的人生态度表现。对女性来说，首先要有自己的职业，经济独立不依附于人，人格才能够独立，获得尊严。现代女性大多接受高等教育，实践证明在智力、能力上并不比男性逊色。但是，在就业市场上女性经常受到各种或显性或隐性的性别歧视，在职业升迁上也仍然存在着无形的“玻璃天花板”压抑。甚至有一度，“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点甚嚣尘上，更有政协委员提议“妇女回家”。女性“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10］25在这些落后传统观念的潜移默化下，在这些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价值偏差的影响下，女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呈现出了功利性、从众性等特点。在女性学域来开展对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和职业生涯规划，使他们明白女性要从他者走向自我，不仅要像恩格斯所说的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更重要的是女性自身要有主体意识，有独立生存的能力，有独立自信的人格，才能打造一个完整的女性自我。

（三）引导培育女大学生正确的婚恋观

婚恋观是人们对恋爱婚姻的态度、看法和行为倾向，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是个体的价值观在婚恋问题上的体现。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新旧观念交替，传统价值观受到西方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使得女大学生的婚恋观趋向开放化和多元化。恋爱对于大学阶段来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如何处理学业和恋爱的冲突，上大学就是为了将来找个好老公吗？如何对待婚前，未婚先孕了怎么办？失恋了是不是人生的天空就塌了？这些跟父母和老师难以启齿的问题令大多数女同学困惑和苦恼。在女性学域来开展对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让大学生了解如何与异性相处，承担起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学会自我保护，尽量减少和避免在恋爱中受伤害；理智对待感情，调整恋爱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问题。处理好恋爱与学业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近年来，在新时代新理念的冲击下，“大叔控”“试婚”“闪婚”这些与婚恋相关的词是屡见不鲜。“钓金龟婿”“傍大款”“包二奶”等现象也是司空见惯。这些现象、观点和争议对当代女大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开设“女性学”课程，让女大学生明白只有自身独立才能获得有尊严的生活，不能依附于他人。正如波伏娃所说:“这条路很危险，因为他一旦踏上这条路，就会被引向被动、迷惘和毁灭，成为他人意志的造物，其超越将会受挫，其各种价值将会被剥夺。”［10］9新的《婚姻法》颁布后更是证明，只有自己双手创造出来的财富才会给自己安全感。比找一个能给自己幸福的人更重要的是，学会给予自己幸福。而经济的独立、生活的独立、思想的独立，则是获得幸福的必备条件。所以，对于女大学生，在学好本领、成就事业的同时，培养正确的恋爱观、金钱观和幸福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塑造女性自身独立的人格，才能成长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青年。

（四）引导培育女大学生的“四自”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总则”中规定：“国家鼓励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现代社会的女大学生而言，自卑、依赖他人，仍然是需要克服改进的弱点。引导培育女大学生的“四自”精神，才能树立科学的性别观，不因为性别而自卑脆弱、怨天尤人，面对性别歧视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不盲从不屈从，善于发现自身性别优势，勇敢树立性别自信；在大学里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和科学技能，提高自身素质，在就业市场上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做到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不需要依靠别人和取悦别人，能够客观地评价自身性别的优劣势，正视性别差异，珍视性别尊严，摒弃社会上的物质拜金的观念，抵制消费和物化女性的行为。培育女大学生的“四自”精神，引导树立科学的性别观和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她们的主体意识，更好地促进女大学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国务院《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2年）指出：“教育工作全面贯彻性别平等原则，高等学校女性学课程普及程度提高……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加强社会性别理论培训，加强妇女理论研究和高等学校女性学学科建设。提高女性学学科等级，鼓励高等学校开设女性学专业或女性学课程，培养女性学专业人才。引导学生树立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11］重视高校的女性学课程建设，通过女性学课程教育来加强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新时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全新命题。

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我们希望依据女性学理论，从女性学域来探解女大学生价值观的培养问题，将性别教育的理念和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通过在高校开设“女性学”课程，帮助女大学生增强自信、摆脱自卑、学会自我保护和保持经济独立、实现自身价值；指导女大学生正确对待异性关系，处理男女两性的矛盾和冲突，对将来走上社会后如何承担好各自的社会角色进行思考；引导女大学生在面对新的女性问题时，秉持科学的立场和应对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她们能够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以自由、独立的女性精神，平衡好事业和家庭的关系，既能够肩负起自身社会责任，又能够实现自身社会价值，从而能够提高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推动社会和谐有序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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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耀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34.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性别教育；生理性别；社会性别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推动下，西方高等教育界迅速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女性学或社会性别学。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主动融入全球化大潮，社会生活各方面开始与国际接轨。尤其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后，西方女性主义各种思潮、“女性学”或“女性与社会性别学”、“性别化的人生”等之类的新学科被迅速传播、介绍到中国。很快，相同的学科也开始在中国一些大学里开设。2005年，由笔者主持在中国农业大学开设了“女性与社会性别学”全校选修课，尝试进行了一种新的、科学的、先进的性别教育。何谓“社会性别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社会性别的学科。那么，又何谓“性别”?从字面来看，就是男性与女性的差别及其表现。有人会说，这难道还需要绞尽脑汁去研究?一看生殖器不就明白是男还是女了吗!是的，男人与女人生理上的差异从外生殖器上看一目了然。然而，男人与女人在社会分工、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行为规范、心理气质等方面的差异恐怕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了，尤其是后者这种差异是怎么形成的?与生理差异是什么关系?怎么看待和评价这种差异?这种差异对女性造成了怎样的后果?男人与女人到底怎样相处才是既和谐又文明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我们平时很少思考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上课时，学生们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的回答。

(1)你认为男女大学生各适合学什么专业?

(2)写出你在恋爱时，对未来配偶的希望，希望他或她应当具备的最重要的三种品质，按顺序排列。

根据收上来的答卷总结分析，关于第一个问题，大部分学生认为：男大学生适合学习理工科类，诸如数学、物理、机械工程、建筑、地质等，以及文科方面偏重理论的哲学、经济学等；女大学生则适合学习文艺类，诸如语言、文学、表演、教育、服装设计等。大部分学生的回答反映了“好象男女学生有某种固定偏好”这个看法，只有极个别的学生回答说“凭个人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专业”。关于第二个问题，大部分女同学对未来配偶的品格要求是：责任感、幽默感、善良；而男学生对未来配偶的品格要求是：温柔、善良、责任感。可见，女性选择男性朋友时，占第一位的重要品质是与社会有着紧密联系的“责任感”；男性选择女性朋友时，占第一位的重要品质是与个人感情有紧密联系的“温柔”。如果倒过来说希望男性温柔、女性富有责任感，恐怕大家不会接受。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倒过来呢?两性气质就必须分化对立吗?这种分化，在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表现，虽然带有明显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的“男尊女卑”、“男优女劣”不再有公开的市场，但“男强女弱”、“男刚女柔”、“男外女内”、“男公女私”、“男主女从”、“男将女兵”、“男才女貌”等．仍存在于人们的认识和心理。许多人认为这种两性差异是正常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很少反思和怀疑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未加反省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女性主义者正是在对传统性别主义即生理决定论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社会性别理论。

男女两性既有生物属性上的差别，也有社会属性上的差别。对于前者人们一般容易理解，因为它是由遗传和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而且永远不会自动改变。而对于后者的认识却复杂得多，它到底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还是由后天的社会因素决定的?分歧较大。古今中外传统的性别主义都认为：女性天生智力和体力都不如男人，决定了两性的关系和地位是男主女从、男尊女卑．女性不能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关系、人格和地位。西方的主流派文化基督教文化就声称：从人类起源看．女人是上帝认为男人“独居不好”，于是用男人亚当的一条肋骨创造出来给男人做伴的。因此，女人天生是男人的一部分和附庸，不是完整的人，应该处于受男役的地位。18世纪西方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提出妇女因为天生体力比男人弱，决定了她们不能独立，只能取悦和从属于男人：“妇女因为体力不如男人，所以应该是软弱的和被动的，从而推论说女人生来就是为了取悦男人，服从男人，所以她的责任就是尽量迎合她的主人，这就是她生存的伟大目的。”中国的传统性别主义也如出一辙，在秦汉问，儒家借用《周易》中的乾坤正位说，把乾与天、阳、男、君、父并列，居上；坤与地、阴、女、臣、子并列，居下。认为乾坤正位、天尊地卑、阳主阴次是宇宙最基本的秩序；若乾坤错位、阴阳颠倒、天翻地覆，必会导致大难。故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是先天注定的，从哲学本体论高度论证了男尊女卑的天然合理性。

在受教育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都鼓吹男优女劣或男智女愚天生论，认为女性天生没有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故应对两性进行分离的扶阳抑阴的性别歧视教育。包括：在教育内容上，只对男子进行正规的学校教育一为其提供将来参加社会工作作准备的各种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而对女子进行非正规的家庭教育一为其提供将来承担家庭角色作准备的遵从女德、取悦男性及操持家务的家政教育；在教育目标和结果上。追求将两性分别塑造成符合传统社会要求的性别角色，即将男性塑造成高贵的、主控的社会角色．将女性塑造成卑弱的、从属于男性的家庭角色。在社会分工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鼓吹生理差异决定男公女私、男外女内。他们认为由于女性的生育本能、体力弱、多愁善感、缺乏理性等决定了其位置在生育、家庭、情感等私人领域；而男人的不生育、强壮、坚强、理智等决定了其位置在政治、军事、科学等公共领域。因此女性应该以家庭为主，男性要以事业为主；女性的天职是母亲，参加社会工作是不务正业，参政更是越位。西方哲学家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康德、卢梭、黑格尔，都一脉相承地认为，女性天生缺乏理性，不适合参政。因为政治领域靠理性运行，女性无此能力；而男人天生有理性，故优越于女人，因此，女人应该服从男性的统治。中国的传统性别主义也认为两性的生理差异决定了最合理的性别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女性尤其不可参政，否则会祸国殃民，倾城倾国：“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商朝的灭亡就是因为“惟妇言是用”，即商纣王太听女人的话。在性格气质方面，中外传统性别主义强调男女的体力差异决定了男刚女柔、男强女弱，男性要坚强、独立、勇敢、进取、积极、主动，女性则应柔弱、依顺、怯懦、保守、消极、被动等。以上传统性别主义对两性的所有规范都是等级制的、不平等的、刻板的，男性在各方面都比女性处于更优越的位置，其所有的价值也被认为高于女性的价值。但它们在千百年来被视为金科玉律而畅行无阻，关键在于其宣扬生理决定论的迷惑性，将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等同于社会差异或社会不平等，也即将两性之间的社会不平等自然化、合理化，甚至科学化。更严重的是其通过家庭、学校教育、社会习俗、社会分工、文艺作品、媒体等各种途径，润物细无声地内化成了人们共同的社会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使得不仅一般的社会观念认为男女的上述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连许多女性也对此认同，将这种不平等视为先天的命定，放弃自我，不思改变。因此，这种生理决定论是阻碍女性解放的最大思想障碍。

20世纪60—70年代，女性主义者通过反省此前的妇女解放运动，认识到要真正实现女性解放，不仅需要争取法律上的男女权益平等，更需要彻底改变传统性别主义文化，以清除女性解放的深层次障碍。她们当时在后现代主义的启发下，认识到传统性别主义是一种本质主义哲学。所谓本质主义哲学就是假设世界、事物预先存在一个无法改变的本质，它是世界的终极基础，万事万物皆源于此，又复归于此，人只要去发现、认识这一本质就是了。而后现代主义认为，事物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先天的、不变的根本性特征或本质，一切都是变动的、不确定的，而且与主体状况相联系，意义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解释中。女性主义者借用这一理论提出也没有什么所谓永恒不变的女性气质，“但是，抽象的概念论今天已经没有市场了，不论是生物学还是社会学都不承认存在着决定某些特性的固定不变本质，而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女人、犹太人或黑人应当具备这些特性。从科学角度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特性都是取决于处境的一种反应。如今之所以不再有女性气质，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不接受永恒的女性气质、黑人的灵魂和犹太人的性格这类观念，并不等于否认犹太人、黑人和女人在今天的存在。”如果说法国女性主义泰斗——波伏娃在上述论述中已经蕴涵了社会性别思想，那么，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鲁宾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性别概念，则标志着社会性别理论的正式形成。其核心观点是：人的性别可分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前者是指男女天生的生物差异，后者则是指由社会性别制度和代表它的性别文化后天建构成的男女之间在群体特征、行为方式、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前者是与生俱来的，恒定不变的；后者则是人为的，是可以重构的。而且前者不必然导致后者，因为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仅仅说明女人不同于男人，而不能证明女人不如男人，因此就应该从属于男人，更不足以形成男女之间如此巨大的社会差异或不平等。故生理不能决定女性的命运，男女的社会性别即上述社会差异或不平等，并非天经地义，是可以通过改变性别文化而改变的。从此，社会性别概念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和批判性别本质主义的有力武器。

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不隶属于经济制度，而是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别制度，这套制度使女性从属于男性。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带有独立性、不平等性的社会性别制度呢?尤其是如何理解它与人类的生物属性、与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二者之间的关系?它为什么长期存在?笔者认为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是社会性别理论能否站住脚的关键。也是说明社会性别理论不同于并先进于其他解释两性差异理论的地方。

首先，女性主义者并不否认生理差异(两性生理差异概括说有染色体、荷尔蒙、内外生殖器、脑结构一一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对两性特征的影响，如男人在体力和身高方面普遍强于、高于女人，女人要生育、哺乳等，导致了男主外女主内、男刚女柔等差异，但男女天生并没有性别认同。据心理学家研究，人类大概三岁左右时才有自我意识、性别意识，所以男女更多地是在成长过程通过接受社会文化习俗而性别化的。在这方面，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通过自己在三个原始部落长期深入的考察研究提供了实证案例。这三个原始部落虽然相隔不远，都坐落在方圆100英里以内，但男女的特征、作用、性别规范、行为方式却随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迥异。在第一个部落阿拉佩什人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方式都是传统的“女性化的”——无论男女都顺从、合作，易于为他人的需求服务，性要求也都不强烈；在第二个部落蒙杜古马人中，男女两性的行为方式都是男性化的——无论男女都残忍暴戾，旺盛，即便女性之间也充满了猜忌与敌意；而最令人倍感意外的是第三个部落德昌布利人，尽管是男女有别，却呈现一种完全与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相悖的两性状态：女性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从事捕鱼、编织，旺盛，在性活动中主动；男性则依赖性强，关心的是他们的精美服饰，漂亮面具，易于情绪紧张，多愁善感。米德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惯常定义的男女性别都是社会文化所致。一个新生儿可以稳定、自然地发展为女性特征的阿拉佩什人，也可以发展为男性特征的蒙杜古马人，也可以发展为性别特征与我们社会文化标准截然相反的德昌布利人，这足以说明，社会性别并不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人类的生理性别中蕴藏着导致不同社会性别的潜能，只是一个文化一旦将性别差异“理想范式”标准化，规定为每个成员必须遵守的刻板模式，我们习以为常的男女性别差异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试想，我们每个人一出生，生理性别固定下来后，家庭、社会就会按照既定的范式来塑造我们的社会性别：对男孩女孩在名字、服饰、玩具、行为举止、家庭分工、活动范围、未来期望等方面要求很不同，这样，男女潜能中一部分受到鼓励，另一部分受到压抑，自由选择权利就被剥夺了。关于两性气质差异并非生理差异决定的例子还很多，如，有学者对单身父亲的角色进行研究发现，那些离婚或丧偶并带着13岁以下孩子的父亲们，由于处于照顾者的位置上，他们在照顾他人和做家长的技巧方面与母亲非常相似，并与那些很少照顾孩子的父亲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虽然由于生理原因男人不能生孩子，但却可以照料孩子，在家庭里抚养孩子并非母亲的天职。还有，在肯尼亚的某一部落中，男孩和女孩会分配完全不同的家务，男孩做重活，女孩照顾弟弟妹妹。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女孩的家庭来说，稍大的男孩也被分配照顾弟弟妹妹，这些被分配做女性工作的男孩会变得较少攻击性，并更依赖其他男孩。以上例子说明并非生理因素塑造了两性气质，而是社会角色本身塑造了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性情和行为。

其次，女性主义者也承认对男女两性进行社会角色、性格气质等分类并训练有利于实现社会的高效率管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分工，从经济上看也具有优势互补和规模效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规模经济不是婚姻出现的主要原因，但是从经济角度看，男女结合往往具有不同专业化的优势组合，甚至在知识、能力、收入等方面差别很大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姻的形式可以使自身及双方的收益达到最大，他认为这是婚姻存在的真正理由。尽管如此，女性主义者仍然指出，这种劳动性别分工、两性刻板气质塑造阻碍了两性尤其是女性的自由发展。是一种片面的发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将女性降为一种次等地位，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尽管有效率但却不公平、不文明。

再次，女性主义者也大都同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体现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即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两性的关系，不能离开经济发展水平追求某些抽象的正义原则、超前地提出妇女解放。但是，她们同时也指出：私有制的废除、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完全保障实现男女平等，因为在经济制度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社会性别制度存在，即男权制度的存在。例如，在现代社会里，仍有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两性不平等现象。如亚洲的韩国、日本，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性别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包二奶现象等。

女性社会学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性别教育女大学生心理健康

一、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理论基础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性别社会学与女性主义快速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们从社会性别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将社会性别作为不同于生理性别的视角来考查人类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致力于消除、减缓因社会性别而造成的社会分化与矛盾。社会性别学与女性主义的日益成熟，使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笔者提供了基本概念术语。性别角色、性别社会化、性别认同、性别分工、性别发展、性别歧视、职业性别隔离等等，这些概念在性别社会学中都具有较完善的定义，它们和人生哲学中的理想、人生价值、自由、幸福及励志话语中的人生定位、适应、素质、成功等概念，一起构成了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的概念体系。其次，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性别角色理论、性别差异理论，自由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后女性主义、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等理论为课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支撑与现成命题。再次，社会性别视角下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于大量的社会事实与具体案例，这为课程提供了大量素材。将之纳入课程的内容范围之内，可使课程展现出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与理论空间。

二、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内容

社会性别教育中，首先应该明确男女两性不平等，社会性别机制不合理。这种不平等状态是“非自然的，即并不是建立在生理上的，而是由社会构建的”，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在此大前提下，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大致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阐明至今为止的社会性别文化和社会性别规范及两性的社会性差异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两性不平等状况的了解，寻找这种差异的历史性成因及男权的形成机制，可帮助女生理解性别社会及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的文化与制度基础。

（二）展示并分析当下社会的显性与隐性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这种不平等既体现在就业、收入、政治权力、教育、婚姻、家庭等显而易见的方面，也体现在语言、文学艺术、民俗、时尚文化、消费方式等隐性的方面。

（三）说明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对个人就业及人生发展的诸多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为个体外部的社会，也体现为个体内部的个性、思想。要从女性性别的角度，指导女生就业与生活，帮助女生设计人生策略、调适社会行为，培养女生独立性、个性全面发展的人格，指明实践自身价值与女性价值的关系。

三、开展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帮助女生建立起社会性别意识。作为社会适应指导与人生关怀性质的课程，应放弃较为激进的女性性别意识观点，选择较温和与平衡的观点，强调策略性与调适性，而不鼓励以激进的姿态与普通男权及社会性制度习俗对抗。

（二）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教育、人生教育与就业培训相结合的励志型课程。课程的目的是使女生获得合理的自我认识和清醒的社会认识，强调女性的知性、尊严与力量，为女生的发展提供关怀与帮助，促进女生社会适应和自我发展，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的性别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这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深入分析性别社会学及女性主义的成果，审慎选择其中的内容，并采取稳妥的表述策略，而不是采取应付的态度敷衍了事，置之不理。

四、高校女生接受社会性别教育的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不合理的社会性别文化与社会性别规范的影响，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存在着偏差，使得女性在社会规则、文化习俗和自己内在人格的多重束缚下，人生策略、价值取向和发展潜能受到极大束缚，失去了本来可能的更大的自由度、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更自主的幸福。作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且即将走上社会就业的女大学生，在面临社会角色、社会地位转化之前，系统地认识社会性别的显性和隐性不平等状况及其产生的机制和文化根源，将有助于她们建立起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明确适合自己性别的发展方向，为以后获得两性间完美生活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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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社会学论文篇6

1985年，美国文学批评家埃莱娜·肖瓦尔特(ElaineShowalter)在为文集《女性主义新批评：关于妇女、文学与理论》(TheNewFeministCriticism:EssaysonWomen,LiteratureandTheory)所作的序言《女性主义批评的革命》(Introduction:TheFeministCriticalRevolution)中承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女性主义批评家、黑人批评家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之间正在相互靠拢。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在80年代的气氛中，他／她们代表着先锋派的方向以及拥有共同的敌人，即那些力陈返回‘基本要素’和‘经典作品’的人们，那些信守传统的经典书目、指责新兴的理论学说和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带来了所谓的‘危机’的人们。”[1](P141)可以这样说，女性主义文论是与当代诸多哲学社会思潮相互纠缠着共同步入后现代语境的。无论在时空还是逻辑指向上，它们之间均具有同一性。因此，不少学者将女性主义文论视为以颠覆与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

笔者认为，鉴于有关后现代社会特征与文化内涵的认识尚未形成公论，机械地将女性主义圈定于后现代范畴之内或剔除于外，本身并无太大的意义。关键在于通过分析甄别，界定其各自的主导特征。根据对后现代文化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笔者认为，在与后现代哲学社会思潮的碰撞中，女性主义确实充分借鉴了其理论观点与方法论为自己的性别政治与诗学立场服务，然而，这一契合并不能掩盖两者之间难以弥合的本质差异。如果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或者用后现代主义来改造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都将面临被解构的危险。

中国学者包亚明在《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之《后现代景观》卷的序言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现代诸多流派之间产生契合的内在原因。他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思潮等在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本质相似在于，它们都希望消灭现存的统治——服从秩序，反叛以心灵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宗主与臣属、男性与女性等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二元对立结构，“而现代性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无疑一直倾向于支持对臣属、女性的压迫，尤其是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大写的‘人’字直接掩盖了宗主与臣属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暗中支持宗主对臣属、男性对女性的统治。”[2](P4)故而，“以攻击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二分法思维模式为目标的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会对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产生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它们因为共同怀疑现代性、现代政治、现代哲学的傲慢与可疑的主张而一下子成为了同路人。”[2](P4)后现代思潮不仅因颠覆二元对立等级结构而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它对多元性、边缘性与异质性的强调，同样在被边缘化，被排斥在理性、真理和客观性声音之外的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之与后现代文化并非是单向度的先“拿来”、后接受的被动关系。女性主义由于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进行了激进反叛，同样有助于解构对于男性、女性范畴，甚至对于人的概念的本质主义认识，模糊甚至否定二元等级对立关系，揭露历史文化价值的人为性质。它不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抗拒性阅读、对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对建构女性美学甚至女性话语的探索，为后现代文化提供了大量变化、断裂、矛盾的个例，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理论成果，充实与印证了后现代文化理论。因此，女性主义文论亦有力地促进了后现代文化的纵深发展。J.F.麦卡乃尔在《思考拉康：批评和文化无意识》中认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所有被视为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从而表明被视为或称为自然的东西实际上是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3](P511-512)女性主义和其他文论流派一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语言本体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构分析等理论学说来理解和解释男性与女性文学创作，参与营构了20世纪西方文论的批判特征。

这一特点，在擅长抽象思辨的法国女性主义学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美、英等国的批评家曾经注重文本批评实践而轻视理论话语建构。在她们的心目中，理论本来就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将女性主义理论化，无疑有被父权文化同化与收编的危险。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论的深入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总结批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使女性主义诗学话语足以与男性话语相抗衡的必要性，于是促成了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院化。在这过程中，法国学者的理论在美英各国的传播与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理论成果的多元吸纳使女性主义文论如虎添翼。解构主义拆解文化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思想，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罗兰－巴特社会语言观和福柯权力——话语学说的吸收，使女性主义学者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这两种微观与宏观的批评形式综合为一体，从语言的层面揭示权力在历史文化的深层运作的机制，并着力探索表达女性的历史经验、情感与欲望特征的文学语言，以及适用于解释妇女的文化困境，评价妇女写作中独特的意象、隐喻、象征、暗示、风格、文体等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在对各种批评流派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英国的朱丽叶·米歇尔(JulietMitche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玛丽·伊格尔顿(MaryEagleton)，美国的盖尔·卢宾(GayleRubin)、埃莱娜·肖瓦尔特、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Gilbert)、苏珊·古芭(SusanGubar)、佳·C.斯皮瓦克，挪威的陶丽·莫依(TorilMoi)，法国的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露丝·伊丽加莱(LuceIrigaray)、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等，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她（他）们“卷入……文本间的联系、政治历史与社会文化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想、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4](P211)之中，探讨性别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经验中或明或暗的投影。“正是这种自觉的卷入，引导着女性主义批评与当今处于中心的理论话语接轨，并进而预示着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5](P20)

然而，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如美国哲学家南希·弗雷泽(NancyFraser)和琳达·尼科尔森(LindaNicholson)所认为的那样，是“各自独立地”“在一个共同的领域之内”“工作”着[6](P6)。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在《论解构》(OnDeconstruction)一书中，曾将许多女性主义论著放在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下进行了讨论，但在该书《导论》的结尾部分，他又说：“如果将当代批评描述为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间的一场争斗，那么对女性主义批评就未必恰当。女性主义批评比其他任何批评理论对文学标准的影响都大，它也许是现代批评理论中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势力。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是后结构主义者（反之亦然），但女性主义批评不是后结构主义，特别是如果将后结构主义定义为结构主义的反面的话。充分地讨论女性主义批评，需要一个不同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后结构主义只是结果而不是前提。”[7](P20)

那么，讨论女性主义所需的不同框架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要回答该问题，必须追本溯源，回到女性主义文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源头进行考察。正如埃莱娜·肖瓦尔特所说：“女性主义批评是妇女运动的‘女儿’之一”[8](P137)，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延伸，女性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特色，应该是其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乃至最终改造社会的实践宗旨。而这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化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它们最根本的分歧。

女性主义文论因源于轰轰烈烈的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始终保有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建立在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建构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而要建构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两性之间的尊重、沟通与互补是必须的，这一切都有赖于相对稳定的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与身份。而后现代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者站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哲学立场，反对将人性作抽象化理解，认为其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随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产生很大的差异。于是，他们着力解构概括人类历史发展共同规律的宏大理论，否定关于男女性别的僵化二分，否定男性压迫女性这一抽象前提，认为这实则也落入了宏大叙事的圈套。总之，后现代主义以对稳定本质的消解，体现出反人本主义的倾向。尤其在解构主义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因为它声称一切事物都可以置于解构主义摧毁性的注视之下，只除了它自身。而这一将自身视为总策略、可以超越于历史具体性之上的逻辑，却与它解构权威的观点相矛盾。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解构主义最终会解构自身，遗下一个不存在任何价值与意义的世界。可是，对女性主义来说，一旦女性的范畴与身份失去了明确的意义与限定，客观后果必然是，女性在刚刚成为谋求自身权利的主体时，就被剥夺了在普遍人性中存在的权利。所以有人尖锐地质问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9](P45-46)同理，否定性别压迫的历史前提，无疑等于否定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格局和女性主义存在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为基石的女性主义不是停留于专业哲学圈子内部的论争，而是一种崇尚意义与价值的坚定的人本主义。

尽管女性主义内部对是否存在确定的女性本质以及女性心理与生理是否存在内在关联等问题仍然意见不一，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承认相对稳定的女性范畴的存在。这样，女性主义与哲学化的、相对主义的后现论的内在对立就是必然的。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和纯理论色彩无疑会消解女性主义存在的合理依据。举个简单的例子，以后现代的立场来看，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瓦的著作《第二性》因以传统的两性划分及两性观念为基础而具有本质主义的嫌疑，但否定了当代女权运动之母波伏瓦，无疑等于否定了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这就无怪理论界因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政治实践性的解构，而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又是后现代主义者，即“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10](P138)

其次，后现代主义游离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纯学理倾向，也受到女性主义学者的激烈批评。她们认为，后现论将话语视为一切权力的基础，从话语的角度揭露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奥秘与运作机制，无疑对父权制具有釜底抽薪的颠覆意义。然而，过度停留于对语言的玩味与虚构，却会忽视真实的身体和现实的性，以及它们造成和体现的经济、政治与观念的压迫。例如家庭暴力和性暴力，都是真实存在于两性关系之中的性政治表现形式，不是理论，亦不是话语。如果一味坚持话语才是权力，易于走向乌托邦式地穷究学理，而回避现实生活中性政治的严峻性，丧失与真实的暴力作斗争的思想动力。就文论而言，女性主义必须避免陷入消解使命感的纯学理式、贵族化的理论游戏当中，而要坚持将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相联，将文本视作菲勒斯中心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域，以抗拒性的姿态与形式，甄别、剔除文本中隐含的霸权意识，寻求反思历史、改造文化、矫正价值理想、改善社会生活，建立更为健康和谐的性别文化的可能性。因此，正如女性主义的名言所指出的：“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性主义学者往往对自身的性别生活高度敏感，注重个人生活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努力让细碎生活成为学术理论的源头活水，使学术与日常生活处于往复互动之中。

对后现代主义拘泥于狭隘的理论探讨，轻视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性的倾向，美国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Bordo)如是说：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决定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在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她因此呼吁，女性主义不能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消解主体，反倒更应加强对现实的斗争策略的研究。[11]中国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构（消解）了主体，否定或摧毁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任何积极的行动机构的可能性。而离开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历史和性别的主体，就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意识，也不会有什么女性主义的政治。”[12](P132)

第三，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然而，被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认为不合法的一些属于宏大叙事的社会理论，比如说启蒙主义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等等，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故而，女性主义决不可盲目拒绝，因噎废食。即便是对后现代主义抱乐观态度的南希·弗雷泽与琳达·尼科尔森也承认：“对于像男性统治这样无所不在又呈现出多种形态的现象，仅仅使用他们将我们囿于其中的那点贫乏的批判资源是难以把握的”。“它（指女性主义——作者注）在最低限度上需要多种有关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变迁的大型话语：有关宏观结构和体制的实证与社会理论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学的互动分析；有关文化生产的批判的和系统的分析；具有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性别政治学……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13](P136)

事实上，女性主义因“默认了一些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本质主义的假设”[13](P138)）而成为一种准“元叙事”。尽管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一元化的主体观念分崩离析的趋势下，在碎片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为了使理论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与兼容性，女性主义文论不断在进行着自身的调整与修正，更加关注多元的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因而出现了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同性爱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与群体的文学研究模式，但部分清醒的女性主义学者又深知，过于强调身份的不确定性，将使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与立足点，变成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失去焦点，因而也就失去了意义的东西。女性主义文论本来源于改造社会与文化的政治需要，只要父权制结构还是一个客观存在，只要扭曲妇女形象、对女作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作用视而不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依然存在，无论是对传统妇女形象的批评还是对妇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话语实践就是必不可少的。过于强调社会身份的复杂变动性，有可能导致社会性别身份淹没在这种复杂变动之中，而使女性主义文论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点。所以，美国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StandfordFriedman)提醒说，从现实的政治策略出发，现在要求女性主义同各种各样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结合得天衣无缝还为时尚早。面面俱到将难免会冲淡女性主义的分析效果，还有可能会将妇女生活的特点束之高阁而忘得一干二净。她提出：“一方面是对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注重，那是妇女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所依靠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仔细研究社会身份的多重基体(multiplematrics)，性别只是它的很多个坐标轴当中的一个。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一方面是要使自己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组有力的、响亮的而又与众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继续担负起创立社会身份和主体性研究的新的、更加复杂的疆界说的领导作用，这种新的疆界说一定会在即将来临的下一世纪的灵活多变的研究领域中诞生。”[8](P437)另一位批评家南希·哈特萨克(NancyHartsock)也在《福柯论权力，为女人服务的理论？》中强调，只有将女性视为一个社会群体，女性主义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分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将导致女性主义自身的毁灭。解构“女性”观，无异于颠覆女性主义政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