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世界经济篇1

【正文】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到的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展望“”版权所有

当前的世界经济篇2

新世纪伊始，世界经济虽然经历过一次短暂而轻微的衰退，但是从2003年开始全面复苏，迄今已经持续了四年，预计2007年将延续增长态势，只是增速有所减缓。根据imf统计，2001-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4%、3.0%、4.0%、5.3%、4.8%、5.1%和4.9%(2006和2007年为预测数)。这就是说，2003--2007年世界经济5年累计增幅将达24.1%，年均增速为4.82%，超过了1996-2000年5年累计22.7%的增幅和4.54%的年均递速，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近三十多年中最好的增长期，其中2004和2006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5.3%和5.1%，是继1976年增长5.2%之后出现的最近三十年两个增幅超过5%的年份。

与此同时，从2002年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到2005年imf总裁拉脱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全球失衡”(globalimbalance)的概念，这已成为当前被普遍关注的世界经济重大热点。国际和国内的权威经济机构及经济学家一再呼吁和警告要关注和重视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譬如，2005年10月16日第七届20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不断扩大的全球失衡及其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膨胀将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的脆弱性；imf2006年4月的春季例会的议题就是“全球贸易不平衡”。

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的运行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同时期的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不平衡的循环积累严重化和风险化便是失衡，就可能危及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而当前“全球失衡”的集中表现，拉脱强调的是全球贸易失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强调许多国家对美国市场出口的“持续性依赖”，实质是一回事。我国国内有学者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集中依靠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但美中经济同时存在内部失衡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全球的经济金融结构失衡。

综言之，当前“全球失衡”是指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失衡，进而导致“利害关系者”(stakeholder)的经常项目失衡，存在引发全球性后果的危险。具体地说，是美国贸易和经常项目的巨额“双赤字”和少数经济体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过多”并存，后者成为平衡美国经常项目窟窿的主要资金来源地。问题在于，这种脆弱的平衡能够维持多久?一旦维持不下去将会招致什么样的全球性后果?曾担任过重要官方要职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伯指出，“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高达6600亿美元，而2000和2003年这个数字分别为4740亿美元和5310亿美元。这些赤字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许多人认为这些赤字不可持续，必须降下来。如果不能通过审慎的办法将这些赤字降下来，这些赤字将使美元暴跌并有可能引发世界性衰退。”(库伯说的是其他人而不是他本人的观点)德国六大经济研究所在《2006年秋季世界经济与德国经济形势》的专家咨询报告中指出：“在过去15年里，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到2006年可能接近8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5%。与此相对应，石油输出国、中国、日本和德国等拥有较大的盈余。持续增长的经常账户赤字是美国国际债务剧增，截至2005年底其债务余额达到2.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21%。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巨额赤字是不可持续的，这是世界经济的最大风险之一。”

二、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与“全球失衡”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全球失衡总是与世界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变化相生相伴，总是与世界首强之国的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密切相联。换言之，没有美国地位及其与其他大国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就没有全球失衡，而没有全球失衡就没有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当前“全球失衡”，从根本上说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加快发展和不断深入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世界经济结构巨大而深刻变化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首先是发展中与转轨中大国的)本土经济国际化三股潮流时空交汇互动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进程带来的是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世界经济第一次得以真正地按照“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市场化”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来运行和发展了。这主要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发生的那场世界格局变化推动的结果。原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大国，如中国、越南、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等先后确立了市场化、开放化和国际化的基本国策，扩大市场和产业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主动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其中，一系列中东欧国家还加入了欧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空前紧密而深化了。

第二，信息技术产业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革命性地改变和创新了全球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空间、方式和形式，跨国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而效率及可遥控性大幅度提高，跨国公司地位和作用空前凸现，推动和加快了国际产业的重组和转移，深化和创新了国际分工格局，世界进入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以工业化支撑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三，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尤其是发展中大国、转轨经济大国和资源丰腴大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整体上增强了世界经济的耐冲击能力，从2003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始终伴随着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的飙升和剧烈波动，但增势未衰而持续走强。另一方面，它也加剧了各国和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而不平衡发展的循环积累必然导致上面提及的“全球失衡”现象。

但是，与历史上的失衡相比，当前“全球失衡”有新的特点，矫正失衡必须走出新路径。

二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曾发生过两次严重的“全球失衡”。

第一次在上世纪70年代。最初是美元危机频繁，导致以美元与黄金、其它国家货币与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为基本特征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这促成了欧共体／欧盟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一条从货币合作到货币一体化的成功之路，孕生出了世界经济格局由美国“一柱擎天”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历史转折性变化，以及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由“美元独霸”到“(美元、欧元)双元争雄”格局的演化。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源因此而扩大拓宽了。随后，1973／74年和1978／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宣告了廉价石油时代结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也结束了增长的黄金时代，陷入长达十年之久的“滞胀危机”。opec取得了国际油价升降的主导权，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进一步扩充。但是，美国不是失衡的净受损者，“石油美元”回流使美元地位很快重新得以恢复。

第二次“全球失衡”发生在80年代中期，突出表现为日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先是压日本“自动限制出口”和“出口有序安排”，继而1985年9月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急剧升值。“亚洲四小”尤其是其中的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利用日元升值和日本推进东亚“雁行”战略的机遇，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吸引日本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变成为日本对美的加工出口贸易生产基地，实现了经济腾飞，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提升了分工地位，世界经济增长面进一步扩大了。

而当前“全球失衡”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第一，与前两次失衡相伴随的是美国全球地位的相对下降，而当前“全球失衡”则是美国超级大国和全球经济“火车头”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和增强(不考虑“9.11”袭击后美国“反恐”战略失误导致的国际形象等“软实力”的下降)。美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新经济”，提升了引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地位和能力。欧元问世后，无论兑美元汇率是升是降，还没有能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世界基础货币地位和作用，比如全球国际收支盈余构成1999年时美元、欧洲货币和日元比重为71%、17.9%和6.4%，到2005年时变成为66.4%、24.3%和3.7%，变化不是太大。

第二，当前的“全球失衡”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本土经济国际化的条件下，世界主要经济体比较优势更加充分发挥的结果。比如，美国的科技和产业、美元和金融市场的优势，使之成为世界吸纳fdi最多的发达国家，从居民私人消费、政府公共支出和企业跨国经营都能借贷和举债运行。欧盟以其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势在全球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上拥有极大的话语权。opec和资源丰腴国家把世界推进了“能源和资源优势时代”。中国劳动资源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加土地和税收政策优惠，吸引fdi而成为全球制造业加工贸易基地(世界加工工厂)，创造就业和保持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以致了世界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趋势。印度以其智力人才优势在it软件出口和承接服务业外包领域独树一帜(世界办公室)，等等。当今世界经济真正进入了一个增长动力多元化的时代。

第三，当前的“全球失衡”与过去的失衡相比。具有更长久的可延续性，“利害关系者”具有了更大程度的可承受能力和可以接受性。

美国巨额“双赤字”久已存在，但并未影响其经济持续增长和技术创新，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规模持续扩大，其占gdp的比重1984年达到3.4%，到2004年上升到5.7%。据imf统计，2005年全球经常账户逆差1.2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以8050亿美元的逆差独占了64.4%的比重。但是，美国窟窿的填补者前赴后继，源源不断。继“石油美元”和欧洲资本之后，近年来亚洲经济体成为主要的填补者。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0-2004年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库券由603亿美元增加到1938亿美元，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到8189亿美元，其中300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库券。这与亚洲与美国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密切相联。从中美双边贸易看，中国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地，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国对美出口1653.8亿美元，占全部出口额的21.2%，对美贸易顺差1162.4亿美元，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93%。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最大的贸易逆差生成国，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2016亿美元，占其7670亿美元贸易逆差总额的26%。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但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比重仅略高于5%。购买美国金融资产是缓冲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保值的不得已的痛苦选择。中国贸易出口和顺差对过度集中和依赖于美国，而美国对华进出口差额过大，确实是严重失衡，且面临美元大幅贬值的巨大风险。

再从亚太多边贸易看，进入新世纪“东亚经济体—中国—美国”的新“三角贸易”替代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东亚经济体—美国”的旧“三角贸易”。这反映在中国贸易伙伴结构上，中国前十位的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香港(转口贸易基地)、日本、东盟、韩国、台湾省、加拿大、俄罗斯和印度，美欧占近四成，也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前十位的进口来源地势日本、欧盟、韩国、东盟、台湾省、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沙特和巴西，主要贸易逆差来源于台湾省、韩国、日本和东盟以及资源产品输出国安哥拉、沙特、伊朗和巴西。美国仍然扮演东亚第一大出口市场的角色，但中国与日本和东亚经济体转换了角色。日本和东亚经济体变换了向美国直接出口最终产品的路径，变为向中国出口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和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再出口到美国。日本和东亚经济体作为中国制造业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提供者，拉长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并与中国共享了对美出口和fdi流入持续增长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双赢和多赢格局。其中，包括美欧国家制造业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环节向中国转移、与中国廉价优质劳动力资源和规模经济优势“联姻”的利益。此外，还包括能源和资源输出国因中国持续高速增长拉动需求增长导致的溢价利益。据imf统计，1999--2003年间全球增加的石油消费需求中有35%是中国和印度消费拉动的，而中国是“大头”。近年来，这一发展趋势从日用消费品、家电产品领域向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领域延伸，中国制造业规模迅猛扩张并成长为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据总部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统计的数据，在过去十年间，全球制造业产出提高了34%(57720亿美元增加到77470亿美元)，其中，美国稳定保持了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有的份额(略超过20%)，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制造业大国，产出增长了12.6%，但因其增速慢于全球总体增速，其全球份额由21.1%降至17.7%，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了156%(从2424亿美元增长到6197亿美元)，其全球份额从4.2%上升到8%，从全球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2004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主要构成。

但是，中国对美贸易出口包含了相当大比重的东亚经济体对美出口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转移。截至2005年底，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累计额510.89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利用fdi总额6624亿美元的8.2%；2004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收入750亿美元，当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802亿美元，两项相抵中国实际所得为52亿美元。这是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中国是逆差大国，美国是全球顺差冠军。截至2006年9月，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和贸易j顷差的比重分别达到57.85%和的52.1%；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为52.4%，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主体，加工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导形式。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入世5年来，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年均13%和20%，200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的综合贡献率即达15%qd。国际机构称中国为继美国后的全球经济第二引擎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抑制甚至逆转了国际市场多年来工业制成品价格上涨和资源产品下跌的走势。据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计，1996-2003年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累计6087亿美元，同期来自中国的价廉物美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开支为6000多亿美元，同时还大大降低了美国制造商的零部件生产成本。中国还从“流汗经济”积累的官方储备中拿出相当部分来购买美国国库券回馈美国，支撑美国的“举债经济”。这是中美处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国际分工不同地位所决定的，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支配劳动、要素稀缺度决定收益分配规则的体现和实现，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视角看，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基于不同资源禀赋优势的合理选择，由于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很难界定谁赢谁亏。相反，各有所需、互有所求，虽不平衡，但互补互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持续和能接受的。

三、调整世界经济结构与矫正“全球失衡”

当前的世界经济篇3

去年9月，雷曼兄弟银行，由此掀起的金融海啸席卷华尔街，也让整个世界笼罩在金融危机阴霾之下。一年过去，经济复苏的萌芽初现，各国股市也似乎苦尽甘来。

这会是通向经济复苏坦途的开始，还是新风暴来临的短暂黎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周年及以后危机时代金融格局重建为主题的匹兹堡G20到来之际，《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了多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按照他们的判断以及一些权威机构和人士的报告，做出如下的猜想。

悬疑之一：世界是否已走出危机

答案：是的，尽管根基并不稳固。

该怎么形容这次危机?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口吻，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话说，这是“百年一遇”的挑战；而《纽约时报》的报道，则将其定为“大衰退”。

尽管措辞有异，但各界普遍有一点共识：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一年过去了，世界走出危机了吗?

政治家们出言谨慎，一些经济学家则警告挑战，但从当前的经济走势看，最严峻的挑战已经过去，世界经济应该已经走出危机。

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在发给本刊记者的最新报告中认为：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尽管能否可持续存在疑问。

看世界经济，最主要的观察点，一是美国经济，二是中国经济。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用布兰查德的话说，“美国不仅是危机的源头，也在世界经济复苏中扮演中心角色。”

对美国经济走势，最具权威的无疑是美联储的报告。在8月中旬的决策例会上，美联储认为：美国经济下滑已经终止，经济下行风险正在变小。可作为例证的是，消费开支正处于趋稳进程中，一些地区的住房市场状况则稳中有升。美联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经济衰退正在结束。

这一结论是在8月份做出的，而随后公布的诸如住房市场、工厂订货等一系列新数据更印证了美联储的乐观。另外，按照美联储的判断，美国经济将在今年下半年恢复增长。因此，如果美联储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就完全可以说，美国经济衰退目前已经结束。

从中国来看，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9％。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就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已经开始恢复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带领全球经济复苏”。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对记者说，在当前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已率先复苏，而且，与以往经济复苏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正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火车头。

但即便真走出危机，也并不意味着坦途的来临。以美国经济为例，美联储就警告，至少在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复苏力度疲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穆迪经济学家网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对本刊记者表示，按照他的判断，美国经济的复苏是缓慢的，一方面是美国住房市场和汽车市场仍旧疲软，二是金融体系的困难限制了贷款。

但到2011年，由于这些不利因素开始消失，而且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改善促进了美国出口，美国经济将会出现快速增长。或许，到那时，人们才可以放心地说，世界经济已彻底从危机中走出。

悬疑之二：危机还会爆发吗

答案：肯定会的，这是规律。

危机让世界痛定思痛，G20在匹兹堡召开的第三次国际金融峰会，就应对危机的举措进行了商讨。按照外界的普遍的看法，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进行深刻改革，以防范类似危机的再次发生。

但危机就不会再发生吗?

可能性似乎很低。在伯格斯滕看来，当前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复苏可持续性的问题，处理不慎，世界经济都将面临“第二次衰退”，即有陷入“W”型走势的可能。

他说：“因此，当前一个微妙的问题是，能否从政府刺激经济的经济复苏转变成由私人需求和投资推动的可持续性增长，我认为这将是未来一年的重要事件。如果这一问题能处理好，复苏将会继续；如果没有处理好，我们可能将面临第二次经济下滑，再度面临衰退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莱尼就认为，现在美国经济就处于反弹的顶点，但一条腿却又已然滑了下去，换言之，美国经济已经出现“W”型的征兆。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经济复苏就是一个巨大的“W”型。当前危机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重复“W”型走势也未尝没有可能性。

按照“格老”格林斯潘的看法，金融危机仍将会重演，只是和上次不大一样。

为什么?“因为它们(金融危机)各种各样，但都有一个基本的根源，”他在不久前一次谈话中说，“那就是人类的本性，当人们处于长期的繁荣之中时，我们自然会认为繁荣会继续下去。”

以这次危机为例，根源是美国楼市泡沫，而房地产泡沫则是美国人过于贪婪，击鼓传花般购买了力所不及的住房。最后，房地产泡沫破裂，美国乃至世界陷入危机。

危机总会隔一段时间发生，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但正所谓“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至少在短时间内，至少在美国，新的金融危机将可能不会再由房地产泡沫引起。

但在其他地区，情况会怎么样呢?在中国，房市正热火朝天，并成为推动经济复苏的一个主要动力。但这会不会成为危机的源头?

曾多次被邀进白宫会商经济的赞迪对本刊记者表示，一些国家或许应该警惕市场的房价走势，具体到中国，房价增长是正常的，但过快增长就可能是危机的隐患。“正当的房价增长幅度应该和居民收入幅度相一致。假如房价增长复苏快于居民收入，那么房价将变得无法承受。”他说。

他强调：“在美国，房价的正当增幅大约一年在4％左右，在中国，房价增幅可能要快一点，但也只能是仅仅快一点而已。”

悬疑之三：主要国家经济转型会成功吗

答案：难说，存在着种种阻力。

尽管仍有争议，但相当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当前金融危机如此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经济存在失衡。

而世界经济要可持续地复苏，就必须解决当前失衡的问题。按照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的话说，必须实现“精确的平衡”，各国都需在内需和出口方面进行调整。

最关键的两个国家依然是美国和中国。对美国来说，由于个人消费出现下降，而消费是美国经济推动的主动力，作为一个替代措施，美国必须努力增加出口。

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来说，美国内需下滑，出口美国商品将势必会下降，因此要促进经济发展，就必须扩大内需。

布兰查德就指出，中国的出口驱动模式非常成功，但从长远来看，中国要降低储蓄、增强内需，就必须建立更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便利居民获得信贷的渠道，同时提高企业治理水平。

在不久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就转型问题达成共识：美国将采取措施增加储蓄占GDP的比重，美国政府将鼓励家庭储蓄；中方则继续调整经济结构，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扩大国内需求，增加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在伯格斯滕看来，转型其实已经开始，中国正是由于采取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向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这是朝正确方向迈进。访美的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也指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取得7.9％的增长，就是转型成功的结果。

但转型会一帆风顺吗?真难说。

不错，美国人现在开始压缩消费了，但这更多是出于危机下的谨慎心理，自觉不自觉地压缩了消费开支。这其实跟经济学中的通胀预期类似，在通胀高涨的时候，人们通胀预期更高，由此进一步推动物价上涨。一旦情况出现转折，事态就会迅速好转。美国人可能也会恢复以往的消费习惯，这就跟70年代石油危机后美国人照样喜欢油耗高、动力足的美国车一样。

悬疑之四：美国真的垮了吗

答案：远没有，外界的臆想罢了。

在世界经济论坛日前的全球竞争力最新排名中，美国第一次丧失了全球竞争力排名头名宝座，瑞士跃居第一。相形之下，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排名则有所上升。

美国排名下滑，自然是拜金融危机所赐。而随着危机占据媒体的版面，任何有关美国经济的负面消息都被放大，以至于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经济现在一塌糊涂。

美国经济垮了吗?

远远没有。许多实地来访的国内官员就感叹：来之前听到美国的新闻，觉得美国经济一团糟，但到这里一看，餐馆依然顾客盈门，商场到处是人潮涌动，美国经济依然有序进行，此前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的抗冲击能力以及发展潜力，要大大强于其他发达国家。这从最近国际货币组织的经济数据，就可见端倪。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按照IMF最新的报告，美国经济今年将出现增长，增幅为0.2％，明年则为0.8％，大大高于欧元区的-0.6％和0.1％。

而且，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依然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按照IMF的数据，美国目前GDP比8年前增长了约19％，这一比例要大大高于同期法国的14％、日本的13％、意大利和德国的8％。

从人均GDP来看，按照世行的数据，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美国人均GDP达到4.2万美元，比英国高约1/3，比德国高37％，比日本高约38％。当然，如果按照汇率计算，这种差距要相对较小；但购买力平价间的巨大差距，显示美国人均生活水平“风景这边独好”。

美国经济的弹性表现，与美国的经济结构密不可分。美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和弹性仍高于欧盟和日本，在投资方面，其他发达国家更不能望美国项背。世行数据就显示，2005年美国人均投资额达到8018美元，大大高于德国的4963美元和英国的4937美元。可以说，金融危机虽侵蚀了美国基本面，但并未对美国经济基础构成全面破坏性影响。

而且，美国政府着眼长远，采取了一系列可能影响深远的政策，用奥巴马的话说，美国正在打造“岩上之屋”。“岩上之屋”一词，出自奥巴马今年4月在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的一次演讲。在这次精心准备的演讲中，奥巴马引述《圣经》中的比喻说，建在沙上的房子会倒掉，建在岩石上的房屋依然屹立。

按照奥巴马的解释，美国经济就好比一个着火的房屋，要重振美国经济，就必须尽快扑灭火苗，同时替换美国经济的基础，以此打造一个“岩上之屋”。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全面改革金融、医疗等多个领域，增强美国的综合竞争力。

这从美国在医疗改革、金融监管、新能源等领域的一系列积极改革就可看出。以新能源为例，作为一项酝酿良久的政策，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能源和经济领域，还涵盖美国外交、政治、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

通过所谓的“绿色新政”，美国将能掌握世界尖端科技的制高点，确保美国的世界经济领先者的角色。

如果认为当前危机已经使美国一蹶不振，那纯属外界的臆想。即使在金融领域，华尔街依然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虽然花旗集团、美国银行等遭受重创，虽然中国的工行、农行、中行现在已包揽了世界市值最大银行前三位，但谁又能说它们是世界最强的银行?

悬疑之五：谁是最大赢家

答案：中国存在机会，但未必是最大赢家。

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也暴露出当前金融体系的种种弊端。改革不合理的经济金融秩序，创建适应21世纪的新体制，形成应对危机的合力，成为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共识。

新的秩序重整，总有失利者和受益者，谁是最大的赢家?从国家层面讲，似乎是新兴经济体。

比如，在以往，决定世界经济问题的，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7国集团、8国集团；但现在，被冠以“国际金融峰会”的参加者，则是涵盖主要新兴经济体的20国集团。由新兴经济体参与决定世界问题，这是破天荒头一遭。

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组成的“金砖四国”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至于外界普遍认为，现在是“金砖四国”整体性崛起的时代。

在这四国中，中国则是最主要的成员。中国拥有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外贸顺差世界第一，更关键的是中国经济仍保持着较快增长。中国自然成为万众瞩目的目标。

但中国真的是最大赢家吗?

对中国来说，这当然是机会。伯格斯滕就表示，中国是一个如此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自然也是一个崛起的金融大国，并在世界金融问题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是很自然的。而且，随着美国模式被否定，也为其他模式、想法和制度安排，提供了机会。

有一得，则必有一失。对中国来说，新体系也意味着更多的约束，这从最近的“中国责任论”、“中国救世论”抬头就可见一斑。所谓责任，其实更多时必然涉及中国的钱袋子，如何既能确保中国利益，又能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这是对中国的考验。

而且，新秩序的过程也将是艰难的。以IMF份额改革为例，尽管欧盟也认识到其目前的高份额已不合时宜，必须提高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但削减其手中权力，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改革也将漫漫长远，其间不乏激烈和斗争，这既需要硬实力的较量，也不乏软实力和巧实力的博弈。

因此，在伯格斯滕看来，中国不一定会从金融危机中得利。

当然，区分出输家还是赢家，还带有博弈的味道。对整个世界经济来说，更多的是需要同舟共济。以美中关系为例，美国经济衰退，直接导致了中国出口的下滑；而中国内需的拓展，转而又会带动美国经济的复苏。

这是一个共赢的世界，尤其是对各个大国来说，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能是两败俱伤，加强合作则意味着互利共赢。当然，大方向如此，不排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倒退，这从美国最近一系列针对中国产品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见一斑。

当前的世界经济篇4

林毅夫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路线图，他一步一个脚印，开拓着自己的梦想之旅。在此之所以用“完整”来注释，而非完美，因为林毅夫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

卸任前的拜访

2012年5月16日，世界银行为自己65年来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世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圆满完成四年任期的工作，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以及几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经济学家，由衷地表达了他们对林毅夫的钦佩和留恋：他给世行留下了崭新的理念、视角和挑战。他呈现在世界舞台上的领袖魅力及对世行的贡献将超越时空，永远记录在世行史册之中。

面对数百位顶级经济学界同仁，林毅夫这样讲述道：“50年代我出生在台湾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但是，在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帮助和厚爱下，我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我努力奋发，曾梦想有一天，让自己的家人脱离贫穷，过上富足的生活；后来我的梦想是一个大中国，我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国，让全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来到世行，这里的舞台，让我的梦想又成为世界之梦，我要帮助穷人，要传播希望，要改变世界。”

2008年5月记者在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在地——朗润园的办公室里，与林教授面对面，做了他世行任职前夕的采访。2012年5月，在美国华盛顿——世界银行所在地、林教授世行办公室，再次完成了他世行辞行前的又一次采访。

世行任职四年来，林教授走访了世界60多个国家，做了数百场演讲、报告。他对世界经济以及中国经济的总结和预见，有许多独到之处，大量信息和全文，在网络上都有刊载或者转载。所以关于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经济课题，并非是本刊记者此次采访的重点。记者竭诚希望拉开林毅夫教授世行背后的大幕，呈现出是什么炼就了林教授这样一位令世界经济学界“震撼”的奇人？四年世行任期里，林毅夫给世行又带来了什么新的内容与突破？

公众视线之外的林毅夫

北大师生都习惯以“林老师”来称呼林毅夫，而世行的同仁们已经习惯以他的英文名字“Justin”称呼他。去世行之前，他为自己在华盛顿即将需要安置的家，提出过三点要求：“每天上班路途，不得超过15分钟；环境要安静；需要自己能支付得起。”

去世行采访之前，记者向世行办公室索取了林教授的美国住址，希望自己到林教授在华盛顿的家周围走一走。从地图上看，办公室与他居住地，绝对距离3英里左右，他的住所为两层的townhouse，坐落在华盛顿边上的乔治城，这里是美国著名乔治城大学所在地，林教授住所不远的地方有一片丛林，是一个闹中取静、鸟语花香、能“闻”到空气的世外桃源。

世行员工正常工作时间为早晨9点到下午6点，而林教授的工作时间，基本在早晨8点到晚上8点区间，即使晚上回到家中，他还要继续完成白天未完成的工作，或者继续他的研究整理。记者当时给林毅夫教授发出采访邀请邮件是在下午五点多，出乎意料，当晚七点半就收到了林教授的确认回复。

林教授在世行工作的四年里，大概有40%的时间行走在世界各地。世行成员国一共188个国家，四年里，他走访了60多个国家。一年四季旅行的人都知晓，人到中年后，倒时差异常痛苦，难道林教授不倒时差吗？他说：“时差永远都在调整，因为时间永远在变化。”

别人百忙，林教授则要千忙，他的工作量绝对超负荷，尽管他展示给大家的总是精力充沛、神采奕奕的一面。正如世行人力发展网络首席经济学家ArielFiszbein所说：“Justin在世行任职的四年里，永远在拼命工作着，他是世行惟一一位没有休过假的人。然而，每一次与他重逢，他精神抖擞的风貌，总会给人们留下错觉：Justin一定从哪个海边刚刚度假回来啦！”当然，林教授有他解除疲劳的秘密，他买了两把电动按摩椅：一把放在了世行的办公室，供大家享用；另外一把放在家中客厅。

林教授的夫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博士，但她却默默守候在林毅夫身后，理解、支持并陪伴着他。虽然林教授长年奔波在外，但是，只要他在家，总持之以恒要为夫人献上自己的一丝温情：为夫人端上一杯自己亲手酿制的咖啡。当然，偶尔，他也会陪夫人去看电影，这不，刚刚还看了新上映的《复仇者联盟》，同事问他“电影好看吗？”他却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好像什么也没有记住，因为自己坐在电影院里睡着了。”

当初，林教授是手提两只行李箱抵达华盛顿的。有趣的是，添置的家什里，西方风格的家什为中国制造，而一些中国传统的家什，却由西方国家制造。许多在美国购置的用品，已经无法一一带回中国了，但是，林教授世行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千本书籍，他一定会打包带回北大。一个不追求物质的人，最大的财富就是他一生积累的学识，而这些著作也可谓世行四年赐予林教授的永恒留念吧。

给世行的换位“新”视角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应该是一位国际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要为政策制订以及决策者提供建议。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主要负责和把握最重要的三个方面：一，有关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二，跟踪分析世界经济变动，提供前景预测；三，收集提供有关发展的数据统计。林教授所主管的部门里有250位学者，此部门简称为DEC，其中80多位是高级经济学家。如果把他们研究经历的年限叠加起来，会超过1000年。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林教授个人绝对不代表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的自身利益，他最重要之使命，就是和世行经济学家一起站在全球的视角，就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经济问题，进行知识上的交流，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世行欢送会上，世行行长佐利克再一次讲述了当初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候选人中，为何选择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一直由欧美世界轮流掌管，当世界进入新的经济变迁的大时代，佐利克行长认为应该在世行65年的历史里，起用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而这位经济学家一定要在世界经济学界有很高的名望和作为。在众多的候选人里，佐利克对林毅夫的背景情有独钟。林毅夫七十年代在台湾拿了MBA学位，然后来到北京大学获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硕士学位，最后又进入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博士学位。

20世纪下半叶经济学领域的所有重大进展，几乎都与芝加哥学派有关，这里出产了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公认为“经济学的麦加”。佐利克行长深知，林毅夫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特别重视观察真实世界，继而找寻它背后道理的经济学家。除了林毅夫自身独一无二、丰富的个人阅历之外，他早期在芝加哥大学得到的系统训练，至关重要。

同时，林毅夫参与、见证了一个发展中的中国的经济崛起。林毅夫一方面是一位经济学界功底深厚的学者，同时还是一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施者，佐利克行长坚信，林毅夫的到来，一定会给世界银行带来新的思路和挑战。

果不其然，从林教授就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挑战传统性的思维方式。而他就任的四年，也是全世界经济面临危机的四年。

林毅夫教授给世行带来什么新的突破呢？

首先，他是世行65年历史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其实这个第一，往往是媒体上报道最多的。而世行同仁们一再强调，不能忽略的是，作为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领头人，林毅夫在世界舞台上，以领袖般的人格魅力，打造了一个世行各抒己见、完美的经济学家团队。

在世界经济舞台，林教授是第一位把中国成功的故事，系统解密给世界的中国人。他与发展中国家深入探讨与交流，努力探索着各种可以借鉴、同时又适合他们各自国家，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推动他们各自国家的经济途径。

正如佐利克行长当初所预见的，一位非世行常规背景的人，一定会带来打破常规理念的景象。所以，在全球粮食与石油危机爆发时，当其他经济学家无不认为危机很快会过去的时候，林教授第一个提出疑问和担忧，提出西方工业国危机将起伏不断，而不会渐渐消失，经济会恢复得缓慢；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逐渐增长。当时做出这样预测的时候，雷曼还没有破产，经济学界仅仅看到的是7000亿美元次贷的问题。

上个世纪60年代，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非洲比亚洲更有希望，因为，非洲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其次他们很多国家原来都是殖民地，等于直接沿袭了比较先进的体制。但是，四五十年过去了，非洲还是原地踏步，有些地方的产业结构还出现了倒退。世界银行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对林教授来说，非洲是一个最具挑战的地方，所以林教授成为了走访非洲国家最多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众所周知，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65年来，始终轮流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者所掌控。所以林教授自然成为了第一位在世行平台上，对以往的经济分析理论提出公开挑战、疑问的首席经济学家。过去30多年，国际经济学界不时预测中国经济何时崩溃，但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崩溃，反而保持快速增长态势，“预测中国经济崩溃的都是著名经济学家，不能说他们不了解经济理论，关键是他们的理论有没有问题？”林教授认为，以往的分析样板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为背景而建立理论依据的。这些依据和模式，并不适合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作出正确合理的评估与分析。林教授在努力发掘新理论下的新解释、依据以及规律。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各个经济体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也相互牵连，“蝴蝶效应”愈来愈明显，加之信息工业技术日新月异，世行任期内，林教授也是一位努力把世行研究信息公开化的倡导者与领导者。

世行任职的四年里，除了繁忙的工作之外，林教授从未停止过研究和思考，上任以来他在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了《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解读中国经济》、《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和《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框架》等4本英文专著。十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这些书写了推荐语。

另外，他计划在世行任职结束后于今年9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繁荣的求索》，于年底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球宏观新视角》（暂定名）等两本新著，以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理论界、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林教授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颇有争议的《中国的奇迹》，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没有人再怀疑中国奇迹这件事情。同样，林教授四年任期留给世界银行的新的换位思考和挑战，不是没有争议和质疑的。然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给经济学界同仁，打开了新的窗口。谁能预料2008年6月林毅夫教授世行任职伊始，国际经济旋即进入变幻莫测的危机，如果当初世行会有人预料到金融风暴如此席卷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的要职，世行还有勇气从一个发展中国家挑选吗？

“真理需要时间来证实。”即使林教授已经卸任，但是，他所带给世行的反思、震撼和蝴蝶效应，将会持续许久、许久。

当然，记者不得不提到，作为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顾问、参与者和见证人，林教授给世行呈现了一个可以借鉴、可以学习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功案例，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对世行来说，与中国的合作是一个最成功的案例！”林毅夫说。

守望“高处不胜寒”

众人眼里，林毅夫教授是风采照人地度过了他的每一个时刻。但是笔者情愿以“一位孤独的探索者”来形容自己相识多年的林教授。

1979年他把生命置于身外，从台湾游到无法预料后果的对岸：祖国大陆。这个决定一定是他在无数个漫漫长夜里，独自做出的。

1987年，当他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在中国物质不富足、学术环境还不开放的环境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这个决定，对当时毕业后无不想办法留在美国发展的许多留美学子来说，更是不可思议。

90年代初期，当他向世界讲述中国奇迹时，不要说全世界，就是中国人自己又有多少能想到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将会如此强势崛起？

2008年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在世界经济危机出现苗头，在风雨还未到来的时刻，率先做出与众不同的预测，当时许多经济学界同仁并不认同。

回首林教授的人生，他超前的决策和行动，都是如此英明和智慧。之所以能与众不同，具备超越常人的远景视线，记者以为：

其一：他从来没有局限在自己的立场看周围、看世界。他从台湾遥望祖国大陆，看到大陆同胞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祖国前景和潜力；他来到北京后，以自己在台湾得到的MBA系统训练，突破大陆人的常规思考，审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了芝加哥大学，又以对台湾、对中国经历的验证，比较中西经济学。正是他勇敢的超越，才换来了超人般的高瞻远瞩之境界。

其二：林教授曾是军人，军人的磨炼，让他成为一位坚韧不拔的勇士。志向在青少年时就已形成，为此，他勇于面对无法预料的未来、为此他耐住无法言语的寂寞。无论离开可以让他继续“升迁”的台湾，还是放弃原本可以享受安逸生活和研究环境的美国，他所有的付出和抉择，最远离的是对物质生活、个人名利的奢求，最守护的是对理念和梦想的永不言弃。

其三：十年前第一次拜见林教授时，他对记者说：“我是非常幸运的人，我感谢这个时代，正是因为这个波澜起伏的大时代，给了我们许多机会。”记者不能完全排除林教授生命中的幸运成分，比如那天晚上横渡海峡，如果天气、方向感、或者营地查岗有丝毫闪失，也许他的生命轨迹将被改写。

台大有位校友曾问他：“假如当初没有到内地，你现在的情形会如何？”林教授回答：“对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去假设。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会努力去工作、去做人。”

其四：林教授对历史的研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深刻，加之自身的修养和底蕴，这些都给予了他博大的胸怀。他是一位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的人；是既可以让自己守望寂寞、专心研究，又可以把挑战和激情放飞到世界舞台上的人。

采访之前，朋友们给了我一些采访中可以提问到的有关中国和世界经济走向的大问题，大家无不期待着林教授挥手指引、让世界经济摆脱困境。其实走进林教授的世界，不难发现，他并不是神。走进世行大楼任职的第一天，他便把自己比作学生，完成四年任期时，他告诉我：“自己仿佛刚刚上完了一个大学！”还在继续学习。不久的将来，人们将在北大朗润园万众楼的学堂上，再次聆听林老师的教诲，内容会多了他从世行归来之后的新感悟。

那么四年世行经历给了他什么？也许来世行之前，林教授以了解中国经济为主，即使试图了解世界经济，也是从中国视角出发。世行之后的岁月，林教授已经站在世界经济舞台，带着对中国经验的认识和积累，重新了解世界。“帮助国内学者及决策者更好地了解国外的经验教训。”这是林教授的心愿。

采访手记

冥冥之中，人生之旅有他的偶然和必然。1979年5月林毅夫从台湾游到祖国大陆，2008年5月林毅夫任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2012年5月林毅夫在世行圆满卸任，即将返回北大校园。2012年本身又是属龙的林毅夫教授的本命年。

在我的眼里，林教授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路线图，他一步一个脚印，开拓着自己的梦想之旅。在此之所以用“完整”来注释，而非完美，因为林毅夫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谁不想回去看一看自己小时候生活的地方？那是注入血骨的记忆，一生一世！”这是林教授的肺腑之言。加拿大电视台采访林毅夫时，曾经问他：“台湾是你出生的地方，那才是你的家。”林毅夫回答：“不，我的家在内地，因为我的祖先都是从内地去台湾的。”

采访之前，我大量翻阅了林毅夫教授的文献，我仿佛看到：许多许多年之后，我们的子孙会在历史书籍里读到前辈林毅夫的名字，也许史书里会这样记载着——林毅夫，别名林正义，1952年生人，出生在台湾宜兰县，他一生创造了许多中国和世界的第一，完成了许多常人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壮举，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用生命书写传奇的人。也许有一天，林毅夫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组名词，一个经济学界的符号，一个自豪民族的象征，然后成为一组动词，正如林教授在北大100周年校庆时所引用的豪言：“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只要活着，就要赋予生命一个梦想、一种精神、一种使命。

其实作为作者，我是幸运的。2004年北大朗润园万众楼上，林毅夫教授为我的新书《因缘际会》做了精彩的推荐：“陈屹的创作是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最后再进入看山是山的境地。”这是当时我说不明白的心路历程，却让林教授一语道破。十年间，在林毅夫教授经历的三次重要人生转机之时，他赐予了我采访机会。这次采访之后，我希望与林教授继续保持交流。有生之年，如果再一次面对面采访到林毅夫教授时，希望那一次将是林毅夫作为一位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时刻。我们祝福他，我们期待他！

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这些年里，Justin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历史赋予他的使命，非常幸运与他共事。他不仅是同事，更是一位朋友。”

——RobertB.Zoellick（世行行长）

非常荣幸能在林老师世行任职期间，作为他的助理，与他度过许多拼搏的日夜。

林老师，首先是一位充满激情，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爱的人，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回到家还日日工作到深夜，面对重重阻力，仍不遗余力地推动他的想法。

其二：他是一个不畏困难的人。几年前，产业政策在世行还是一个，林老师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的理论也不断受到来自内部外部的挑战。但他从没有退缩，而是通过更努力的研究，积极的学术争论，从理论和实证上完善新结构经济学，现在世行在这个领域不光有了更多的讨论，而且在非洲的一些国家还开始了一些试点项目，并取得了喜人的初步成果。

其三，林老师虽然是一个专心做学问的人，却绝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将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注重实践和注重实效的精神融入到他在世行的工作中，时时刻刻在探索着如何让自己的理论能够在现实的非完美的社会中发挥实际作用。从新结构经济学中对增长的识别和推动的六个实际操作步骤，到和中国以及非洲的同事密切合作，为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谋划策，积极促进中国企业产业升级和在非洲的投资，都是他注重实效工作方式的体现。”

——王斌涛（世行副行长办公室林毅夫助理）

传奇.林毅夫

1994年，林毅夫回到北大，联合多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界人士，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曾是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是朱镕基总理和总理倚重的经济决策智囊，也是“十五”计划起草人之一，对中国的经济决策，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

2002年，林毅夫的父亲去世。他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赴台祭父的申请，台湾“总统府”和“国防部”高官纷纷发表谈话，对林毅夫当年的“叛国”极尽严厉之辞，引起轩然大波，由于林毅夫回台奔丧的问题已被泛政治化，他改变了初衷，最终放弃了返台奔丧的念头，由妻子陈云英代为奔丧。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来到北京大学，林毅夫被选为翻译。舒尔茨对林毅夫的翻译非常赞赏，回美国后不久，正式将林毅夫推荐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他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父亲林火树给他取名叫林正义，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林毅夫据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

1987年，林毅夫从美国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当前的世界经济篇5

1.科技革命空前高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科技的发展,国际竞争也越来越趋向于科技领域。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曾发生三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电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二战后爆发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技术、合成材料的发明、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从40年代末开始,60年代不断高涨,80年代初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至今仍方兴未艾。这次科技革命不同于前两次的是它持续的时间长、范围广、影响更大,是世界性的全方位的科技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引发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阶级结构以及物质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第三次科技革命就其深度和广度以及对世界的影响而言,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2.世界政治显着进步。二次大战后,政治民主化成为一股潮流,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政治民主化首先表现在国际关系方面。战后,一大批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政治上取得独立,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新独立国家逐渐形成第三世界,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一极。这和战前的强权政治、殖民主义相比,显然是一个大的进步。战后,世界各国国内的政治民主化也不断向前推进。经济与政治不能分割,不同类型的国家在进行经济改革时,都涉及政治民主化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治民主化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也吸取沉痛的历史教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许多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后,也进行了民主改革,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当然,当今世界仍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军人干政等现象,政治民主化将是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

3.思想文化异彩纷呈。战后世界的发展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同时也表现在思想文化层面。思想文化的发展既折射出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它本身也是现代世界文明不断前进的组成部分。战后世界文化高度发展,各种思潮、不同意识形态相互渗透、相互竞争,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此外,新科技革命创造了更高的社会文明,人们可以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媒介物中得到各种文化信息。据统计,从1945年到80年代末,全世界平均每年发表科学论文500万篇,平均每天约1.4万篇。70年代以来,世界每年出版图书50万种,平均每分钟就有1本新书出版。当代世界思想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从最普遍的人类观念到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从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理念到各类学术思潮,从文学艺术到宗教,不同类型的思想文化交融碰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各种不同的文化类型既统一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又展示出不同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征,多样性的统一是当代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

4.全球问题日益突出。全球问题是指关系全人类利益、涉及全球范围、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构成威胁的消极事态,它需要世界各国一致行动,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此概念由罗马俱乐部于20世纪60年代末首先提出,罗马俱乐部将全球问题又称作“人类困境研究”,专指那些可能导致现在和未来“人类困境”的若干重大问题。全球问题的特点是全球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交织在一起,相互牵制相互影响,例如人长、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生态恶化等等。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使全球问题日益引起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强烈关注。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只靠个别国家或组织,只有世界各国之间相互协调与合作,靠人类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前苏联学者马克西莫娃认为,全球问题具有如下性质:具有真正的全球的、全世界的性质,涉及一切民族、所有国家及国家集团的切身利益;具有对全人类的威胁性,如果不能求得解决,或将导致文明的毁灭,或将引起人类生活条件的退化、生产力的倒退;具有紧迫性,要求解决,不得延误;具有协作性,要求所有国家、民族、全世界共同努力、协同解决。

二、世界当代史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1.不能将世界当代史只当作国别史、国际关系史,还应注意科技、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影响。受苏联教学观念和我国传统教学思维的影响,我国高校对于世界当代史教学长期只注重国别史、国际关系史,教学内容侧重于:美国、苏联、西欧、日本等国战后的发展演变;美苏冷战的形成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第三世界的发展进程。这样,就把世界当代史变成了国别史加国际关系史的综合。由于世界当代史时期发生的事件与现实密切相关,很多内容就是当前世界发展的现实,因而不少学者甚至认为世界当代史不是一门学科,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范畴。这种看法也影响了世界当代史的教学。实际上,世界当代史与国际政治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对此,彭树智先生指出:“国际政治学着重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现状,比较直接地为国家现行的对外政策服务……历史学(包括当代世界史)是通过阐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帮助人们理解过去和现在,并预测未来。当代世界史与国际政治学不同之处在于从历史基本规律方面提供论据,而不是直接从理论上提供论据;在于较强的教育性,而不是强烈的资政性;在于求系统、深入的探讨,而不是及时性、敏锐性。”世界当代史除了讲授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战后发展演变外,不能忽视战后世界科技、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影响。

战后科技革命呈现前所未有的新内容、新特点,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当前,重大科技发明、科技发现不断涌现,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战后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也不断加深;战后各种

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层出不穷,指导了世界和各国经济的发展。战后思想文化也出现许多新潮流、新变化,呈现异彩纷呈的局面。对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思想文化的繁荣,学生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和切身体会。笔者在授课时,除了用专门的章节介绍战后科技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在讲述有关国家时,也注意阐述相关国家科技、思想文化的概况及影响,如美国、苏联、西欧、日本的科技政策,西方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新流派等。而各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概况更是授课时的重要内容,如苏联的经济恢复、美国的经济调整、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改革、“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等等。2.不能将世界当代史当作各地区、国家、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应从宏观视角进行整体分析。二战结束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史学家开始以全球眼光来反观人类社会的进程,形成了以整个人类或全球为研究视角的“全球史观”。“全球史观”由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首倡,是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这种观点提倡在世界历史的研究中,要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平等地考察世界上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的历史,同时要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从全球宏观和联系的角度进行考察。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所说的:“世界历史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研究世界历史所形成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所形成的观点。”但当前我国世界当代史教学观念、教学内容体系总体上仍较为陈旧。

世界当代史的教学,主要仍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大体系、三种力量、各个地区和国别的发展演变,而从全球角度来考察和论述当代世界显得相当薄弱,对于全球性问题涉及很少。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变和世界当代史教学的现状,使得用全球史观与整体史观建构教学体系成为世界当代史教学的重要任务。以全球史观与整体史观指导世界当代史教学,首先必须抛弃“欧美中心论”,把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放在平等地位,置于全球和世界整体视角之下。因此,在世界当代史教学中,我们一方面不能否认欧美发达国家在战后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主导地位,但更要看到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变化及其在世界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其次,要从整体史学思想出发,不能仅讲述纵向的时间演变,还要考虑横向的联系,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与比较,重视世界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如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及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后西欧的一体化进程;冷战后世界的一体化与多样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的作用等。第三,要重视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及影响,并从全球视角阐明世界各国共同合作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世界当代史教学中,除了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传统内容外,对当前影响人类生活甚至生存的全球气候变暖、资源短缺、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环境灾难等全球性问题应予以重视,并从全球视角分析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分析了科学发展所造成的全球性问题:生态不平衡、环境污染、人炸、城市化问题,大规模的移民而产生的混乱和紧张局势。他特别强调这是“全球的责任”,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必须要有全球意识和全球责任感。3.不能将世界当代史只当作外国当代史,还应注意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历史专业中中国史与世界史教学处于较严重的分立状态。中国史教学较少提及世界史内容,世界史教学也较少联系中国史知识,历史学教育因此很难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知识体系,学生缺乏对中外历史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理解。要改变这一状况,从事世界史教学的教师应注意从世界史视角对中国史问题进行解读。世界史教学应努力向学生阐明中国史与世界史一体及互动的观念,即中国史是世界的中国史,世界史是中国的世界史。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世界当代史的重要内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持续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中国的诞生使美国在远东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鼓舞了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是二战后最重大的国际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

中国的成长壮大,促使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改变了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中国的成长壮大,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提供了可靠的保障。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不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威望,也进一步加强了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力不断提升,当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因此,讲授世界当代史,不能对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视而不见。笔者认为,在世界当代史教学中,至少应在以下方面讲述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国诞生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改变;新中国成长促使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国对第三世界权益的支持与维护;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参与。

当前的世界经济篇6

关键字：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特点；形势

一、当今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特点分析

1、经济金融进入复苏和缓慢调整阶段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持续进步，世界经济也处于逐步深化调整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成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化。美国经济复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工业生产水平恢复较为缓慢，产能利用率依旧较低，私人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失业率依旧较高。而欧元区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其复苏的力度十分有限。新兴市场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普遍遭受了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2、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明确

由于国际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全球股市产生了相应的分化。世界经济处于复苏阶段，然而其复苏是不平衡的。而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趋向明显分化发展。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失业率持续居高发展，市场发展缺乏支撑，在短时期内依旧需要宽松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支撑。然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刺激作用十分有限，新颁布的货币供应向新兴市场国家流向。而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增长速度趋于缓慢，然而受到通货膨胀压力，较多国家需要颁布货币紧缩政策。全球流动性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聚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通货膨胀管理的难度。货币升值压力增加，同时资产泡沫也有所增加。

3、经济再平衡难度较大

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要实现再平衡具有较大的难度。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处于长期的发展阶段，要缓解世界经济失衡现象，需要主要经济体消费、储蓄以及投资结构的推动以及调整。其关键以及核心在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超前消费以及透支消费结构体系的调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强制性调整，然而随着经济的复苏，世界经济要实现再平衡发展具有一定的难度。

4、宽松货币政策负溢出效益影响加大

主要经济体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欧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给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太高资产价格，从而帮助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家庭资产负债表，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投资以及消费，压低汇率以及拉动出口，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国际上具有十分明显的负溢出效益。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利益竞争，提升了资产泡沫；另一方面，流动性泛滥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最后，若是资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增加，为了应对经济发展的滞胀局面，则被迫进入加息通道，从而将逆转流动性过剩现象，充分暴露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最终对实体经济复苏产生影响，并对金融体系造成冲击。

4、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对经济不平衡调整的冲击

在很大程度上而言，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发展现象受到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的发展影响。这种经济不平衡，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其根本的原因可归结于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以及追逐利益的结果，也是全球产业转移以及重新分工当中，国际资本以及发展中国家廉价要素的结合发展。在全球化趋势无法逆转的背景下，资本、要素的不对称分布，难以扭转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同时，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之下，将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增加较快以及明确的成本优势，则能在很大程度上对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进一步的强化。世界经济的在平衡发展需要调整各国的发展方式以及治理结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发展，实现推动消费并且逐步摆脱过度依靠投资以及出口拉动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对经济利益的重要调整，需要大量的投入。若是不改变当前以美元为主的国家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依旧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调整发展阶段。

二、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形势

1、发达国家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幅度波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为了有效应对债务危机而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使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为了有效推动经济的复苏发展，主要的发达国家将持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

2、增强对国际资本流动性的监督管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可了解到，持续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扩大是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国际资本流动利弊并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性的监督和管理，各国政府也应加速监督管理以及改革的发展进程，逐步完善金融框架体系，提高对资金流动性监督管理的有效性。

三、我国的应对策略

当前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较为严峻，宏观紧急面临调整。世界经济的内生动力依旧不足，发到经济体的私人需求乏力，美国依旧面临失业率增加困扰，并且欧元面临财政紧缩压力，日本则持续面临通货紧缩压力，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增加。

要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趋利避害，则应抓住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机遇，首先，通过扩大内需，保证投资的合力增长，同时优化经济发展结构，尤其是扩大内需，增加消费需求，在推动城镇化以及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建立消费需求增长的长效发展机制。同时，还应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发展战略，培养我国商品以及服务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尤其是通过体制改革以及政策的配套发展，持续形成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优势。

参考文献：

[1]丁斗.全球货币流动性泛滥与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J].国际政治研究.2010（02）.

[2]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共克时艰推动经济复苏[J].中国统计.2009（02）.

[3]林新波，李小平.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及其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J].生态经济（学术版）.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