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空间民生

〔中图分类号〕B0-0；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9-0017-07

一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指向性而言，其内涵性维度是要求应用生活唯物主义和生活辩证法的原则，迫使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与矛盾全面地向我们敞开，并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深刻的诊断，把握各种矛盾与问题的源起、嬗变与分化，剖析各种问题的症候，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与最终落脚点。因为“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P203）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具有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开启与拓展意蕴。不可否认，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全面遭遇着由“资本逻辑”生成的价值逻辑与社会主义价值逻辑之间的强劲“对撞”，而中国社会固有的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社会利益结构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都必须敞开迎接这一“对撞”所带来的全面冲击。由此，“中国问题”就成为统领“一切问题”的关键与核心。在此境遇中，能否真正把握“中国问题”的实质与要害，也就成为能否推进中国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能否使中国发展与时展相一致的焦点性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可以集中表达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这一问题内在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态势，继续深度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是某一个体、某一政党的主观动意，而是当代中国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建立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深刻而真切的理论诉求与价值诉求，因为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存权利和一个民族的存在方式，关系到人民的根本福祉。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与根据。当代中国，各种问题与矛盾交织并存，而问题的解决也并非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因为问题的解决有赖于问题本身的展开和各种条件的创造。解决发展中的“中国问题”，只能坚持在“发展”中并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这一总的原则。提炼出这一思维精神与坚持这一思维特质，不仅在于在不断生成的现实中使“问题”本身明朗化、分化，而且在于使“问题”不再是简单而孤立地被加以剖析与冰释。这一思维原则本身就坚持与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生成于实践辩证法的逻辑。这种直面“中国问题”、科学而客观地诊断“中国问题”、从“中国问题”出发、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归宿的思维原则，本质上即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线。事实上，在现实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展示出其理论力量，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张力，促使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态本身，已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合法性与正当性作出了坚实的回答。现实在按照其内在逻辑不断自我否定与自我扬弃，问题本身也在不断地嬗变与生成。一句话，现实生活的开放性与未完成性特征，内在要求“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2]（P3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从其理论动机来看，主要是对当代中国若干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各种“纠缠”的思潮的积极回应。在言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语境或理论困境时，无须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我们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做简单化的解读，进而导致将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实际存在的多元“理论场”中抽的孤立化与悬置，在客观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与别样文化思潮对话的管道与可能。我们以不加分析地贬斥、矮化、丑化、虚无化的方式，一句话，以边缘化西方各种思潮、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方式来“抬高”马克思主义的地位。这既未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未能恰当评价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既未能充分显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也未能充分吸纳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元素来服务于中国现实，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被悬空而西方思潮与中国本土文化被简单化处置的状况。更为严重的是，带来了人们将简单化、歪曲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后果，从而形成一种拒斥性的“集体无意识”，也造成了扭转这一状况依然任务艰巨的境遇。于此状态下，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反弹”，以不加分析地贬斥、矮化、丑化、虚无化、最终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达到片面地“抬高”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动向。这是形而上学二元对峙思维方式在这一问题上的具体体现。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直接面临着一些不可避免的理论纠缠。

一是回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法性的质疑。如前所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已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给予了充分的证明。然而，有人却无视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与新的理论成果之于现实的积极功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无须再继续进行“化”了，其根据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否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合法性的质疑。这一论调将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性的问题置换为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此论调遵循着“原教旨主义”的错误思维逻辑与运思范式，割断“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内在统一的价值立场与批判精神。其错误在于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静态封闭的抽象观念论体系，另一方面又误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将之仅仅看作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提升。这实际上是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双重错误思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具体表征。质言之，此论调在价值论上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二是回应新时期“国学复兴”甚至“还魂”的热潮。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对话浪潮，民族文化再次深度觉醒，这本应是有利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与实践的。然而，民族文化的自觉却转变成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本土主义，可以简称为“国学复兴”热潮。这一思潮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深度开发和拓展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化想象力为借口，排斥、拒绝马克思主义。这种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一种变种。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不能离开中国文化脉象，而且必然遭遇中国文化传统的叩问，也必须与中国文化进行深度的对话，只有这样，才能生成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样态来，也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来。但这决不仅仅是修辞学意义上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内在承载着、外在显现着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思维方式、情感模式、文化心态以及集体无意识等；同时，还要使本民族的基本文化价值理念与文化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在现代性的历程中重新聚合那些还有价值的因素，实现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由此，在我们的思维视域中呈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生活语境中，唯有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轴心、为原则、为尺度，才能鉴别其何为“精华”而何为“糟粕”，也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传统文化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从而与当代社会、现代文明相协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外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自我价值理念的对象化运动，而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不断进行交融与渗透，从而探寻与建构出既适合中国社会发展与实践需要，又符合中国人认知习惯、思维定势以及文化心理，更能真切地解决“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来，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层面落根之同时，实现其文化样态的转换。这才是问题之关键与焦点。在这里，必须既坚定地摈弃那种简单指认马克思主义源起于西方、本是西方文化理念新转向的成果、只是西方现代性始端与勃兴时期的批判理论的观念，同时也要坚定地反对那种强调中国文化的本土优先性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二值化逻辑。因为这种观念和逻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幻想思维的必然结果，而当下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题中之义就是必须要解除该种思维方式所带来的认知误区。

三是回应“西马至上论”思潮。近年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中，出现了“西马独尊”、“唯西马是马”、“西马至上”的强烈的理论动向。不可否认，“西马”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价值理念、批判精神与否定逻辑，确实也开启了一些独特的理论视角，创立了一系列独特的范畴，拓展了相应的理论视域与研究路径，对西方社会的病症作出了诊断并开出了疗治方案。但是，“西马”所诉求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纯粹学术化，并使之渐次经院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社会的“问题”不能替代“中国问题”，而如果将“西马”简单嫁接与移植到中国，鄙视、抵制甚至替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历史语境，必然导致“西马”研究本身丧失现实依托，成为一种“隔岸观火”的镜像理论。由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西马至上”论不过是一种没有任何现实支撑力的思维倾向而已。因此，我们依然应该坚持“与其忙于传播别人的‘真理’，不如坐下来，认真面对与研究自己的问题”的立场与原则。

四是回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学术化”诉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是不要学术性，但“学术性”决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精致化，更不是繁复的引证与累赘的注释。真正的学术性只能是具有最大的现实性的理论表达、理论反思与理论建构。学术性若离开了现实性，离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那只能是语词游戏，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尤为如此。然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院化、学院化，简称为学术的强烈诉求这样一种影响面极广的学术倾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说，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我们一直是在应用层面、在贯彻层面来联系马克思主义的，而真正从理论上去反思、去总结、去深度进行文本开发，深度进行理论精神探索，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精脉，不过是最近20、30年间的事情。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本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它既是“批判的武器”的进一步挖掘，也是“武器的批判”的前提，但它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出现了脱离现实、脱离问题、无视问题、无视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化、经院化的倾向。此种所谓“退后一步”来“冷观”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意在仅仅对中国进行学术考量。这不仅表明具有此种理论倾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缺乏直面现实的勇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此种理论倾向是与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所谓学术诉求这一思潮遵循着理论的自足逻辑，背离了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原则，尤其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情”的理论旨归，因而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学术诉求，最终只能是把马克思主义拉回书斋，变成仅供“智者”私人把玩与欣赏的“尤物”。

五是回应“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后现代思潮是以反思、批判现代性，矫正现代性方案中的过度偏向性为立场而出场的，以强调随机、偶然性、碎片、反对宏大叙事为其理论与思维的主要侧重点，以强调主体间性、思想与价值多元化为其基本论调。这一思潮的支点是后工业化时代西方社会历史与现实。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向是针对现代性成长的中国，然而，“现代性”于我们的生活世界依然还处于生成的进程中，“资本逻辑”尚未充分彰显出对社会的价值改造功能，传统社会一些陈旧的价值原则与思维逻辑依然纠缠着我们，以潜规则的方式依然大行其道。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反思德国时所说的那样，“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3]（P100）也就是说，我们利用“资本”、借助“市场”创造财富，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问题还不够充分、不够彻底。“后现代”思潮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冲击，只能导致历史的视觉错位和我们对自身的历史语境清醒判断的丧失。更为严重的是，后现代思潮消解“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与社会主导价值原则的一元性为其主导性观念，这与因历史与现实选择而形成的、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价值体系是冰火难聚的。从这一立场观之，尽管不可否认，“后现代”思潮探讨的问题，遵循的思维原则具有某些合理性因素，但是“后现代”各种思潮对当代中国更具破坏性。在价值立场上，我们必须鲜明地反对“后现代”非主体性的思维与颠覆性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只能是建构与中国现实相切合的理论，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展开的论域始终是围绕着价值主体的利益而展开的，这也与“后现代”思潮决非可以同日而语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于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再次被提出来，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向性与理论指向性。其根本的宗旨与价值在于解决人民的利益问题，回击各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提出的挑战，从而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与现实改造力。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过程与“在场”状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向度。

1.由“对话”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是一场广泛而又深入地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具体方式。由此，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对话空间。对话的根本旨趣在于凸显“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实质上是揭示“何为马克思主义”、“有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何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心与理论内核”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回到马克思”？对此问题，“文献学”、“文本学”、“人本学”、“价值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构成了对话的“关键词”，并显示出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解框架和逻辑体系，也由此呈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构性生态。一言以蔽之，这些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案之理论目标，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真精神。

“文献学”强调、凸现文献学对回到马克思的重大价值；“文本学”认为只有通过重读“文本”，才会找回失去的“真正的马克思”；“人本学”以为只有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主体地位与价值尊严，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学”则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优先性与终极目的性；“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彰显“实践本体论”，才能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面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分别凸现“辩证的”唯物论与“历史的”唯物论。有论者认为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有人则以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贡献，有论者赞同“弗洛伊德┼马克思”才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有论者主张实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未来途径，甚至有论者提出只有分析的、差异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才能为我们奉献出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如此等等。在此，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个“马克思”。然而，同样不可回避的是，在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过程中，有的已经溢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域，有的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应该说，这场“对话”是开放的、生成性的，也是不可终结的，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现论存在状态。在各种形式的对话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有的东西被淡化、被悬置、被边缘化，有的东西“出场”、有的东西“退场”，有些意义被生产出来、有的东西得以凸显、有的东西由边缘走向中心，由此打破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教条式、唯我独马、千人一面的理解格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样的生态里存在与博弈，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张力与开放品格。

2.由“问题”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如前所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简单推延，而是以“中国问题”为焦点，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和世界性品质。在马克思主义“对话”逻辑与出场路径中，任何一种研究或理论取向，都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特质与理论属性规定。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色，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已完成的僵死的理论体系，而是必须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和时代问题的转换而发展自身，生成能把握与解决时代要求的“活的”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性品质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不断在解决问题中创新、丰富、发展与开放的理论，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显示出既受时代规定又具有引领时代、塑造与优化时代生活的内在力量；而“一脉相承”则侧重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与时俱进”历程中，如何保持自身发展逻辑的内在规定。其中，“脉”乃是以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只具有特殊性，而是在“中国化”的历史形态中蕴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精神，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与方法论原则，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品质。“承”则在于着力于根据现实的变化，根据对“中国问题”症结的把握与解决，从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理论成果中，通过我们的选择，需要“拿来”或“得到”了什么，从而生成马克思主义的新面貌、新形态，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来。“脉”是在“承”中得以蕴涵与彰显的，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时代性的本质内涵。从这一维度上来看，能否把握时代、能否引领时代，也就构成了我们判断马克思主义理论真假的一个重要尺度。那种固化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甚至抽象观念化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过程中必须加以批判与肃清的。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我们必须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呈现的修辞学方式层面，提升到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与发展主体的视角来加以认知与把握，方能进入“民族性”的内核，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落实于民族自我的解放与发展之中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本质上也就是透析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民族的具体生活语境中的具体存在样态，舍此，何处去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已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生活语境中以何种姿态、何种面貌、何种角色出场的问题。在此，必须超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二值逻辑，始终树立“中国问题意识”，凸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马克思曾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4]（P11）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厘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甄别已有的以各种形式、各种面貌出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探寻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则是对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深刻把握，弄清当代中国问题的真正实质之所在，明晰当代中国问题逻辑生成的语境以及现实生活自身否定的生成逻辑，从批判现实生活中发现新的矛盾。唯有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才具有真实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存在样态也才能具有发展的实在内容。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当代中国现实，都需要进行自我批判。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从而实现理论的抽象性与现实的感性直接性的双重否定与超越，最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现实民族特质来，真正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关联起来。

再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以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两种形态出场，从而显示其作为“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这双重力量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从实践性的内在取向来看，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抽象思辨的观念论，而是要追求现实性、对象化为现实的理论。这样，我们也就有理由说，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走精英主义的价值路线，而是走“大众化”即“人民群众化”的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传统各种“主义”与现代的诸多“主义”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从而凸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重心由“理论理性”转向“实践理性”，实现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路径的彻底转向。这也就真正落实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实践主体，超越了马克思主义长期被精英化的错误思维。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4]（P15-16）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性、人民群众主体论的最好诠释。

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大众化取向，事实上既揭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特征，又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必须走的价值路线。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的探讨，实质上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方式。我认为，这一思想理路既回击与驳斥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错误的认知，同时又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与落实。

3.由“方法”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方法论问题依然是本质性问题，因为方法论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规定与原则尺度。不可否认，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论域中，出现了以观念论、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伦理学的方法论等一系列建构原则，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方法论，譬如关键词方法论、结构方法论、精神分析方法论、功能主义方法论以及症候分析方法论等，由此生成了马克思主义多元理论取向与形态。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中，什么样的方法论才能真正具有现实性，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需要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构的方法论本身就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论域中的立场、观点之间的交锋与角逐。我们认为，只有在整体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方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路线，按照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精神，方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要旨，才能真正辨明各种充斥着浪漫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方法论棱镜的马克思主义形态。在诸多理论所构成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具体景象或景观中，从方法论原则的确定中显现出马克思主义现实性与真实未来性立场，从反思性与批判超越性并在的原则上来加以反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能是遵循着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具体统一的根本原则，依生活唯物主义与生活辩证法统一的内在逻辑，贯彻以现实问题为轴心，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价值立场，才能从理论上检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合法性与现实价值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出场具体路径与特质的显示和表征。通过对这三个维度的探究，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转换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价值主体利益如何落实、民族主体性如何彰显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显现自己的理论本质、价值立场、批判立场的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无主体的理论自行运作，其理论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毋庸置疑的根本前提与理论归宿。从此看来，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现实成果的不断自我扬弃的过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身的历史责任与使命不断自觉与践履的过程。而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更为深层次的价值问题，即价值主体原则的凸现与实现而展开的。质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概括为一个命题：“民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旨”。

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它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系统。在其展开的逻辑中，必然呈现为：在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正当的政治权利如何保障；在经济生活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如何得以实现；在文化生活中，人民群众合法的文化权益如何得以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人民群众如何享受公共的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一句话，人民群众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从价值理念、制度设计、现实运行与实际操作等层面和环节上，在遵循与贯彻着“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前提下得以兑现。原则地说，民生问题的贯彻与实现，当然必须依赖民主政治的建设与完善，有赖于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协调统一，有赖于文化体系的创造与文化权益保护的法制化，也有赖于公正、公平的社会体系的建立。

民生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对物化景观的批判、对异化逻辑的超越所要建立的新型社会形态，本质上是为了解放人，是为了人的存在与发展，即为了解决人民的生活自由这一根本性问题。按照这样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无论按照什么方法、遵循什么理论构造原则，也无论创造出什么样精致的理论体系，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根本的价值尺度，最终的原则就是看能否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不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其理论的根本价值依据，那么，一切已经形成或正在创造的理论，都完全有理由说它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其量仅仅是一种借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名所进行的一场精神与观念的训练与游戏。当然，“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具体的规定，但其价值原则与理论价值指向的一致性，构成了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的根本性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的本质所在。这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终极的意义和根本性的价值规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2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哲学视角；新的叙事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创立的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中所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和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直接指导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其内容而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就其性质而言，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概括与总结。

根据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查阅以往的文献可以发现，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2]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超越”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后社会主义”。例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一种与现实没有任何显著联系的历史观来为自己辩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故意留有余地，因为它试图在概念上捕捉的历史环境的特征极其模糊不清”。因此，德里克认为中国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像中国这类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发生的转型或者变化可以用“后社会主义”来定性。[3]

还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全是两码事，“两条道路”。认为改革苑攀侵泄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标志，这种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地理扩张和“空间修复”，其实质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4]

对于以上一些观点，孰是孰非，在这里暂时不做评价。回到本文的主题，笔者认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如果一定要找出并且说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解释，或许更能说明或者说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

1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阐述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范畴，属于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共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试图解释在中国，这一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发展、实现社会主义所要走的道路，因此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范畴，属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个性”。

1.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共性”，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普遍性。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随后，欧洲发生了两次大的革命风暴，一次是1848年欧洲革命，一次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因此，这一时期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丰富提供了新鲜经验的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直接指导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5]也许有人会质疑：既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发展于欧洲，那么又怎么能说它就具有普遍性呢？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说起。前文已经说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所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和基本原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没有祖国...”“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由此可见，他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是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不是某一国家、某一地区。其次，科学社会主义，从狭义上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说，还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与完善。即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由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丰富和发展了的学说体系。所以，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仅仅局限于其狭义的概念。因此，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普遍性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个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大致有四个阶段：孕育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于80年代中期；初步表述是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得到系统阐发。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提法，并对这个理论做了这样一个评价：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W思想体系。”[6]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发展的背景、过程，从“邓小平理论”系统的回答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再到科学发展观正确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发展”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主线展开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中具有其“特殊性”。

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是既互相联结、又互相区别的。共性和个性的互相联结在于，共性只能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也离不开共性。[7]因此从事物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来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同时后者的发展也离不开前者。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本质被定义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8]以及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本质要求的高度，明确把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认识，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9]由此不难看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和主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有很好的体现。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也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二者的统一之处。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辩证的否定是新旧事物联系的环节。任何新事物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从旧事物发展来的。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作为对旧事物否定而出现的新事物，是在保留了旧事物中所包含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0]因此，从哲学中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学说和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对过去优秀思想成果的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也是如此。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优秀的思想成果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政治制度方面，始终坚持人民民主，坚持无产阶级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2）在经济制度方面，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以实现共同富裕为追求目标.3）在文化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和形成与我国改革开放建设的实践之中，回答了和解决了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经济文化落后这一基本国情下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两块理论基石，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为理论依据。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十五个主要论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际环境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领导核心论、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论、科学发展论、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宗教理论。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富国强民为核心理念。具体而言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个核心理念，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论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魂。[11]

3新的叙事（否定之否定）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否定观中，认为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和向对立面的转化，事物的发展表现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运动。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表明了新生事物的不可战胜。[12]因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否定之否定，是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的叙事。

（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对“否定之否定”这一哲学概念做一简要说明：否定之否定是一种辩证的否定观，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第二次否定的结果。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在外表上会重复事物肯定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但实质上它是一种更高级的新事物。至于否定之否定@一原理是否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范围，恩格斯说过，否定之否定“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因此从否定之否定规律适用范围的普遍性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完全适用的。

（二）从这一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逻辑上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似乎并不能与肯定―否定―肯定，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一照应。但事实上，对于否定之否定规律，既不能作唯心主义的歪曲，也不能做形式主义的理解，否则便陷入了黑格尔“三段式”错误思维之中，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硬塞到正题、反题、合题三段式的框框里，这是明显的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两次否定、三个阶段，都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形式，是这一规律不容忽视的方面。但绝不能形式主义地把发展的本质归结为三分法或三段式，更不能把三分法或三段式当成先验的公式，把一切都不加分析地纳入这个公式之中。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当把这个规律作为研究的指南，而不能把它当作单纯的证明工具。[13]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指出：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因此，同理，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来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来说也是合理的。

（三）新的叙事。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否定之否定，那么相对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然会有其新的内涵。可以说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叙事：分析其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从客观方面来说，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剧变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重新崛起、科学技术的进步、时代主题的转变等等，都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而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肩负着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伟大使命，而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新时期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正是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从主观方面来说，二十世纪中后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继承和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后又对其进行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当然，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在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本质内容上，二者是保持一致的。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叙事具体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想如果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分析，大概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政治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体组织国家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回答，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应该采取共和制政体，至于共和制的具体形式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特点。在社会主义中国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总结民主革命时期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并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确立。

（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我国各民族的现实情况：多民族；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人口、资源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等，并吸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政策，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后来，民族区域自治又明确载入历次宪法，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3）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指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出于对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与前途的考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照顾各方利益的原则，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与实践，为和平实现祖国统一指明了道路，创造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和平共处的历史新局面，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与创新。

2.经济方面

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为突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常规，将计划与市场统一起来，充分的发挥了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优势，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不得不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大亮点，更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一次质的飞跃。

3.文化方面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世界，文化实力在竞争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同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的关系，等等。”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大特色还在于：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不断汲取优秀文化成果，兼具现实性和历史性两大特点。

参考文献

[1]王怀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

[2]王怀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2012年第2期。

[3]【美】阿里夫德里克《后社会主义？――反思“有色的社会主义”》，载苑洁主编《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4]路克利；《当代西方学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性观点述评》，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4期。

[5]《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王怀超、秦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437页。

[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1页。

[7]韩树英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第127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3页。

[9]：《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

[10]《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韩树英主编，2004年3月第1版，第161页。

[11]王怀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科学社会主义（双月刊），2012年第2期。

[12]《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韩树英主编，2004年3月第1版，第159页。

[13]《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韩树英主编，2004年3月第1版，第169页、170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67页。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3

小学阶段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教师在贯彻教学规章制度时，要做到全面、彻底。教师在教学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各种问题也会更加的清晰明白，对教学管理中存在的缺点有更加全面的掌握。教师也会更有经验，通过对这些经验的整合，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教学。从人性化教学的角度出发，管理者一定要让教师全员参与，相互交流经验，形成良好的教育模式。这种人本主义教学理念，能使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更加有意义。教师之间也要经常进行交流，彼此交流经验，总结出适合的教学方法。这种参与式的交流方式，会让教师更加理解学生的想法，找到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以便更好地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学习，发掘学生内在的潜能，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综合能力。

二、以人为本，强调以学生为主体

人本主义教学理念，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尊重学生的意愿，使自己的思想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适应;要以学生的意愿为出发点，立足学生的生活习惯，遵从学生自己的情感体验，把学生的发展要求和个性发展放在第一位。在人性化教学中，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教师要尽量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与学生日常生活相结合，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人性化教学，教师要遵从学生自己的想法，让学生发现自己的天赋。有的教师动辄就对学生进行体罚，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扼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教师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学生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进而达到满足学生需要的目的。

三、由教师指导课堂转变成探究型课堂

人本主义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要以学生实际生活为基础，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学习，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在不明白的知识点处仔细琢磨，加强学生对知识的好奇心。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是教师要考虑的问题，只有让学生加入教学，才能让学生发现自己的潜能，最终得到对自我的肯定。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自己的学习方式，教师可以让学生之间相互合作，通过实践找到学习方法，获取学习经验，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在教学中，让学生发挥自己的优点，提高自己的素质，在解决问题中发现自己在合作、求知、创造等方面的潜能。

四、教师引导学生，使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

教师和学生之间是单纯的授予与接受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是学生获得知识主要渠道，所以老师的教学理念与学生接受到的知识量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教师要想学生能够更好地学到知识，就一定要明白自己在教学中的重要性，更要知道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首先，人性化教学理念让教学从学生被动的学习转变为学生自己主动地去学习，让学生更加积极地学习知识。同时要适当地引导学生，让学生自己发掘本身的潜能，也要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长处，并给予学生肯定的鼓励。这就要求教师要遵从学生个人的具体情况和个人的发展，教师要在关键的时候给与学生适当的引导，尤其是在比较抽象、知识点的连接处和必须加深理解的地方。同时，教师也可以让学生互相合作，与学生一起学习，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和学生交流，让学生成为主角，这样学生就会更积极主动地去学习。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发现学生在学习中比较欠缺的能力，在今后教学中帮助学生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同时，教师在教学中也要对学生的优点和进步进行适当表扬，给学生以鼓励。教学是师生之间的互动，相互促进。人性化教学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组织学生主动探索、与同学合作交流，鼓励学生勇敢质疑创新，发展创造性思维，提高自己的创造力。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要让所有学生主动参与，让学生在质疑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

五、结语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4

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生和文艺思想的形成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中国到文艺思想的形成这一历史时段是“中国形态”的萌生、发展期。其历史跨度大致为近现代之交到新中国的成立。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早期译介与传播中的选择性吸收

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早期译介和传播同留学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传播途径有日、俄、西欧三条,其传播特点表现在革命性的视阈和对唯物史观的强调。这种以日、俄等译本为中介的传播由于理论来源的间接性,既使得译介与传播中的个人创造性得以发挥,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对理论文本的过度诠释或误读。

前后的译介与传播较之前期有了明显的进步与提高。早期共产党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等在译介与传播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革命性和意识形态功能。一些着名文艺社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如“文学研究会”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创造社”批评群体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倡导,以及“未名社”和“太阳社”对苏俄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都在这一时期起着薪火相传的作用。左翼文艺界则将译介与传播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其突出表现是:译介与传播的重心从阐释性文本向经典性文本转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引进和革命文学实践相结合的基本译介原则,展现出从混杂走向清晰的总体发展态势。

(二)“文艺大众化”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中国形态”的建构历程同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界关于文艺重大问题的论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发生于20至4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论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大众化方面的自觉追求。这种追求既体现在文艺制度的初建方面,也体现在理论探讨之中。比如,在20年代中后期,“创造社”就通过设立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概念与范畴的“新辞源”栏目来进行文艺大众化的启蒙,甚至在译介与传播活动中将“普罗化”制度化;而“太阳社”在其理论探讨中通过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链(如蒋光慈的“革命”的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普罗文学大众化”)和无产阶级文学批评规范(如钱杏邨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二分法”)来达到大众化、普及化的目的。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理论探讨呈现出从多向展开到浮现重大理论问题的发展态势,诸如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三化”原则的主张(题材的斗争化、体裁的朴素化、作者的工农化),鲁迅对苏联“同路人”理论的选择性接受,左联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的身份想象(“大众写”还是“写大众”、“大众化”还是“化大众”)等,最终汇集为对新旧形式关系、大众语和通俗化等核心问题的辩论,为后来的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理论探讨和文艺实践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的诗歌大众化问题讨论以及戏剧改革和新文艺推广运动(新秧歌、新歌剧、文艺下乡)中的文艺大众化探讨,相较于左翼的文艺大众化探讨,实现了从理论话语到现实实践、从抽象的“大众”到阶级的“大众”等方面的重心转移。

(三)“民族形式”论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

“民族形式”论争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并在“中国形态”建构中取得一定实绩:

1.文艺“民族性”的意识觉醒催生了中国形态建构过程中对文艺民族特性的思考与体认

茅盾、邓中夏、蒋光慈、鲁迅等人将“民族性”范畴引入理论探讨与文艺实践中,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在文艺民族性探讨向左、中、右三翼展开的过程中及其相互论战中,左翼将文艺的民族性问题同革命现实和民族性改造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给这一问题的探讨打上了革命功利性的印记。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对文艺“民族性”的体认则为后来的“民族形式”论争确立了一种文化学的思考角度,诸如艾思奇的文化遗产继承理论、何干之的民族传统文化观以及陈伯达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之间“应然”关系的论述等,都是这种文化视角的突出体现。文艺民族性问题和文化民族性问题也由此有机关联起来,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文化构想提供了一个从文艺入手解决文化问题的思路。

2.核心问题的浮现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最终聚焦于旧文艺的新式化和新文艺的民族化、民族文艺与西洋文艺的关系、新文艺的民族形式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三个核心层面,深刻表明学界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3.“民族形式”理论的成型与拓展

1938年提出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也为国统区和延安根据地对“民族形式”的进一步论争给出了理论依据。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族形式”理论的进一步丰富,既实践着他的政治革命与新文化思想的结合,也使“文艺界民族形式运动”得到进一步拓展,如周扬对民族化与文艺发展新方向的阐述,光未然对民族形式表现的剖析,郭沫若对文艺民族新形式与大众关系的论述,以及潘梓年对“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关系的分析等,都是“民族形式”理论在各具体层面的展开与补充。

(四)文艺思想的形成

作为“中国形态”建构之典范的文艺思想,是及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考察、研究、分析文艺问题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文艺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其中有在时代革命和新文化构想的实践中进行文艺批评的时代创新意识,有把“为人民大众”作为其理论出发点的人民大众意识,也有大力提倡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文艺批评的民族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民族化的典范之作。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文艺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比如: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在译介方面的巨大贡献与文艺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鲁迅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对文艺社会作用及文艺真实性、阶级性与人性等的剖析,都达到了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新高度,这在的“鲁迅论”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树、“鲁迅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主观力”与“人民力”的创新性以及《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的理论探索,都足以说明他在“中国形态”的建构和文艺思想形成中的重要成就。此外,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的文艺源泉论的补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新文化四要求: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对的新文化构想的启发等,都在“中国形态”的建构史上值得书写一笔。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备受争议的周扬,其文艺思想的理论品格及其与《讲话》的互动关系也值得学界进行新的开掘。而胡风的实践性文艺观及其创造性转换并不因其后来的个人悲剧而掩盖其与文艺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主客观化合论”是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深刻揭示,他的“精神奴役创伤论”体现了对异化问题的本土探索,他的“主观战斗精神论”体现了对作家主体意识的关注,他的“到处都有生活说”则是对文艺源泉论在实际操作中疏漏的弥补。所有这些,都说明文艺思想是一种创造性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展与变异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结束,是“中国形态”进一步发展以及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变异的时期。“十七年”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进程中扮演着创新“革命文艺理念”、整合中外文学资源、确立文学新秩序等方面的重要角色,其目标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新秩序。这一时段受苏联政治与文艺思想的影响,出现过多次思想批判运动,但在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其主流仍是积极的、正面的,“中国形态”的建构也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十年,由于“左”倾理论的盛行,“中国形态”的建构出现了严重的变异,产生了多种理论误区和现实灾难,其中的教训非常深刻。

(一)“十七年”文学批评:科学性、现代性理论改造与“中国形态”的巩固

“十七年”文学批评对中国本土的传统文艺批评以及以来的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批评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和科学化的改造,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国形态”。这种科学性、现代性改造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艺发展以及为摆脱苏联政治与文艺思想的束缚而进行的调整。比如: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对“民族化”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提出的“双百”方针不仅符合文艺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从民主性的理论高度提升了“中国形态”的理论品格,他带有鲜明方法论特色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在文艺问题中的创造性运用,也为“中国形态”的建构指明了民族化的努力方向。在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充分考虑到文艺的固有特性和它作用于人与社会的特殊实现方式,对社会主义的文艺价值取向以及文艺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继承性与创造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艺术民主、作家的个人素质建设、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等诸多文艺问题作了全面的辩证的阐述,不仅超越了单纯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来要求文艺和仅从文艺本身看文艺的局限,而且在延续和加快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是当时主流文艺方针与代表人物在对文艺思想的宣传和实践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同中国文艺批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探索,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实践的积极作用。比如,周扬在批判修正主义和清算教条主义两条战线上“作战”时,对文艺艺术性、创作规律作了集中体认和阐发。他对形象化的强调,对艺术特殊性的重视,在克服公式化、概念化方面的努力,都有其积极的作用。何其芳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进行文学史研究,对当时流行的“厚今薄古”观念进行了反驳,他关于艺术典型问题的“典型性并不等于阶级性”的看法,他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理论的标准”的主张以及着名的“共名”说等,都使得一些重要文艺理论问题得到了进一步探索。三是那些被边缘化、处于政治斗争风口浪尖而又执着于真理的文艺理论家们在理论探讨的“破”与“立”中接续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血脉。就“破”而言,有胡风在其体验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中以“主观战斗精神”对流行的“主观公式主义”和“文艺宗派主义”的批判;有秦兆阳在其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中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文艺从属于政治”观念合理性的质疑;有黄药眠“生活实践论”对苏联教条主义文论的批驳;也有学界“干预生活”命题对苏俄“无冲突论”的突破。就“立”而言,在文学内部规律探讨中,有巴人的“人情”论、王叔明的“人性”论、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以及张光年的“题材多样化”论等。此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初步尝试方面,王朝闻的马克思主义审美经验论对中国鉴赏家和艺术家美学传统的创造性继承、《新艺术创作论》对艺术辩证法的阐扬,以及《美学概论》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普及方面的探索,在这一时期都是难能可贵的。

(二)政治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变异

“”是形势认识和理论追求出现严重错位的产物。“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背离,给文艺界带来了一场浩劫,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发生了断裂与变异。文艺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理论的推广与宣传者通过歪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如“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不仅没有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实践提供新的理念,反而在极“左”路线和庸俗社会学的主导下,完全歪曲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强调的现实主义及其真实性原则,将文艺的政治性、功利性推到实用主义的极端。这一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探讨陷入了多重误区,出现了文艺性质认识中的所谓“从属论”、“服务论”、“工具论”,创作方法认识中所谓的“三突出”、“两结合”、“题材决定论”,以及文艺与生活关系认识中的所谓“唯一源泉论”、“改造先行论”。

三、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新时期开始至今(指“”结束至今)是“中国形态”建构的多元综合创新期。其中,“”结束到80年代中期是文艺理论界的自我反思和调整期,文艺学的各种论争对于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指导地位、重启“中国形态”建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文艺思想是这一时期“中国形态”建构的创新性、典范性成果。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中国形态”的建构在学界的理论自主性追求中稳步前行。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则具有面向当代、面向世界、注重对话、注重理论创新的鲜明时代特征。

(一)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论争与“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从“”结束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艺学问题的各种论争,“中国形态”的建构在论辩中发展,其间伴随着各种对立因子的碰撞与冲突,如文艺观念的旧与新、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浅与深以及政治气候的阴与晴等,将“”结束伊始理论界霜冻初解的历史场景一并敞现了出来。文艺与政治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经过反复论辩,最终正式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次拨乱反正强调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对党的文艺方针作了重大调整,为“中国形态”的建构打开了思想解放的新局面。

现实主义问题论争及其相伴而生的艺术真实和艺术典型问题的论争,强调了文艺与生活的联系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突出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区分了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限,清理了“写真实”与“写本质”的关系,开掘了艺术典型的多种内涵和基本特征,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原貌。其中贡献尤大者是理论家陈涌,他以“真实性”与“倾向性”、“典型”与“阶级性”、“美学”与“历史”等核心范畴构筑其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注重培育理论感、历史感和艺术感“三感”的结合,始终坚持把握经典文论应回到经典作家的原着和回到对象(作品)本身。“两结合”问题论争中,王元化用感性—知性—理性三分法的哲学认识论,取代感性—理性二分法,廓清了学界对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经典命题的惯性认知[1],对文艺界的“抓要害”、“抓本质”、“写本质”、“三突出”等错误文艺观进行了认识结构上的纠偏。不少论争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与应用,比如:在“形象思维”问题论争中引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关于“掌握世界”方式的论述,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解释“共同美”的形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取代“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原则,在“文学的人民性”问题的论争上打破了言“人民性”必取消“党性”原则的理论,从“民主性精华”的理论高度上承认了“人民性”存在的合法性,等等。一些论争则凸显出“中国形态”建构的自觉意识。如: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问题的论争直接同社会主义时期经济与文艺建设的现实联系起来;在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到“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确立过程中,周扬、黄药眠、王蒙、钱谷融等学者或从理论的自我批判、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实践理论、或从创作经验的实际、或从人性共同形态与典型的关系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深化了对这一命题的本土探索。

(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创新性及其对“中国形态”建构的影响

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它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和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文艺学界在邓小平文艺思想指导下,深入进行“中国形态”的探索,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在文艺与政治及社会生活关系问题上,通过纠正传统机械反映论的偏颇,深入探讨了文学主体性及艺术反映能动性问题。(2)在文艺本质问题上,吸收传统意识形态论、艺术反映论的有益成分,整合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先后提出了情感本体论、自由象征说、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多种新说,丰富、拓展和深化了对文艺本质的认识。(3)在文艺理论哲学基础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反映论或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深入拓展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哲学实践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艺理论研究中实践品性的回归。(4)通过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重新确立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并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丰富。(5)重新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美学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有机统一的理论,初步建立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相结合的文艺理论研究格局。

(三)实践论美学的拓展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20世纪50-60年代关于“美的本质”的美学大讨论,到了80年代演化为实践论美学的独树一帜,促其蓬勃发展者当推李泽厚、朱光潜、蒋孔阳等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美学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改造康德的先验主体性,突出了“实践”范畴中潜含的“主体性”内涵,这对于推动美学摆脱静态的认识/反映模式,对于文艺学界突破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哲学——文艺社会学阈限,有着深远的意义。李泽厚的“积淀”说,虽然只是对“实践”范畴之于僵硬的心物、主客以及感性与理性对立的超越等问题的理论猜想,但其对康德先验认知模式、荣格原型理论、贝尔“有意味的形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等西方思想资源都进行有效吸纳,并与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等思想相互参证,不失为一种当时高出国内同侪的本土理论创构。朱光潜之于“中国形态”建构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呼应李泽厚引用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做法,将其“美是主客观统一”观点与马克思的实践论融为一体,借以形成新的实践论美学观;更在于他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和对真理永不停息的寻求,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学习与不断发现。相比某个概念范畴或理论形态的建立,这种精神在未来的“中国形态”探索中更弥足珍贵。“美在创造中”是蒋孔阳自选集的书名,是其美学思想新体系的凝练,也是其学术品格与心路历程的集中体现。他的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论,其理论创新是多方面的,诸如“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美是“自由的形象”等多个命题的提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历史性研究和逻辑性建构相结合的原则,更显示出历史总结和再创造的品格。

(四)理论自主性的追求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在理论自主性的追求中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深度与广度是这一时期“中国形态”建构特点。主要体现在:(1)对文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追求。8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西方现当代文艺学方法被纷纷引进本土文艺批评实践,并大致形成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派别。它们对批判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推动文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2)文学的主体性论争。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作为对“文学是人学”这一原有命题的深化努力,因其“主体”的先验给定性而陷入理论盲区,与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的理论也有所偏离,并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文学主体论与文学反映论的论争与冲突。它在“中国形态”建构进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它引发了学界对庸俗社会学之弊端的思考和对单纯认识论文艺学的反思与批判。(3)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立。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它们是中国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的同时,整合本土理论创造(如王国维的超功利艺术本质观、鲁迅的“不用之用”文艺本质观、朱光潜的艺术审美本质理论、蔡仪的形象反映说、李泽厚的情感表现说、王朝闻的艺术审美反映说等),又经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学者通过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深入批判和对文学特殊性的深度开掘,并整合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理论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而形成的。可以说,它们既是中国当代学者的集体理论结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延伸。(4)在“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设性探讨中初步提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构想。陆贵山、朱立元等人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建构和董学文的以文学理论科学性诉求为理论支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构想,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

(五)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启和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转型,文学批评在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追求中走向“众声喧哗”。“中国形态”的建构呈现出面向当代、注重比较与对话的特征。其建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现代性”论争与“中国形态”的建构实践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在文学批评领域逐渐展开“现代性”的论争,由于“现代性”话语内涵的多义指向,使得这一视阈下的文学批评实践陷入了某种困顿,但它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规范的剖析、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文学思潮发生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深度思考。它在现代性视野中进行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研究,则是借鉴西方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史观的本土拓展。

2.“人文精神”大讨论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这场针对性明确而其内在含义却甚为模糊的讨论作为“对精神滑坡的集体抗衡”[2],主要是在精神/物质的论述结构中去质疑交换原则和消费逻辑对精神文化的压迫。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等,是文艺学界作为对现实人文精神之失落的回应。这其中,“新理性精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指导下构建人文精神的新尝试。“文化诗学”主张在市场化、产业化及全球化语境下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和诗意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新回应。

3.“文化转向”与“中国形态”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进入国内文学批评视野。由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研究具有深远影响,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框架、阐释模式乃至概念范畴都在以不同方式回归马克思。因此,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特点及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当代批评建设的关系、为当代文化批评寻找坚实的理论支持,一直是90年代以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对于“中国形态”建构具有启发意义的是:(1)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力倡文化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及中国学派的建立;(2)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文艺新业态的产生而兴盛的本土“文化产业”论。

4.“理论创新”时代的“中国形态”建构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的指引下,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激励下,文艺理论界掀起理论创新的热潮,“中国形态”的建构真正步入了一个理论活跃期。这些理论探讨呈现出多元化的探索路向:(1)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科学性和其中的“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对中国化与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实践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展开了深入的探究。(2)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进程进行历史分期描述或研究,形成了“三期”说(经典着作译注期、理论体系探讨期和当代形态建构期)和“五期”说(启蒙、奠基、“十七年”、“”、新时期)①。(3)开始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如革命实践性、伦理意识形态性、整合和谐性等)[3]。(4)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如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与人学的统一为理论基点的主体论、本体论与价值论有机统一的系统整合式批评形态[4]。(5)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如提出“中国化”、“民族化”、“科学化”相统一的建构途径和发展道路。(6)开始总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环节和重要理论成果。(7)考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与方法的演变。(8)从艺术人类学视角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中国化问题作了解析、评估和展望。(9)初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中的全球化语境。(10)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中存在的问题,对“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或融合西方理论以标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各种“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现象进行了清理和批判[5]。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是一个铢积寸累、在曲折中前行的艰难历程,是一个中国数代学人不断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内容和形式、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相统一和完善的动态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中国特色逐渐形成同时又伴随着中国文学批评本身“既济”(完成性)和“未济”(未完成性)相纠结的辩证发展过程。认真清理这一历史进程并提炼出切实可靠的历史经验,必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当代形态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借鉴。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现实解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从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就是一个被不断理解和解读的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史、解读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不同的解读，因此也表现m多种理论形式，诸如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这些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的不同理解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深化了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指导和推动了一定阶段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同样，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继续发展，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巨大作用，就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被解读、被理解、被运用。可喜的是，我国理论界已经普遍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讨。例如，有的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有的提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使马克思主义“回到生活中来”；有的还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来研究马克思主义。限于篇幅，本文不予展开。我们认为，在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应从两个维度出发：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文本解读，即返本，目的是实事求是地走进马克思主义；另一个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现实解读，即开新，目的是与时俱进地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下面我们就分别加以论述。

一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文本解读，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文本，忠实于原著，尊重经典作家，通过原著的精读和深研，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走进马克思主义。在文本解读方面，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已经做了大量而深入的探讨。我们不妨从西方解释学发展中触及一下文本解读的根本问题，以此导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方法的探讨。

解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理论。纵观其发展过程，解释学可以分为客观主义解释学和主观主义解释学或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学两种理论形态。前者主张人们能够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行为记载出发，通过知觉、移情或想象纯粹客观的理解文本的意义，代表人物为狄尔泰、施莱尔马赫；后者则认为，人们根本无法纯客观地理解文本，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会受到理解者和解释者个人原有思想的制约，因而理解会因人而异，人们始终不能达到对作者原本思想的理解，代表人物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

从解释学的基本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文本解读过程中，解释的主体性与客观性是解释学的根本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正如认识的客观性与认识的主体性不是绝对对立的一样，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也不是相互矛盾的。当解释符合客观文本和实际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研究中应遵循的一条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原则。也就是说，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辩证地处理好解释的客观性与主体性问题，即要坚持以客观性为主，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原则。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应忠实于原著，尊重作者，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力求反映作者的思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自己的主观状态(包括思想、心理、情感等)为追求文本的客观性提供方法、服务。这一解读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理解对象的客观存在，并且它有不依赖于读者的意义。这是对理解对象的客观性解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进而走进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这就是作为我们理解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理解者之外存在的，是不依赖于理解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原意是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的，而不是由读者赋予的，一旦马克思主义著作者赋予文本以意义，这种意义就是特定的，它不会随着时代和读者的变化而变化。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对象的客观性，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第二，肯定文本的意义可以为读者正确理解，这是对文本对象的可理解性的客观性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可知论，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也要坚持可知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意义的可知性，我们才有可能去走进马克思主义。如果只认为文本有原意，但不认为文本意义可以为读者理解，那么，同样不可能去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本真。

第三，肯定对文本的理解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这是对文本解读的标准的客观I生解读。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争论由来已久，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不可避免的，因为文本的理解者各不相同，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立场、条件和运用的解读方法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差异。这种理解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的理解者当中，而且也存在于同一理解者的不同认知阶段。但是，这些差异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解有其正确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原意，它是衡量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正确与否的准绳。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解读的基本原则后，那么，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应如何贯彻这个原则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站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历史背景、环境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列宁曾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作为我们了解经典作家思想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为了回答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历史发展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些文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对当时时代问题的回应。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要解读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的环境中，从它所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中，去寻找文本的意义。离开了对产生它的环境的深刻把握，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与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是密切相联的，我们必须把二者相统一起来，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

第二，站在马克思主义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其立场就是鲜明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追求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它的一切理论都是基于这一最基本立场。所以，它的观点和方法都具有独特的批判性、实践性、辩证性。我们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出发，而不能违背。例如，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时，首先必须摒弃资产阶级“英雄史观”，站在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群众路线”的方法。

第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一个有机整体，要理解它就必须系统完整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能片面地理解。然而，整体又是由部分构成的，要把握整体就必须以对部分深入理解和研究作基础。同时，要正确的理解部分，同样也要依赖于对整个体系的把握。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解读中，应该把握整体与部分的相互联系，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又要看到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在整体与部分的联系研究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把握。

第四，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中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思想又被其后继者不断地理解、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时代形态。从这种意义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原初文本，而列宁、、邓小平的思想则是衍生文本。我们应该明确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承认不同马克思主义著作者思想的相对差异性，但把这种差异性看作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绝对对立；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他们思想之间的同一性、继承性，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看成原初文本，把列宁、、邓小平的思想看作是对原初文本的发展和完善，进而在原初文本与衍生文本的统一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要坚持文本理解的“客观性”原则，但是这还不足以真正解读马克思主义。单纯进行文本解读可能导致文本中心主义，即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只依靠文本，把文本作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依据。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产物。我们还必须立足于时代，立足于当代现实、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实的解读，让马克思主义回归现实，这才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最终目的所在。

二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现实解读，就是要立足于当代社会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实践的互动关系维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最终“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之所以从这个维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现实与实践而又归于现实与实践的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社会实践为其出发点和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时指出：“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这一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从实践出发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还把实践作为其理论的生长点。正如他们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如果脱离了时展，脱离了社会实践，真正理论的建立是毫无可能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以社会现实和实践为其目的和归宿。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马克思主义向来主张理论以实践为基础，它产生于实践，反过来又必须为实践服务。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从事理论研究时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费尔巴哈等旧哲学“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于实践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马克思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它要研究“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时必须与现实结合，进行现实解读。这一解读同样需要遵循一个原则，即“立足于客观性，发挥主观能动”。这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现实解读的过程中，要在尊重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前提下，积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把时代、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在实践中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具体而肓，这一原则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具有其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时代内涵，从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固定的内容。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造了其理论的同时，也为其理论体系的发展找到了依据，提出了“实践”这一重要范畴。“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这一范畴的特殊性和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其发展成为现实。只要是存在人类、人类社会的地方，就存在有实践，就会存在以实践为基点科学理论的可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正是其发展的源泉和不竭动力。

第二，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实际上就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它是与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时代在不断地变迁，社会在不断地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实践条件，就会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产生了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时代产生了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产生了邓小平理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其后继者理论的最初阶段，而其它后继者理论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不同阶段的运用、补充、发展和完善。

第三，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相对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必须看到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条件性，不能用同一实践标准来衡量，而要用当时的社会实践来衡量。例如，马克思在晚年论述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时，着重论述了其可能性。而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同一问题上着重论述了其不可能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条件的不同。我们不能用恩格斯的论述来评价马克思，也不能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评价恩格斯。因此，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对性和相对标准，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明确了在现实中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当代实践条件下解读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呢?

本文认为有以下三种途径：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作为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有的具有时代性，有的具有普遍性。对于具有时代性的基本原理而言，我们应该根据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实践来理解它。而对于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理，我们不仅要了解其产生、发展的基本时代背景，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在当代实践中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例如，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全面发展时，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对当时资本主义人性的异化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观批判的结果。而对于今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就要把其与我们当代社会实践结合，充分正视当今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社会交往的频繁性，当今经济主体的多样性，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并结合人的发展环境的这些变化，丰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探索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更加有效途径。

第二，从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方法论。它的产生过程，既是其基本原理形成的过程，也是其方法论形成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尽管有一些理论具有一定的时代限制性，但是，马克思在创立、形成理论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则对我们大有启示，它可以为我们在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实践问题时提供指导。因此，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还必须从方法论角度着眼。从这种意义而言，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把它的方法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解。

第三，从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关系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根源于实践的。在不同的社会实践、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它都会有着相对的理论体系。这表现为每一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都会有一些区别和差异，每一时代都是对上一时论的坚持、发展、补充和完善。例如，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列宁分析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而、邓小平则根据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具体情况提出了其各自的思想体系；又如，马克思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则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以，要理解新时代的被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联系新的实践。要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必须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中国发展对经济模式的要求。同样，要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必须联系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否则就无法正确把握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当代现实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

同时也要避免一种倾向，即只从实践而不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本和基本原理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唯现实主义”，它只是片面地、相对地在实践中“发展、补充、完善”马克思主义，而不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所在，实质上是一种文本虚无主义。

三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文本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3―0070―04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一概念，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理解：一是理论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三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一门课程。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这三个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本文侧重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谈谈学界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几个问题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称谓有多种。将其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先后称过“马列主义普遍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此后，在党的文献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称谓被继承下来，得到了普遍使用。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容有哪些?由于切入的视角各异，理论界给出了众多的答案，可将这些答案归纳成以下六种观点：

一是实践检验论。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管用，只有能为当前的实践服务，经得住实践反复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学者就指出，“基本原理”是相对于个别性的结论或理论判断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而确立起来的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价值的科学理论。也有的学者从改革开放后，我国所面临着的经济落后国家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实际，指出了邓小平着重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如何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角度归纳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r2’

二是层次论。持层次论的学者比较多，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有层次的，而这种层次性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所决定的。有学者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包括世界观、方法论，而且还应包括用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去解决现实问题而作出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概括。因此，基本原理是有层次的。可以把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基本原理的第一层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和核心内容。第一层次的基本原理与人类社会普遍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第二层次的基本原理。第一层次的基本原理与人类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第三层次的基本原理。有的学者还进一步指出，第一个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指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说得再具体一点，世界观包括历史观和价值观，方法论主要是指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

三是整体论。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出发，概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涵的学者亦较多。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之所以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因有二：第一，对于揭示的对象而言具有普遍性。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虽然分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学科特点，但它们又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整体，彼此从理论上相互支撑，相互渗透，不可分离，因此可以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有的学者认为，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因而，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出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最核心的内容包括：其一，物质的观点；其二，世界是以辩证的方式存在的观点；其三，人的认识是一种能动反映的观点；其四，生产劳动的观点，或更进一步抽象为社会实践的观点；其五，群众史观；其六，社会进步论和人类解放论。

四是社会观、历史观和世界观论。有学者从社会观、历史观和世界观的角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内涵。该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由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确立的科学社会观、历史观和世界观。因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包含的几个主要观点有：纷繁的人类社会，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四大要素组成；生产力是社会一切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任何一种生产关系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任何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生产力)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在生产力和社会革命推进下，依次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四个社会经济形态。资本主义将被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

五是价值、原则论。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和根本原则方面，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持该观点的学者说，解放全人类的价值追求、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实践观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个要义，坚持这三个要义的有机统一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有学者指出，无论包含多少理论上的探索、论证乃至发展变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它自己并且始终不变的根本原则，其实就是这两条：一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导向。如果想找到一种最简单明确的表述，那么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两句话：实事求是，一切为了人民!”

六是立场、观点和方法论。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指出，立场就是看问题、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出发点。立场有真理f生和价值性两个维度，即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则包括以下内容：世界统一于物质的观点；世界是以辩证的方式存在的观点；人的认识是一种能动反映的观点；生产劳动的观点；群众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指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所获得的或所形成的基本观点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具体运用。这些方法主要有：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在实践中发现、检验、坚持和发展真理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

二、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理论界为什么兴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热潮，除了因为2005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5个二级学科之一以彰显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外，学者们还从以

下几个方面给出了答案：

一是总结改革开放基本经验的需要。2008年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成为了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产生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其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成为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验的首要成果。有学者就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十条宝贵经验的第一条。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概括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时，将这条道路归结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有学者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浴血奋斗的历史经验，是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首要宝贵经验。

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要素、细胞形式。也有学者指出，任何一种思想体系或是学科，都有属于自己的基本原理或者说基本思想。它决定该学说的本质和学科的性质。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它当然包括自己特有的基本概念、范畴、命题和最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的理论支撑。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所在。理解、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须要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身很难硬性规定。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很难硬性规定。因而，有学者指出，基本原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的规定，即它适用范围的有效性问题，而不是量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可能确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数量，指定只有哪几条是基本原理。随着实践发展和时代需求，我们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从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发展中发现新的基本原理，也有些过去被错误认为是基本原理的东西，实践证明并不具有普遍性。普遍原理同样是发展的、变化的。这就是说，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会随之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固定”，必须要随着实践的变化而进行创新。

四是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学者认为，能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关系到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该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究竟包含几条?内容又有哪些呢?对于搞理论研究的人来说，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很复杂。这个问题所折射出的，不仅是我们应该怎样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同时也是我们应该怎样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思考。有学者就从教条主义错误引起的危害方面，阐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该学者认为，如果分不清基本原理与非基本原理，应该坚持的不坚持，这就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犯大错误；反之，不该坚持的去盲目坚持，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给实践带来危害。

三、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应该肩负起的重要责任。而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首先就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把握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中实现发展的。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掌握住了这一精神实质，并指出了在研究中所要注意的问题。

一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学者就指出，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范畴，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原理及其发展史中的范畴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筛选，从中提炼出一些最基本的范畴，将其提升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范畴。其次要制定新的范畴。该学者在文章中还提出，为了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构成的科学体系，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解读和理论创新，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联系起来加以考量，并注意划清一些基本界限，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和创造性运用。还有学者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把握什么是、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实践的产物必须在实践中发展，不允许人们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它；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有观点认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理论工作者必须坚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要在真信、真学、真懂和真用上下功夫；必须确立良好的学风，塑造高尚的道德人格，处理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上的学习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仅要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实际，而且要联系自己的主观实际；还要高度重视理论普及工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结合起来。如何结合?有学者认为，这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辩证结合和双向互动，让中国的同志解决中国的问题。

总而言之，“凡是摒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甚至以各种方式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才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二是在研究中要注意一些问题。较多的学者还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中所要注意的问题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应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为了从整体上科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问题，实现其价值取向，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二是理论武装人民、服务人民。三是区分理论基础与具体方针政策。四是加强理论研究和建设。也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在研究中所要注意的问题，该学者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方法论上：要注意区分层次。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是在不同层次上使用“原理”、“基本原理”的。我们讲基本原理，首先，要明确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的原理，还是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一部分的原理，或是某一部分原理中的重要理论观点?只有范围明确，才能确定其基本原理的内容。同时，要注意区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管从哪个层次说，在其适用的范围内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是普遍的，而它的运用则是特殊的，因此不能用

特殊情况去判定其固有的普遍原理的正确或错误。

此外，有的学者从其它角度指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要把握的几个原则：遵循坚持与发展统一的原则；遵循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坚持整体与部分相统一的原则；坚持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

四、简要评析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界在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几个问题上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但上述一些问题的研究还有不足的地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立足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不够重视。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需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要发展、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不断焕发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动力和源泉。但这并不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中，可以“随心所欲”、毫无根据地“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不能以实践的名义凭空捏造出几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和发展有其固有的理论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离开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会失去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的众多基本原理蕴藏在马克思主义文本里，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近年来，理论界围绕着“回到马克思”的话题，兴起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热”。例如，理论界在研究《克罗茨纳赫笔记》、《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三大手稿等文本中，就产生了一大批有助于被吸收、可作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成果。它告诉我们“二手”、“三手”、乃至“多手”的研究资料和成果会遭遇解释学的“问题视域”，会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面目。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要首先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原意，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在真实地呈现马克思主义的本真面目的过程中，“让马克思主义走入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

但即使如此，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仅仅是“回到经典作家”是不够的，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后继者、传播者的文本。包括第二国际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乃至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文本都是需要“回到”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此外，对文本的研究，要能坚持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并用这些方法展开马克思主义文本史、发展史、传播史、文献史、专题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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