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论文篇1

①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及其内在必然性的科学阐释，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世界历史是在人类近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的推动下，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实现国际分工与合作，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以来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就是现代世界历史的实际形成的过程。世界意识就是这一现实过程在观念形态上的折射。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由各个民族的地方的历史走向相互依赖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与内在逻辑，是世界意识的精华。当今的全球化进程，说到底，无非是现代世界历史进程当下展开新形态，它以当代史的形式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真理性。

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是每个民族都要面对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但各民族融入世界历史的道路是不一样的。现代西方社会在经济、技术、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等各个领域的优势，使很多人迷信“西方的就是现代的”，“西方的就是普遍的”，把现代西方的历史看作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路，并赋予其“普遍价值”、“世界文化”的世界历史规律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全球化的经济扩张使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随之成为世界文明主流，作为世界历史的制造者或者说是动实施者，现代西方国家不仅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还实现了政治、文化上的延伸。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就变成了世界历史的主体，而其他非西方社会则成为了世界历史的客体。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中国家看到的却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趋势，他们不得不服从于特定集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需求。进入世界历史后，他们发现自己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行动，按照别人的价值观生活，世界历史的时间对于主体来说是自己的时间，而对于客体来说是别人的时间，按照所谓的“世界历史时间”，作为客体的民族、国家是“落后”的、“前现代”的。西方社会的“普遍性”把非西方社会变成了“特殊”与“局部”，无视非西方社会的独立价值观与自我肯定能力，西方将“自我”的逻辑强加给“他人”，从而构成一种居高临下的“自我”对“他人”存在与发展权利正当性及合法性的根本性否定。

实际上，把西方文明和普世文明之间划上等号，是一种把特殊界定为普遍、以局部来规划整体的霸权性价值论企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后隐藏的是特定价值观的普世性与文化的单一性与压抑性。西方是打着“普遍性”的旗号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别人的“世界主义者”，种种以“解构”面目出现的新的普遍论，都是要构建一个新的普遍性的平台，建构一个“主体之后的主体”，一种“反民族文化的全球文化”，而“世界主义者”赖以存在的生活世界却从来就没有在文化认同上放弃自己的特殊地位。这种价值领域的不平等是世界历史语境中文化认同的根源性问题，认识到不平等的存在，意味着世界意识的启蒙。

鸦片战争是东西方历史长河交汇掀起的惊涛骇浪，国门洞开后中国人逐渐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于是经历了从器物、体制到观念的效仿，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彼之道，还之彼身”的曲折进程，中国一直在世界历史的冲击下调整自己的定位，中国近代史“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②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和中国文化的节节后退激起了中国具有主体意识的抵抗情绪，引发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救国图存的社会责任感。龚自珍对封建政治文化的尖锐批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西方地理、政俗、科技、工艺的研究及“师夷”思想，标志着中华民族世界意识的觉醒。

稳定性和统一性，体现着一个民族对自己生命存在方式的选择、认可与认同。它是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文化标志，内化在民族的灵魂中，渗入到民族的血液里，因而，文化个性与民族是生死共存的，其寿命与民族一样长久，是一个民族赖于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意义结构，已然在群体的思维范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深层结构中保存下来，形成了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基础。由此来看，这个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并不是说文化个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变，文化个性是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及其社会组织在观念或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和折射，由于物质生产领域的“不均衡发展”，决定了文化实体经常处于矛盾状态中，内部充满张力和冲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既有文化实体内部的时间维度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又有来自外部的空间维度的“自我”与“他人”的冲突。各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无疑会导致文化个性的变迁，但这种变迁并不意味着文化风格的丧失，相反，文化个性将时间和空间赋予的新的内容，在内部进行重新组合、重新表述，然后以崭新的姿态又不失民族性格的超越自我，反而能使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更加旺盛，更有生机和活力。这种变化并不是它自身变成了另外一种质态的东西，而是它自身内部的不断扩充、丰富、增长和深化，用辩证法的语言讲是自我发展，自我运动，自我完善。德国历史学家J．G．vonHerder指出，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民族国家更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生存下来。“埃及、中国和印度历经沧桑而依然故我，并且具有外力难以压制、更不能消灭的内在生机。”③这与深厚的民族文化个性和文化认同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中国文化特色，西方汉学家和东方学家都有过论述，但西方人研究东方大都是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叙说对事象的言说”(sayingsomethingofsomething)，马克思也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东方人的处境:“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④。虽然马克思说这句话的时代和环境已然过去，但它无时无刻不在警示我们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自我言说、自我表达，不能让西方人写我们的历史，我们要自己写。因此，我们认识到自我的文化个性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像他人看我们一样审视自身”，以东方人对东方的理解言说东方，用文化认同的方式表达自我，寻找合理而充分的理由将本民族的生活世界本身作为自我价值，为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法性”做终极辩护，并用现代性的语言和材料表达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塑造生活世界和价值世界的自我形象。穿越西方，透视中国文化，解读中华文明的存在与发展在理论上和现实上的意义。

2．文化认同过程中的他者向度。自我文化认同固然是来自于对自身历史的潜在意识，但要将这种自我理解、自我认同的中国历史按照自身逻辑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中展开，必然要关注到他人，而且要围绕或通过他人来重新界定自我，对他人文化的辨析与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批判是自我意识的重要的理论来源，因为个体生命和集体生活的意义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语境中才看的清楚。所以，自我和他人都需要走出各自独立、封闭的自身历史，以对方的活动为自身存在的条件。世界历史语境恰好提供了一片在自我之外寻找自我，反观自我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自我”与“他人”相遇了，人们发现与自己不同的民族、族群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我们往往对自己的文化不假思索，视为理所当然，这因为它早已和我们溶为一体，无法分割了。可是，一旦我们意识到其他民族有着与我们不同的感情、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习惯，我们就会立即开始想到我们是怎样共同享有特定的观念与习俗的。”⑤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使“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更明确了，“我”与“我们”的范围更重合了。“自我”文化是以对“他者”文化的不断解释而作为自己存在的一种理由，所以只有在不断地对“他者”文化的解释和确认中，才能辨析自身文化的特质。认同不仅仅是对自我的定位，更是通过发现与“他者”的差异而确立“自性”的过程。

通过“他人”强化自我认同，只是文化认同他者向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化认同还必须得到他人的承认与折服。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承认斗争，意味着对世界历史主体性地位的竞争，对自我价值世界完整性的维护，对参与界定世界文化的资格与权利的争夺。文化认同反映了一种生存斗争的紧迫感和永恒性。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并不仅仅为物质利益所驱动，有时就是为文化而战，为自我价值而战，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人类可以蔑视强权，正视鲜血，直面死亡。为了自身的信仰、荣誉、归属感、文化认同等不能“当饭吃”的自我意识，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并把这种不切实际的行为视为自我意义的升华。这种超越功利主义、超越理性主义、超越死亡恐惧的行为，体现了文化冲突的难以调和性，也使文化认同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为文化认同和“自我意识”并不是华丽的辞藻，它是对民族集体命运的反思，承担着实现做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国的使命。人类发展的历史道路告诉我们，无论处在哪个“发展阶段”，文化认同这个问题都是绕不过去的，我们需要有面对问题的勇气和决心，就是康德所谓的要有勇气和决心运用理智。文化认同作为一种价值斗争的工具，起源于生活世界的矛盾，是对文化冲突的解决方案，又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

3．文化认同过程的自我回归。在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时，一方面我们不满足于自己的特殊性，想去吸收别人的东西，把自己的个性扩大为普遍性;另一方面又不想在这个过程中丧失自我，不想变成另外一个人。由此可见，文化认同是一个在他文化的冲击下否定自我、更新自我，又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征中不断创造出新的生活形式、新的文化、新的时代价值以适应时展需要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认同、任何一种自我意识、任何一个强大的传统实际上都是在不断的流动，千变万化，生生不息，但又万变不离其宗。我们需要变化，但不能在变化中随波逐流，迷失自我，无所适从。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在永不停息的变动中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意志力和想象力，把握住一种在变化之上的不变，这种“不变”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而是在自我否定过程中的自我确证、自我理解、自我超越。如此看来，否定是对自我的永恒的开放性、创造性和自由的承认与肯定，文化认同的否定之否定最终是一种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对自己独特性的自我肯定，是把一切都包容在自身的自我回归，即把所有他人的世界都吸收进来，打上自我心灵的印记。

纵观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我们并没有把外来文化仅仅当作是异己的东西，简单地加以排斥。相反，近代中国文化结构从器物西化、制度西化到观念西化变革的三部曲，表明中国是承认、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的，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强加予中国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激活中国文化的因素。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很快把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据为己有，使之内在化为生活世界的自我主张，进而以此作为反驳和抵抗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和道德武器。为了“进步”，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可以变法，可以革命，但这样做决不是要否定自己，变成他人，而是要肯定自己，回到自己。正如尼采所讲的“永恒的回归”，一个有自我个性的文化体系，其真正追求的不是要模仿他人，而是不断地朝自身的回归。

文化认同的内在张力和活力就是要把“普遍与特殊”、“自我与他人”、“变与不变”的冲突保持在“自我”的内在辩证法之中。

三多元互动、多样态共生、和谐发展的世界文化图景，乃是贯穿于世界文化认同进程始终的主题。文化认同不仅仅是自我意识、自我言说的问题，更是不同的生活世界之间，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我们无时无刻不处于一与多、同与异的相互冲突、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坚持自己的特殊性，并不是要宣扬民族中心主义，而是为了使中国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中有特色的一部分，为了使自我作为历史主体参与世界历史的发展与创造。突出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并不是要忽略他文化的主体价值，而是为了文化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现代化的通讯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主体间沟通的途径，坐在家中就可以进行文化的世界旅行，探秘希腊神话，膜拜印度宗教，反思德国哲学，畅游美国科技。了解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做什么，想什么，怎样生活。一切都与自我有关系，我的生活也和别人息息相关，现代科技使我们摆脱了自身生活环境的狭隘性，成为视域广阔，思绪万千的世界公民。世界历史语境就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共享的、批判的和自我批判的主体交往空间，用康德的话说就是那个不断扩大的人类交往和自由的范围。在这个语境中只有把“自我”和“他人”同时视为世界历史的共同参与者和创造者，才有可能构建和谐多元的世界文化图景。

历史文化论文篇2

摘要：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厘清二者各自言说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第一重历史化主要指通过重塑古代文论产生的特殊历史语境以“求真”；第二重历史化主要指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通过将古代文论历史内化以“求用”。只有实现“求真”与“求用”的和谐贯通，才能更好地推进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12)03033106

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①，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对这两种研究路向各自言说的畛域未加以限制，使得二者之间经常纠缠不清，这既不利于合理阐释各个命题的意义，也不利于不同命题之间进行有效的对话。比如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接受和质疑。众所周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经宋元明人陆续提出，到王国维始集大成②，然后逐渐被文学史书写所采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但是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有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之声④。

乍一听，这些质疑之声确实言之凿凿。比如他们对以宋词为宋代文学代表的质疑就很有说服力。首先，宋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地位并不高，最初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诗余”，其次，就现存文献而言，宋词无论在作者数量上还是作品数量上都无法和诗、文相比，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历史事实。但是随着笔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发现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简单。我们可以追问质疑者提出的这些事实是否和王国维他们“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相矛盾，也就是两者的问题意识是否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尽管这两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予以区别对待。概括言之，质疑者的声音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真”的精神，它们主要注重的是历史事实这一层面。而王国维他们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用”的精神，它们更多地注重的是价值真实这一方面。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并驾齐驱的。王国维不仅研究过宋元明清戏曲史，而且还考察过宋代的金石录，他对宋代诗文创作之盛是了解的，他独推宋词，不是基于事实的判断，而是基于价值的裁决。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紧接着开头那句话后就写到：“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57由此可见：一是王氏深知戏曲在古代是“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的非主流性的；二是王氏肯定元曲主要是从其“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的角度来说的，这里明显地透露了他对戏曲的价值认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是结合时代与文体来谈的，但是在这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之间是否有相同的东西，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在元明清时代已有人提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获得主流地位。而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以来获得主流地位，并陆续被文学史书写所接受，这恐怕与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关。所以我们认为之所以发生一些学者所言的误导，责任并不完全在王氏之说上，而在我们的接受者误把别人的价值判断当作事实判断了，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视野和判断。

这么说并非为王氏辩护，也并非抹杀质疑者的意义，而是反思文学研究的复杂性，并合理限定各自言说的有效性。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带有普遍性，比如争讼不已的唐宋诗之争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对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各自的有效性作严格的“畛域”限定，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也才能对复杂的文学现象采取比较圆融的态度。比如文学史书写可以有两大类。一类是“求真”型的，主要是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古代各个时期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历史事实的真实为最高追求。一类是“求用”型的，主要是在整个古代文学的万花丛中采撷那些最鲜艳的，对今人最有精神裨益的经典之作——以当下价值意义的合法性为最高追求。为了从学理上厘清“求真”与“求用”各自言说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古代文论研究要“二重历史化”。

二、“求真”与“求用”纠结的解脱之道——“二重历史化”

历史文化论文篇3

警察职业心理素质是指警察职业对其从业人员所要求具备的心理因素的总和。警察作为一种高危职业,对从业者心理素质的要求也是以生理条件为基础，在后天学习和工作过程中逐步培养的。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在参考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编制了《山东省部分地市公安民警心理素质调查问卷》，在山东的多个地市公安机关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100余份，涉及的警种包括治安警、户籍警、刑警、交警等。结合问卷调查统计的结果，可将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分为四个维度，即基本心理素质、人格特质、社会心理素质、专业能力。

（一）基本心理素质。

基本心理素质包括认知品质、情绪控制、意志品质、自我意识四个方面。其中认知品质是指稳定持久的注意力、快速准确的感知力、深刻的思维力、持久准确的记忆力、准确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情绪控制是指心境、激情、应激的控制能力。意志品质是指意志的自觉性、果断性、坚韧性、自制力、独立自主性以及勇敢、顽强、勤奋、耐劳等品质。自我意识是指准确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体验、严格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控制等。

（二）人格特质。

本研究运用16PF的16项人格特质进行了问卷调查，请被调查者在两个性质相反的人格特质中按照1-10分的标准选择优秀人民警察应具备的分值，结果表明，在16项人格特质中，平均分数在8分以上的有4项，对应的人格特征分别是聪慧、富有才识，情绪稳定，有恒负责，自律严谨；平均分数在4分以下的有4项，对应的人格特征分别是理智、注重实际，现实、合乎成规，安详沉着、有自信心，心平气和。由此概括出警察职业人格特质包括：责任感、严谨自律、理智现实、自信心、稳定性。

（三）社会心理素质。

警察职业心理素质除了包括基本心理素质和人格特质外，还包括社会心理品质。通过对警察开放性问题的调查，归纳出警察社会心理素质应包括以下内容：压力应对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心理调适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环境适应能力。

（四）专业能力。

鉴于警察职业的特殊性，警察职业心理素质还应包括专业知识能力。

专业知识能力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是专业的心理分析能力，即犯罪心理分析能力。这一能力的培养对于侦查学专业的学生来讲尤为重要。

二、警察院校心理学课程中警察职业心理素质的培养

警察院校学生职业心理素质的培养有课内培养和课外培养两种方式，其中依托心理学相关课程培养警察职业心理素质是当前最主要的方式。

（一）普通心理学课程中警察职业心理素质的培养。

普通心理学在讲授心理学基础知识的同时应与警察职业心理素质训练相结合，突出普通心理学在训练学生心理素质过程中的特色和优势，着重培训学生优良的认知品质。训练内容包括：稳定持久的注意力，即注意力要保持足够的稳定性、持久性，同时又有良好的注意转移和分配能力；快速准确的感知能力，即对感知对象识别要快、把握细节要准、理解要准确；灵敏深刻的思维能力，即思维要活跃、灵活、富有创造性；持久深刻的记忆能力，即记忆要快、保持要持久、提取要迅速；准确的言语理解和表达能力，即对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要及时、准确。

（二）犯罪心理学课程中警察职业心理素质的培养。

犯罪心理学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犯罪心理分析能力。所谓犯罪心理分析能力，是指学生依据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表现的内在联系，借助犯罪现场遗留痕迹再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状态，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特征和社会背景，并制作犯罪心理画像的能力。它包括依据现场行为痕迹分析心理痕迹的能力，依据现场遗留物、损失物分析心理痕迹的能力，依据现场犯罪人作案手段及技能分析心理痕迹的能力，依据综合现场所有条件分析心理痕迹的能力，掌握建构犯罪现场心理痕迹档案库的业务技能和依据现场心理痕迹制作犯罪心理画像报告的业务技能等。

（三）警察心理健康课程中警察职业心理素质的培养。

警察心理健康课程培养的职业心理素质主要包括：情绪控制能力、优良的意志品质、准确的自我意识、职业人格特质及社会心理素质。情绪控制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具体情绪的控制，强化对情绪的关注、引导与调节，培养健康的情绪，保持情绪的稳定与适度。优良的意志品质和职业人格特质主要培养学生的服从性、纪律性、勇敢、责任等心理品质。准确的自我意识包括对于生理状况、心理特征及人际关系的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社会心理素质的培养主要通过课程中的人际关系心理、心理应激、常见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心理行为训练等内容展开，培养学生的人际适应能力、挫折及危机应对能力、适应能力、自我诊断和修复能力及团体协作能力。

三、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视角下学生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培养方法的探索

如上所述，在心理学相关课程中进行心理素质培养是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培养的主要方式。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对心理素质的培养是低效的。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的基本观点为我们探索和发展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培养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在论及心理素质的形成上有如下几个基本观点：首先，实践活动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的源泉；其次，内化是心理素质形成的基本机制；再次，参与实践共同体是主体心理素质形成的必要条件。由此可见，通过实践体验、行为内化、实践共同体活动等途径才能真正培养心理素质。

（一）实践体验———体验式教学法在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培养中的应用。

维果茨基认为：“人的心理活动的变化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变化是同步的。”因此，文化历史活动理论特别强调人的活动在心理素质培养中的根本性作用，认为活动是人的心理素质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活动之所以是塑造人的心理素质的根本方法，是因为人在活动过程中，既有外部实践活动又有主体精神活动，既能培养人的内在心理品质又能涵盖外在的适应性品质。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建构行为，它具有开放性的过程和结果，可以根据不同的培养对象选择不同的活动。鉴于活动的重要性，我们将体验式教学法引入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培养中，让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亲身经历来获得具有个体独特性的认知和感悟。体验式教学还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即体验式教学在培养目标上不仅仅注重知识的培养，更注重学生人格的完善和社会性发展。

（二）行为内化———拓展性心理训练在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培养中的应用。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认为，内化是人的外部实践活动向内部精神活动的过渡，通过内化，个体才能形成新的心理品质并通过习惯表现出来。在心理素质的形成中，内化按照如下模式进行：自我认识（激发动机）———策略导行（具体行动）———反思内化（归纳总结）———形成品质（达到目的）。遵循内化的观点，可通过拓展性心理行为训练，从上述四个方面引导学生，从而真正达到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拓展性心理行为训练是针对警察的职业特点和心理特点进行的一种心理行为训练课程。首先，通过此项训练，学生要学会了解自己，形成正确的自我评价，激发改变或者提升的动机；其次，通过具体的行为训练，提高学生观察、记忆、理解、推理、判断、随机应变以及抗挫折等能力；再次，训练后及时引导学生归纳总结，达到战胜心理恐惧、增强敢为精神、激发心理潜能、锤炼坚强意志的目的；最终，发展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三）参与实践共同体活动———团体心理训练方法在警察职业心理素质培养中的应用。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认为，个体心理发展需要以具体的实践共同体作为依托，因为实践共同体是真实的学习情境，在其中，成员可以获得身份认同，获得归属感、信任感，从而为个体提供积极的心理气氛，更好地激发个体的动机和潜能，促进成员认知、情绪、意志、自我意识、人格、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发展。为了创建目的明确的实践共同体，可将团体心理训练方式引入警察职业心理素质的培养。团体心理训练是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作用，促使个体在交往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讨自我、接纳自我，调整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以发展良好适应的过程。团体心理活动既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也是一种教育活动。在警察院校学生心理素质培养的过程中，应依据学生心理素质培养目标，运用团体训练的方式，结合公安实际来设计内容。例如，在进行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训练时，为了使学生获得准确的自我认识，增强学生的警察意识，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公安工作，将团体活动中的“我是谁”、“自画像”等技术引人课堂，帮助学生强化警察意识，明确自己的目标，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形式活跃了课堂气氛，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四、结语

历史文化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城市建设城市规划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家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里，曾经说过‘在生活条件加速变化的社会环境里，为人保存与其相称的文化环境，是大自然、先辈遗留的文明见证，这对人的平衡发展十分重要，为此应该使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将当代成就、昔日价值和自然之美纳入整体规划加以考虑”。历史文化遗产凝结了民族的智慧，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感官上美的享受，她也是一部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发展的百科全书，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的窗口，并且她对我们现代城市的硬件和人们文化思想的软件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目前看来，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建设的矛盾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上升，城市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有不少建设项目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

1．勘察不全面，造成建设施工时对地上和地下文物的毁灭性破坏。事例有重庆市2004年开工的36条共计2000多km的高等级公路中，发生多起严重毁坏文物点的事件，使得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永远地消失在推土机的重碾之下。

2．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古迹任意改造，致使街区历史格局风貌和标志性建筑面目全非。如1991年被列为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舟山，由于改造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文物保护问题，其中的定海古城在2000年就已不复原貌。

3．旅游事业发展过快，服务设施的盲目建设和游客剧增，加之疏于管理，对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的完整性产生干扰。这方面的问题长城景区比较普遍。以金山岭长城为例，其现代化气息已十分明显，兴建了缆车索道、滑索和卡丁车。据当地人反映，在旅游旺季，金山岭长城俨然一座热热闹闹的游乐场。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最根本的在于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状况。我国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纳入规划始于20世纪20年代，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较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弱势”局面才得到扭转。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法令，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在城市规划方面，1951年国家颁布了《关于保护地方文物古迹名胜的管理办法》，1953年了《在基本建设过程中关于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法律法令的实施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切实工作使文物保护逐步融入到城市规划的工作范畴中。

然而“”的一场浩劫，借扫“四旧”之名，再次使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陷入尴尬的境地，大量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以及民间收藏文物等遭到严重破坏。真正使文物保护工作走向正轨的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至此，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过了曲折起伏的阶段。所以，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使文物保护的法制体系和管理体系先天不足，发育不良，这个历史原因也是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的首要原因。

其次，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由欠发达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这种整体性的社会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影响着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决策方向。历史文化遗产在这场社会变迁中的存亡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文物保护能否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放到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显得至关重要。因此，经济问题成为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步调不一致的原因。一方面，城市建设能带动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文物违法成本。建设方即使破坏文物，文物部门也很难对其采取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文物保护部门长期以来的专向资金依赖于政府拨款，从文物古迹的修缮到工作人员的劳动所得，全部是由专项资金来支付，因此国家背上了一个很大的包袱。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便忽视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建设方的“主动”和文物保护方的“被动”，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历史文化遗产的“尊严”难以维护，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历史城区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周边的环境又脏又乱，甚至有些历史性建筑完全毁坏。

再次，我国长期忽视对大众文物保护的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工作，也没有形成比较规范的文物保护民间团体。使文物保护的群众基础力量较为薄弱，不能对城市规划中有损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决策形成舆论压力。也就是说，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淡漠，难以形成有利于保障历史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软环境。而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则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意识，其外在因素与教育密切相关，并且一些国家(如德国)，把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纳入法律程序，把规划目标、方案向公众公开展示并听取公众意见，这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利的。遗憾的是，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盲区。

二、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的两例成功经验分析

1．日本京都

1991年京都在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中，按“保护、再生、创造”的理念划分为三个区：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保护区、以调和为基调的中心复兴区、城市新功能集聚区。作者认为京都的这种规划模式充分利用了历史城镇的两种保存方式：冻结保存(表现在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保护区)和复原保存(表现在以调和为基调的中心复兴区)。同时，为满足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划分出城市新功能集聚区的做法针对性强，便于该区域迅速地规划建设，没有“担心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的忧虑。京都的区域划分和贯彻三理念的发展模式，不仅保护了历史文化遗产，也促进了其他新产业的发展，使城市活力焕发。

2．江苏苏州

苏州采取保存古城基本格局，控制古城内建筑高度，疏散一部分古城人口，向城市两侧发展的策略城西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城东为工业园区。作者认为这种规划模式比较传统，向一侧或两侧发展基本不会使古城区发生大的变动，利于保持古城面貌。虽然东西两个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要穿越古城区，会给古城造成一些影响，但由于苏州在交通规划方面采取了措施(如限制车辆在某些古城街道通行)，又弥补了这种缺陷。总的来说，苏州整体规划建设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

三、解决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几项措施

1．强化政府职能，将监督落到实处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文物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实施时，一些行政部门带有经济利益主体的性质，把考察和审批作为了一个象征性的程式，落脚点却放在了收费上。这种工作性质的改变对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很不利，所以强化政府职能十分必要。尤其在历史文化遗产存在区域内，政府在建设单位递交项目建议书之后，应严格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对可能产生文物危害的项目，令其合理修改方案，做到文物保护的万无一失。监督工作落到实处，才有成效，同时，也能更好树立政府形象，取信于民。

2．不照搬照抄，借鉴成功经验要合理

有些历史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城市，规划部门在规划过程中，采取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办法，但是规划中没有做到深入细致调查，反而取得“东施效颦”的效果，造成了许多问题，如古迹复原处理不当，新设项目与原有景观不协调，改变或破坏了原有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弄得不伦不类。借鉴不等于照搬照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古城和新兴城市之间的借鉴更需要谨慎，针对城市自身特点合理制定方案，做好预测工作，做到各方面兼顾，才会取得成效。

3．做好保护文化遗产的普及教育

我国目前确认不可移动文物点近40余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1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2处。众多的文物需要保护，单凭政府的力量和职能部门有限的人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还在于广大公众。而作者在所在大学做了一项关于文化遗产的随机抽查，其中竞有90％以上的学生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很不全面，大部分人的认识仅限于博物馆里陈列的出土文物和历史建筑。由此推测，公众对此方面的了解整体上看不容乐观。

历史文化论文篇5

本研究运用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分析学生活动设计。美国学者艾尔.巴比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多数社会研究都会探讨某个议题”。本文经过分析后认为学生活动设计是学生活动成败的重要环节。

二、主要概念

（一）学生文化

学生文化是指学生群体享有共同的价值观、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等，其核心是共同的价值观。

（二）维果茨基文化历史观点

维果茨基“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理论”认为，人的高级心理机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受社会规律的制约，人类社会文化对人的心理发展以及社会交互作用对认知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

（三）学生活动设计

为引导学生群体形成普遍共识的积极的价值观、思维习惯和行为而进行的详尽、系统规划

三、学生活动的设计

有研究表明，学生文化建设的特点是多层次性，多系列性，多侧面性和多形态性。据此，本文主要论述以下四个类型的学生活动设计：即仪式活动、美化校园活动、社团活动、校外活动。

（一）仪式活动

本文中的仪式活动是指学校常规的升旗仪式，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活动。仪式活动能够让学生在庄严的氛围中感受到人们对祖国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求，对美好人生的向往。根据学生文化建设的多层次性，以理想信念、价值观的精神层次为核心设计学生活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社会物质的丰富，人们的思想也经历了剧烈的冲击和变化，人们看待社会问题从教条单一向灵活多元发展。人们从活生生的现实中看到了科技和教育的巨大力量，越来越重视教育，对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开始关注，使得我国的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国学者刘旭东认为“教育是以如何促进人类成长、个体发展和生命意义的建构为依归的”。这要求教育者要善用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引导学生学会从众多的社会现象中区别善恶，从纷繁复杂的思想中分出好坏。对于仪式活动的开展，各学校在形式上要通过共同点来体现仪式活动的严肃性，同时还要突出自己的特点。要突出学校的文化特色，学生活动设计就要详细，从仪式中各项活动起讫时间的流程安排到场地物品的式样摆放规划，再到参加人员的着装与行为规范都应考虑到，力求达到仪式应有的最好的效果。

（二）美化校园活动

这里说的美化校园活动，是指在学校的支持下，以自愿为前提，让学生们自己制作装饰品美化校园。依据学生文化建设的多系列性，设计学生活动时应包含学生行为和思考等多个维度。研究表明“学校文化影响和制约着学校群体成员并代代相传”。因此，设计好美化校园活动便尤为重要。美化校园活动能够很好的展示学生的才华和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学生的思维和动手能力。在学生作品被用于校园美化后，会不断得到来自老师和同学对作品的评价，从而丰富学生的想法，增加与同学和老师的交往，提高学生的交往能力，并且因为自己的参与而喜爱校园。美化校园活动有助于展示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思想动态。维果茨基十分明确地提出：“一切教育的艺术则应该归结为引导和调节这一活动”。因此学校应发挥引导和调节作用，设计一个积极的思想核心做导向，将其体现在整体的美化布局方案中，做到自由发挥却不散漫无序，张扬个性而不凌乱嘈杂，让每个学生漫步在校园中都能感受到处处都在散发自己喜爱的气息，在快乐愉悦中受到学校文化的熏陶和教育。

（三）社团活动

本文所说的社团活动是指拥有鲜明观点和风格的学术派别活动。学生的学派活动可以是现有各学派的传承和发扬，也可以是学生自发组织的针对某一问题的某一方面的观点和态度进行讨论的学术活动。根据学生文化建设的多侧面性，进行学生社团活动设计时要重视传统文化和学术素养的建设。鼓励学生用文章的形式开展论辩，使学生增强文化主体性，同时也能够使文化更有效地发挥其育人的功能。设计社团活动，要注意用各学派的不同观点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生活，培养具有远大理想、爱国热情和世界眼光的新人。

（四）校外活动

本文所说的校外活动是体现爱国精神的扫墓踏青活动和体现中华民族互帮互助精神的社区公益活动。依据学生文化建设的多形态性，设计学生校外活动应采取形式多样的综合实践活动。设计适合学生的校外活动可以驱动学生与社会环境对话。校外活动可以丰富并补充学生的生活，对培养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学生了解国家历史，了解社会现状，了解自己的由来，有助于学生形成一个符合社会现实的动态的发展观念，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积极的生命体验。设计学生课外活动还要关注师生交往。校外活动给教师提供了解学生的机会，了解整个社会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以便从更宽广的角度和深度去研究和教育自己的学生，更好地提高教育的效果。

四、结语

历史文化论文篇6

一

早在远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就是当时文化发达之区，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炎帝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而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帝氏族及其后裔则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共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经过夏、商、周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渐次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个主干——夷夏文化，而齐鲁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齐鲁建国至春秋，是齐鲁文化两大文化体系的形成时期。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东下，到达下游地区。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人文环境、地理条件的不同和建国方略的差异，造成两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体系：齐文化和鲁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长达六七百年的时间里，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道路发展，使黄河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从齐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实际情况出发，除了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实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文化上，主张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因其俗，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合时俗，务实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传统。鲁文化则是以周文化为主、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适于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文化上，则采取“变其俗，革其礼”的方针，用周文化强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讲求的礼乐仁义即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

战国秦汉时期，是齐鲁文化的综合发展时期。进入战国，由于齐国对鲁国的兼并，造成黄河下游地区政治上的局部统一。而学术文化界兴起的百家争鸣，则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在这个背景下，齐、鲁两大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逐渐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孟子对齐学的批判吸收，邹衍阴阳五行说对鲁学的渗透以及管子学派和荀子对齐学和鲁学的揉合。特别是《管子》、《荀子》的出现，反映了齐鲁两大学派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向。秦及汉初，齐学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黄老学和阴阳五行学的盛行。这一历史时期齐学与鲁学的融合，为其后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构筑新的儒学体系作了理论准备；同时也为汉代儒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以及今古文经学之争埋下了伏线。经过东汉今古文经学的学术之争，双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渗透，至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会通古、今文经学，最终完成了齐鲁文化一体化的过程。

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齐鲁文化实际获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二

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齐鲁文化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