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财经的论文篇1

财政分权中国经济增长度量指标在Oates等人发展的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Qian和Weingast等人发展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经研究发现，指标选择及其处理不统一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一、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得出了四种具有争议性结论：一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为正，从而认可财政联邦主义关于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适用于中国。如Ma（1997）、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以及肖文和周明海（2008）等发现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二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为负，从而否定了财政联邦主义关于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Zhang和Zou（1998）认为，省级财政分权与中国各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这在过渡时期（1985-1989）显得特别明显，周培奇（2011）也得出了相似结论；三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但对此仍存在不同的结论。如张晏和龚六堂（2005）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个分界点，之前的财政分权抑制了经济增长，而之后则促进了经济增长，另外，他们还在划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地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差异。但是，同样基于分段回归，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1994年前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两者之间却呈现显著地负相关。周业安和章泉（2008）发现从1986―2004年的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而1994年前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1994年后它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四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无直接相关关系。如胡书东（2001）、李文星等（2009）认为一般的财政分权与国民经济绩效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二、对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的再思考在关于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其指标选择主要与财政分权概念有关。下面对相关的指标选择进行简要分析。（一）边际分成率和平均分成率。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使用边际分成率来度量财政分权，其含义是指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增加额中所提留的比例，该指标也被成为自有收入的边际增量。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处在不断的调整之中，为了反映这一变化，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对不同时期中央和省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了分类，其中，在1985到1987年之间共涉及到四种类型，而在1988到1993年之间则涉及到五种类型。按照他们的研究，在1985到1987年间有14个省可以从财政收入增量中保留一定的份额归自己支配，在1988年到1993年间还有5个省这样做，其余省份在所有时期获得了100%的边际分成率。对于财政制度改革前即1985年之前不存在财政分权，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将其标记为0。在他们的方法下，我们可以发现，像广东和江苏这样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雄厚的省份竟然与四川、宁夏等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较穷的省份具有同样的财政分权度，这显然很难令人信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当使用边际分成率来度量财政分权时，那些将财政收入中的固定比例上交给中央财政的富裕省份和那些从中央获得财政补贴的省份是一样的。张晏和龚六堂（2005）曾指出了这一点。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收入划分是按照中央税种、地方税种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来进行的，这就进一步制约了边际分成率方法的应用。也承认，边际分成率指标确实不足以反映财政关系的复杂变化。Ma（1997）使用了平均分成率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其含义是指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但正如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所指出的，这一方法面临一个内在矛盾，即一些省份在改革开放前就一直对中央财政有净贡献，按按照Ma（1997）的方法，此时就已经存在财政分权，但在统收统支制度下，这些省的支出仍需要中央政府批准。这样一来，平均分成率就无法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所经历的重大改革，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的新格局。虽然肖文和周明海（2008）结合使用了这两个指标，但由于这两个指标在度量财政分权程度时分别面临困境，并不会因为合并使用而消失。因此，他们方法的合理性也是值得商榷的。（二）财政收支比重指标胡书东（2001）使用了人均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和地方经济建设支出比重来度量财政分权，周业安和章泉（2008）使用了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李文星等（2009）采用了各地区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比重来度量财政分权，应该说这种基于财政收支比重的指标选择方法沿袭了Oates从财政收支度量财政分权的传统。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仍然面临潜在的问题，比如我们需要考虑，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是否能够反映财政分权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转移支付在分为有条件转移支付和无条件转移支付时，它们对财政分权的影响是一样的吗？在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不对等，尽管分税制改革在某些方面有所调整，但是由于1994年的改革方案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因此，这种不对等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集中了大部分的财政收入，但又通过税收返还、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等形式将财政支出转移给地方。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的研究表明，在1998年到2001年间，税收返还在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其比重高达62.1%，其次是专项转移支付比重为20.1%。这样一来，非条件性转移支付就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了相当高的比重。由于税收返还建立在一定的基数基础上，在制度设计上为了保证地方原有利益，并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采用了“存量不动，增量调节”的办法，并确定各省税收返还额的递增率，系数为各省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0.3。这样一来，如果一个省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高，其获得的税收返还额也大。所以对于经济发达省份而言，包含了税收返还的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可以比较好地反映财政分权的情况。但是，对于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而言，由于其地方财政收支存在较大缺口，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这样用其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则可能拉高其指标数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缺乏明确的规范和统一的标准，转移的具体数额往往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和“跑部钱进”的能力密切相关，这样就使得利用财政支出比重来准确衡量财政分权程度面临更多的困境。另外，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在进行竞争时往往使用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甚至是简单的通过承诺对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予返还来“招商引税”，这样就带来税收在地方政府之间的重新分配，这种重新分配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一个地方因招商引税导致财政收支比重的增加会高估其财政分权程度，而一个地方因其他地方招商引税而导致财政收支比重的降低也不能反映其实际财政分权程度。此外，如果考虑到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财政支出比重也不能很好的反映财政分权情况，即使像胡书东（2001）、周业安和章泉（2008）那样采用人均指标，仍然不能避免因为经济规模差异而产生的影响。正如张晏和龚六堂（2005）举例指出的，四川省的财政支出最高，但这并不反映四川省就比支出较小的广西拥有更多的财政自。同样，上海财政支出高于天津，但上海市的财政自由度并不比天津更多。（三）预算内指标、预算外指标及体制外指标由于中国财政收支的不规范、不统一，学界通常采用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体制外资金来描述政府实际财政收支的分布。这样，对财政分权的度量就必须对此进行综合考虑。因此，很多学者在关于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关注到了这一特殊事实，如张晏和龚六堂（2005）、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采用了预算内外的财政收支比重指标衡量财政分权，特别的，张晏和龚六堂（2005）还考察了体制外收支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重要影响。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中央于1993年至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这导致了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概念的变化，进而导致难以对相关的统计数据进行统一处理，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基层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程度加剧，结果是地方政府进一步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了预算外收支的比重。从不同角度可能对此作出不同的判断，如从地方实际支配财力的角度，可能得出财政分权程度加大，但如果从预算外收支特别是制度外收支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角度来看，也可能得出财政分权过度的结论。

三、结语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出现了四种主要的争议性结论。在关于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其指标选择主要与财政分权概念有关。其中，对财政分权度量指标的分析从边际分成率和平均分成率，财政收支比重指标，预算内指标、预算外指标及体制外指标三个方面进行。因此，本文认为，度量指标的选择和处理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在选择指标的时候经常会面临的困境是指标要么不符合现实，要么不易于处理。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感兴趣的学者不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相应的度量方法和指标都是有效的，大量的度量缺陷可能会导致从那些数据中得出不合理的推论。

参考文献：

[1]MaJ.IntergovernmentalrelationsandeconomicmanagementinChina

[M].England：MacmillanPress，1997.

[2]林毅夫，刘志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7（4）：5-17.

[3]肖文，周明海.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

[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38.

[4]Zhang，Tao.，Heng-fuZou，1998，“FiscalDecentralization，PublicSpendingandEconomicGrowthinChina”，JournalofPublicEconomics，67，pp.221～40.

[5]周培奇.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1999～2008）：基于预算权的讨论

[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1，（001）：17-23.

[6]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J].经济学（季刊），2005，5（1）：75-108.

[7]沈坤荣，付文林.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

[J].管理世界，2005，（1）：31-39.

[8]周业安，章泉.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J].管理世界，2008，（3）：6-15.

[9]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39.

[10]李文星，艾春荣，徐长生.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J].浙江社会科学，2009，（11）：17-25.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2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3

「关键词理性财务范式新制度主义财务学

一、财务学的理性选择范式及其理论与现实缺失

财务学的研究范式是承袭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该范式是从亚当。斯密著作中的一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继承而来，同时承接了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理性财务范式的基本范式构件包括：（1）把理性的个体作为财务研究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根本出发点。所谓理性，在财务学上是指理财者有判断选择所从事行为的财务成本与收益的能力；（2）理性个体的财务选择和财务行为动机是实现收益最大化，表现为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3）财务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是既定的，是解释财务行为的外生变量，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是均质的，因此不是财务行为范式解释中的自变量；（4）由于把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集团界定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所以对整个企业财务状态的基本判断是冲突的。这些基本的范式构件使理性选择范式具有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解释优势。表现在：理性范式在确立财务基本假设时采用了“剃头式”的做法，把“多余”的问题全部去除，使假设简单明了，从而保证了整个范式解释的清晰和系统，避免了通常因为过大的理论雄心而希望面面俱到所导致的理论的内在矛盾。同时，由于理性范式在基本假设上肯定了既有的制度，突出了个体利益本位，实际上认同甚至维护了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因此长期占据西方财务学的主流地位。

理性选择范式虽有解释上的一定优势，但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反映在财务学理论体系上主要有如下方面：第一，由于认同了既有的制度，没有把制度纳入财务行为的解释框架，因而对制度与财务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入地分析，无法为财务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出见解，使理论的构建趋于保守。如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批判主流经济学时所指出的那样，检查一下学术杂志和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完全将人、制度、文化等社会基本要素游离于财务学之外，财务学因此而变成“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第二，由于工具理性发达以及过分关注财务的“操作性”技术方法，企业的财务效率大大提高，但同时也导致了对非正式制度（如文化）安排在企业财务中作用的轻视，并使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准则遭到蹂躏；第三，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财务经济性效率和经济性规则的过分关注以及对财务的社会属性的轻视。由于正统财务学强调理财者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因此，尽管日益受到重视的经济伦理学将这种“自利性假设”称为经济学的“无伦理”现象，并批判性地指出这种极其狭隘的自利行为假设阻碍了对一些富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也尽管涉及“人性”的理论在社会学、伦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中已有较大的发展，但在财务学领域，至今仍看不到任何“社会人”的影子，有关社会的公共性利益、社会的规则和制度至今没有被引入财务学的分析框架；第四，理性选择范式具有盲目地把西方文化和理财价值观推向普遍主义的危险和倾向，忽视甚至无视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存在，因而在分析非西方背景下的财务选择行为时难以深入。这大概就是近年来我国财务学理论研究中“西化”倾向较为严重、缺乏体现本国制度和文化特色的财务学研究的方法论根源。从实践看，理性选择的财务范式还导茁财务价值导向偏颇和财务制度设计失效，进而使财务实践偏离“情、理、法”。就中国企业的财务实践看，主要表现为：对账面利润的过分追求，结果导致对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后果的轻视，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缺乏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背景下过分追逐财务的收益性或盈利性，导致企业理财中大量“败德行为”发生，诚信危机、信任危机、信用危机，说明了单纯强调“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同时也说明了确立“以德理财”、“以义理财”和“以信理财”等“非理性化”财务理念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财务学的理论与现实缺失是正统财务学强调“工具理性”逻辑并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因此，要从根本上克服正统财务学的理论与实践缺失，必须对理性选择的财务范式进行彻底革命。

财务学所遵循的理性选择范式，实际上早就受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批判。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就指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的“经济人”假说，讨论的是人性的最低级的本能，是一种纯粹的“野兽哲学”，认为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王可敏，2000）。制度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更为猛烈，认为它是超越一切社会环境和历史时间概念的、非伦理、抽象化的人性观，是导致“金钱社会”的根源。按照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群体环境中加以研究。因此，制度主义经济学十分强调在广泛的制度和文化等社会环境中来考察人的行为（G.M.霍奇逊，1993）。对理性选择范式的批判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科学总估价的转变”（1），同时引起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人、制度和文化的高度重视的倾向，这种倾向后来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体现。按照詹姆斯。马奇（JamesgG.March）的看法，新制度主义包括三种，即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毫尔（PeteraA.Hall）则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另三种，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的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突出的特点：（1）倾向于在相对广义上理解制度与个人行为间的关系；（2）强调与制度的运行和发展相联系的权力的非对称性；（3）强调“路径依赖性”的制度发展观；（4）特别关心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分析方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实际上是理性选择范式向制度方面调整的结果，它继承了理性选择范式中关于个人行为的基本假设，同时又较为充分地考虑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个人行为的约束。社会学上的制度主义发挥了自己的学科优势，在界定制度上采取了更为宽泛的态度，试图把文化涵盖进制度的框架中。这个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在概念上的隔离，使文化更加具体化，更容易在分析中加以把握，同时也强化了该范式在宏观层次上的解释力（李惠斌、杨雪冬，2000）。

因此，可以说，财务学的研究正经受着一种奇特的精神困惑，这就是“理性主义的财务行为观”，这是导致财务学理论逻辑缺欠和现实缺失的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根源。如同在社会科学里出现的变革情形，财务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必须寻求财务学与制度主义的有效结合。

二、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理论耦合的可能性分析

1.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性与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企业财务行为。斯维德伯格和格兰诺维特（R.SwedbergandM.Granovetter）曾就经济行为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出了三个基本命题：第一，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第二，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第三，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2）。这三个基本命题，实际上也是企业财务行为的基本命题。尽管正统的财务学继承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传统，将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有目的性的纯经济行为，但事实上，企业财务行为的社会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企业是社会结构体系的一个基础性环节，其决策与行动必然地给社会带来一定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消极的或积极的后果，企业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社会经济机构”，尤其是处在高度社会化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这里的“决策与行动”，自然包括财务的决策与行动。就是说，企业的财务决策与行为必然地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自然也受到社会的种种约束与限制。即使把财务行为视为一种理性的行为，但正如韦伯所分析指出的，任何理性行动都受到社会的影响，因为它必须考虑到他人的相应行动并作出调整。其次，企业财务行为均是有主体的行为，也就是由人来进行的行为。作为从事财务活动的人，首先就是“社会人”，因而其行动也首先就是一种社会行动，限定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第一，财务行为受到理财者的社会价值观的指引和约束。可以说，任何财务行为都是基于某种道德判断之上的，这种判断影响着理财人对财务行为目标和手段的选择与使用，中国历史上“儒商”（3）的理财行为就是较好的说明；第二，理财者在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同时，往往还夹杂着对他人的赞同、个人地位及权力的渴望，这些都与其他社会成员有关。完全不受限制的纯以个人为中心的最大化行为是不现实的；第三，即使是不受限制地对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必然受到建筑在社会互动之上的互惠性期望的限定。因此，企业财务行为实际上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嵌入”（embeddedness）是社会学广泛使用的概念，意指各类经济行为都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结构的限定，这种社会结构决定着它们的形式与结果。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给财务学研究的重要启示就是，财务学应当象经济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那样，把“制度”纳入企业财务行为分析的框架。

2.财务的基本职能与财务效率的制度性影响。笔者认为，财务的基本职能是有效培育和配置财务资源。在财务职能的实现过程中，效率总是被优先考虑的因素。财务效率取决于多种因素。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主要包括：（1）理财者的素质，特别是掌握财务决策控制权的经营者的能力与责任心。（2）环境。在不同的环境中，财务效率也是有差别的。通常的情况是，经济繁荣时期的财务风险小于经济萧条时期，而过剩经济条件下的财务风险又大于短缺经济。（3）技术和方法。一般情况下，采用科学的决策技术在效率上总是优于“拍脑袋决策”，科学的管理效率总是优于经验管理，尽管经验管理经常地被人采用。（4）信息。信息越充分可靠，财务的效率也就越高。（5）制度。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财务效率的影响因素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变化的。比如科学技术，在马克思时代是重要的效率因素，到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就上升为“第一生产力”。制度也是一样。尽管制度与管理、分工、协作、科技等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添加的要素，但是，正像其他领域通行“后来居上”和“软件能高于硬件”的原则一样，从效能的角度衡量，在财务活动中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并不能低估。谭忠真、邹东涛（1999）曾将制度解释为“更是第一生产力”，并认为制度生产力包括制度的整合力、制度的激励力、制度的规范力、制度的开发力、制度的协同力和制度的更新力六个方面。

本文的看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财务效率的各种因素中，关键是制度因素。具体地说：（1）制度是充分发挥理财者创造潜能和积极性的“启动器”。科斯在考察制度的作用时曾提出，实际的人是在“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的”（4），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1841年对西方国家经济史的对比考察后指出：“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得来的”（5）。制度所制约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制度所提供的社会条件制约着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没有有效的制度，经营者的理财积极性的创造性不可能会充分发挥出来，财务效率也就不可能会高。（2）制度创新是财务技术和方法创新的“孵化器”。诺思在分析制度的作用时曾提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6）。从财务上说，没有一种在制度创新基础上形成的组织上的有效创新，现代的财务管理技术和方法是难以在实践中有效利用的，这是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中习惯于传统的经验式管理的重要原因。（3）制度是信息充分可靠的“保护神”。没有良好的制度体系，财务资源配置中所依赖的信息的充分性和可靠性是根本无法保证的，曾“一石击起千层浪”的“郑百文”等就是典型的例证。（4）制度架构是制约资本生产力“水流”大小的“管道”和“阀门”。现实中，资本或财务资源是一种能量系统，制度则是一种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制约着能量系统的开发。控制系统通过制度规则创新、管理体制创新、产权法则创新、激发社会创新的活力，释放能量，使资本的各种潜力得以发挥，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资本就好比“水”，而制度是“阀门”，决定着“水”的流量。制度与财务效率的关系原理告诉我们，财务学的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制度对财务效率的影响，并在理论上将制度主义有机地融入财务学体系。

3.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与财务性的制度安排。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有效率的利益相关者财务支持网络，这个网络的稳定性和强度是企业财务效率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财务学的研究不能忽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企业的财务支持网络首先具有合作性的特征。利益相关者（诸如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客户与供应商、政府和社会公众等）愿意给企业提供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务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财务支持的形式组成“战略联盟”能够产生“合作盈余”（企业价值大于其所有成员独立行动的收益之和的差额），并相信自己能够从合作盈余中分得比独立行动更多的收益，企业的财务活动本身就是利益相关者合作（包括有形资本合作与无形资本合作）的产物。但是，企业的财务支持网络同时又具有“冲突性”或“非均衡性”，诸如包括出资者或股东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不同股东类型（如国家股东与非国家股东、优先股东与普通股东、中方股东与外方股东等）之间的财务冲突、债权人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政府与企业及其经营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客户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及其经营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财务冲突、经营者内部董事会与经理班子和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内部分部之间的财务冲突、企业与其员工之间的财务冲突等。财务性的冲突既体现在财务收益的分配方面，又体现在财权安排即财权争夺方面，还体现在财务观念如目标观念和风险观念等方面。企业财务网络内部的冲突性，一方面来自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己心和机会主义动机；另一方面，信息的不对称性、风险偏好差别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财务关系中讨价还价能力的差别等，事实上也会导致相互间的非合作倾向。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冲突具有系统破坏性和分裂性。这个观点应用在企业财务上就是，客观存在的各种类型的财务冲突是导致企业财务合作失败和企业契约分裂的重要原因，合资企业中存在的大量不稳定性和财务失败率就是典型的例证（7）。因此，企业财务冲突及其协调的问题，必然地构成财务学研究的又一重要课题。

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持续网络及其内部冲突性的研究必然地需要深入到制度层面。这是因为：首先，冲突形成与制度相联。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会主体间的冲突源于“交换”（包括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而交换又起源于个体拥有资源的有限性。这里所说的有限资源，总是与个体的特定产权有关。换句话说，产权制度是形成冲突的根源。产权制度导致交换行动中利益主体间的报酬矛盾和目标不相容，进而导致“两难困境”或社会冲突。其次，冲突的程度与制度相关。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的程度是存在差别的，社会信任度与企业合作强度的关系原理就是较好的例证。按照Fukuyama（1995）提出的“信任半径（radiusoftrust）理论”的见解，信任半径越大，企业财务合作与规模扩张的空间越大，冲突程度越小。格兰诺维特（1981）提出的IS—TS解释模型（8）也认为，信任与关系强度成正向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信任度越高，社会网络内部的合作强度越大，冲突程度越小。中国企业与银行、客户之间财务程度较大的事实，也能说明制度与财务冲突强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再次，冲突需要制度来整合。社会功能主义的代表帕森斯将社会整合均衡视为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按照他的观点，由于利益或报酬冲突，适合需要整合和均衡，而社会系统实现自身的整合与均衡，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化的社会控制的机制和作用于社会秩序的文化模式。另一西方社会学家科塞曾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冲突与制度间的内在联系：冲突可能导致法律的修改和新条款的规定；新规则的应用会导致这种新规则和法的实施而产生的新的制度结构的增长；冲突还可能导致竞争对手们和整个社区对本已潜伏着的规范和规则的自觉意识。因此，冲突对制度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冲突需要制度来化解和整合（L.A.利塞，1989）。

财务网络内部的冲突性决定了企业财务性制度安排的必然性，而财务性的制度安排过程其实就是企业财务网络内部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互相抗衡和妥协的过程，是有关各方利益或力量均衡的结果。而企业财务网络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又决定了这种财务性制度安排是面向全部利益相关者的，是协调和均衡利益相关者财务关系的重要机制。财务性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是通过对财务性权利和责任的明确，均衡各契约主体即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协调和化解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就企业财务网络结构而言，财务性制度安排的目标是面向企业的全部利益相关者的，而不仅仅面向股东或经营者。财务作为联结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纽带和企业合约的重要组成内容，其本身的性质就是一种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的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权利和责任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制度安排与运作。

综上所述，制度是企业财务行为的一个内生性因素，研究企业的财务问题，不仅不能回避制度，而且更应当将制度因素融入企业财务学的框架，实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理论耦合与互动式发展。

三、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理论互动式发展的基本路径

本文把正统的财务学称之为“技术主义财务学”，是因为正统财务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甚至完全是财务的操作性技术方法，诸如财务决策的技术方法、财务预算的技术方法、财务控制的技术方法和财务分析的技术方法等。技术主义财务学割裂了企业财务行为与制度结构的内在联系，导致财务学与社会学的理论隔阂。解决正统的技术主义财务学所存在的理论与现实缺失，需要通过财务学与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耦合，建立起新制度主义的财务学。为此，需要在财务学理论研究中实现如下三个重大转变：

1.研究前提：从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企业财务行为是由“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进行的有目的性的行为，因而其行为动机、方式和结果必然地受“人性”的影响。在人性方面，正统财务学所一贯坚持的是经济人假设和自利性假设，并认为经济人假设具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和预测功能。所以如此，其认识论根源就如同汪丁丁（1998）所描述的：“当群体中多数人的行为是效率导向的时候，自利性假设，不论是工具主义的还是本体论现象学的，都足以解释众数现象。因为，‘效率’——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既定的目标，是自利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能够解释众数现象的并不仅仅是效率。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完全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单纯讲究效率问题势必割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那种认为经济学及其应用学科（包括财务学）研究效率而社会学、法学等研究公平的传统观点，是不全面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第二，任何社会主体（包括企业组织和个人）的逐利动机，都必然受社会结构的限定，并建立在社会互惠性期望的基础上，企业组织和个人完全不能超越社会制度结构和法律设定的边界追求个人的私利。第三，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构建的财务学体系，几乎总是与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发生对立和冲突。换句话说，财务学的人性立场与社会学的人性立场总是不连贯，财务学与社会学因此而出现彼此对立的局面。

有效解决正统财务学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困惑，客观上需要转换理财主体的人性立场，实现从经济人假设向社会人假设的重大转变。达此目的，首先要扩展企业财务的目标结构，将企业的社会性和道德性责任纳入财务行为的目标体系，同时修正企业财务的经济性目标定位。无论是将企业财务的经济性目标解释为利润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还是解释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客观上都只能体现企业及其股东作为经济人的利益需求，将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作为社会人看待，需要将企业行为的“社会成本”纳入目标体系，也就是把社会成本纳入企业成本计算与控制体系；其次，将生态和社会规则纳入财务运作规则体系。企业的财务决策与控制，不能只考虑经济后果或现金流量，还应当考虑财务行为的社会性影响以及社会结构对企业财务行为的限制作用；再次，要将制度作为企业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因素纳入财务学的分析框架，分析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财务行为及其后果的影响，以凸现企业财务行为中的“人文关怀”或“人文精神”。

2.研究方法：从个体分析到网络分析。正统财务学在方法论上信奉个体主义，即以企业个体作为独立的封闭式考察对象，并从企业个体的内在属性和内部驱力出发来解释企业财务行为。比如投资决策行为，就是完全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动机需求来解释。个体主义方法论给人的错觉是：似乎企业财务行为是孤立地进行的，完全不依赖于其他社会主体。而消除这种错觉的关键，就是实现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重大转换。若将财务学置于社会科学系统之中考察，就会发现传统的个体主义方法论正经受网络分析法的挑战。80年代以来，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文化倾向对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和谐关系所造成的负面作用的日益显现以及东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等新的环境因素的出现，使“社会资本”（9）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网络分析”成为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该分析范式的构件包括：（1）用对行动的结构限制而不是单位内部的内部驱力来解释行为。换言之，结构性的社会关系是比系统成员的个体属性更有力的社会科学解释素材；（2）网络分析的焦点是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试图将个体还原为其内在属性和本质特征的范畴；（3）个体社会网的结构决定了其二人关系的作用；（4）世界是由网络而非群体构成的，因为群体有严格的界限；（5）网络方法补充和替代了个体主义方法。

将网络分析法应用于财务学的研究，要求我们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网络化行为，来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的内在结构与关联性质，特别是网络内部的冲突协调机制。事实上，企业总是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结构中展开财务活动的，并且其网络成员就是那些向企业提供财务资本（股东与债权人）、人力资本（经营者与员工）、市场资本（客户与供应商）和社会资本（政府与公众等）的利益相关者。离开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企业的财务行为几乎是无法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财务行为就是一种网络行为而不是企业个体的内部行为。财务的网络性是企业作为“社会人”（社会的法人或社会经济机构）的重要表现。因此，实现从技术主义财务学向制度主义财务学的转变，还需要强化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主要有：企业财务网络的内部结构及其演进；财务网络关系的特性；财务网络内部合作性及其影响因素；财务网络内部冲突性的表现、形成机理和协调机制；社会资本与利益相关者财务冲突整合等。对这些课题的进一步研究，需要转换财务学研究方法并将效率与公平同时纳入财务学体系，以实现财务学与社会学的互动式发展。

另一方面，还要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嵌入”于社会网络结构之中，分析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与社会网络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从现实看，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网络不是一个封闭的结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系统，这个开放的财务网络系统既受社会网络结构的限定，比如信任机制时刻限制着企业财务网络的建立与发展，同时又对社会网络结构系统的正常运行施加一定的影响。总体考察，“优质”的企业财务网络系统促进社会的财务资本的流动，使社会网络结构的支撑基础——市场（10）——得以不断拓展，并强化社会网络的联结机制——社会信任体系；相反，“劣质”的财务网络系统会破坏一个国家的社会网络结构。企业财务网络对社会网络系统的负面作用的典型例证是目前我国的信用危机。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信任与网络强度呈正向关系，而时下企业流行的“重利轻信”做法，无疑会弱化社会网络系统的功能作用。因此，将网络分析法应用于财务学研究，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事。

3.研究内容：从财务技术到财务制度。新制度主义财务学的研究重心不是财务的操作性技术，而是“嵌入”于企业财务网络之中的财务制度结构。一般认为，制度是至少在特定社会范围内统一的、对单个社会成员的各种行为起约束作用的一系列规则，这种规则可以是正式的，如法律制度、组织章程等，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如道德规范、习俗、信任等。对企业财务网络行为而言，起约束作用的制度都可以称之为“财务制度”，并且财务制度应当包括两大类：

一是财务本体性正式制度，即直接约束企业财务行为要素的制度规范，诸如我国财政部制定各种专业财务制度。财务本体性制度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专门的企业财务制度，也可以是散见于证券法、税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的“公共财务规则”。“公共财务规则”虽是一个新的术语，但各国的公司法、税法、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等有关法律中，确实包含有类似“公认会计原则”的、适合所有企业的公共财务规则，这些规则对企业的财务行为包括筹资、投资和收益分配等行为形成强制性的约束。公共财务规则存在的依据，是企业的财务活动的网络性和社会性。既然企业财务行为是一种网络行为，所影响的并不仅仅是企业或其股东，而且还影响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乃至整个社会，那么，政府出于对维护良好社会经济秩序和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考虑，就有必要和可能通过制定和执行公共性的财务规则，来规范企业的财务行为。当然，政府作为一般社会管理者制定的财务规则与政府作为产权所有者制定的财务规则是有差别的。从国际经验看，国有企业应当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其财务行为，以体现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特殊性及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特殊影响。政府作为产权所有者制定的国有企业财务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体现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代表的特殊财务权利；体现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侧重于政府如何约束和规范企业财务行为。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4

自从1998年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财务管理专业以来,财务管理专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财务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国内外财务与金融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其趋势，掌握财务学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财务管理的基本技能，熟悉有关财政、金融和企业财务方面的法律、方针和政策，成为具有较深的财务学理论素养和现代金融意识并能运用先进技术手段进行业务操作的财务与金融方面的通用人才。财务管理属于软科学，财务管理研究的对象是主观世界，研究问题的答案往往不是唯一的。财务管理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过程，包括到实习单位跟岗(或顶岗)、调研、选题、收集资料、确定研究思路、撰写论文。对学生来说除了要具备专业能力外，还要具备文字、语言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结协作能力。这实际是学生综合知识、综合技能、综合素质运用和发挥的过程，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锻炼和检验。财务管理的毕业论文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毕业论文资料、素材获得难

毕业论文通常应利用毕业实习来获取相关的实践素材，毕业实习一般应在实际工作岗位进行。相对而言会计专业学生比较容易找到对口的实习岗位，学生可以到企业或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岗位实习会计业务，或者去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审计业务，而财务管理属于企业较高层次的管理工作岗位，财务管理专业实习内容常常涉及企业的商业秘密(如需要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如投资、成本、利润、税金、价格等)，学生实习帮企业干活不多，却要给企业增加很多麻烦，所以企业一般不愿接纳，更不愿意提供有关资料数据。

（二）毕业论文写作主观性强，无一定之规

财务管理的毕业实习论文环节的特点是主观性强，论文写作无一定之规。由于有的实习单位实习内容不能事先确定，因此论文题目、论文素材、写作方法及内容的选择都需要通过学生在实习中了解企业情况后自行确定。整个毕业论文环节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能针对企业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学生精通有关专业知识并对实习企业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有深入的了解，还要涉及国家的方针政策、市场因素、技术经济因素等，需要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及写作能力。这常常使得学生在毕业实习的一段较长时间内，以及论文写作初期均感到无从下手。因此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若要写好很不容易，但若写成假大空，则花不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就可完成。

二、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下降的原因分析

（一）实习安排方面的原因

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与院校可以有同一系统的归属关系，对于学生的毕业实习企业比较愿意接纳。学生实习前，先由教师去企业了解情况确定题目，再由教师带学生去企业实习，能作到实习内容与论文题目内容相结合，有了问题也可及时解决。在现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已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院校与企业无隶属关系，由于财务管理毕业论文环节具有实习调研等上述特点，企业一般不愿接纳学生实习。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毕业实习单位只得由学生通过亲朋好友自行联系解决。实习时间安排在最后一学期开学后的前几周，多数学生由于事前对实习单位情况不了解，所以论文题目事前不能确定，只有通过实习一段时间了解情况后才能确定。实习结束后回学校进行论文写作时间大约十周，答辩时间一般为六月底。

上述实习安排在客观上会造成以下弊端：

1.毕业实习不能针对论文题目内容作到有的放矢。

学生自己联系实习单位会产生以下弊端：一是学生无经验，联系的实习单位不一定合适。有的实习了二、三周才发现实习单位不正规，原始资料、数据不足，再换单位已浪费了很多时间。由于实习收集不到论文所需的资料数据，写论文如同无米下锅，这是论文假大空的重要原因。二是老师没有跟班带队,有的学生在外地实习与教师相距遥远，不便于教师监督指导。

2.毕业实践论文环节在时间上不能得到充分保证。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分配不再由学校分配而是要自主择业，供需双向选择。毕业实践论文环节在时间上不能得到充分保证有以下原因：

1.受考研的冲击：考研时间正值毕业论文实习前期，学生无暇顾及实习单位的安排；此外个别院校为了便于学生考研，允许学生缓考，缓考时间正值毕业论文实习期。

2.受就业的冲击：毕业实践论文写作时间正值学生就业找工作、面试时间。

3.受最后补考的冲击：给予大学四年中课程不合格学生的最后一次补考机会的时间也与毕业论文实习期重合。

4.其他原因：有的学生还要打工挣钱，或是为了偿还上学贷款、或是为了旅游。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于毕业时期的学生诸事缠身，难以将时间与精力全部投入到毕业实践、论文写作中去。上述市场经济对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带来的不利影响，是造成高校毕业论文质量下降的重要客观原因。

（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1.有些院校对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认识和安排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对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革形式下的毕业实践论文教学工作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仍然沿袭原来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在遇到困难和阻碍的情况下更是缺乏对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有的院校对毕业实习论文教学环节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检查和评价标准，或者有标准不能认真贯彻执行和具体落实。管理部门人员短缺，管理经验不足，有的学校无相应的管理和指导机构(如不设校系两极答辩委员会等)。

2.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要求不规范、不完整、不具体，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结果无质和量的具体标准，尤其是不合格的下限不明确，采取能放就放的态度。

3.对青年指导教师缺乏业务培训工作，指导教师的指导资格认证和指导质量控制不严。一些青年教师未经培训就参加指导工作，由于缺乏指导经验和相关的知识，无法对学生实习调研、论文写作进行有效指导。

（三）教师方面的原因1.有的教师对论文指导不重视，责任心不强，精力没有放到指导上。对学生实习调研不过问，放任自流。还有的教师对学生的毕业论文一字不批，一字不改，有的论文题目存在明显问题。

2.指导教师数量短缺，有的一人指导多名学生。

3.指导教师水平有待提高。学生在论文中反映出的问题，有的追根寻源实际是教师的水平问题。

（四）学生存在的问题

1.投入到毕业实习论文写作上的时间与精力不够。其主观原因在于学生对毕业论文不重视，认为论文写的好坏都可以过关，其客观原因在于毕业实习论文写作在时间上受到就业、考研、补考等冲击。

2.写作能力欠缺。有的学生不懂什么是论文体裁，错字漫天飞、词不达义、语言表达能力差，综合分析能力不强。究其原因在于平时学校较重视对学生进行应试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写作训练。如平时的作业、考试客观题多，主观题少，更缺乏论文写作训练。有的学生在大学四年中从来没有接触过论文，到毕业时，一下要写一万多字的毕业论文，并且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难度确实不小。

三、提高财务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质量的措施

从近几年实际情况来看，财务管理专业的毕业实习论文教学环节确实受到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和制约，但关键在于学校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能否跟上，为此建议采取下列改进措施：

（一）实习安排上的改进

借鉴国外院校经验，平时应增强调研写作实践环节，为毕业实习论文写作提早做一些铺垫。

1.学生从进入大三专业课的学习后，可利用假期布置一周左右的小调查或小实习，开学提交调查报告或实习报告，以培养学生社会调研实践能力，为毕业实习调研提早做一些铺垫。

2.平时的作业、考试应有一定比例的主观题，在有的课程中应增加小论文的写作训练。以培养学生查阅文献资料及写作的能力，为毕业论文写作打下基础。

（二）教学管理上的改进

院校各级领导应提高对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重要性的认识，做好转轨变型工作，即将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由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模式。在深入细致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特点基础上，制定相应对策。建立一套完整的毕业实习论文管理制度和质量评价标准，并始终认真贯彻执行这些标准，实行校、系、教研室三级管理的措施，严把质量关。

（三）教师方面的改进

建立一支学术水平高、有责任感、敬业精神强、整体素质高的指导教师队伍是提高毕业实践论文质量的基本保证。

1.要重点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训，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素质，严把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关。

2.对每位指导教师的指导工作量应有合理的限制，以讲师为准一般以不多于3人为宜，助教一般不得独立任指导教师，以保证指导质量。

3.加强指导教师的责任感，建立健全考核制度、严把论文质量关，教师对学生的指导应贯穿毕业实践论文教学环节的全过程：

（1）实习前教师要向学生布置实习、调研和写论文的大体步骤、方法、内容。使学生对实习、调研、论文有个大体了解。要使学生作到三个明确：

第一：明确毕业论文的目的与任务；

第二：明确毕业论文的总体思路和方式方法以及应该达到的要求；

第三：明确毕业论文的撰写要求及各项规范性要求。待学生实习一段时间确定论文题目后，再下达具体任务书。

（2）实习中教师要及时了解学生实习情况及时指导。

（3）学生论文写作阶段每周至少与学生见一面，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应保留修改学生论文的初稿，以便检查。

（4）建立竞争机制，毕业论文应有一定比例的不及格率。

（四）不拘形式，让学生真正从此环节收益

毕业实习的形式应多种多样，一是建立校外毕业实习基地，以保证学生毕业实习质量及有关资料、数据的获取。二是通过在校期间的模拟实践，以弥补学生难以接触实际工作中的财务管理问题。具体可以采取案例实践或ERP沙盘仿真实验。通过模拟实践，让学生扮演财务经理角色，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参考文献】

[1]叶澜.《试论当代中国教育价值取向之偏差》.教育研究，1989，（8）.

[2]文辅相.《文化素质教育应确立全人教育理念》.高等教育研究，2002，（1）.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5

财务本质资金运动财权文献回顾

1引言

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的起点就是财务本质，因为财务本质是对财务现象内在联系以及规律的最基本解释。由于不同的学者对财务本质的研究视角不同，从理论上对财务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深刻的发展过程，曾出现过货币关系论、货币收支活动论、资金运动或关系论、价值分配论等观点，本文将其分为五类，并进行简单评述。

2财务本质理论相关观点及评析

2.1货币论

（1）货币关系论。货币关系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引进到我国，在我国曾产生较大影响。苏联学者N.日夫加克提出：“企业、联合公司和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是一种特定的货币关系体系。这种货币关系体系客观地发生于货币基金形成和使用时。这些货币基金在产品（劳务）生产和销售过程中被用来为资金周转服务，用来分配企业、联合公司和上级主管部门收入，以及用来对其经济活动实行监督。”在我国直到九十年代，仍有一些学者赞同此观点：货币关系论已将社会主义财务的性质、作用与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徐大海，1992）；财务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管理活动，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吴水澎，1996）。

（2）货币收支运动论。该理论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前苏联，认为“财务是客观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货币资金运动”，货币资金贯穿于企业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始终，包括货币资金的筹集、使用、收回和分配四个环节。杜英斌等（1988）认为“企业财务就是客观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货币资金运动（货币收支活动）；企业财务管理就是对货币资金运动进行的管理”。

2.2资金运动或关系论

从20世纪60年代起直至今时，“资金关系论”一直是我国财务界对财务本质认识的主流观点。资金关系论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运动，构成企业经济活动的独立方面，体现企业各方面的经济关系，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业财务。20世纪80年代，中国财务学家王庆成等提出：“工业企业的资金运动，构成工业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立方面，这就是工业企业的财务活动”。该理论较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企业的财务本质，不再把企业财务看成是静态的“关系”，而看成是动态的资金“运动”，既包括了财务表象――财务活动，又包括了财务本质――经济关系，许多财务管理教科书都以它作为首选观点。

2.3本金投入与收益论

本金投入与收益理论认为，资金按性质和用途分为本金和基金。本金是各类经济组织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垫支的资金。基金是国家行政组织与非企业化事业单位为实现其职能而筹集和运用的专项资金。郭复初教授（1997）在将资金区分为本金和基金的基础上提出：财务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并形成特定的经济关系。该观点认为把基金和本金加以区分，划清财务与财政、信用的界限，突出财务的经济属性。

2.4分配论

（1）劳动分配论。从经济活动对经济效果的影响因素出发，郭泽光（1989）提出劳动分配论，认为“财务实质上是经济活动中和生产要素在物质形态上的组合相应产生的劳动分配与经济效果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反映，简言之，财务反映的是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分配”。郭泽光（1995）还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中曾经讲过的关于鲁滨逊的故事分析，得出财务源于劳动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优化所决定的劳动分配的启示，最终得出财务的本质是社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与产出比例关系的优化所决定的劳动分配的结论。

（2）价值分配论。这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财务本质新观点。该观点认为，企业财务的本质是以企业为中心的微观价值分配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王广明、刘贵生，1989）。刘贵生（1993）指出，从企业经济角度考察，企业财务正处于企业再生产过程的分配环节。企业财务本质便是以企业为主体形成的分配活动与分配关系。企业财务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生产要素的分配活动；二是企业生产成果的分配活动。企业财务关系也就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

2.5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论

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论认为，财务的本质具体包括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两个方面。唐与仕（1987）提出用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来概括财务的本质，认为“财务活动是企业在资金筹集、使用和分配的财务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业务，包括资金的投入与退出、资金的耗费与补偿资金的收回与分配等内容。财务关系是经济范畴，即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概括。企业只要有财务活动，就必然会和有关方面发生财务关系，包括企业与财政的资金下拨与税利上缴的资金分配关系，企业与银行发生信贷与结算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由于相互协作和商品交换而发生的资金结算关系，以及企业内部所发生的各种财务关系等”。张惠忠（2000）也赞同该观点，认为“现代企业财务的本质应该表述为企业财务活动及其发生的财务关系”。

3财务本质理论的评价及启示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财务本质的认识还未达成一致。学者们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认识不断深化和多元化。对财务本质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资金展开，如货币关系论和货币运动论，这样的理解是不完善的。随着财务本质认识的发展，对财务本质的理解又发展到“资金”层面，而后出现了分配关系论和价值运动论，财务本质上升到了价值层面的讨论。但学者们的研究也在一些方面达成共识，比如：对财务本质理论的研究既包括财务活动，又包括财务活动中所体现出的财务关系；认同对财务本质的研究，不仅要从经营角度，还要从所有者的角度对财务进行研究，把企业财务细化到多种层次来纵深研究。

参考文献：

[1]郭复初.财务理论研究与发展.会计研究，1996（2）：13-16.

[2]张国正.财务本质的重塑：一种企业契约观.财会月刊，2008（8）：17-20.

有关财经的论文篇6

关键词：财务理论；研究；财务治理权

一、财务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

从已接触到的中外财务文献看，西方财务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操作性”财务领域，尤其是股份公司在金融市场的财务运作问题（汤谷良，1997）。比较而言，国内财务理论研究内容要丰富得多，诸如财务的基本概念、公司内部的财务运作机制和财务控制等，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一直是国内财务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不过，财务理论的体系结构以及未来财务理论研究得发展方向，至今仍不甚明朗。诸如财务环境在财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财务环境的具体结构及其对财务运作的具体影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权的有效配置、财务治理模式及其选择、股权结构和文化等环境因素对财务治理模式的影响等问题，还很少研究。甚至于财务理论的重心究竟在哪里，笔者以为也需要重新把握。尽管财务学研究十分关注方法论问题，如财务决策的方法、财务控制的方法、财务评价的方法等，但从现实看，影响公司财务资源培育与配置效率的关键因素似乎并不是财务方法而是财务机制和财务战略，尤其是财务治理权在公司内部的配置与运作。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还需要对财务学的理论结构作进一步的探讨。完整的公司财务学理论体系应当由财务环境理论、财务基础理论、财务战略理论和财务运作理论四个层次组成，其中财务运作理论又分为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和财务管理方法理论两大部分。

（一）财务环境理论

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财务学家否认过环境对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影响，在中外财务文献中，财务环境也都占有一定的篇幅。问题是，财务环境在财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财务环境的具体构成及其对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具体影响等问题，在研究上还不能说已经到位。时至今日，人们还是把环境视为财务理论界域以外的东西，还没有把环境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内生性要素来看待。这样做，将不能体现财务环境应有的理论地位，实践中也带来一些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看，财务环境对财务目标及根据逻辑导出的财务战略、财务策略、财务机制和方法都有着全面的和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把财务环境理论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内生性要素，甚至应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最高层次来理解。

其次，尽管人们已经对财务环境的构成内容进行过多种归纳，但“重硬环境轻软环境、重经济环境轻文化环境、重股份制企业环境轻非股份制企业环境、重一般环境轻特殊环境、重一般描述轻具体分析”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对于财务环境要素，笔者认为，应当用多维度的立体论方法归纳，概括为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科学、技术、人口、历史和地理十个维度，并按对财务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影响方式和发生频率等多种方法进行归类分析。

最后，对财务环境的研究还应克服和消除目前存在的“环境与财务板块结合”的状态，从纵横结合的“时空差异”上深入分析和把握各个维度的环境因素对财务理论、财务战略、财务机制和财务方法的具体影响。国际间的财务行为总是存在差别的，而差别的形成基础是环境差异。财务学的研究，必须能够有效地把握国际财务差异及其形成机理，并侧重从中国特殊的财务环境出发，研究适合这个特殊环境的财务理论与方法。只有按照这个思路和方法，才能构建对中国企业具有实际的和直接的指导意义的财务理论体系。

（二）财务基础理论

这是财务本体理论最基础的部分，讨论财务的具有“实质性”的问题。近年来这部分的研究较为活跃，已经出现了不少创新的成果。但是，财务基础理论究竟由哪些内容或要素构成，学术界的观点仍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如果把财务理解为“一种有目的性的行为”，则财务理论的基础部分就应当从特定的财务环境出发，研究这种行为的主体与范围、本质与职能、动机与目的、前提与条件、原则与规则、方式与方法、过程与结果等行为要素。也就是说，财务基础理论的构成内容应当包括财务主体（包括法人主体与自然人主体）、财务活动范围、财务基础性和基本假设、财务本质与职能、财务基本目标、财务一般过程或环节、财务基本原则、财务一般规则（包括制度性规则、技术性规则和道德性规则）、财务基本方法、财务效果评价十个部分。即使是“一般”或“基本”概念，也必须密切结合特定的财务环境，全盘照搬西方财务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

（三）财务战略理论和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

这两个都是全新的财务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关于财务战略，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是陆正飞教授的《企业发展的财务战略》和刘志远教授的《企业财务战略》，他们在这一全新的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极富创新与成效的探索。至于财务治理权的配置，目前还难以发现专门的、较为具体的研究文献。对于公司财务治理权，笔者认为，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人们常说的法人财产权，其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公司法》的规定就是较好的体现。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又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从目前情况看，配置的合理与否还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如此重要的问题，至今却未能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不能不说是财务学研究的一大缺憾。围绕财务治理权的配置，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如财务治理权的内容与结构、财务治理机构的设置与运作、财务治理权的配置范围与层次、配置模式与结构、运作机制与方式、企业集团财务治理权配置的特殊性、财务治理权配置模式的国际比较、文化差异与财务治理模式的选择、政治制度对公司财务治理模式的影响、股权结构等经济因素差异与财务治理模式选择等，这些问题甚至可以作为财务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研究。期望这个最具现实意义、也最能体现国别特色的研究，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财务基础理论的若干基本要素

（一）财务本质

财务本质理论的讨论由来已久，主要有货币收支活动论、货币关系论、分配关系论、价值运动论、资金活动论、现金流转论、本金投入和收益论、财权论、资本要素配置论等几种观点，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也推进了财务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不过，这些观点是难以将财务学与会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相区别的。如货币关系或分配关系，原本就属于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的范畴。而资金运动或价值运动，会计学上则一直把它作为会计的对象来看待。在把握现代财务的本质与职能（本质的具体化）问题时，传统的静态分析法和就财务论财务的狭隘主义观点必须调整，而郭道扬教授（1998）在分析会计本质与职能时所采用的动态分析法和环境联系法值得借鉴。实际上，财务的本质与会计的本质一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务解释为“分配关系”尚可理解，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再将财务的本质与职能仅仅理解为某种关系或某种资金或现金的活动，就显得有点过于狭隘了。现代财务作为公司管理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最本质的职能就是有效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处理分配关系、或组织现金流转、或安排资金或资本、或财权合理配置等，不过是“有效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系统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财务资源，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中，应当既包括“硬财务资源”如资金和自然资源等，也包括“软财务资源”如市场资源、人力资源、知识产权和组织管理资源等。所谓财务，其实质就是通过合理的财务制度安排、财务战略的设计和财务策略的运作，有效培育和配置财务硬资源和财务软资源，以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和协调化，维持理财主体的可持续发展。

（二）关于财务假设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一些，诸如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等几乎一致被作为财务基本假设来看待。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领域，假设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假设体系。然而问题是，财务学假设的客观基础是什么？有无必要将财务学假设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并进行层次划分P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等假设是否就是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笔者认为，第一，任何假设的客观基础都是环境不确定性。比如会计上的持续经营假设，就是源于会计主体的生存寿命的不确定性。第二，不确定的财务环境因素是一个体系，有些财务环境因素如财务资源是否稀缺、理财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等，对财务行为和财务学体系的构建具有全局性和重大性影响：而有些财务环境如产品寿命周期、物价变动、税率调整等，只对财务行为具有局部性的影响。据此，可以把财务学的假设体系分为基础性假设、基本假设和技术性假定三个层次。第三，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对财务行为具有全局性影响，构成财务学的基础性理论，主要包括财务资源稀缺性假设、理性理财人假设、理财者为经济人假设、理财信息完备性和对称性假设、财务利益最大化假设等。第四，财务学的基本假设对财务行为具有重大性和直接性的影响，构成财务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主要包括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现金流转、风险与报酬对等假设等。第四，财务学的技术性假定对具体的财务行为具有局部性和直接性的影响，构成财务学的操作方法论部分。如在投资决策中，不考虑通货膨胀或紧缩时的币值不变假设，或考虑通货膨胀或紧缩时的币值有规则变动假设等。财务学的技术性假定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每一种财务方法都有一个或几个假定前提。

（三）财务目标

这是财务学领域中研究较为热烈的一个问题，王化成教授（1998）曾归纳有14种观点，目前较为流行的是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观点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关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笔者认为，将其作为现代财务的目标是不合适的（李心合，2000）。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假设具有不合理性。英国学者帕克（RPike）等人对英国公司的目标定位情况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管理人员对企业盈利能力比对创造财富更有兴趣，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仅排在第4位，而且只有不到18%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许多美国企业的调查研究也支持这一发现（刘志远，1999）。

至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假说，理论上还不能说是比较成熟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企业价值的含义模糊，与利润和股东财富的关系尚未理清。西方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认为企业的价值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作为出资人的股东最关心的是企业的利润及产生利润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