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城市规划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资源型城市的兴衰，国内外学者从多角度多层面对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随着国内外相关领域理论与实践的迅速发展，国内研究领域对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的认识不够全面，缺乏进一步的探索，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重新归纳总结就显得十分必要。通过对国内外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研究脉络和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地梳理，可以为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及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综述

1．关于资源型城市内涵及发展阶段的研究

1921年，英国学者Auronssean首次提出了矿业城镇的概念，1930年加拿大经济学家Innis分析了单一产业城市的发展轨迹，针对其随着资源大规模开发而迅速发展，又随着资源枯竭而快速没落的发展特征，Innis采用“飓风”一词来形容这种剧烈变化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以此警醒世人，同时也正式开启了资源型城市发展问题的研究历程。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关注资源型经济、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其中包括经济的依赖性问题，资源型城市人口发展特征，资源型社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资源型城市的规划建设，资源型城市人们的生存条件等等，主要研究方法为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心理学等多个研究领域。RobinsonIra以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工业城镇基蒂马特、安大略的埃利奥特湖、布拉多铁矿区的矿业城镇谢弗维尔等资源型城镇为例，分析了这些城镇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包括他们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经济发展基础、城市的规划建设及管理模式等，总结了他们的经验教训，并对这些城市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初步探讨，对其他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1］；Lucas系统地研究了资源型城镇人们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环境因素，首次提出了资源型城市的“四阶段发展理论”，他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建设期、发展期、转型期、成熟期四个阶段[2]，“四阶段发展理论”对之后的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资源型城市“四阶段发展理论”进行了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Bradbury通过深入分析资源型城市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一步探讨了这些问题产生的机理，他认为非均衡发展理论应该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理论基础［3］，Bradbury认为Lucas的“四阶段发展理论”不能完整地表示资源型城市的整个生命周期，他在Lucas的四个阶段基础上，又增加了“衰退阶段、关闭阶段”这两个新的发展阶段，Bradbury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分析处于衰退期的加拿大资源型城镇谢弗维尔的情况和特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阶段理论［4］。

2．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国外学者开始重点关注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对城市、社区、居民带来的广泛影响，比如，对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发展模式的影响，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社区建设及发展状况的影响等等。针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发展，很多的资源型社区都在积极地进行调整，努力保持产业之间的平衡发展，使得城市经济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5］；同时，资源型城市的每个家庭也在努力适应这种变化，积极应对过于依赖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各种危机［6］。Barns等研究了加拿大矿业、石油、渔业、林业等资源型城镇的转型发展问题，认为在资源逐渐耗尽的情况下，不同的应对方式将产生不同的效果：一些城市能够迅速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支柱，可以实现很好的过渡，有的城市无法做到这些，只能很快地走向衰落，资源型产业的重组会带来一系列诸如经济衰退、失业剧增、离婚率升高等经济和社会问题，城市的转型发展是一个艰巨而痛苦的过程[7]；21世纪以来，关于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对地方居民带来的收益及负面影响仍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之一。一项由世界银行支持的庞大的研究课题在这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归纳分析了资源开采对资源型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区的积极全面参与是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在其中应该起到一个协调者的作用，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多方协调的机制，为利益各方提供一个充分交流的平台；资源开发型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国家或地区之前，应该详细了解这一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动态、风土人情等，从而避免与当地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冲突，企业有义务密切关注和促进地方社区的发展［8］。LockieStewart以2002年、2006年的数据为基础，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中部的Coppabella煤矿进行了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影响的评价研究，主要评价指标包括：社会公共服务、人口变化情况、基础设施、住房状况、犯罪率、社区活力、交通模式、就业率变化、地方政府规划管治能力、居民的机会等等[9］。

3．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机制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学者们在以往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地采用了规范性研究，研究的重点是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机制以及资源型社区的规划建设问题，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影响重大的依附理论、主流经济学派的区域发展理论以及可持续发展则是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不少学者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和制约性问题进行了研究。Bradbury等基于依附理论，以国际化视角分析了资源型城市、政府部门、跨国公司等资源型经济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由于资源的高度依赖性，使得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始终处于十分脆弱的状态之中，由于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使其在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中处于一定的控制地位，而政府在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过程中能够发挥一定的导向和促进作用［10-11］；Newton的研究结论是，处于边缘地区的资源型城市与其服务的处于核心区域的大都市区之间是一种明显的“剥削关系”，资源型城市对中心城市存在着较强的经济依赖关系，大量的资源从资源产地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心城市，实现了价值增值和资本积累，而资源型城市则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产品附加值低、就业规模小等一系列问题［12］。资源型社区的发展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衡量社区是否具有活力，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社区的社会互动，如果一个社区中的社会单位之间不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则社区对区内生活环境的控制能力就会比较弱，社区的活力就不够强［13］；Marsh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煤炭城镇的居民社区为例，研究了资源型社区居民对于城市和社区发展的认识和态度，因为资源型社区居民经历了矿区从建设发展一直到衰退关闭整个生命周期，对城市和社区具有强烈的归属感，能够充满信心地面对产业衰落转型过程中的困难［14］。更多学者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机制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促进了资源型产业的规模化、资本化运作，产业发展呈现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特征[15]；ParkerPaul通过对日本和加拿大间的煤炭贸易的深入研究，得出结论：虽然新型资源产品的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好的稳定性，但是其产业的高度依赖性没有丝毫的降低，并没有促进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16］。特别是21世纪以来，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则围绕着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策略以及产业发展路径等问题展开［17-18］；MarkeySean等通过分析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地区的发展轨迹和措施，指出竞争优势对区域经济的振兴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有效途径是从经济、资源的比较优势逐渐向城市的竞争优势转变［19］。

二、国内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综述

1．关于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学者开始了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大家普遍认为，经济结构单一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因此，产业转型模式、替代产业的选择和发展成为国内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关于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模式，张米尔提出了产业延伸模式、产业更新模式、产业复合模式3种主要模式，认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只采用其中的一种模式是远远不够的，产业延伸模式只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模式，产业更新才是最终目标，因此，由产业延伸、产业更新两种基本模式组合而成的复合模式才是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最佳模式[20]；对应着产业延伸模式和产业更新模式，刘玉劲等提出了资源型产业的两种退出模式，即存量型退出和增量型退出模式［21］；有学者提出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4条路径：一是加工型产业多元化路径，二是外生型主导产业更新路径，三是资源型主导产业延伸路径，四是资源加工混合型产业发展路径［22］；近来有学者结合新常态下资源型城市转型新机遇、新挑战与新要求，提出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新路径和保障措施：一是发挥大企业主体作用，构建城市和区域循环经济系统；二是借助资本运作手段，实现产业的柔性改造和服务型转变；三是通过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建设、园区建设、中介服务体系建设以及投融资机制体制创新，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四是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和现代农业等更新替代产业，实现稳增长和保就业并举；五是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加快人才队伍建设，缓解转型风险；六是加快区域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跨区域合作力度，积极开展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和互动，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和投资，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23]。有学者认为资源型城市要发展主导产业为核心的优质产业集群，应采用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而主导产业的升级与更新则应运用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战略［24］，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发展应充分发挥科研优势、区位优势等条件［25］，要以城市的土地经营模式改革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26］。很多国内学者研究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接替产业的选择问题，张米尔认为，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投资决策过程中，用于项目机会选择的匹配矩阵方法是决策成功的有效依据[27]；刘剑平等学者认为将波士顿矩阵和GE矩阵作为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选择的方法是可行的，并且建立了以产业发展潜力、关联度、比较优势、市场导向、创新、综合效益为选择基准的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选择的指标体系［28］；周密等提出，资源型城市解体产业选择的依据主要是城市的区位条件、资源状况、市场发展情况、要素配置效率、城市发展目标及战略等［29］；龙如银等重点研究了循环经济模式下技术创新的特征以及资源型城市技术创新面临的问题，从创新理念、创新项目选择、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探讨了资源型城市的技术创新战略［30］；有学者专门研究了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问题，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潜导产业的选择应该有所不同，西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应该把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业、新兴服务业等作为潜导产业，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型城市应该将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作为潜导产业，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则应该发展农业、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以及如旅游业这样的比较优势和特色产业［31］。

2．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政策研究

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会给城市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其成功转型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国内学者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研究的重点包括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的政府职能创新、财政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人力资源政策、环境政策等方面。金建国等认为，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管理职能创新至关重要，推进制度创新，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对产业转型升级进行整体规划，不断挖掘城市文化要素，构建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体系［32］；曾万平则认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离不开国家相关财政、投资政策的法力支持，必须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以及城市低碳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33]；有的学者论述了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资源开发补偿机制”与“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建立的重要性，认为资源型城市要顺利实现转型发展，资源开发补偿和产业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34-35］；有的学者认为人力资源开发是资源型城市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必须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的力度，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促进城市的转型发展[36]，健全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完善市场培训机制，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解决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37］；贾小燕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环境政策包含了生态环境保护、投资环境营造、发展环境维护等政策，政府应协调好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政府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招商引资的吸引力，通过政策法规的制定和监督激励机制的建设，为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构建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良好的发展环境[38]。

3．关于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体系的研究

国内不少学者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方法的选择、评价模型以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从多个角度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果进行了测评。牛菲，付允对比分析了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生态足迹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SVM法、熵值法等有关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主要评价方法的优势和劣势，并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39］；尹牧，宋冬林认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该遵循系统性原则、可行性原则、数量化与可比性原则、科学性原则以及动态性原则，并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四个维度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体系[401]；刘晓荣等构建了包含综合评价层、一级指标层、二级指标层的三层次评价体系，使用加权平均法对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综合评价［41］；谭玲玲等建立了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成熟度模型，从政策成熟度、产业成熟度、环境成熟度、技术成熟度四个方面，构建了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的低碳转型进行了测评分析[42]；刘剑平等在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的共性指标的基础上，根据资源型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及特征，确立了个性化的指标体系，使得评价系统更加具有科学性和适用性［43］；马丽等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资源系统四个层面建立了包含目标层、系统层、要素层、指标层的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伊春市进行了实证分析[44]；郭海涛等主要研究了矿业资源城市转型评价问题，他们选取了12个不同类型的矿业城市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评价的DEA模型，从经济总量、社会福利、生活水平、环境质量、经济结构和综合实力等方面，测评所考察矿业城市的相对效率，通过对2004年的指标数据进行计算，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石油类城市转型发展的综合效率最高，煤炭类城市的效率则最低［45］；陶长江，李响从旅游经济、旅游环境、旅游可持续三个维度构建了资源型城市旅游转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通过23项指标对资源型城市攀枝花市的旅游转型进行了评价分析[46]。部分学者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徐君从产业增长潜力、产业关联度、产业经济效益、产业比较优势、产业科技进步、产业人力资源素质、产业社会效益七个方面构建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评价指标体系[47]；王新民等以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作为定量指标，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48］；张团结等以产业资源自有率、带动失业劳动力就业率、产业投资利润率、产业可持续发展性等因素为指标，建立了替代产业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契合度模型，对产业转型的效果进行测评［49］。

三、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的比较分析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2

中图分类号：CF0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8-007-04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及研究意义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必须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就资源型城市如何实现绿色发展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已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焦点，并初步形成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成果。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1、强调绿色GDP。JamesTobin和WilliamNordhaus（1972）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Leipert等（1987），RoberRepetoo（1989）提出绿色GDP的核算。CliffordCobb等（1995）提出真实发展指数。1995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中首次用“扩展的财富”指标来衡量全球或区域的发展，该指标由自然资源、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类构成，其客观公正科学性得到公认。同年在《监测环境进展》中提出了真实储蓄率指标。

2、强调生态环境。Hall，B.和Kerr，M.L.的《1991—1992绿色指数——对各州环境质量的评价》中提出“绿色指数”概念，对美国50个州的环境质量状态进行了评估。其中一级指标分两大类：一类是绿色状态指标，由7类二级指标179个三级指标构成；另一类是绿色政策指标，由2类二级指标77个三级指标构成。2000年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开发了环境可持续性指标ESI，包括5个组成部分、21个指标和64个变量。此后，该指标被不断更新改进，推出新版本。2006年又首次了环境绩效指数EPI。

3、强调资源能源。197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协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对全球五个区域117个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资源的人口承载能力进行研究。Jonathan和ScottKennedy（1999）从供水的角度对城市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研究。GregNothstein在2005WashingtonStateEnergyIndicators中详细阐述了美国华盛顿的24个“能源指标”，运用该指标体系对华盛顿长期的能源消耗及其影响进行评估。2008年标准普尔公司提出了全球替代能源指数S&PGAEI。2010年美国研究机构CleanEdge了纳斯达克清洁绿色能源指数CELS。

4、强调发展质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2006年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提出了快乐星球指数HPI。2008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与加拿大的GlobeScan公司合作发起了一项名为“绿色指数”的关于消费者环境相关行为的全球调查。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前瞻性、动态性，值得借鉴。但也存在明显不足。概括起来是“两多两少”：（1）指标体系单一的多，综合的少。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生态环境、资源环境还是生活质量的绿色发展指数更多的是集中于所衡量内容的某一个方面。（2）关注环境、生态和福利的多，强调经济发展的少。发达国家的指标体系中，更关注环境、生态和福利指标。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

1、绿色发展指标研究

顾海兵（2003）较早地提出了中国经济的绿色指数，包括：年度空气质量指数平均值及其增长值，年度未达标废水排放累计量及其增长量、增长率，年度未达标固体废物堆放量及其增长量、增长率[1]。杨多贵（2006）建立了绿色发展指标体系，通过计算他将国家发展分为“黄色发展”、“黑色发展”和“绿色发展”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绿色生产为主的发展模式[2]。2007年至由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等联合的《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与绿色GDP指数》，以北京为基准城市，计算其他城市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中心，在2010年报告中提出了“县域相对绿色指数”，评出相对绿色级、相对浅绿色级、相对欠绿色级和相对绿色警示级县域。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国家统计局中国景气监测中心联合研制的《2010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省际比较》提出的绿色发展指数与以上指数均不同。该报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评估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包括三大类一级指标（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分别反映经济增长中生产效率和资源使用效率，资源与生态保护及污染排放情况，政府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投资、管理和治理情况等）9个二级指标和55个三级指标。在《2011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中，改进了2010年的指标体系，并构建了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43个三级指标，对34个城市的绿色发展进行了评价。

2、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研究

①从单项和系统性指标。宋戈等（2008）以黑龙江省伊春市为例，选取代表伊春市转型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37个指标，构建了黑龙江省伊春市转型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3]。雷敏等（2009）提出了陕西省榆林市绿色GDP的核算模式[4]。陈旭升等（2003）建立了反映资源型城市压力、状态、发展及相应对策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5]。刘建平等（2007）则根据不同资源型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特征的差异、结合现存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重塑了动态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6]。

②从资源型城市类型。马云东等（2002）建立了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的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7]。马阿滨等（2004）提出了黑龙江省森工林区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方法[8]。赵海云等（2004）构建了适用于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9]。李晶（2005）给出了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模型[10]。王会萍（2011）建立了石油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11]。

③从所处区域。苏哲（2007）构建了西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评价体系[12]。罗能生等（2007）建立了湖南省矿区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13]。杨永青（2009）给出了鄂尔多斯市可持续发展的定量评价和限制因子分析[14]。

④从评价方法。研究者大多采用层次分析法。但朱明峰等（2005）运用自己构造的演化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对某典型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体系进行了分析预测[15]。郝传波等（2008）利用熵理论综合评价了鸡西市1995—2000年城市综合可持续发展情况[16]。彭晓英等（2009）提出了基于因子分析法和DEA方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17]。

3、国内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价值，但略显粗简，亟待完善

尽管已经有针对我国绿色发展指数的省级、区域和城市研究，但缺少针对资源型城市的特色研究。更多的研究集中在可持续发展、绿色GDP和其他资源环境等指标体系上，导致研究存在三个严重缺陷：①指标体系设计的不统一、不协调、不全面，还比较混乱。尤其缺少社会公平指标的设计。②并未区分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在指标设计上的差异和共同之处。③在对各自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时，大多使用一种方法或两种方法的混和，缺少多种方法综合测评。总之，缺乏对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为此需要设立本课题来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

二、绿色发展的理论透视

我国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的研究思路应当是：从绿色发展的内涵、运行机制和模式出发，探索建立一套符合我国资源型城市特点的绿色发展绩效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

（一）绿色发展相关概念辨析

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是在能源危机、环境危机、金融危机等交织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相继提出的几种经济形态，旨在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它们有相同的理念，但内容上各有侧重又有交叉、机制上存在条件和支撑关系，极易产生混淆。

我们认为，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低碳经济是针对能源结构和温室气体减排，生态经济是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实现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绿色经济则应当是以促进经济活动全面“绿色化”、生态化为重点、以绿色投资为核心、以绿色产业为新的增长点，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是三者的协调统一。绿色增长是在防止代价昂贵的环境破坏、气候变化、生物多样化丧失和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

（二）绿色发展的内涵、主要特征

绿色发展是在发展绿色经济的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及社会进步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实现三种生产（人的生产、物质生产、环境生产）的协调和正确联系，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当代的具体实践和集中体现。其涵义有狭义、广义和泛义之分。狭义是指，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统一与协调，既要改善能源资源利用方式，还应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过程。广义是指，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及生态建设的统一与协调。既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也注重人类社会的公平，涉及经济、资源、环境、人口、社会和科技等领域。泛义是指，涵盖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制度、思想道德、社会安全等各种社会问题。

绿色发展的主要特征应当包括：（1）整体性，它不是某一部分人的而是全人类的共同发展；（2）综合性，它不只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协调发展；（3）内生性，它是系统内部各种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4）延续性，它强调代际间的公平性，是人类社会近期发展与远期发展的有机统一[19]。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绿色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绿色发展应坚持两大主线：一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二是把握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绿色发展要实现的三大目标：一是业态构成的倒U型曲线；二是生态应力的倒U型曲线；三是贫富差异的倒U型曲线[20]。

三、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估方法

（一）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指标的编制思路

绿色发展指标应当具有3方面功能：一是描述和反映某一时期内各方面绿色发展的水平和状况；二是评价和监测某一时期内各方面绿色发展的速度和趋势；三是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提供依据，对企业和公众的活动具有导向作用。因此，绿色发展指标应当充分反映绿色发展的主要内涵，发展的可持续性、环境的限制性、社会公平性、发展动力和质量的绿化度以及发展的协调性等。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绿色发展是一种理想状态，不存在绿色发展指标的标准值，但可以通过科学研究确定反映系统“黑色”发展指标的标准值。即按最坏的结果确定发展的底线！单项指标就具备这样的指示作用。对资源型城市首先通过标准值与实际测量值的比较，判断系统是否黑色、远离绿色的趋势、已经迈进绿色发展过程的倾向等。而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发展要按资源类别、不同发展阶段构建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和分析。

因此，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应由对压力和状态有指示作用的单项指标和对绿色发展能力和潜力有指示作用的综合性指标构成。单项指标具有动态监测和预警功能，综合指标则具有模式机制和政策指向功能。首先通过限制性单项指标，观测和界定该城市偏离绿色发展的程度；然后通过综合性指标，判定和分析该城市绿色发展的能力和潜力水平。

（二）单项指标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资源型城市的限制性指标，即“黑色发展指标”至少包括：（1）资源可利用度。如资源可供开采年限等；（2）环境最大承受力。如城市的空气、水、土地等污染最大承受力；（3）节能减排约束指标。如二氧化碳排放；（4）社会公平与福利指标。如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约束类指标。

（三）综合指标的构建与评价方法

综合性指标也叫绿色发展能力和潜力指标。一级指标是产业发展的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政府政策的支持度。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确定的步骤和方法：首先在相关文件汇编和专家商量筛选的基础上得到三级指标。指标选择的依据是：①所选指标与一级指标有重要的联系，能对二级指标的形成有实质性的贡献；②数据的可得性；③正指标和负指标要明确；④强调水平指标；⑤典型性或代表性指标；⑥重视指标的相互制约关系。然后按照两次归类，适度调整的原则确定二级指标。即在确定了一级指标和选择三级指标后，三级指标先按一级指标指向归类，接着，一级指标内的众三级指标再按其性质接近程度再归类。针对综合指标的评价方法很多，我们认为应当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进行比较评价。

参考文献：

[1]顾海兵.经济形势的科学分析问题[J].首都经济,2003,(1).

[2]杨多贵.“绿色”发展道路的理论解析[J].科学管理研究,2006,(5).

[3]宋戈等.森工城市转型期土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以黑龙江省伊春市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08,(10).

[4]雷敏等.资源型城市绿色GDP核算研究——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09,(12).

[5]陈旭升等.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J].科技与管理,2003,(5).

[6]刘剑平等.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重塑[J].水土保持通报,2007,

(10).

[7]马云东等.煤炭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方法及应用[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7).

[8]马阿滨等.黑龙江森工林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与评价研究[J].林业科学,2004,(3).

[9]赵海云等.矿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J].中国矿业,2001,(12).

[10]李晶.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5,(4).

[11]王会萍.师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AHP评价[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1,(2).

[12]苏哲.西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研究[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7,(5).

[13]罗能生等.湖南省矿区可持续发展评价与对策研究[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

[14]杨永青.鄂尔多斯市可持续发展的定量评价及限制因子分析[J].北方经济,2009,(12).

[15]朱明峰等.一种基于演化神经网络的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预测模型[J].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2005,(8).

[16]郝传波等.基于熵的煤炭资源型城市

可持续发展评价[J].资源与产业,2008,(3).

[17]彭晓英等.煤炭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方法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9,(9).

[19]赵玉川,胡富梅.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原则及结构[J].中国人口,1997,(12).

[20]牛文元.绿色发展与中国GDP质量指数[R].北京: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2011年9月8日.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环境审计；审计；综述；统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F23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7）03-0112-04

一、引言

近两年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新《大气法》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用行动表明了我国政府致力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决心，也为我国环境审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将在理论和实践上极大地促进我国环境审计的发展，由此确有必要回顾我国环境审计研究近年发展现状以判断未来发展方向。

二、近五年我国环境审计研究统计分析

（一）样本选取与统计方法

本文采取如下方式选取样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高级检索/关键词“环境审计”，检索2010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数据（更新截至2016年8月20日），通过人工筛选剔除与环境审计主题无关文献，最终选取样本文献共计687篇。本文按年度、来源期刊类型、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分类统计，望能清晰描述我国近五年环境审计研究状况，并以此为据提出展望。

（二）年度与来源期刊类型

本文对该687篇环境审计样本文献按其发表年度与来源期刊类型进行统计。从论文数量年度分布看，大体呈上升趋势，环境审计依旧是学术界热门研究方向。从来源分布看，来源为核心期刊的文献共计205篇，约占30%，与张长江[1]2011年统计数据相比，比重有所下降但数量仍大幅增长，从侧面反映了非核心期刊对环境审计关注度显著提高。在核心期刊中，会计、审计类期刊仍占主导，但经济、环境、农林等其他类期刊比重接近21%，涨势明显，表明环境审计研究在非会计审计以外的学术界受到更多重视和参与。

（三）论文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潘煜双[2]的研究，将论文研究内容分为基本理论与综合、环境审计实务、环境审计方法专论、国外环境审计介绍、环境审计规范专论五个方面（表1）。本次统计中，归为基本理论与综合类的样本文献所占比重为63.61%，与潘煜双[2]统计数据79.83%相比下降明显；关于环境审计实务的研究占13.25%，环境审计方法专论占14.26%，二者较均衡；国外环境审计介绍相关文献相对涨幅不大，占6.55%；但关于环境审计规范专论的文献五年内仅有16篇，比例甚至有所下降，仅占总体2.33%。

从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看，仍多采用常规方法进行研究，但多样与新兴的研究方法也开始运用到研究中来。在环境审计实务文献中，大多数学者运用常规研究方法（如表2所示），此外，有3篇文章采用实证研究法，有7篇采用跨学科研究法，有3篇采用模型法进行分析研究。在环境审计方法专论文献中，方法的多样性体现得更为明显，费用效益分析法、生命周期评价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被运用于环境审计评价体系的构建中，还有学者引入未确知测度等数学工具以构建相关模型对环境审计风险进行计量评价。

三、我国环境审计研究特点评述

（一）环境审计基本理论研究内容丰富

1.环境审计的概念

国内学者对环境审计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独立监督论、鉴证评价论及环境管理责任论三种。张丽华[3]等学者认为环境审计是一项促进和加强环境管理的经济监督活动；王淡浓[4]等学者指出资源环境审计是由政府审计机关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有关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管理及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所进行的监督、评价或鉴证工作；张莹[5]等学者则认为其产生于环境受托责任背景下，并以解除受托环境责任为目的；黄道国[6]提出由多个审计主体、不同审计客体、不同角度、多种审计方式组成的多元环境审计构想。

2.环境审计的主体

我国环境审计作为审计的一个分支，审计机关和审计组织是主要的实施主体。张爱民[7]等众多学者认为环境审计主体由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三部分构成；左睿[8]等则认为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政府审计应积极倡导并逐步推行环境审计，以企业内部审计为主，加强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二次审计；刘静[9]指出我国碳减排审计主体单一，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与企业内部审计的协同作用。

3.环境审计内容与目标

环境审计的内容主要围绕资金、政策、管理、项目四个方面展开。黄道国[6]指出多元环境审计内容覆盖以上四点，具体涉及财政审计、行政事业审计、金融审计、固定资产投资审计、企业审计、农业审计、外资运用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及境外审计九类；唐洋[10]认为环境审计的内容涵盖合规性审计、环境管理体系审计、环保资金审计、废弃物和有害物质的处理审计、清洁生产审计、环境友好型产品审计及环评报告审计七个方面。关于环境审计目标，我国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一元目标论、二元目标论和三元目标论。李曼静[11]对比上述三种理论，结合我国实际提出符合国情的环境审计总体目标、中间目标和具体目标；李雪[12]等学者重新构建环境审计二元目标体系；沙珍珍[13]等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环境审计二元目标研究；时军[14]则分析指出环境审计目标设置应具有预见性、可操作性、特定性以及清晰性，并在终极目标指导下针对不同审计主体设立相应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二）环境审计研究地域特征明显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状况大不相同，相应的，各地环境审计也呈现明显的地域特点。例如，江苏省位于东部长江三角洲，河川交错，湖泊密布，自然条件极好，经济发达，环境审计开展较早并取得一定成效，该省环境审计从水审计、资源审计、农业资源审计、农村环境绩效审计到清洁能源审计、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绩效审计等均有涉及，相关文献内容丰富。中部地区中，江西省及周地区的环境审计研究多围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这一重要国家战略规划展开；湖南省及周边地区环境审计注重对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耗产业聚集且生态系统严重受损的湘江流域治理的研究；汉江流域资源要素密集，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及主要商品粮基地之一，湖北省近年来关于该流域的环境审计研究迅速发展。西部云贵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系统多样、物种多元且不乏珍稀濒危物种，环境审计研究也多围绕保护资源、物种多样性等展开。

（三）注重环境审计的跨专业多学科交叉

近年来，众多学者在环境审计研究过程中引入多学科的不同方法、理论与模式进行创新，取得丰富成果，环境审计学科正从单一性学科发展为多种学科交叉的新学科。例如，秦荣生[15]利用物理“无影灯效应原理”探讨政府环境审计，吴洁伟[16]将模糊数学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对地区环境审计作出客观评价。除了与物理和数学等基础类学科相融合，我国环境审计也与其他人文、社科类学科相交叉，例如：李兆东[17]等将能质流分析法运用于新型企业环境审计模式构建，杨柳[18]等将生命周期评价法与环境审计相结合，宗元勇[19]从道教哲学的角度探讨了环境审计的原则体系，陈波[20]指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形成与发展基于资源环境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的融合。

（四）对国际经验的分析研究热情不减

我国环境审计在国际上起步较晚，为更好地顺应国际环境审计发展潮流，我国学者一直注重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侯婷婷[21]等对比我国与加、德、印环境审计各组成要素，李明辉[22]等评述大量国外环境审计理论研究，游春晖[23]等对美国环境审计制度变迁进行了回顾，张珂[24]选取与我国环境审计起步时间相仿但后来居上的日本为对象进行研究。除分析借鉴发达国家环境审计模式外，我国学者对在环保方面有成熟经验的不发达国家环境审计模式也有所关注。例如，杨丽萍[25]对南非政府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方面的经验进行分析，为我国政府主导环境审计工作提供了诸多启示。

（五）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成为热点新命题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制度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迅速得到学术界关注，成为环境审计研究领域的热点新命题。林忠华[26]、蔡春[27]等学者围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理论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探讨研究，丰富并完善了相关理论；湖北省审计厅课题组、安徽省审计厅课题组就本省自然资源资产专项审计工作进行了专项调研和理论探讨研究；张宏亮[28]等设计了主副指标相结合的资源环境管理指标体系，构建自然资源离任审计独特模式、方法及应用体系并通过案例证明其可行性，为相关实务的开展提供了指导。

四、我国环境审计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未来环境审计研究方向提出以下展望：第一，探索构建创新型环境审计理论体系。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这一特殊经济背景对环境审计理论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为了适应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不断创新环境审计理论体系、积极探索合理有效的实施机制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第二，加强环境审计评价体系研究。环境审计评价体系是环境审计工作的重要依据和指南，目前对评价体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可操作性差，缺乏实际应用价值，实际工作中也常面临诸多困难，因此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存在理论必要和现实必然性。未来应加大对环境审计评价体系的研究力度，更多运用实证检验研究成果，并不断结合实际加以改进和完善。第三，深入环境审计法律制度体系研究。环境审计法律制度体系是环境审计的基础和保障，我国环境审计法律制度基本确立但仍存在立法体系不完善、内容不充足、实践不充分等问题，未来学者应更注重分析研究环境审计法律制度，为我国建立健全完善有效的环境审计法律制度体系提供理论指导，有利于尽快实现环境审计法制化、规范化。第四，加大对民间审计和企业内部审计的关注力度。民间审计和企业内部审计是我国环境审计的重要主体，应积极探索有利于我国民间审计和企业内部审计发展的有效路径，丰富相关领域研究。第五，进一步促进环境审计跨专业多学科交叉融合。环境审计与其他专业、领域的融合，有助于开阔研究思路，通过多元化的研究视角进一步丰富我国特色环境审计内涵。

【参考文献】

[1]张长江，陈良华，黄寿昌.中国环境审计研究10年回顾：轨迹、问题与前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35-40.

[2]潘煜双，李云.中国环境审计研究述评：基于国内1997―2008年研究的分析[J].财会通讯，2010（33）：65-68.

[3]张丽华.我国政府环境审计研究[J].财会通讯，2011（12）：121-124.

[4]王淡浓.加强政府资源环境审计，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审计研究，2011（5）：18-23.

[5]张莹，宋传联.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谈中国环境审计关系人中存在的问题[J].生态经济，2013（7）：85-87，92.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4

关键词：农业;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发展评价

一、引言

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提出“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被置于突出地位。十报告在论述如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指出，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2016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区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印发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统筹部署了“十三五”期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规划》中将“推动循环发展”作为“以生态环境保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可见，循环经济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在人类的所有经济生产活动中，农业无疑是与自然环境关系最密切的，它是直接在一定自然环境条件下利用一定的自然资源开展生产活动。人类通过农业活动，与自然界形成了最广泛最有生命活力的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关系，因此农业经济循环发展的研究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循环经济概述

1.概念。所谓循环经济，即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在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的生命周期中减少资源的投入量和废弃物排放量，使经济系统和谐的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农业资源持续利用、农业清洁生产，使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得以统一。农业循环经济将循环经济理念引入农业生产过程中，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循环经济理念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综合应用。2.理论起源。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E.Boulding于1962年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被看作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萌芽。Boulding受当时发射的宇宙飞船的启发来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他认为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存在，最终它将因资源耗尽而毁灭。惟一使之延长寿命的方法就是要实现飞船内的资源循环，尽可能少地排出废物。同理，地球经济系统如同一艘宇宙飞船。尽管地球资源系统大得多，地球寿命也长得多，但是也只有实现对资源循环利用的循环经济，地球才能得以长存。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RogerPerman等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中首次正式使用了“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一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可持续性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而循环经济模式兼顾了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因此发达国家逐渐开始把循环经济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路径和模式。3.国外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20世纪2、30年代，国外学者最先提出了“生态农业”的概念；70年代后，生态农业的发展引起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和实践运用，相关学者指出设计良好的运行机制有利于又好又快地实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同时，农村基础设施等硬性条件的完善和农业生产活动主体素质等软条件的提升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关键。

三、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理论研究

我国对于农业循环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1.农业循环经济内涵研究。阐述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原则，论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是这一研究的核心。例如：详细论述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我国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应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再思考四个原则；分析了循环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关系，论证了实现循环经济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等。这一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介绍农业循环经济，论证其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多见于研究的早期。2.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这一研究在总结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对我国的启示，探索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例如：在总结美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分析对中国的启示，为促进中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在对德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建议；介绍日本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多元共治”的基本模式，分析对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启示并提出政策建议等。这一研究得出的建议和发展模式都主要针对国家层次的农业，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研究不多。此外，它与上一研究一样都主要是定性的研究。3.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研究。这一研究主要是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识别阻碍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因素，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方法论上。评价方法多采用指标评价法，如：运用BPEIR概念模型及特菲尔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江苏省19年间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发现影响江苏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依次是资源减量投入、资源循环利用、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安全指标；构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2005年四川省21个城市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甘孜州、雅安市以及资阳市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攀枝花市发展水平最低；以绵阳市为例，构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绵阳市及其所辖9个地区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绵阳市2002-2012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而资源的减量化投入水平和资源安全水平是其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等。其次使用的较多的方法是能值分析法，如：将能值理论与区域农业循环经济理论相结合对吉林省西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85~2004年期间，吉林省西部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投入和产出均呈明显的增长趋势，系统中物质循环利用及有效能值的转化率明显提高，种植业与畜牧业耦合程度有所增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趋势得到明显加强；用改进的能值分析方法对福建省福清星源循环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的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改进的能值分析方法对循环复合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更科学，并找到了可持续发展指数最高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的四墩子乡农业系统进行能值分析，论证实施草地农业是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保障等。最后，其它方法，诸如生态足迹法等。例如：用DEA方法和生态足迹构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的综合指数，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大部分地区存在农药化肥投入冗余、粮食单产不足以及农业生产的耕地足迹和牧草地足迹所占比重偏大等问题，并提出了提高该地农业投入产出率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综上所述，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定量研究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近年比较常见，其与前两个方面的研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研究方法多采用指标评价法，偶见能值分析法。不过，此研究多倾向于静态研究，缺乏未来发展的预测研究，因此难以体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连续性、持续性和长期性。

四、结语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其理论研究源于国外“生态农业”的提出和发展，我国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内涵研究、发展模式研究以及发展评价研究。其中发展评价研究近年比较常见，但评价方法比较单一，多倾向于静态研究，罕见预测研究，因此拓展方法论，体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今后该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作者:杨羽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王莉,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06(2):76-77.

[2]周柳.四川省农业循环经济实证评价与障碍因素分析[J].山西农业科学,2016,44(9).

[3]JohnBCobb.Sustainability:Economics,Ecology,andJustice[M],Eugene,Oregon:Wipf&StockPublishers,2007:27-36.

[4]CheungSH,BeckJL.Bayesianmodelupdatingusinghybridmontecarlosimulationwithapplicationtostructuraldynamicmodelswithmanyuncertainparameters[J].JournalofEngineeringmechanics-Asce,2009,135(4):243-255.

[5]卢远,王娟,陆赛.区域农业循环经济能值评价的实证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8,16(2):482-487.

[6]于静.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J].理论探索,2006第4期.

[7]史宝娟,赵国杰.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农业经济运行的必然趋势[J].中国农机化,2006年第4期.

[8]RogerPermn.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

[9]陶思源.德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及启示[J],世界农业,2013年第6期.

[10]何龙斌.美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农业,2012年第5期.

[11]刘佳奇.日本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及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8期.

[12]马其芳,黄贤金,张丽君,陈逸.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及其障碍度诊断——以江苏省13个市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3]潘安兴,王芳.基于熵值法的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以四川省为例[J].农机化研究,2008(7):44-47.

[14]钟珍梅,翁伯琦,黄勤楼,黄秀声,陈钟佃.基于能值理论的循环复合农业生态系统发展评价——以福建省福清星源循环农业产业示范基地为例[J].生态学报,2012年18期.

[15]唐静,林慧龙.草地农业的循环经济特征分析[J].草业学报,2013,,22(1):167-175.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5

水文学与湖泊学水文学是研究地球各种水体的形成与运动规律、地理分布的科学,基本内容是地球上的水分循环及水量平衡[1].流域作为水文学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流域的水资源形成演变规律及其开发利用条件对流域地理过程和人类生产活动有综合影响.因此,水文学特别是水资源的评价、规划、开发、利用、管理、保护、配置、调控有关的理论、应用技术与方法和水资源及水环境承载能力等有关内容对于流域地理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湖泊学研究[3]的是陆地水体,强调物理环境.早期湖泊学研究致力于湖泊分类,强调湖泊的物理性状而非生物学特性,稍后一些湖沼学家从流域角度认识湖泊,并认为其是研究内陆水体生物生产力和决定生产力所有影响因素的科学分支,未来仍将主要围绕水域生产力、水产资源开发和管理以及水域环境保护等重要议题进行.作为流域重要组成部分的湖泊,必将是流域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生态学与环境科学生态学[4]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其研究方法经过描述——实验——物质定量三个阶段.流域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早期生态系统研究致力于发展一种详尽的、综合性的针对具体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进行的研究,着眼于具体的小流域是怎样工作的,要求提供生态系统参数的信息并对生态系统进行实验性管理.现有研究从生态系统这一层次对其整体结构、功能和动态等基础研究并不深入,导致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预测和调控存在困难.从全世界来看,如何优化管理自然生态系统这一问题的研究进展是缓慢的.因此,关于生态系统整体结构、功能及调控机理的研究,仍是当前生态系统研究的重点.而流域作为生态系统,自然着眼于水-陆的相互作用,尤其是流域内不同生态系统之间信息、能量、物质的变动规律及流域内不同景观(高地、沿岸带、水体)间的上述关系.有着明确边界的流域,流域地理学需要将两种(淡水和陆地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研究相结合,或是其中一种向另一种的拓展.环境科学[5]是一门研究环境物理、化学、生物三个部分,尤其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活动与环境演化规律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寻求人类社会与环境协同演化、持续发展途径与方法的科学.就世界范围来说,环境科学成为一门科学还是近20~30年的事情.环境保护是当今世界共同关心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也是科学技术领域里重大的研究课题.环境科学是在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科学.流域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关注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环境效应与环境响应,因此,环境科学是流域地理学研究中值得借鉴的基础.地理学与区域科学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形成、演化,地域分异和人地关系的科学[6].它所面对的是复杂的地球表层系统,由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与人类圈所构成的统一整体,是各种自然现象、人文现象组合在一起的复杂系统.现代地理学发展和继承了近代地理学的综合性、区域性思想与观念,已经形成涵盖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理信息科学等众多分支的科学体系.流域自古以来便是集聚人口、城镇、经济活动的重要区域,而今全球大河流域仍然是地球表层人口-经济-城镇最为密集的区域.流域的资源、环境和发展需要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命题,如流域水资源的评价、规划、开发、利用、管理、保护、配置、调控有关的理论、应用技术与方法的研究等.区域科学[7]将区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自然、社会、经济综合体)进行研究的科学.着重揭示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分布、区域矛盾和区域分异规律.它以区域为对象,将具体地域分为均质区域、节点区域和区域系统表象的依赖于空间的经济体,且经济体是具有资源——环境结构、人口经济结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地缘结构的地理单元抽象.2000年以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将其传统的资助领域geography更改为geographyandregionalscience,确定了区域科学与地理学的互补关系和作为一个科学门类的主体地位.区域科学创始人的WalterIsard说:“作为一门科学的区域科学,关心的是用各种各样的解析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区域内或空间范围内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细致耐心的研究”.由此可知,区域科学对于流域的经济社会分析、空间结构、流域进化、流域开发与治理政策及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流域开发与管理流域开发,既是人类对流域资源认识与利用的过程,又是流域人工化的过程.流域开发始于流域的水资源利用,尤其是作为生命之水和动力之水的利用,由此形成了流域规划与管理.流域规划起源于1933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ValleyAuthority,TVA)制定了完整的田纳西河流域开发计划,并成为典范.随后,国外许多大河流域都开始了相关开发与治理规划,绝大多数工作着眼于流域水资源、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以及遭到破坏的流域生态恢复和实现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并且已认识到流域规划是自然、经济、社会多因素和多目标综合性区域开发,是国土综合开发与规划的一个环节,提出了流域综合开发模式、以水资源为中心的开发模式、环境整治开发模式三种模式.而国内学者对流域开发与规划的关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初期关注流域旱灾与洪涝等自然灾害的治理;改革开放前重点关注流域水能、矿产开发和流域水资源跨地区平衡;改革开放后重点关注以流域上中下游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为中心的综合规划,初步提出流域综合规划“点-轴-面”模式.近年来,随着南水北调和西电东输工程的开建,流域综合规划又成为研究热点,如关注西北干旱区域的流域产业布局、侧重三峡、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对水源地生态安全与产业综合发展、侧重新型产业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流域产业发展[8].流域管理是指以流域为单位,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调配进行的综合管理活动,旨在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而联合国粮农组织林业委员会根据当今全球各国实践认为当前流域管理的主要任务[9]:1)注意合理利用山区土地资源,推广多种经营的体制,用经济手段鼓励水土保持工作;2)提高流域管理的技术水平,实现施工机械化,降低治理成本;3)注意分析流域管理的经济效益,加强规划技术的研究和国际间技术合作与交流;4)研究流域管理的法规与管理体制,加强流域管理的人才培训工作;5)注意大流域治理战略研究,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迫切需要制定大河流域管理的中长期规划;6)加强流域管理科学研究.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本学科知识的丰富,流域开发或管理现在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水土保持,也更侧重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和流域上中下游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10].2.5流域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流域地理学的思想早已存在,现在作为一门学科提出尽管不十分成熟,但此尝试有意针对流域实践的上述问题去尝试并积累资料;另外流域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地理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相结合最适宜的“实验地”,尤其是综合研究陆地与水域相互作用的地球表层系统.上述学科中,水文学值得参考的是其研究方法或手段,用其或改进其方法有利于获取流域的基本资料;湖泊学可以看成流域地理学的主要来源,因为水既是流域的“驱动因子”,也是最终的“受害者”.流域由不同的水、陆生态系统组成,但对水的研究是对流域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系统生态学提供了一种研究思想和操作思路,景观生态学提供了大尺度的流域研究思互作用提供了物质流、能量流的研究方法与战略眼光.地理学与区域科学作为流域地理学的学科之母,无疑是其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基础与支撑.流域开发和管理,既是流域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内容,又在方法与目的上实现了流域地理学的应用性与理论性的统一.根据上述流域地理学学科基础的分析,流域地理学就是以流域为研究单元,应用现代地理学的理论和系统、综合集成的研究方法,研究流域内人类活动、地理环境、水体等各子系统间的物质、能量、信息流的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在研究流域作为复合地域系统的形态-结构-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中、大尺度对流域内各种人类活动,如资源开发、保护与环境治理问题、流域上中下游协调发展与生态补偿等进行研究,为流域中以“水体”为核心的合理开发利用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针对流域地理学上述理论基础与研究热点及当今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和主要研究目标,可提出流域地理学近期主要研究内容:1)流域形成的(地理和气候的)历史背景及发展演变过程;2)流域系统的结构—功能—形态互动机制;3)流域资源环境评价与承载力,生态环境变化对流域景观格局的影响和响应;4)流域内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发生与演化的规律及其时空分异和调控机理;5)流域内生物生产力及生物分布格局,它们与流域结构、功能和形态动态间的关系;6)水体作为陆地“生境岛屿”的岛屿生物地理学研究;7)流域内河岸缓冲带演变过程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8)地下水及其变化(如开采、污染等)对地表环境的影响,地下水与地表水作用界面演化;9)不同尺度上对流域结构—功能—形态的研究,探索某一时空尺度上格局、过程如何影响其它尺度上的格局和过程;10)流域内自然侵蚀和人为加速侵蚀与环境演变过程的研究,流域水土保持等;11)土地和水利用变化如何影响流域人地关系过程,确定由此带来生态学后果及与区域或全球变化的关系;12)流域生态环境整治的地理工程,流域城市、人类活动及经济社会发展;13)流域水系的环境背景值及环境容纳量,污染的治理与资源化地理工程系统;14)流域开发的地理学后果与对策,水资源工程综合评价、自然灾害的评估与预警;15)流域内农业产业化发展,林-农-渔复合系统优化结构的技术及示范和应用;16)流域综合开发和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流域GIS与智能流域系统的建立;17)流域发展规划及流域可持续发展对策与应用;18)对流域地理学本身的思考与研究,如概念、内涵、理论、调查及实验分析方法和对相关工作的总结归纳.

开展流域地理学研究,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交叉渗透和联合攻关,它属于长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范畴.它的开展将是一个用人多、耗费大、历时长的过程,但必须尽快着手准备,争取早日系统地开展并确立优势.就国家而言,可考虑与科技扶贫、流域整治、环境治理等工作相结合,并充分利用现有生态网络,水文、气象、地质等自然要素监测网络以及全国拥有地理科学类及相关专业的科研院所,以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流域地理学研究.近期可在重点区域和类型中,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中等尺度的流域,组织若干与流域地理学研究相关的研究单位共同协作,联合开展流域地理学研究.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篇6

【关键词】矿产资源；生态价值计量；生态价值补偿

引言

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是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运行的主要动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能源基础和源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开采强度也越来越大，致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生态环境破坏日益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外理论界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价值计量及补偿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我国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生态价值计量与补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生态价值概念研究

矿产资源的生态价值来源于开发过程中的负外部性。负外部性是指由经济活动导致的并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由经济主体承担的不良后果，最终表现为社会福利的减少。开发矿产资源会影响并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居民的身体健康，从而使人们获得的效用减少，因此，环境的破坏者应进行相应的生态补偿。最早提及“外部经济”（ExternalEconomy）概念的是马歇尔（Marshall，1890），庇古（A.C.Pigou）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1920年庇古（A.C.Pigou）在《福利经济学》中对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指出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对于正的外部效应，政府应予以补贴；对于负的外部效应，应处以罚款，以使外部性生产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在此之后，众多学者就生态补偿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国外学者Cuperus（1996）认为生态补偿是采取修复和重建受损生态系统使得生态价值损失得以弥补的过程。LofoResourceFocus认为生态补偿是一种生态补偿主体对补偿客体进行补偿以维护生态系统长期安全的行为，补偿主体为生态系统服务受益者，补偿客体为生态功能服务的提供者。Noordwijk（2005）提出生态（环境）服务功能付费概念，即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受益者对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提供者进行付费，以经济手段来替代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管制，具有交易自愿性、生态系统服务确定性和买卖者对应性等特点，其实质相当于生态补偿。

此外，部分学者还认为生态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部分。其中使用价值是指可直接供人类消费的产品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非使用价值最早是由约翰·克鲁蒂拉（JohnV.Krutilla，1967）将其引入经济学文献的，独立于对它使用的产品价值，相当于资源环境的总价值与其使用价值的差额，包括选择价值、存在价值和遗传价值等。

二、矿产资源生态价值计量研究

矿产资源生态价值计量主要服务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服务于国家经济核算体系；另一方面服务于企业或市场对生态价值的评估。在经济核算体系方面，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詹姆斯·托宾和威廉姆·诺德豪斯（JamesTobin&WilliamD.Nordhaus）等人就通过闲暇时间的减少、资源耗减、污染加剧等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修改经济核算账户的思路，并在GDP核算的基础上构造了“净经济福利”指标。该指标的提出引起了许多学者对资源环境计量问题的关注，并提出诸多方案来研究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质量的影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赫费德尔和尼斯（HoffeDel&Kniss，1970）通过计算污染与控制污染的费用所提出的修正核算GDP的方法。1976年诺德豪斯（Nordhaus）与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在该指标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调整，并将“净经济福利”指标定义为：家务劳动价值、闲暇、地下经济创造价值以及环境成本四个方面。

服务于企业或市场对生态价值评估方面的计量研究，目前国外主要有三种分类观点：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迪西（J.A.Dixon，2001）所提出的二分法包括客观评价法和主观评价法；三分法则是基于生态环境市场的预设，包括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和意愿调查法等；米歇尔和卡森（Mitchell&Carson，1989）提出的四分法包括直接观察法、间接观察法、直接假设法、间接假设法等。

目前，直接市场法的具体评价方法主要包括生产率变动法、人力资本法、机会成本法、重置成本法和防护费用法等；替代市场法的具体评价技术包括旅行费用法、特征价格法、特征工资法和生产函数法等。在上述方法中，应用最广、最容易被理解的价值评估技术是直接市场法。

由于有些环境变化无法直接用市场价格计量，于是出现了替代价值法，如由霍特林（Hotelling，1947）最早提出的旅行费用法。旅行费用法是由霍特林给美国公园服务局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后经克劳森（Clawson，1959）、克劳森和科耐彻（Clawson&Knetsch，1996）发展形成，现已发展出三个模型：克劳森和科耐彻的分区模型、布朗（Brown，1973）的个体模型和弗里曼（Freeman，1993）的随机效用模型。

在环境的变化不能直接通过市场价格来度量又难以用其他价格来替代时就出现了意愿调查法（contingentvaluadonmethod，CVM）。CVM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陈述性偏好方法，是在假想的市场条件下，调查人们对改善环境效益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或者接受环境损失的赔偿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WTA），以WTP或WTA来计量改善环境或破坏环境的经济价值。戴维斯（Davis，1963）将其应用于缅因州滨海森林宿营、狩猎的娱乐价值研究。布鲁克赛尔（Brookshire，1976）对CVM进行改进，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评估方法。哈尼曼（Hanemann，1984）建立了CVM与随机效用最大化原理（RUM）的有效联系，为CVM奠定了经典经济学基础。1986年，美国内务部把CVM确定为用于计量“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并推荐CVM作为评价资源和环境的存在价值和遗产价值的基本方法。米歇尔和卡森（Micthell&Carson，1989）、汉利和斯帕什（Hanley&Spash，1993）以及贝特曼和威利森（Bateman&Willistion，1995）等对该方法进行了推广。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CVM的应用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研究案例和著作呈指数形式增长，卡森（Carson，2003）经过统计发现，1995年围绕CVM研究发表的论文达2000余篇，截至2001年相关文献已达5000余篇，评价对象遍布100多个国家。

随后，在上述基本方法基础上衍生出效益转移法，该方法既简单、直观，又省时、省钱，但转移误差较大。有些学者和政府机构还提出了资源等价分析法（REA）。资源等价分析的最初表现形式是栖息地等价分析，后来进化为资源等价分析的普遍方法，且变成了计算污染事件损害的主导方法。由于该方法以资源服务（实物损失），而不是市场价值来衡量损失，所以有学者怀疑它不能提供基于经济福利原则的精确补偿。针对上述问题，Mattewzafonte和SteveHampton（2007）提出了一个基于货币化的REA模型，并与传统REA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基于货币化的REA模型的福利偏差较小。

三、矿产资源生态价值补偿研究

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价值进行补偿是人类对生态系统本身的补偿，是人类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关于矿产资源的生态价值补偿研究，国外主要集中在生态价值补偿的理论基础研究和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研究方面。

（一）生态价值补偿的理论基础研究

从理论上看，生态补偿是促进资源开发中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一种经济手段。目前，国外提出的补偿理论主要有环境资源利用的不可逆性、产权理论、外部性理论、生态资本化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等，这些理论已经成为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得到了国内外理论界普遍认可。

不可逆性是资源开发中生态补偿的生态学基础。从人类社会几乎无限增长的需求看，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系统的物质能量交换关系的表现为不可逆，它从本质上规定了资源的“单流向”特征，自然资源环境作为供体总是被消耗的。因此，艾伦·科特雷尔（AlanCottrell，1981）提出：“资源是会枯竭的，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耗和给予保护和关心。”

产权论是开展补偿的法理基础。产权论认为任何人都具有平等地保护生态平衡的义务和平等地获取和享受生态服务功能的基本权利。界定环境资源产权主要可以确定谁应该负有补偿的责任，谁应该具有被补偿的权利。科斯（Coase，1960）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如何界定初始权利，只要可以自由交易，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配置。

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Pigou，1920）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从福利经济学角度系统论述了外部性理论，提出外部性可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其他经济主体受益而又没有得到后者补偿；负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生产或消费使其他经济主体受损但是没有补偿后者。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分别指受偿主体和补偿主体的受偿和补偿状况。

生态资本化论为确定补偿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戈德斯坦（Goldstein，1993）认为除了传统的加工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以外，还存在第四种形式的资本即自然资本，其是由自然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所构成。自然资源环境的外部性是某个经济主体在利用自然资源、损害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对其他经济主体所产生的外部影响，这种影响未能通过市场交易和价格机制反映出来。生态补偿就是要把这种外部性进行内部化，使其成为一种可计量的资本。

公共物品理论最早是由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1955年提出的，萨缪尔森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物品如果由市场提供，则每个消费者都不会自愿掏钱去购买，而是等着他人去购买，自己顺便享用它所带来的利益，造成“搭便车”问题，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自然资源环境及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其面临供给不足、拥挤和过度使用等问题，应给予补偿。

（二）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价值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目前生态价值补偿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价值补偿标准、生态价值补偿对象和生态价值补偿途径等方面。

1.生态价值补偿标准研究

国外学者基于生态价值补偿的基础理论，逐渐展开了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生态价值补偿的定量研究，其中如何确定补偿标准一直是生态价值补偿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1985年美国建立保护与储备计划，该计划是长期由政府资助、农场主自愿参加的退耕计划。美国学者安德鲁·普兰丁格（AndrewJ.Plantinga，2001）等针对该项目进行了研究，推算出不同地区在不同补助条件下人民愿意退耕的供给曲线，并提出了相应的补偿标准。1999年，Hamndar运用线性规划和灵敏度分析对确定农民退耕的机会成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通过与机会成本比较给出了可能的补偿水平；2007年，Peralta通过对矿山环境修复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以复垦成本为依据核算了矿山生态环境的补偿标准；此外，Junjiewu（1999）、Morana（2007）和Cooper（2007）等也提出了生态补偿标准模型。

2.生态价值补偿对象研究

关于生态价值补偿的对象，即外部性的受害者，国外目前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主张受害者因遭受损失而应得到补偿；以科斯的观点为代表，认为当生态资源的产权界定清楚、市场机制完善时，外部性的受害者就会自动与外部性的制造者进行有效协商，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解决好外部性问题；鲍莫尔等人认为如果以帕累托最优为目标，对于受害者既不应该征税，也不应该补偿，因为外部性对受害者造成的损害水平能够引导受害者采取有效的自我保护，而对受害者的任何补偿或征税则容易导致受外部性影响的个人作出无效率的反应。

3.生态价值补偿途径研究

国外提出的生态价值补偿途径主要有四大类：庇古税、补偿型交易、居民环境权的保障和开展跨区域补偿。庇古（Pigou，1920）将外部性视为市场失灵的表现，并认为当边际私人收益（成本）与边际社会收益（成本）背离时，政府应该对外部效应的制造者征收庇古税。庇古税成为环境税的雏形，之后众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环境税展开了研究（JorgenseandWilcoxen，1996；Goulder，1995；Tullock，1967）。科斯（Coase，1937）则认为外部性是由产权不清引起的，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双方可以通过自愿协商、谈判与交易来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科斯的这一思路被戴尔斯（Dales，1968）引入资源环境领域，以运用市场手段、通过污染权的交易，来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萨格森（Segerson，1987、1989）对环境损害责任制度进行了经济学与法学研究，该研究从法律的角度提出了如何保障居民的环境权以及如何有效补偿居民因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损失。之后，学者们针对矿产资源开发中对土地、水源和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问题也展开了深入研究（W.D.Watson，1999；HelenaMcLeod，2000；DavidGerard，2000）。关于跨区域补偿问题，一些区域经济学家和资源环境经济学家把国家—区域经济关系模型和能源部门的能源—环境关系模型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了经济—能源—环境一体化模型，如SEAS模型、MORSE模型等，为研究矿产资源的跨区域补偿提供了方法。

四、研究文献评述

（一）生态价值计量研究评述

针对生态价值计量的方法，虽然国外学者从多学科角度提出了多种测算方法，但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的能够准确评价外部环境成本的方法标准和技术路线。目前国外主要推崇的方法依然有其局限性，也经常受到批评。关于生态价值计量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具体存在以下问题：

1.在选择具体生态价值评估方法的时候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对同一环境现象可以采用不同评估方法，结果导致计算结果常常大相径庭。

2.在生态价值评估的过程中，忽视外部环境影响的时空差异性、影响的连续性与复杂性等，对影响经济价值评估的因素重视不足，造成计算结果不全面、不精确。

3.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评估使用价值，而对非使用价值如生态环境的审美价值、生物多样性的选择价值、遗传价值、存在价值等进行估算的成果很少。

（二）生态价值补偿研究评述

现阶段矿产资源开发的价值补偿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总体来讲，研究成果比较少，而且不够系统。具体存在以下不足：

1.补偿模式缺乏全面性，可操作性差。提出的补偿模式没有能够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全面涵盖所有的价值损失，且很多补偿手段实际操作性不强。

2.价值评估缺乏不确定性分析。矿产资源价值补偿的影响因素较多，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量化比较困难，目前尚没有一种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很多的补偿额没有与生态价值切实联系在一起。

3.动态价值补偿研究较少。有些学者研究了不同开发阶段的特点，但在研究价值补偿时很少考虑不同的开发阶段价值补偿的差异，没有针对不同阶段对补偿模式进行设计。

五、结论及启示

现阶段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价值计量与补偿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证明了生态价值计量与补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国外研究的计量与补偿方式大多以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为对象，并假设生态补偿为由市场机制解决，将其放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框架内进行分析，缺乏对资源环境空间负外部性的各种现象的科学研究和系统分析，并且它们还使过度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和污染排放合理化、合法化，明显不适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监测和量化生态价值技术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因此，在深入分析和借鉴国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矿产资源开发的实际情况，研究矿产资源的价值计量方法，探讨价值补偿的有效途径，将市场机制和行政手段相结合，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把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转化为内生因素，研究准确衡量矿产资源价值的方法以及模型，探讨可行的补偿途径。这对建立和完善矿产资源开发和使用过程中的补偿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力、效果都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Marshall，A.PrinciplesofEconomics[M].LondonMacmillanandCo.，1890.

[2]Pigou，A.C.，TheEconomicsofWelfare[M].LondonMacmillanandCo.，1920.

[3]CuperusR.，K.J.Canters，A.GPiepers.Ecologicalcompensationoftheimpactsofaroad[J].EcologicalEngineering，1996（7）：327-349.

[4]NoordwijlM.，ChandlerF.，TomichT.P.AnIntroductiontotheConceptualBasisofRUPES[M].ICRAFWorkingPaper，2005.

[5]V.Krutilla.ConservationReconsidered[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7，57（4）：777-786.

[6]WillianD.Nordhaus，JamesTobin.ISGrowthObsolete？[J].StudiesinIncomeandWelath，1973（38）：499-535.

[7]PaulA.Samuelson，WilliamD.Nordhaus.Economics[M].McGraw-HillHigherEducation，1972.

[8]J.ADixonetal.Economicanalysisofenvironmentalimpacts[M].London：EarthscanPublicationLtd，2001.

[9]Mitchell，R.C.andRichardT.Carson.UsingsurveystoValuepublicgoods：thecomtingentvaluationmethod[R].Washington，D.C.：ResourcesfortheFuture，1989：74-87.

[10]WiktorL.Adamowicz.What’sitworth？Anexaminationofhistoricaltrendsandfuturedirectionsinenvironmentalvaluation[J].TheAustralianJournalofAgricultureandResourceEconomics，2004，48（3）：419-443.

[11]Clawson，Knetsch.Leisureandtourism：TyPesofleisureandtourism[M].USA：HaworthPress，1999.

[12]Davis.RobertK.RecreationPlanningasanEconomicProblem[J].NaturalResourcesJournal，1963（3）：239-249.

[13]Brookshire，DavidS.Thevaluationofaestheticpreference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1976（3）：325-346.

[14]MitchellR，CarsonR.Usingsurveystovaluepublicgoods：the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M].ResourcesfortheFuture，1989.

[15]HanleyN，SpashC.Cost-benefitanalysisandtheenvironment[M].Aldershot：EdwardElgar，1993.

[16]BatemanI，WillistionK.Valueenvironmentalpreferences：theoryandpracticeofthe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M].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

[17]CarsonR.Contingentvaluation：Acomprehensivebibliographyandhistory[M].NorthamptonMA：EdwardElgar，2003.

[18]Brouwer，R.Environmentalvaluetransfer：stateoftheartandfutureprospects[J].Ecol.Econ.，2000，32：137-152.

[19]Thompson，DB.Valuingtheenvironment：Courts’struggleWiththenaturalresourcedamages[J].EnvironmentalLaw，2002，32：57-89.

[20]Dunford，R.W.，Ginn，D.C.，Desvousges，W.H.Theuseofhabitantequivalencyanalysisinnaturalresourcedamageassessments[J].EcologicalEconon1ics，2004，48：49-70.

[21]Mattewzafonte，SteveHampton.Exploringwelfareimplicationsofresourceequivalencyanalysisinnaturalresourcedamageassessments[J].EcologicalEconomics，2007，61：134-145.

[22]AlanCottrell.EnvironmentalEconomics[M].TheCom-mercialPress，1981.

[23]Coase，R.H.TheProblemofSocialCost[J].JournalofLawandEconomics，1960（3）：122-134.

[24]Goldstein.InterestsandAmericanTradePolicy[M].Ithaea：ComellUniversityPress，1993.

[25]Samuelson，P.A.DiagrammaticExpositionofa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J].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55，11：34-54.

[26]AndrewJ.Plantinga，DouglasJ.Miller.AgriculturalValueandValueofRightstoFutureLandDevelopment[J].LandEconomics，2001，2：56-67.

[27]Hamndar，B.AnefficiencyapproachtomanagingMississippi’smarginallandbasedontheconservationreserveprogram[J].Resource，ConservationandRecycling，1999（2）：15-24.

[28]Peralta，A.Developmentofacostestimationmodelforminelosure[D].UnitedStates：ColoradoSchoolofMines，2007.

[29]PagiolaS.PaymentsforenvironmentalservicesinCostaRica[J].EcologicalEconomic，2008（33）：712-724.

[30]R.H，Coase.TheNatureoftheFirm[J].Economica.1937，11（4）：386-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