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特征篇1

关键词：中国歌剧；国际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J6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5-0088-04

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歌剧艺术也不例外。歌剧是源于西方的艺术样式，它诞生于意大利，风靡欧美诸国，成为西方世界倍受青睐的音乐戏剧艺术，已经成为具有世界性的艺术样式。西方歌剧在各国传播及本土化的过程中，在保持其审美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和戏剧艺术相融合，使各国的歌剧也都具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

同样，中国歌剧也是西洋歌剧在中国本土化生根发芽所结出的艺术硕果，其创作也兼具民族特色以及西洋歌剧艺术的审美特色。在中国歌剧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经过几代歌剧艺术家的不懈努力，一些优秀的具有独特民族特征的中国歌剧作品业已呈现于世界舞台，中国歌剧演员的表演水平也受到国际业界的认可和外国观众的喜爱，中国歌剧呈现出了可喜的国际化发展趋势。

一、中国歌剧音乐创作的民族特征与世界特征

歌剧艺术是以音乐为主导的戏剧艺术，音乐创作是一部歌剧成功的基础与关键。中国歌剧自其萌芽始便注重吸取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精华，借鉴西洋歌剧艺术的优长，兼具民族特征与世界特征，随着时代的变革，中国歌剧艺术音乐创作的民族特征与世界特征愈加鲜明。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伴随着西学的大量传入，中国的音乐艺术家们认识到中国传统戏曲在紧迫的社会改良与进步中存在的种种弊端，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西方戏剧艺术，中国歌剧和中国话剧应运而生。其中，黎锦晖借鉴西方演剧的舞台表现手法，使用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创作了具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广受少年儿童和社会各界热烈欢迎的12部儿童歌舞剧，黎锦晖以中西方音乐综合运用的创作开启了中国歌剧发展的序幕。

继黎锦晖之后，上海的歌剧艺术家们进行了一系列歌剧创作实践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诞生了《王昭君》（萧崇素编剧、作曲）、《扬子江暴风雨》（田汉编剧、聂耳作曲）、《西施》（陈大悲编剧、陈歌辛作曲）三部歌剧。这三部作品以传统戏曲、民间歌舞音乐或创作歌曲为基础，运用西方戏剧艺术的对白、重唱、合唱等表现手法，以全新的音乐戏剧形式展现于观众面前。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很多艺术家在租界继续创作映射抗战现实的作品。1939年底拉斐尔剧场上演了蔡冰白编剧、张昊作曲的《上海之歌》，该剧融入了对白和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采用了圆舞曲、探戈等轻音乐的体裁，上演后受到了热烈欢迎；1940年上海俄国艺术剧院上演了魏如晦编剧、陈田鹤和钱仁康作曲的《桃花源》，该剧在音乐创作上运用传统的五声音阶以及重唱、合唱等多种西方音乐形式，被当时的观众称为“新型歌舞剧”。

同期，延安的艺术家们也在积极探索着中国歌剧的创作之路。1939年1月，歌剧《军民进行曲》（王震之作词，冼星海作曲）在延安上演。冼星海运用歌剧和交响音乐等多种西方音乐形式，吸收民族音乐元素，运用符合抗战现实的口语化歌词，以及中西乐器混搭组成的乐队伴奏，其独特的样式在当时很受欢迎。

1955年5月首演于北京天桥剧场的歌剧《草原之歌》（任萍编剧、罗宗贤等人作曲）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歌剧。作曲家在藏族民歌基础上，借鉴西洋歌剧的样式与手法，探索“更音乐化的民族歌剧形式”，全剧音乐充满浓郁的藏族风格，又极富时代情感，堪称一部佳作；歌剧《阿依古丽》（海啸编剧，石夫、乌斯满江作曲）是在赵沨任中央歌剧院院长期间“在内容上要积极反映时代和人民大众，在形式和体裁上一定要民族化，同时也要借鉴西洋歌剧中成功的经验”的指导思想下创作的。其音乐以大量哈萨克民歌为基础，借鉴西洋歌剧结构手法，以音乐主题贯穿全曲。该剧于1966年春节在民族文化宫剧院举行首演，观众对这部民族色彩浓郁又充分运用欧洲歌剧表现手法的歌剧表示了极大热情；歌剧《原野》（金湘作曲，万方编剧）中，作曲家借鉴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多种风格技巧以及外国传统和现代的多种技巧进行创作，开创了新的音乐风格，剧中音乐感情浓烈，富于戏剧性；歌剧《张骞》（陈宜、姚宝瑄编剧，张玉龙作曲）1992年10月由陕西省歌舞剧院演出，该剧采用中西技法，力求运用西洋正歌剧手法创造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歌剧；1995年，辽宁歌剧院创作的歌剧《苍原》（黄伟若、冯柏铭编剧，徐占海、刘辉作曲）首演并引起巨大轰动，好评如潮，“《苍原》是西洋歌剧传入中国以来最优秀的一部力作”，“是西洋歌剧民族化的典范”，“是中国歌剧艺术发展的里程碑”，“《苍原》已攀上20世纪90年代（歌剧）艺术的巅峰，它使中国的歌剧事业在更高的起点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历程”。[1]该剧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赴香港、澳门演出，许多欧美朋友观后惊叹道，“过去只知道有‘北京歌剧’（即京剧），不知道中国竟有这样好的歌剧！”“《苍原》把西洋优秀的歌剧传统和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非常非常新鲜！”[1]（145）《苍原》融合西洋歌剧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风格，是一步“努力追求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史诗性的歌剧”；歌剧《白蛇传》中，作曲家周龙将“京剧元素点染在西洋管弦乐的色彩体系中”，使观众在观看该剧时既能听到“普契尼的咏叹调”，又能听到“古朴悠扬的‘中国韵’”。[2]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歌剧的音乐创作在其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实践创造具有民族特征和世界特征的歌剧作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歌剧的音乐创作更加注重将我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与西洋歌剧创作技法相结合，创造真正走向世界的歌剧作品。

二、中国歌剧在世界舞台的呈现

中国歌剧在萌芽时期便尝试走出国门。1928年5月，黎锦晖带领其创办的我国最早的商业化歌舞表演团体——“中华歌舞团”（“中华歌舞团”成员：黎明晖、徐来、王人美、钱蓁蓁等30余人）到南洋群岛各大中城市演出，“首次揭开中国歌舞艺术展示海外舞台的帷幕，也是中国歌舞商业化演出的开端。”[3]此次巡演遍及南洋群岛20多个大中城市，历时八、九个月，演出引起巨大轰动，受到广泛赞誉。

而中国歌剧真正参与到中外交流是在1951年民族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丁毅编剧，马可、张鲁、翟维、李焕之、向隅、陈紫、刘炽作曲）在德国东柏林上演，此次演出取得巨大成功，获得观众的热烈欢迎。

1992年，歌剧《原野》（万方编剧、金湘作曲）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首演并取得巨大成功。当音乐终止，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欢呼，“许多美国观众几乎异口同声地‘Wonderful’（太美妙了！）”，[4]美国媒体评价：“歌剧《原野》是震撼西方舞台的第一部中国歌剧，它的诞生与登上世界舞台，是20世纪末叶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歌剧《原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叩响西方音乐殿堂的经典之作。

此外，作曲家刘振球为韩国创作的歌剧《安重根》在汉城演出，首演非常隆重，取得巨大成功。“当时的韩国总统金泳三在安重根侄子的陪同下亲临剧场观看了演出，韩国电视台亦于黄金时段全程直播；首轮演出即达40多场。可以说，歌剧《安重根》在韩国的影响远远超过中国”。[5]

1994年，瞿小松为瑞典国民剧院创作的歌剧《俄狄浦斯》与郭文景创作的歌剧《狂人日记》在荷兰艺术节上演。

2003年，温德清创作的室内歌剧《赌命》在日内瓦第九届莫扎特音乐节上首演，并获得成功，当地专家和媒体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该剧运用现代技法进行创作，与传统歌剧作品不同，全剧音乐没有调性明确的如歌旋律，声乐部分未占据主导地位。

2005年9月，中国歌剧《木兰诗篇》（刘麟编剧、关峡作曲）在美国林肯艺术中心成功首演，演出盛况空前。2008年8月，该剧又上演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当晚掌声雷动，观众们久久不愿离去，他们用掌声和欢呼声表达对这次演出的热爱之情。很多观众表示：“这部歌剧的音乐非常美，是中国音乐与欧洲音乐的完美结合。”

2006年12月，歌剧《秦始皇》（谭盾、哈金编剧，谭盾作曲）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成功首演。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普拉西多·多明戈饰演秦始皇。

2007年7月，郭文景创作的《诗人李白》在美国丹佛市中央城市歌剧院举行首演。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歌剧新闻》将它誉为“具有东方冥想式的歌剧佳作”，而国内甚至有媒体更是断言它“完全有可能成为歌剧世界的经典巨作”。

2008年1月，歌剧《霸王别姬》（王健、萧白编剧，萧白作曲）在美国巡演，该剧分别在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纽约、休斯敦、达拉斯6个城市演出了10场。演出非常成功，观众反映热烈。

2010年2月，歌剧《白蛇传》（瑟瑞斯·林·杰考布斯编剧，周龙作曲）在美国波士顿首演，获得巨大的成功。作曲家周龙也凭借此剧获得第95届普利策音乐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位华人作曲家。

随着中西方歌剧艺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歌剧艺术逐步走向世界，中国也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优秀歌剧演员，他们以超凡的表演活跃于国际舞台，提高了中国歌剧在世界的影响力。

歌剧《原野》在美国首演时，演员由当时活跃于国内外艺术舞台的中国歌唱演员组成，其中叶英饰演金子，张建一饰演焦大星。“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同时指出：“中国艺术家就这样凭着自己真正的艺术实力与西方歌剧艺术家平起平坐，毫不逊色地进入了西方歌剧艺术宫殿，这确实具有‘里程碑’意义。”“华盛顿邮报”指出：“它的演出完全称得上具有历史意义”；[4]在歌剧《秦始皇》中饰演王将军、《诗人李白》中饰演李白的是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田浩江。这位驰骋国际舞台二十多年，演出过数百场歌剧的中国人，在亲历中国歌剧展示于世界舞台时难于抑制心中的激动：“我终于要在歌剧里演中国人了！我已经在舞台上演过那么多外国人，实在太想在歌剧中演一个中国人，做梦都在想！这个梦做得太长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梦想成真。你看，一直没有中国人给我演，现在一下子就来了两个！好似冥冥之中得到神助一般变成现实。”[6]

这些中国歌剧蕴含着中国文化元素，由中国的歌剧演员演唱，这些具有国际水平的演出，得到西方观众普遍认可。

三、推动具有独特民族特征的中国歌剧走向世界

具有独特民族特征的国际化的“中国歌剧”应当是由中国人创作的经典歌剧作品，讲述中国人的故事，可以用中国汉语唱响世界，扎根中国传统文化、音乐，兼具中华民族文化底蕴与西方文化精华，既将两者融合为一体，又具有独立品格，为世界人民所喜爱，长期被全世界歌剧团体争相演绎的歌剧。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歌剧作为一种源于西方，兼具中西方文化精华，易被西方国家接纳，又具有中国优势的艺术样式，对于提升国家影响力与国家软实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国歌剧应当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独特的中国魅力，树立新的大国形象。创建真正走向世界，立足世界歌剧艺术之林的中国歌剧，推动中国歌剧国际化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那么，如何推动具有独特民族特征的中国歌剧走向世界呢？

第一，始终坚持中国歌剧的民族特色，树立开放的民族文化认同取向。发展中国歌剧事业，我们要坚决反对“欧美文化中心”论，坚持中国歌剧独立的文化品格。世界文化由各民族文化集合而成，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国歌剧的民族特色。同时，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闭关锁国必然被时代淘汰，我们应当树立开放的民族文化认同取向，采取开放姿态，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优长，创造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的歌剧作品。第二，勇于创新，走“多元化”道路。中国歌剧在新的世纪更应当提倡多元化，避免形式单一，吸取古今中外文化的精华，创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世界特征、时代感的千姿百态的中国歌剧。第三，中国的作曲家们应当创作并积累一定数量的高品质的，能够与世界经典歌剧相比肩，被中外观众所喜爱的中国歌剧作品。第四，注重歌剧表演人才培养，努力提高歌剧表演艺术水平。一部优秀的歌剧作品需要精彩的歌剧表演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歌剧演员的表演艺术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部歌剧的成败，建立专业化的歌剧人才队伍，努力提高歌剧表演艺术水平，使之具有世界水平，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在艺术领域前所未有的自由、活跃，追求个性化、创新性的形势下，中国歌剧正在走向国际化。但是，繁荣发展中国歌剧，我们还需要苦练“内功”、开阔视野、勇于创新，创建真正立于世界舞台的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歌剧。

参考文献：

[1]《中国歌剧史》编委会.中国歌剧史1920-2000[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144.

[2]孙桂芸.中西合璧——中国歌剧国际化的趋势[J].黄河之声，2011，（5）.

[3]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31.

[4]李稻川.歌剧《原野》轰动华府[J].歌剧艺术，1992，（3）.

[5]钱庆利，刘振球.中韩两版歌剧《安重根》比较研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1，（3）.

[6]紫茵.田浩江：“王者”风范“诗人”情怀[J].歌剧，2007，（1）.

TheInternationalizationTrendofChineseModernOpera

GaoXiaodong

世界文化特征篇2

关键词：中美；思维方式；德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234-02

从传统到现代，道德在中国社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人们对中国道德现状深表担忧，同时中国道德教育也再一次受到广泛关注，同时也出现了研究西方、日本、新加坡特别是美国德育经验的热潮，希望通过借鉴别国德育的优良传统推进中国德育改革。诚然，学习他国经验提高自身德育水平与效果是德育改革的有效途径，但必须是深刻分析我国与别国道德教育的差异及造成差异的原因，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避免简单机械的经验移植。笔者将从文化角度解读中美两国德育传统差异的原因，以及思维方式对这种差异造成的影响，以期获得具有美国优良传统同时适合中国思维方式的德育新方法，以完善我国德育工作。

一、文化及思维方式的内涵及外延

（一）文化的概念

西语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最早起源于拉丁语中的cultura，其词根是动词colere，原意是耕作土地、饲养家畜、种植庄稼、居住等，是指人类改造自然以获得适当生存环境的最初尝试。从拉丁语中发展而成的德语kultur和英语culture最早也是类似的意思。我国古汉语中“文化”词由“文”与“化”复合而成，万物纷繁交杂成为“文”。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有思想的社会实践的一切文明成果。而狭义的文化，是指排除人们的物质创造活动和成果而专指人们的精神创造及其结果，主要包括信念、知识、文学、艺术、道德、法律等等。我非常赞同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界定的文化定义，他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或社会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系统，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系统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主要包括人们的思维模式、生存模式和行为模式。”[1]这三种模式决定了个体如何构建自身的观念的世界及物质世界。

（二）思维方式的概念

思维方式是指一种文化特有的象征性把握世界的方式，是文化的本源和重要内容，对现实世界的象征性把握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一方面思维方式是文化心理特征的集中表现。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制约着文化，影响文化的形成，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语言、科技、教育、生产和日常生活实践中。

道德教育是对受教育者有目的地施以道德影响的活动，这种教育活动，必然受到一国文化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的影响，这些影响外显为一国特有的德育特征。

二、美国文化传统及其德育的主要特征

（一）文化传统与德育浓厚的宗教色彩

宗教是西方文明永恒的底色。在美国短暂的200多年历史中，最初宗教由新英格兰清教徒移民带来，发展至今，宗教已经渗透到了美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化以及知识理性的发展，也没有阻碍宗教统治美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教堂即使在最繁华的第五大道也有其立足之地。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不仅对美国社会具有广泛影响，更是美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上帝与天堂，是他们对世俗世界的超越和终极的生活理想，这种理想赋予人们日常生活以意义，构建了美国人民的精神世界。

美国的德育从一开始就抹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虽然宗教不完全等同于道德，但毫无疑问，人们在建立他的宗教信念时，也建立他的道德价值观念。同时，在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美国，宗教更成为联系个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使社会成员形成共同的道德价值取向，是德育的一个主要目的，这就必然导致了德育与宗教的密不可分。事实上，美国的德育活动与宗教活动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学校就等同于教堂，学校由教会开办，教师由牧师担任，教科书的主要部分是宗教教义，教育的目的也是为了培养牧师。从现实来看，美国81%的私立学校是受教会扶持的，许多教师在这种学校工作也是出于宗教的情感[2]。

（二）实证主义传统与德育方法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特征

美国实证精神文化传统，渗透在美国学术研究与实践的每一个方面。德育在这一文化传统下表现出显著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在德育模式研究中得了具体的体现。美国的德育模式都注重以科学的调查研究和系列性的实验为依据，几乎每一种德育模式都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实证分析之后而得出。

（三）个人主义与德育尊重个性的特征

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中又一鲜明的特征，是美国文化模式的基本特性和主要内容，主要来源于犹太教及基督教中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具有平等权利的个体的教义以及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和《美国宪法》中个人权力的政治理论。人人平等就是把人看成了单个有思想独立的人，而不是依附在某一关系中的部分。个人主义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人的日常行为，由于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人的自然权利与平等自由，就使得美国人民非常注重个人隐私，侵犯他人隐私严重者会受到法律惩罚；个人主义也使得美国父母更加鼓励孩子要具有独立性，老人也要维护自身独立自强，不愿意接受帮助；而体现在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载体语言中，则是像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Allmenarecreatedequal（人生而平等）等谚语，以及强调自我意识的一些词汇中，如self，ego等；个人主义体现在教育中则是注重培养儿童的个性以及注重儿童个性的发展。

三、中美德育差异的文化及思维方式因素

（一）信仰传统与文化理想之别

文化理想与思维方式有直接的联系，不同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文化理想的根本性不同。对于理想生活的不同看法与追求，直接影响了特定文化下的道德教育目标的差异。就中美比较而言，美国的概念思维中对概念是感性事物的超越，具有抽象性与普遍性，概念自身构成了一个超越了感性世界的领域，这个领域被视为是与现象世界不同的本质世界和与流动世界不同的永恒世界，从而美国民族的文化理想就是追求这个超越了现实世界的永恒世界。这种超越了现世的理想追求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具有更大的权威性与服从性，相关的道德要求也不容易受到现世生活的影响，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更大的约束性。

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概念思维，中国根本的思维方式是意象思维，其中的“象”与所把握的事物之间处在同一个层面上，不存在本体与现象这样的等级关系，从而其所想象与追求的文化理想也就不可能完全超越现实生活，而只能是与现实生活处于统一层面的一种可能的理想状态。就像儒家所追求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存在，而是现实世界的一种理想状态。这种与现实世界处于统一层面的文化理想，相较于西方永恒世界的文化理想，更容易受到现实世界的影响，这种理想状态所要求的道德要求与规范，缺少了神圣性与永恒性，也更容易被现实世界消解，从而对现实世界中人们行为的约束力较小。

（二）德育内容、方法差异与意象思维和概念思维

中美的德育方法存在很大的差异，美国德育方法具有显著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德育的实施依赖于一套由大量科学实证分析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德育模式，关注个体此阶段的需要进行的德育内容是什么；而中国德育方法不注重抽象出一般的具体的德育科学方法，更多的依赖德育者主观的整体把握，关注的是变成什么而不是是什么。

中美思维方式的差异反映在德育方法中就是美国德育在概念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先解决了德育是什么这一前提性的问题，然后在德育实体的清晰把握上实施德育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中国德育在意象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不会实证性地研究德育内容应该是什么，而首先会凭历史经验和主观判断得出一套德育内容，德育内容和方法都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流动性，缺乏科学性和具有重复性的操作方法。

（三）强调个性、强调集体与空间思维、时间思维

美国德育强调个性，注重个体的价值选择与发展，这与西方空间思维方式是密切相关的，而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文化中就是个人主义。时间和空间是万物的两个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把握事物两种不同的选择，人类的感知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注意中心，因此，在对待外界事物时，以空间为主或以时间为主只能两个选其一，而不能同时进行。西方以空间为本位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西方文化必定以主客对立、分离的方式对待一切事物。西方喜欢采用分析、剖析的方法认识世界，强调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区别。

与西方的空间思维相区别，中华文化传统则以时间为本位，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华文明以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方式对待天地万物。因为在同一个时空连续体中，时间是不可分割、不可截断、不可占有、不可掠夺的。从时间的角度看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永远是一个浑然有机的整体。这体现在德育中则是中国注重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必须是集体主义的[3]。

四、总结与讨论

中美德育具有不同的特征，从文化视角来分析，可以找到根植于两国文化传统中的影响因素，如宗教传统的差异、实证研究的差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异等等。美国文化基本上可以归属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则归属于中华文化，这两种文化传统中最根本的差异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即概念思维方式和意象思维方式的差异，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中美两国在道德教育上的种种差异。中美概念思维与意象思维的差异是本源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相反，有一些实用的思维是可以改变与互通的，在中国历史上就变现为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体西用，所以我们在借鉴美国德育方法的时候，要结合中国本源性的意象思维方式有选择地借鉴，同时要在移植的过程中创新，创造出既继承了美国德育的科学方法又符合中国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的德育新方法。

参考文献：

[1]钟林.文化的含义及其特征探微[J].学习月刊，2011，（2）.

世界文化特征篇3

关键词：象征主义；传统诗学；转换性生成

一

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走过的是一条从破毁到建设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从破毁力量的源泉到发展参考坐标的选择都有着浓厚的西方文学背景。所以我们在对中国现代文学诸多现象进行研究时，西方文学的影响总是被放在一个前景式的位置上，这种研究思路无疑会忽略中国文学自身的现实性语境在对西方文学接受过程中所起到的选择、遮蔽、转化、生成等一系列的隐性影响。

朱光潜曾说：“一个文化是一个有普遍性与连续性的完整的生命……诗也是如此。一个民族的诗不能看成一片大洋中无数孤立底岛屿，应该看成一条源远流长的百川贯注的大河流。”中国现代新诗是以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姿态开始的，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考察中我们会发现，在白话新诗的冲击下，中国传统诗学体系和其确立的诗歌美学范畴并没有被击碎，只是不再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和明确的影响实体存在，而是夹裹在传统文化的暧昧气息里，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现实性语境的稳定性存在，成为一种影响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隐性力量。

具而言之，传统诗歌所体现出的中国化的哲学思想、感悟世界的方式，表现出的文化认同、美感特征、审美趣味等等，这些复杂的传统因子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内化为现代诗歌创作者和接受者的深层心理接受机制；这种心理机制在一种强势的时代话语面前往往趋于潜在和边缘，但在新诗实践的现实性语境中，它就会发挥将不同的文学思潮进行转换性生成的作用。这种转换性的生成，一方面使现实性语境中的传统因子得以现代性的转化，而不被主流的文学话语所摒弃甚至排斥；另一方面它又使新的诗歌潮流与传统取得联系，使新的诗歌实践具有历史的纵向延续性，使得新的诗歌因着历史的气息而天然具有了亲切感，并使新诗的接受过程更加顺畅。在对西方象征主义的接受过程中，传统诗学的隐性影响正是扮演着这种转换性生成的作用。

二

象征，从普泛意义上来说，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共通性的方式，是主观感知客观的过程。因此梁宗岱说：“象征主义，在无论任何国度，任何时代底文艺活动和表现里，都是一个不可缺乏的普遍和重要的原素。”但象征主义作为诞生于法国十九世纪末期的一种文学思潮，有着它特定的所指。查尔斯·查德维克在他的象征主义研究著作《象征主义》中，就将象征主义区分为作为人类经验层次的“人性象征主义”和这一层次之外的“超验象征主义”；同时指出，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象征主义的基础是“超验”的。

在波德莱尔那里真实世界只是对理想世界的一种不完满体现，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理想世界存在。所以诗人的任务不是表达自身的思想感情，而是要借助于诗歌暗示一个彼岸的世界，诗歌只是“一个彼岸的天国的象征符号”。这种诗歌的“超验本体论”源于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在康德那里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虚幻的投影，真实只存在于“理念”中。这种“超验本体论”集中体现在象征主义诗学体系核心范畴：“契合”论里。波德莱尔的《契合》就是“象征派的”，他认为，诗歌就是要着力营造一个自然和人充满神性契合的“象征的森林”。而要实现这种人性和神性的契合必需具备一个沟通的媒介物，这个媒介物就是象征。在象征主义者那里，“象征所承载的正是生成着的文本的诗学结构同时又与文本的超越性意义相结合的艺术功能”。这要求诗人“立足于具体感性事物同时又不满足于纯粹具象的摹写，这种具象性与超越性的辩证关系集中体现在象征的诗学结构中。”象征主义诗人对于诗歌超越性意义的寻求，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于万物契合的理解，同时也直接催生了象征主义诗歌独特的美学特征：暗示性、蒙胧性、复义性。

三

具体到我们对于象征主义的接受，情况就复杂的多。中国的现代诗人和理论家在对象征主义的引入和接受过程中，对于象征主义的“超验”层面进行了遮蔽。这种遮蔽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诗人和理论家无法理解或接受象征主义的超验性，事实上包括李金发在内的很多象征主义的译介和传播者都深知象征主义的个中三昧。这种遮蔽在有些时候可能是显在的，如穆木天在20年代后期对象征主义的彻底否定；但更多时候是一种隐性的存在，更多的体现为诗歌的创作者、理论的建构者和批评者甚至包括诗歌的接受者在共同的文化心理机制的隐性支配下的合谋。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较为淡化，缺乏一个对于终极理念世界的思索和形而上的寻求，相对于西方象征主义者对于彼岸世界的憧憬和不懈寻求，东方诗人更多的将自己的目光专注于现世生活，更倾向于在现世的事功层面上建构自己的文学理想和诗性王国。所以在对于体现象征主义“超验本体论”的“契合”的引入和接受过程中，中国诗人对它进行了基于文学现实性语境的转换性生成。万物契合中的超验色彩和基于此的诗歌超越性意义被淡化，而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和交流的层面被放大；象征主义基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于自然的扩张认知方式，被人与自然的和谐所置换。基于这种契合的原则，粱宗岱认为象征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融洽或无间；二是含蓄或无限。“所谓融洽是指一首诗底情与景，意与象底惝恍迷离，融成一片；含蓄是指它暗示给我们的意义和兴味底丰富和隽永。”他所表现的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天人合一的大境界置换了西方象征主义的“超验本体论”。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契合，既心灵与自然的合一，道法自然，循道而生的体验方式。它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消解，将主体对客体的扩张置换为主客体的共通的和谐，成为一种静观和默察式的存在。

世界文化特征篇4

这些图案随着时间和历史的推移发展而不断地传承、发展和延续，形成各具特色的传统艺术造型体系。古往今来，人们对一些图形纹样之所以恋恋不舍、情有独钟，不仅是因为这些图形具有较完美的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些图形纹样蕴藏着的深厚象征意义。我国传统图案大都强调“意象”的表现形式，外在的形态所传达的是内在的深刻含义，如祥云、如意、牡丹花、宝相花等的反复使用；而欧美的传统图案，很多都沿袭着中世纪骑士文化和贵族文化的艺术表现风格，包括标志中的文字、徽章、飞禽、走兽、绶带以及王冠等图形符号的运用，都是其独特艺术风格的展现与追求。

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采用的就是源于佛教吉祥“八宝”图案之一的“盘长”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之意，迂回盘绕、连绵不断的线条象征着中国联通通信网络顺达、信息畅通，象征着联通公司的服务给客户幸福绵长的美好祝福，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文化气息和亲和力，并在众多现代标志设计中脱颖而出、与众不同。将传统图案运用到现代标志设计中，从图案中提取其形的元素，并运用借鉴、重构、套用和寓意等艺术手法，将这些具有传统形式的元素进行重新设计，通过对建立在传统图案的基础上的原型进行不断充实完善，赋予其新的艺术形式和设计理念，形成既有传统符号特征，又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现代标志设计，从而使设计出来的标志不仅保留了传统图案的神韵，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还能充分表达标志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神韵。将传统图案的“形”和“意”，沿用到现代标志设计的内涵之中，从而延伸出全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理念。

除去运用图形进行标志设计外，标志设计中的另一种重要设计表现形式，是以文字作为设计元素进行的标志设计。中外文字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外文字的发展经历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东西方各不相同的文字体系。其中，汉字的构成形式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和民族智慧，形成了以笔画为构成元素的、具有独特中华文化特征的字符形式；而欧美的拉丁字体系，也以其独特的字母构成体系而独树一帜，充分运用文字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和艺术特性，为标志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内涵和资源。

如今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不同程度地走向趋同，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继承和发展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是各国都在思考的世纪课题。体现在现代标志设计中，就是如何设计出既具有创意性，又具有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现代标志，这就需要对各自文化艺术的深刻研究、继承和发展。继承，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和挪用传统图案，而是在认识和了解传统图案的内涵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挖掘、发展和改造，让传统图案在标志设计中发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从而设计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现代标志。

世界文化特征篇5

关键词：原始世界观；象征化；隐喻思维；诗歌比兴

一、世界的象征化与隐喻思维

原始时代，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人类无法抵抗自然界的威胁，只好归之于某种神秘力量，进而想象出各种神。各个部落对自然界的力量的解释各有不同，所创造出来的神也各有不同，但它们所反映出的原始人的心理机制却是相同的，这就是“以己度物”的思维方式。原始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自然界的这种生命力，正是人类自身生命力的贯注。这种贯注起源于人类对世界的直接体验，他们不自觉地以自身的生命力去体验世界万物，遂将自身的生命力体验为万事万物都有的生命力，体验为万物有灵、万物有情、万物有生死，从而将生命活动于其间的自然世界变成生命力的象征。在这一前提下，人类与自然界不存在主客体的分别，而是处于一种混沌的，整体的状态。

黑格尔在其《美学》中对“象征”做过分析说：“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

原始人就是将自然世界当作呈现于感性观照的暗示着某种神秘的生命力量的现成的外在事物的总和。在这里，象征并不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是一种构建世界的方式，一种原始的世界观。原始人并不是有意识地用一种具体事物去象征一种神秘力量，在他们看来，具体事物本身就是神秘力量的具化。这里我们要清楚“象征的世界”与“世界的象征化”的区别，前者已经是人类有意识的对世界的认识，而后者则是在人类认识的无意识状态下对世界的直观体验。

那么，世界的象征化与隐喻思维有什么关系呢？赵维森先生在其《隐喻文化学》中对象征与隐喻在本质上的差异性做了如下界说：“隐喻的主体与喻体之间只有单一的相似性关系，而在象征中，主体与象征体之间除了相似性关系外，还可以是毗连性关系，即此物与彼物在空间上的各种相关联系（部分与整体、抽象与具体、可见于不可见等等）。”

这一界说具有合理性。

那么，原始人的世界观所反映出来的思维方式到底是象征还是隐喻呢？我们上文说到，在原始人看来，世界万物只是自然界神秘力量的具化，也就是说，世界万物与神秘力量并非相似性的关系，而是具体与抽象，可见与不可见，甚至也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显然，这是象征的特征。隐喻不足以成为最原始的世界观。

还有一点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原始人的思维方式，那就是世界万物所暗示的所谓神秘力量本来就是无形无相的，其与万物本身也就无所谓相似性可言，其象征性有很强的随意性，这一点上与隐喻思维的单一的相似性又是不同的。

隐喻思维的这一特征所反映的是人类思维的意识化，它是原始象征化世界观在人类认识水平进步之后所分离出的一种思维方式。

二、隐喻思维与比兴源起

上文我们比较了象征与隐喻的源流关系，下面我们通过对这两种思维方式在人类表达情感的常用形式――诗歌中的反映――比和兴的发展和比较来进一步分析隐喻思维的发展。

先来看几种对“兴”的解释：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关雎》注）

“兴者，有感之辞也。”（挚虞《文体流别论》）

“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卷十八《致李叔易》）

“兴在有意无意之间。”（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上）

上引几种解释，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兴”的特征，朱熹的解释显然是对诗歌修辞手法的总结，而未触及其所反映的心理机制，在此略去不论。挚虞的解释则注意到了“兴”作为文学手段与人的情感体验的关系；胡寅的解释则进一步指出了“兴”的手法中所反映的人的情感的生成过程，“触物以起情”，即是说，人的感情的生成是建立在人对外界事物的直观体验的基础上的，这与上文所说的原始人的象征化世界观正有相通之处。王夫之的解释则更进一步揭示出“兴”所体现的思维性质，即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渡。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对比兴手法的最早运用，其中“兴”的运用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只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诗经》中有不少表达不同内容的诗却用同样的兴句，正可以说明这一点。如《小雅・鸳鸯》第二章云：“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前面的兴句与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上的联系。《小雅・白华》第七章以同样的句子起兴，表达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

第二种，也是更主要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联系，如《周南・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兴句比附暗示中心主题；《周南・桃夭》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兴句烘托渲染环境氛围。

《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如《秦风・蒹葭》，对于兴的运用已达到浑融的境界，反映出诗人对兴的手法的有意识运用。

《诗经》的大多数诗歌都是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着的，很难分别出其具体产生年代，其最原始的面目已不可能看到。其中“兴”的手法的运用方式及水平上的不同，也不能作为判别时代的标准。但这种差别却能让我们推断出先民思维方式的大致发展轨迹。

“兴”的第一种运用情况，即与内容无联系的“兴”，应该是产生最早的，诗人在表达某种内容时，随意地以即目所见之情景入诗，本质上是一种“赋”法。这种随意性，正跟原始人最起初对世界万物象征化的认识方式相同。虽然《诗经》产生的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是古人认识水平很进步的时代，但其中隐含的这种古老思维方式却是有迹可循的。在这种随意性的运用中，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所表达内容与外界事物的内在联系性，遂有“兴”的第二种运用情况。再进步便产生了《蒹葭》这类艺术水平很高的诗歌。

从第一种情况到第二种情况的进步也可以看出隐喻思维从象征化世界观中独立出来的过程。第二种情况正相似于隐喻思维。

再来看对“比”的解释：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诗集传》卷一《螽斯》注）

“比者，喻类之言也。”（挚虞《文体流别论》）

“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胡寅《斐然集》卷十八《致李叔易》）

朱熹和挚虞的解释都说明了“比”要求的相似性特征，胡寅的解释则说明了主客休的互相作用。

“比”的运用情况较之于“兴”是很简单的，其所体现的“主体与喻体之间只有单一的相似性关系”的特征与隐喻的特征是相同的。这种手法的运用所反映出的心理机制则是与上文所说的“兴”的第二种运用情况相同的。但“比”的运用显然意识化程度更高了。如胡寅的解释所说，在“比”的运用中，创作主体“索物以托情”，是处在主动位置，而“兴”的运用中，创作主体则是“触物以起情”，是被动的。这一变化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物感说”到“感物说”的发展变化。

比兴的运用虽有上述不同，但在其成熟过程中，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上的区别逐渐消失，共同反映着人类的隐喻思维。所以后世往往比兴合称，正是看到了这种共同性。

三、比兴手法的成熟与隐喻思维的退化

比兴手法的成熟引起文人的关注，并对其作理性分析，上文所引对比兴的各种解释都是在作此努力。这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诗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指导诗歌创作，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都同样导致了一个结果，即比兴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的逐渐消失，而向一种单纯的修辞手段转化。理性的分析与大量诗歌的创作互相推动，使比兴手法在最初期所表现的创新活力一点点丧失。时代久了，作品多了，自然而然积淀下来的固定模式被一代代人不自觉地运用着，中国几千年诗歌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复古主义的枷锁，比兴手法的运用也很大程度上呈现出重复的面貌。

隐喻思维本是从无意识的象征化世界观中分化出来的，其所固有的无意识性、随意性，正是其活力所在，而在诗歌发展过程中，这种活力随着隐喻中主体与喻体间相似性关系的固定而消失。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有很多程式化的东西，如“月”与思乡，“柳”与别情，“梅”与孤傲，“菊”与隐逸，“莲”与高洁，等等。这些意象已然成为诗歌诗言中的“语码”，从而失掉其“隐喻互动的张力”。

但我们又应该明白，隐喻思维的这种退化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任何时代的人，当与历史文化的游离时，都可以使其隐喻思维重新活跃。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每个时的幼儿，因其未接受任何历史文化的浸染，隐喻思维就非常发达。幼儿身上体现的这种无意识思维正可看作对原始思维的回归。诗歌史上有不少人能超越历史的发展，表现出天才的创造力，也正是因其能以赤子之心观照自然万物，保证了其隐喻思维的活跃。

隐喻思维与诗歌创作密切相关，还有诸多方面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探索，以推动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转引自牛宏宝《美学概论》过渡，3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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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6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世界文化特征篇6

关键词：京商文化特色国际商贸中心世界城市

引言

国际商贸中心是世界城市的一项重要功能，北京在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过程中，应重视特色商业文化的建设，京商文化是北京的特色商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围绕这一目标提出了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目标。在现有的文献中，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北京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开展论述，但鲜见到对北京建设国际商贸中心过程中文化建设的研究，北京建设国际商贸中心有好的商业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优良的产业基础，这为北京建设国际商贸中心提供了可能，这些都是硬实力；商业文化建设则关乎国际商贸中心的软实力建设，影响国际商贸中心的内涵建设。本文以独特的视角，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比较借鉴纽约、伦敦、东京三大国际商贸中心的商业文化特点，以北京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京商特色文化为对象开展研究，是一种创新性的视角。

特色商业文化是国际商贸中心发展的优质基因

（一）纽约、伦敦、东京三大国际商贸中心的商业文化特点

世界城市是在影响整个全球国际商贸的交易中形成的，历史上一定是国际商贸中心。国际商贸中心是世界城市的一项重要功能。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东京，这三大城市均是著名的国际商贸中心。它们都有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特色商业文化推动国际商贸中心的建设，国际商贸中心为特色商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纽约、伦敦、东京的经验无不证明了这点。包容性、创新性、个性化是国际商贸中心的共性，是其发展的优质基因。无论是纽约所体现的多元化文化的格局、伦敦多样化的商业文化，还是东京的融合文化，都体现了国际商贸中心的文化特点。

（二）国际商贸中心均具优质基因

从纽约、伦敦、东京的商业文化来看，都具有不同的特色。特色商业文化是国际商贸中心发展的优质基因。当今时代，文化不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种核心力量，是软实力的体现。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发展，文化也越来越具有巨大的经济容量和社会功能。商业文化则成为国际商贸中心的重要符号。商业文化以其巨大的文化附加值及其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使整个城市增值，同时，以其强大的创造性激发出城市的活力，提高着城市的创新能力，从而成为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实现商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增强世界商贸中心城市文化实力、提升文化品位的根本举措。商业文化魅力越强，文化特色越鲜明，就越能吸引国际投资者和旅游者、消费者。

同时，商业文化是一种力量，以商业文化为纽带能够实现众多资源的整合，实现商业文化的纽带功能。比如啤酒之都慕尼黑的啤酒产业兴起于18世纪末。啤酒成为慕尼黑的产业特质之后，著名的世界啤酒品牌、工厂和全欧洲的资源便向其聚集，慕尼黑开始形成其特质文化—啤酒文化，慕尼黑由此成为啤酒城，啤酒文化成为了慕尼黑商业文化的代表。可以看到，特质文化的产生可以有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城市对其所处的区域的众多资源吸引力加大，区域内的相关产业开始聚集，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的聚集最终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集群。当这种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城市的功能才可以发挥到最大，而具有文化内涵的城市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如图1所示。

北京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应延续京商文化特色

北京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应该保持京商文化特色，积极探索一种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商业文化发展之道。京商文化是北京的特色商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北京的特色商业文化是京商文化。虽然“京商”的概念在近几年才被提出，但北京商业的发展及北京商业文化的形成则在悠久的历史中逐渐积淀，京商文化是在北京城市商业发展中形成的，而诚实守信、开拓敬业、团结协作、海纳百川都是商业文化的特色和商业发展的灵魂。

北京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和消费中心，北京巨大的消费市场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商人。北京自古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也是巨大的消费城市。京商商人来自于全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商业文化在北京融合交汇，并结合北京的特质而升华成复杂的商业文化。京商包括了数以百计的商业行业，有数以万计的历史上存在过的商业字号，涉及来自全国不同地域并带有不同文化特点的商人。各地不同的商业文化在京城汇聚，使京商文化具有典型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特点，这种特征也反映了京商文化开放、包容的特点。

作为一座现代化开放的城市，北京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北京的文化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商家、游客，他们对原汁原味的特色商业文化更感兴趣。国际化加速了商业的发展，而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北京国际化的进程，两者相辅相成。大栅栏、前门、王府井随处能感受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在同仁堂、全聚德、月盛斋身上，可以感受到老字号与现代市场理念的融合。

在建设国际商贸中心背景下打造京商特色文化

（一）与国际接轨，彰显包容特征

京商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演绎和传承中，京商文化接纳了全国各地商业文化，而京商的经营文化特质与国都、皇城的贵族文化相适应，与淳朴、厚重的老北京文化相交融，同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以诚信为本的京商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全球一体化商业的时代，在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背景下，京商文化应彰显其包容性，与各区域、各国家的商业文化相交汇，在包容的基础上不断融合，因地制宜、推陈出新，在共性的基础上京商文化应保持其不同于其它地域商业的个性特征。

（二）与发展俱进，彰显绿色特征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关于碳排放问题之争，是一次重大关于未来人类命运和世界发展的新价值观之争，一次新的全球国际文化战略竞争的预演。雾霾天气的频繁出现再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低碳问题不仅是经济战略问题，而且也是文化战略问题。北京要成为国际商贸中心，在其发展建设中要注重发展低碳经济，体现绿色北京的特征。

（三）与和谐北京交相呼应，彰显和谐特征

京商文化的内涵应体现和谐特征，与建设和谐社会相统一。建设和谐文化，需要进一步形成全社会认同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促进京商文化的和谐发展，既要与企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也要不断坚持科学创新；既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发扬，也离不开对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建设和谐文化，要立足企业实际。京商文化在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世界先进文化，构建一个具有北京特色的商业文化体系，应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审视京商文化，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与时俱进的步伐推动新时代京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四）与传统文化交融，彰显京味特征

诚信经营理念是京商文化发展的基础。商业文化最主要的核心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这一商业文化的基本理念，不仅是做人之根本，也是商业企业生存和发展之根本，是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健康的基石。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丰富京商文化内涵。北京的商贸企业在国家的重大突发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众志成城、无私无畏的精神，体现了一种担当。这是京商文化中“情义”二字的体现。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离不开弘扬高尚的商业文化，离不开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发展，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发展质量、商业布局、区域规划、规范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等方面不断改进。应坚持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以现代商业理念为魂的发展理念。

北京在建设国际商贸中心过程中京商特色文化的形成路径

（一）挖掘京商文化底蕴塑造京商特色文化

挖掘文化底蕴，京商特色文化是北京在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软实力。塑造京商特色文化的战略意义在于让城市文化明显化、城市商业特色化、城市经济名牌化，以此形成城市精神、文化、经济高度统一和完美结合，形成城市独一无二的形象和品牌及核心竞争力，从而充分体现城市价值。

（二）传承历史文化塑造城市的竞争力

城市文化对于城市竞争实力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城市竞争实力也是历史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实践已经证明，对于城市历史文化来说，继承是最好的保护，发展是最好的弘扬。在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过程中，要能够充分抓住北京历史文化的精髓，从历史文化信息中找到城市文化的特征，并将其神韵融入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当中。对于优秀文化传统，利用创新的手段和方式加以发掘和恢复，赋予它们全新的主题和生命内涵。

（三）创新京商文化产生商业推动力

只有注重商业文化创新，坚持现念、不断丰富文化内涵，提高产品质量，以文化创新企业，才能使企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传统京商充满魅力，不仅要把传统的优秀文化继承下来，还要进行文化的融合，开创出一个超越历史的京商，推动北京商业的发展。北京同仁堂就是注重传统文化和现代市场理念结合的典范，这一做法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四）赋予京商文化新的内涵

把京商特色与北京国际化特征、北京现代化特征、北京和谐化特征、北京绿色化特征等相结合，发挥现代京商文化在国际商贸中心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京味儿”与“国际化”的结合，在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过程中，与国际接轨，彰显包容的特征；与现代化俱进，彰显时代特征；与和谐北京交相呼应，彰显人文特征；传承京商文化，体现京商文化特色，把京商文化发扬光大。京商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北京在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进程中，这些优秀的品质更是不可缺少的。基于前面的探讨，本文借鉴传统的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赋予京商文化新的内涵“信、德、新、合”—“诚实守信、厚德载物、开拓创新、人天合一”。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用厚德载物的胸怀，不断开拓创新，以实现人天合一的和谐发展，如图2所示。

（五）致力京商文化的品牌提升

京商文化是北京商业发展的源泉，京商文化的品牌提升不仅有助于企业扩大品牌影响力，更可供现代京商借鉴，汲取其养分，发扬壮大，促进北京流通现代化的建设。打造以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符合现代国际商业准则，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北京特色的健康、成熟的商业文化。要重视品牌文化的建设，作为具有巨大经济价值的无形资产，品牌的丰富度和影响力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品牌的打造和发展是成为国际商贸中心的必要条件。

近年来，北京品牌发展初具规模，国际品牌专卖店开店年均增速在44%以上，截至目前，世界顶级品牌100强中，已有90家进入北京；同时，北京已经拥有41%的世界顶级零售品牌，位居全球第六和内地城市之首。此外，北京本土品牌发展国内领先。世界品牌实验室的2013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北京有98个品牌入选，占全国的19.6%，品牌数居全国第一（见图3）。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的2012年中国品牌1000强中，北京以269个品牌位居第一（见图4）。在全国430家老字号中，北京也以67家位居全国之首。把品牌树立成某种文化的象征，品牌的传播力、影响力不可小觑，对品牌的信赖和忠诚可使消费者不断产生购买行为，从而带来销售力的提升，使企业获取长期的超额利润。打造京商文化品牌价值，要“标新立异”，城市的价值和特色在于其与众不同的文化，要体现东方文化与京商文化的特色。目前京商文化影响力还主要在传统领域，缺少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内容，今后在这一方面应加强建设与影响，提升世界影响力。

京商文化应当成为北京这座城市的名片，打造京商文化品牌价值，由此产生的未来商业附加值是不可估量的。在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过程中，是京商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是打造“京商文化”品牌的契机，“信、德、新、合”—“诚实守信、厚德载物、开拓创新、人天合一”京商文化所蕴含的新内涵在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过程中会彰显其更深刻的意义。

打造京商特色文化，将提升北京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软实力，让“京商文化”成为北京商业的名片，成为城市的名片，这将有助于北京成为有“京味”特色的国际商贸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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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成荣.基于世界城市目标的北京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研究[J].商业时代，2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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