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篇1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重走其在探索过程中走过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的探讨。

政治学篇2

【关键词】初中政治；思想教育；时事政治

课堂研究初中生的思想处于发展阶段，因此初中政治作为思想素质教育的一门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政治很难理解，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多加引用时事政治来方便学生的理解，同时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为学生的成长指引方向，为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时事政治在课堂中应用的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创新已经提上了日程。但是在大多数地方，依旧以应试教学为主，只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尤其在政治课堂，教师不会深入解析政治的内涵，而只是让学生死记硬背，这虽然达到了分数要求，但是对于正处于发展中的初中生来说，这并不能帮他们树立良好的人生价值观。因此，教师需要在课堂上引入时政来帮助学生们理解政治概念，提高自身的素质。时政对于学生和老师都不陌生，而且是生活中大家经常关注的。教师可以通过引入时政来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也更能培养学生交流探讨、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时事政治引入的必要性

1.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课程改革后，对政治课堂的教学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培养学生对政治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通过一些有趣的案例来激发学生的学积极性。比如在讲到世界多元文化的时候，教师可以引用外国人来中国吃饺子的故事：外国人在中国吃饺子，吃的津津有味，对饺子大加赞赏，但是他又说了一句话：“要是来点果酱或者沙拉就更美味了”通过这个故事，学生就可以直观看到外国与中国饮食文化的差异。教师由此展开论述，也让课堂氛围更加的轻松和谐，从而更加有助于学生的政治学习。

2.市场运行的要求

当今社会发展迅速，一些不利的文化可能会使初中生的发展受到影响。因此，学生需要学好政治来树立正确的发展方向，不被种种利益所诱惑。在新闻中不乏会有关于初中生经不住诱惑而犯罪的报道，因此，教师要多引用社会上的反面例子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使学生健康的成长。

3.世界局势的要求

世界格局变得新型而复杂，学生要与时俱进，认识社会变化，了解国内外的时事政治，培养自己辨析问题的能力。比如，教师在讲课前可以给同学们观看一张很经典的图片“戈尔巴乔夫辞职”，进而提出问题，通过这张让世界为之感伤的脸上的表情，学生们是否感到了戈尔巴乔夫在诉说着什么。通过这样一副画面和这样一个提问，为课堂渲染了感情氛围，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老师的引导下进入课堂的学习。

4.素质教学的需要

当代社会的发展对学生的要求是全方面的，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发展。时事政治作为德育重要的一部分，可以提高学生的辨析能力，也提高了学生自身的素质。不断的关注时事政治，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社会价值观，信息量之大也让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理解能力，有利于学生自身学习的提高。

三、加强初中政治课堂引入时事政治的相应措施

1.突出时事政治的时效性

网络媒体发展迅速，因此，教师平时更加方便关注时事政治的更新，选取合适的内容穿插到课堂的讲解中，使学生更加方便理解。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用过各种媒体渠道了解时事政治，因此，课堂中引用时事政治也方便学生和老师的沟通交流，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2.在课堂多环节中应用时事政治

通过时事政治开始课堂的讲解，会营造一种感情氛围，而在课堂中与学生的交流与探讨可以培养学生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激发了学生关注时事政治的兴趣，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将时政与课本中的理论联系起来，充分发挥时政的作用，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能力。

3.引导学生对时事政治进行评论

时事政治的范围很广泛，而初中生正处于发展阶段，思想可能会单一化，不能全面的看待问题。教师应在课堂上多开展师生交流互动的环节，就某一件实事进行讨论。教师在其中要注重鼓励同学，大胆发言，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不要怕出错，通过讨论也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培养了良好的心理素质。教师也应发挥自己的作用，用适当的方法及时纠正学生的观点，使学生健康成长。

四、结束语

初中学生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因此，素质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关注时事、了解时事可以让学生对国内外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了解，时事政治结合理论教学，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综合提高自身的素质。

参考文献：

[1]王玉莲.引导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班主任工作中人格教育有效策略的实践探究[J].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2013年31期.

政治学篇3

5月18日晚，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G8工作晚餐上，东道主端出巧克力蛋糕，放在了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面前，令20日才过55岁生日的他，颇感意外和激动。野田的邻座，一边是意大利总理蒙蒂，一边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向野田送上了生日祝福。

G8峰会，现在越来越有一种“生日派对会”的趋势，奥巴马邀约与会者观看正在直播的电视赛事，显出“休闲”的一面。如今，G8中的七个西方主要工业化强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持续下降，除加拿大、德国之外，其他五国均缠上国内债务危机，难有昔日“笑谈天下事”之力。俄罗斯挤入这个集团，本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绩工程”，而今天的俄罗斯总统，对这个集团的活动已是兴趣大减，总统普京以国事繁忙为由，没有参加本次的戴维营G8峰会，改派梅德韦杰夫总理与会。

与2011年在法国多维尔召开的G8峰会相比，2012年的G8峰会增加了许多“新面孔”：意大利的“大嘴”贝卢斯科尼不见了，来了一个严谨学者型人物蒙蒂；法国精力充沛的萨科齐也不见了，来了位刚刚宣誓就职不到两周的新人奥朗德；日本则由菅直人换成了野田佳彦；而俄罗斯来的虽然还是梅德韦杰夫，但其身份却“矮了一级”，去年的总统身份变成了今年的总理；而英国的卡梅伦，虽不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俱乐部，但仍处于见习阶段。

奥巴马第一次参加G8峰会时，俄罗斯的普京已经把接力棒交给了梅德韦杰夫，奥巴马与普京失之交臂。今年的戴维营峰会或是奥巴马在G8峰会上最后一次会面普京的机会，因为如果在今年的大选中奥巴马未能连任成功，下一届G8峰会时会普京的人将不再是奥巴马，而可能是共和党的罗姆尼。

从理论上说，普京是应该参加本次戴维营峰会中的最资深领导人，有谁能与普京曾参加过八届G8峰会的经历比肩？连任成功的默克尔和加拿大的哈珀，也无法在出场次数上挑战普京的霸主地位，随着普京“王者归来”，所有其他现任G8成员国领袖，均不可能再超越普京的记录。

奥巴马特别想见普京，自然成了相当容易理解的一件事，不论是两国之间的议题，还是奥巴马对“王者”的同台挑战欲望，都足以让奥巴马对普京“懒得来戴维营”的决定“惊讶”，这也是G8其他成员国领袖的集体表情。

当然，浮于外的问题是美俄在若干问题上鸿沟加大，战略失信已经明显。美国的欧洲反导体系，已经严重影响了俄的核威慑能力，俄与欧美之间的战略失衡越加明显，这是俄罗斯所不能答应的，俄要的是欧洲的反导体系不针对俄罗斯的法律约束力的保证。

但这是自布什总统以来就存在的“老问题”，过去并没有因之而导致俄总统缺会的先例，因为双方需要对话的平台。所以，说普京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去戴维营，难以成立。

另一个浮出水面的解释是，普京希望把他担任总统后的“首访”放在独联体国家，而独联体之外的“首访”国家，要么是德国或法国，要么是中国，以示传统友好，也示未来外交之重点所在。但是，事实上并不会有人把普京出席戴维营峰会视为是俄新总统的“首访”。首访之说，也不成立。

还有一种说法是，普京在“王者归来”的进程中，如去年年底的议会选举和今年的总统大选后，美国均没有对普京的每一项意料之中的胜利报以礼节性的及时祝贺。当所有大国领袖都电贺普京当选之后，奥巴马的祝贺电话才姗姗来迟。这样的傲慢之举激怒了硬汉普京，普京对这个60后的美国总统报以轻视，应是一种合理的心理反应。

奥巴马应已感受到了普京这样做的意味，他表示将不参加今年在俄罗斯举办的APEC峰会，以示“报复”。奥巴马的理由与普京相似，APEC峰会之时，正是美国大选关键期，奥巴马抽不出空来，到时派他的国务卿参加。

政治学篇4

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对学术论题、角度和立场的影响，自然会影响到巴赫金学术成果的内涵。尽管巴赫金明确宣称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论着的许多基本内容却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痕迹，许多基本观点甚至表述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印记，即使不算以麦德维杰夫、沃洛希洛夫等人名义出版的、带有强烈的当时苏式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对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西方几种语言学流派进行批判的几部论着，仅以最能代表他自己学术立场和观点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和拉伯雷现实主义问题的两部论着而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和观点也比比皆是。例如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着作中，“复调”与“独白”是两个核心的概念，前者用来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特点，后者则用来描述与之相反的小说的艺术特点。这两个概念的运用，在许多学者那里，完全可以限制在文本分析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完全可以用这两个概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本身的艺术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描述，以构成一部杰出的学术论着。但巴赫金却不是这样。他在该书中的整个阐释思路是：以“复调”概念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特征，同时，将文本的艺术特征与作者的世界观分析结合起来，指出，只有建立了一种“多元世界观”的作者才可能创造复调小说，而“一元世界观”的作者则只能创作出“独白型小说”，因此，作者的“多元世界观”是复调小说得以产生的基础。巴赫金进而提示，只有一个存在多种对立意识形态的开放社会，才能为作者“多元世界观”的建立提供必要的条件，而这个社会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古代****和封闭的社会形态中，是不可能也不容许多种意识形态共存并在的。所以，复调小说的社会基础只能由资本主义社会提供。这种基本的分析思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模式究竟又隔了多远呢?

至于论拉伯雷小说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关系的着作，在内涵上受到列宁关于每个民族和时代都有两种文化，即人民的、具有民主精神的文化和统治阶级****僵死的文化的论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列宁看来，前者是文化的精华，而后者是文化的渣滓。那么，民间文化本身是否也有消极的东西呢(这种消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文化传染和渗透的结果，而是民间文化天然携带的文化基因)?列宁对此回避了。而巴赫金论拉伯雷着作的一个基本论述思路是，拉伯雷小说继承的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甚至古希腊罗马以狂欢节文化为核心的民间文化传统，拉伯雷作品到处充满着狂欢文化的印记和精神。拉伯雷小说的“怪诞现实主义”特征的根源正在这里。而这种民间文化与中世纪的教会文化、官方文化和文艺复兴以后建立的理性文化有根本的区别，后者是****的、克板的、腐朽的、反人性的、缺乏活力的、形而上学的，而前者恰恰与之相反，是民主的、充满生命力的、灵活开放的、人性的、充满辩证法的，在这种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连民间文化中那些一般人认为是粗鄙的、生物性的、下流的、放荡的、纵欲的成分，在巴赫金的阐释中，也获得了正面的价值。这种对民间文化、进而对拉伯雷小说相关特征和内容不加批判、毫无保留的肯定和完全理想化的阐释，很明显是与列宁的相关论述息息相关的。

如果说这两部论着因涉及对具体作家创作的解释，尤其涉及对创作内容的解释，巴赫金不可能完全回避社会学分析，那么，在专门研究小说文体特征的系列论文中，贯穿着社会学的视野就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解释的现象，除非我们承认，巴赫金已经是在自觉地从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社会历史进程的角度分析文学和文化现象。在写于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早期的小说理论系列论文中，巴赫金将自己早已成熟的复调小说理论和超语言学的话语理论用之于小说话语研究，揭示出小说的话语特征是杂语性：“小说中应该体现一个时代所有的社会意识的声音，也就是一个时代所有较有分量的语言：小说应是杂语的世界”。(注：《长篇小说的话语》，载米·巴赫金着《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而小说中的杂语来自于社会生活中杂语的存在，并且这种杂语并不仅仅出自某种思想，而是与特定社会力量相关联的：“小说中的每一种语言，都是现实社会阶层及其代表人物的一种观点，一种社会和思想的视野。……这是指历史地具体地充分体现实际存在的社会性的和意识形态的种种语言。”(注：《长篇小说的话语》，载米·巴赫金着《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并不仅仅是小说话语，就是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这样几乎是纯形式的因素，巴赫金也是从社会历史角度予以考察的，他的重要论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副标题就是《历史诗学概述》，从西方社会历史的进程来考察小说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他考察史诗与小说的差异也不仅仅是从文体形式和文本内容差异的角度进行。巴赫金在小说与史诗文体形式和文本内容的差异上看到的是与它们所关联并决定着它们的历史生活和时代的差异：“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对小说起着重要作用，也决定了小说在该时期的统治地位。小说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惟一体裁，因为它能更深刻、更中肯、更敏锐、更迅速地反映现实本身的形成发展。只有自身处于形成发展之中，才能理解形成发展。”(注：《小说与史诗》，载米·巴赫金着《小说理论》，第509页。)小说是反映现实的，因此与现实保持着内在的同一性，具有兼容性、开放性、未完成性、内在的对话性等特征；而史诗则与之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它描写的是遥远的过去，而过去已经完成，因此，它具有崇高性、已完成性、封闭性等特征。这些对小说和史诗各自的特征所作出的描述和分析，将文体研究与社会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具有比当时一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深刻得多的识见。说到这里，补充指出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与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存在谁模仿谁的问题)，而卢卡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小说问题的。巴赫金曾经也有意将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一书翻译为俄文，只是因为一个朋友告诉他，卢卡奇后来对《小说理论》不太满意，他才打消这个念头。这一事实也许可以让我们推测，巴赫金小说理论中的社会学视角可能有卢卡奇的影响。

在一般意义上，巴赫金确如自己宣称的那样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巴赫金对自己研究领域精彩而深刻的社会论分析，确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正是这种影响，使我们看到了巴赫金学术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背景、意识形态背景无法割断的深刻联系。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当然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但这种超越是“历史地”超越，是在与当时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的深刻联系基础之上的超越，他的学术思想内容本身，深刻地打下了那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印记。

谈论巴赫金思想学术的政治性，自然不能不考察他建立在超语言学基础上的对话理论的政治性。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和评论在相当意义上都是以对话理论为基础的。对话理论远远超出了语言学学科范围，是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领域的思想主张。这种理论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众所周知，巴赫金正是在批判当代西方那些将语言问题与外在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完全隔离、只在语言世界内研究语言结构和规则的形式语言学，或只从人的心理活动角度研究语言，在将语言当作心理现象的心理语言学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超语言学的。超语言学的核心就是在人类具体社会交往中去考察语言问题，强调离开了社会交往语言就不存在也没有意义。而“语言在其实际的实现过程中，不可分割地与其意识形态或生活内容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载米·巴赫金着《周边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42页。)所有的语言本质上都具有对话性，而且这种对话既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又渗透了各种社会力量、社会意识、社会政治因素，后者正是通过所有社会个体在各种具体的社会交往中、在言谈(表述)中悄悄渗透进来，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巴赫金提出“生活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意指“生活感受以及与之相联的外部表现的一切的总和。……生活意识形态是未经整理和未定型的内部和外部的言语元素，它说明每一个我们的行为、举动和每一个我们的‘意识’状况。”而这种表现为社会心理的“生活意识形态”与整个社会体系性的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最生动的有机联系”。(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载米·巴赫金着《周边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42页。)所以，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特别注意分析渗透在具体话语交往活动中的“生活意识形态”因素。他发现，即使是具体表述活动中的话语语调，也是有特定的社会学指向的，至于整个话语活动本身，其社会意义就更不待言：“话语是一种社会事件”，形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都不能揭示“话语具体的、社会学的本质，使话语变为真理或谎言，低下的或高尚的、需要或不需要的那个本质”。(注：《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载巴赫金着《周边集》，第92页。)由于话语表述本质上的对话性，而各种社会立场、社会力量、阶级意识、意愿、情绪等因素都渗透在所有人的话语表述活动中。言谈的场所也是各种社会力量、阶级和集团、各种社会立场、信念和意识形态交锋交往的场所。这里，不难看出，建基于超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对话理论内含着深刻的政治性。

从今天的角度，人们可能更多地看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对巴赫金学术思想研究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评价当代西方几种语言学理论、评价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论着中那种带有居高临下的、严厉的批判性语调，那些当时流行的权威的、宣判式的表述方式，等等，确实缺少一点平等的学术讨论所必须的平和。巴赫金自己后来谈到这些论着时也讲，“在这并不美满土地上和并不自由的天底下所创造的一切，在这种那种程度上都是带有缺陷的。”这就明确地表明了对那些论着的不满。他认为这些论着并未完全体现自己的思想，如果是现在来写，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他肯定不会那么写的。

这种遗憾也存在于奠定他学术声誉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果之中。1928年《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是他第一次以自己名义出版的论着，这部书在30多年以后修改再版，也给巴赫金带来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但在巴赫金看来，这部着作也留下了遗憾。他后来曾在与鲍恰洛夫的谈话中表达了这种遗憾：“我不能直接述说有关主要的问题……这就是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关于神的存在的哲学问题。我总是在那里来来回回，不得不克制自己。一个思想出现了，又是来来回回地转。甚至要谴责教会。”(注：鲍恰洛夫：《关于一次谈话和围绕这次谈话》，转引自钱中文《理论是可以常青的》，载米·巴赫金着《哲学美学》，第50页。)巴赫金尽管在内心要比当时大多数学术思想人物自由得多，但这自由也并不是无边无际的，他也不得不考虑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不得不“戴着脚镣跳舞”。

那么，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对巴赫金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否仅仅是负面的?应该说不是。即使在那些以朋友名义出版的着作中，尽管巴赫金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观点难脱那个时代的制约，但马克思主义给了巴赫金其特有的开阔和深刻。巴赫金少年时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对十月革命后作为苏联社会权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尽管当时布尔什维克实际的意识形态比经典马克思主义要狭隘肤浅，但通过它毕竟可以窥视一个具有极大理论深度和力量的由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思想世界。事实上，所有的理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限制，同时也能提供一种洞见。在这方面，巴赫金提供了一个范例。

不仅巴赫金的学术着作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有内在的关联，就是巴赫金学术命运的沉浮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第一部给巴赫金带来国际声誉的是60年代初经过修改后再版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专着，他让人们看到了一种独特的小说理论和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新见解，但这部书其实在1928年就已经出版，尽管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卢那察尔斯基写过书评对这部着作予以肯定，但这部书并没有带给巴赫金多大的学术声誉。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它出版时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并不是大家都认可它的基本学术见解，更重要的是它20年代初版时巴赫金已经被捕，同时，这部着作中强调复调小说的理论基础是对话哲学，这种对话哲学的精神与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要求更是势同冰炭。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术论着在20年代与60年代截然不同的命运和学术效应，并不仅仅是因为巴赫金后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使然。巴赫金在60年代不仅仅是作为一位有独特见解的评论家和理论家被发现的，他还是作为一位被无端迫害的圣徒般的人物被塑造的。他在几十年间的苦难经历和遭遇不能不深深地感动人和震撼人，尽管他自己很平静地对待自己的过去，但这份平静也具有特别的效应。巴赫金在60年代复出本身和复出后的轰动效应，并不仅仅是他思想学术的价值决定的，也不能仅仅归功于柯日洛夫等人的奔走和超常的社会活动能力，还与60年代苏联的政治气候和环境有明显的内在关系。

巴赫金在西方社会的遭遇和形象也与政治相关。在50-80年代东西方冷战格局中，思想学术活动往往渗透了这种冷战政治的思维，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往往被有意无意作为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对抗苏东诸国的领域。西方的策略之一就是通过发现、肯定、奖励苏东诸国那些与政权保持距离、甚至反对政权、或被政权迫害的文化人进行文化策反，将他们作为一个标本，来控诉或丑化现政权。像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类活动，往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东进行意识形态战争的形式(这当然不意味着苏东作家获奖只是因为政治原因)。巴赫金在西方走红，除了他学术思想本身的深刻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外，不能否认国际政治斗争的因素也起着某种作用。

事实上，西方学者恰恰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和阐释巴赫金的。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是由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合写的《米哈伊尔·巴赫金》，这部写于80年代、被认为是“西方最权威的一部巴赫金研究专着”，(注：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着《米哈依尔·巴赫金》中译本之“译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可以说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巴赫金思想学术的理解。在这部书中，作者以巴赫金对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来整体地阐释巴赫金的所有学术着作和他的思想学术道路，作者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表述也是从两条线索同时展开的，一是从理论上梳理对话主义哲学，二是从巴赫金与现实的关系角度来阐释对话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强调巴赫金是在理论上通过张扬对话主义哲学来与他所不满的现实进行对话和潜对话。因此，在巴赫金传记的作者眼里，对话主义哲学是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潜在地表达着巴赫金对现实的对抗和不满。

例如在以“沃洛希洛夫”名义出版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大纲》一书中，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立场出发，用“官方意识”和“非官方意识”来解释弗洛伊德的“意识”和“潜意识”两个核心概念，并揭示两者之间冲突的社会性质而非私人性质，意识对潜意识的压制实质是官方意识对非官方意识的压制，两者之间的分裂也是如此。而在这种压抑中，“官方意识和非官方意识的分裂愈是深广，内在语言的动机转化为外在言语……即在外在言语中定形、清晰和巩固，便愈是困难。”《米哈依尔·巴赫金》的作者在引述上面一段话后，对这段话内在的真意作出这样的注解：“这是他对自己困境的自白，裂隙愈来愈大，一方是他自己的宗教和形而上学观念，一方是苏维埃政府日益强硬地坚持要人们依从俄国共产主义。”前者受后者的压制就像潜意识受意识的压制。这样，“巴赫金大胆地坚持主张心理的统治法则与国家的统治法则彼此相通，这不仅是一种理解弗洛伊德的新方式，而且是从‘地下’发出密码启示的新方式。官方与非官方意识之间的裂隙如此之大，官方的内容终于扼杀了非官方的内容。……实际上，这些大胆的言辞正是此人的夫子自道，他自己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将沦为丧失社会地位的孤独者。”(注：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着《米哈依尔·巴赫金》中译本之“译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8、324页。)

并不只是从某些具体的论文论着看出了潜在的政治含义，《米哈伊尔·巴赫金》的作者几乎将巴赫金的全部思想学术着作当成对抗当局的寓言来解读了：“巴赫金面对斯大林主义的挑战并没有沉默，他先前的大部分论着都可以看作是学术研究外衣下的政治宣言，他本时期(指1937年到1945年的萨维洛沃时期)的着述也不例外。这些着述暗中面对的主要对手不是知识界的同道，而是斯大林主义文化本身。巴赫金运用他的表层的论题作为手段，以表达对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注：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着《米哈依尔·巴赫金》中译本之“译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28、324页。)这种寓言式解读原则贯穿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对整个巴赫金着作的阐释。

政治学篇5

[摘要]为更好地整合利用有限的政治学科教材资源，促使优秀教材脱颖而出，提高政治学研究和教材利用的效率，对目前政治学界研究的状况进行评估有其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以苏州大学图书馆所藏324种政治学科类教材为调查样本，主要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认真研读和客观分析，肯定其优点，发现其缺点，对当前学界政治学研究总体状况和政治学基础研究现状作了一个总体的评估。笔者经过对收集的调查样本作深刻的剖析后得出如下结论：今后政治学科研究及教材的编写要力求做到原创性和科学性相结合。

政治学篇6

政治观是处在社会政治关系中的政治行为主体对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关系以及政治运行和发展的根本观点和态度。作为国家建设生力军的青年大学生能否树立科学的政治观具有重大意义，直接关系着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和质量。政治观决定着大学生的政治命运和前途，制约着大学生的人生观，影响着大学生的道德观。大学生的政治观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和社会政治稳定，关系着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

一、大学生政治观目前状况

进入21世纪，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大环境变化和国内社会的巨大变革给社会思想观念造成冲击。青年大学生处于政治观的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全新的社会变化势必对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大学生政治观目前状况的积极方面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学生所处的世界更加自由、开放，他们的政治思想也更加活跃。根据教育部对全国各地几十所高校所进行的思想政治状况工作调查和部分高校课题立项对大学生政治观目前状况问卷调查的数据显示，大学生的政治态度积极向上，绝大多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对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布满信心，赞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支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观念，也有相当的主人翁意识和法制观念。大学生的政治意识不断走向成熟，更善于用辩证的理性眼光评价国际时事政治和社会新问题，不再盲目、狂热或者过激地表达政治热情。

(二)大学生政治观存在的新问题

大学生的政治观仍然存在一些突出新问题。如绝大多数大学生关注党风廉政建设，但对长期性复杂性熟悉不足，轻易产生焦虑和偏激。对目前社会条件下产生腐败现象的各种复杂原因熟悉不足，一些大学生对党的反腐败能力产生怀疑，表现出失望，甚至对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产生一定程度的思想动摇。还有部分大学生政治素质有所下降，政治价值取向的复杂性、功利性和实效性倾向明显，对政治的了解度和关注度降低，政治素质方面存在着知行不统一的现象，社会公德意识淡漠，文明行为习惯缺乏必要的自我约束，等等。这些在政治观上的消极倾向和模糊熟悉不容忽视。

二、大学生政治观目前状况成因分析

(一)大学生政治观积极方面的成因分析

1国家发展迅速，社会繁荣昌盛，经济政治地位在国际社会中大有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长，对外经济交往和国际贸易发展迅猛。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战略军事实力也不断增强，现代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大大增强。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也是核心大国之一。尤其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我国现行的内外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这一切使得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断提高。

通过30年来的经济、政治改革实践，人们的思想观念越来越开放，国家的法律和法治建设越来越完善，对党的本质、对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

一、对执政规律的熟悉越来越深，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早已确定，各种工作越来越细，对于人的权利的关注和对于人的积极性的发挥越来越重视。同时，通过对外开放和交流，西方一些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也传入中国并为我们所接受，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作为社会上最敏感的活跃因素，他们了解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思潮中合理、进步内容，眼界更为宽广，思维更有深度，考虑新问题的角度更为多样化，对待事物更为客观，这为他们理性地分析中国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正确地分析西方国家并和之客观比较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帮助，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向好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新时代大学生主体形成正确的政治观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国家日益富强和繁荣，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越来越强，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全面进步，教育和科学突飞猛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所有这些，都使得每一位炎黄子孙无不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民族自尊感和自豪感倍增，民族自信心和立志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心增强。申奥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神州六号升空等等，这些最为动人的事实是对大学生进行政治观教育最为有效的内容和武器。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党向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加深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功能的熟悉。邓小平非常重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并且赋予其时代的特征。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种种崇洋丧失民族自尊心的行为，邓小平指出摘要：“中国人民有自己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批评了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分离，宣扬抽象爱国论的错误观点。在2000年6月中心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摘要：“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是国家各方面人才的后备力量，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思想文化能产生重要影响，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尤其要重点做好。”中共中心国务院在2004年10月发出的《有关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在2005年1月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强调，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全面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上深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本道德规范、大学生全面发展几个方面的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这些熟悉和指示，对高校加强大学生政治观教育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型期，在对大学生日常管理中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确保中华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高校政治观教育一直坚持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来教育干部和群众，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大学生。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逐渐在各高校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课以及“形势和政策”教育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以及艰苦创业精神的教育。“两课”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目的在于增强大学生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帮助和引导大学生完成政治社会化，使其能够运用理性的唯物辩证的哲学方法看待和分析社会政治现象，最终把握社会所公认的行为方式，从而顺利地由自然人转变成为政治人。长期以来，“两课”教学不仅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大学生政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健康发展的有力保证，是政治观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另外，高校还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功能，通过党团组织、系部班级、学生会组织、各种社团、社区共建、社会调查实践等许多其他的形式，感受校园民主政治气氛，实践政治文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这些形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影响着大学生政治观的形成。尽管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种种挑战，但它仍然是促进大学生正确的政治观形成的关键因素。

(二)大学生政治观消极方面的成因分析

1经济全球化对大学生政治观的影响

从国际环境看，东欧剧变后，社会主义在国际上陷入低潮，给大学生带来了熟悉上的模糊。同时西方国家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信息等优势对大学生大量灌输西式的所谓“民主自由”的政治、价值和生活方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意识形态全球化，使一部分人淡化了国家意识，弱化了国家归属感，消解了民族意识，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一些大学生的思想在社会主导政治观的边缘地带徘徊，他们常以消极的行为来表示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不信任，淡漠政治、忽视政治的倾向有所增长；还有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熟悉不深、政治鉴别力不高的大学生的思想更是远离社会主导政治观，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怀疑，政治信念摇摆不定。

2国内社会体制改革对大学生政治观的影响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经历着深刻的发展和变化。西方思潮纷至沓来，各种文化交汇，新旧思想观念相互撞击。这使得人们的政治观念、价值取向多样化，具有多层次性，新的政治观形成过程必然是曲折的。社会经济生活、社会政治生活和价值观念在不断地整合，计划经济体制正在迅速地向着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原有经济体制形成的观念、理论和机制在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强大冲击下开始滞后乃至僵化。这必然会反映到走在时代前端的青年大学生中来，使其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取向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使涉世不深的青年学生难以作出准确的判定，经常陷入矛盾和困惑之中。长久以来，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固定的一套模式和标准在新时生的丰富而又生动的社会现实中产生了变化。原有的僵化理论，导致了大学生陷入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谁优谁劣尚不能定论”的困惑之中，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

3教育环境、教育平台和教育方式对大学生政治观的影响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高速的信息传递减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的可控性。信息来源多样化、信息内容多元化、信息传递跨时空，令我们无法对社会上传递的信息内容进行有效监督、过滤和控制。信息的传播方式、传播速度和传播过程摆脱了传统的监督、过滤和控制模式，区域和区域之间，甚至校园内的信息都可能对社会的主流意识产生冲击。网络信息的污染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是非判定、行为方式和包括政治观在内的价值取向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剧了大学生政治价值取向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功利性，给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巨大的冲击和严重的挑战。此外，一些高校教育工作者从思维方式、管理理念和教育手段上，都还处于一种相对滞后的状态，跟不上信息时代的需要和大学生的要求，因而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当前，高校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它对在校学生形成稳定、成熟的政治观起着重要功能。但现实调查显示，极少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感喜好，有些大学生甚至一点喜好也没有。缺乏了对政治理论的学习热情，政治理论匮乏，不能形成辩证的思辨能力，自然不能对一些政治新问题进行科学的判定和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认知层次上的教育要远远多于其他层次上的教育，或者说还仅仅停留在认知教育层次上，单纯地对大学生进行概念、原理、原则等的灌输，而缺少对大学生政治情感的培育、政治意志的锤炼、政治品德的养成和政治思维能力的培养。而且传统教育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较少考虑受教育者的思想、心理及其个体差异性，只是简单地进行统一说教，削弱了教育效果，效果差强人意。可见，思想政治理论课现行的教学方式和手段存在新问题，可能会把一部分学生培养成对政治知识一知半解，对政治理论盲目信仰的人。另外，高校部分干部、教师思想政治素质不高，理想信念淡化，甚至在言行上有意无意地误导学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起不到为人师表的功能，这是不少大学生入党动机功利化直接或间接的诱因。

4新时代大学生政治生活特征对自身政治观特征的主观影响

青年大学生正处于从学校走向社会的过渡时期，他们泾渭分明，情感丰富，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自认为正确、有意义的事情，他们会满怀激情，热情高涨。如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期间，很多大学生自发地或有组织地上街游行，在没有过激行为的前提下表达对暴行的抗议；对于丑陋现象，他们深恶痛绝，大力抨击。现实社会上确实存在着追逐名利、钱权交易、贪污犯罪等现象，广大学生对此普遍表示愤慨，希望党和政府能采取办法尽早根除。然而他们并不完全了解这些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对反腐的举措没有信心，表现悲观，轻易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于一些自己不感喜好的政治现象，又表现得过于冷漠。对于一些暂时没有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政治现象，如“三农新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一知半解，漠不关心。大学生的心理正在成长期，所以他们的政治观具有反复性、矛盾性、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他们的理论思维还不够成熟，政治态度还不够稳定，社会经验还不够丰富，政治观还需要一个稳定和深化的过程。他们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教育环境和社会氛围，像社会上的成年人一样，更多地参和社会政治生活，磨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