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研究分析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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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冉学忠，郭立杰，白胜双.对铁铃市农科院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思考[J].现代农业科技，2008（10）：229-230.

[4]薛薇.农作物秸杆还田的作用与途径分析[J].农技服务，2015（6）：133.

[5]许竹青，毕亮亮.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探索：以江苏农村科技服务超市为例[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3）：118-122.

现代农业研究分析篇2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关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研究浅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浅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途径浅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策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途径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刍议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探析对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存在问题的分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障碍与促进对策新生代农民工本土市民化的就业问题分析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入的困境分析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③郑传贵.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J].理论前沿，2004（5）.

④何朝森.农民工调查报告[J].中国经济报告，201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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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传贵.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J].理论前沿，2004（5）.

[3]何朝森.农民工调查报告[J].中国经济报告，2011（3）.

[4]杨春华.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0（4）.

[5]韩雪.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初探[D].硕士论文，2011.

现代农业研究分析篇3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中部六省；因子分析；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3）22-5651-05

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产业。中部崛起的战略背景下，农业现代化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基础方向，在中部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制度与技术变动的过程[1]，具有动态性、区域性、时代性等特征，其进程是判断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顾焕章等[2]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以技术因素为主线，论述了农业技术创新、农业技术商品化、农业技术进步相关因素，以及农业体制、农业投资等与现代化的相关关系。柯炳生[3]对推进中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行了研究。杨万江等[4]通过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农业保障二个子系统，对农业现代化的整个系统进行测评，并将现代农业发展过程划分为农业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起步阶段、初步实现阶段、基本实现阶段和发达阶段。目前，中国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定性研究比较常见，但定量研究却相对有限。

农业现代化的定量测评研究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5]，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农业现代化水平评价工作的前提条件[6]。因此，建立一套较为科学且易于操作的农业现代化综合能力指标体系，对评价农业现代化水平、监测和准确地判断农业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1农业现代化综合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影响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因素繁多且复杂，对其进行研究时，首先要构建其指标体系。基于系统性、可比性、综合性、易操作性和代表性等原则，借鉴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先从农业现代化基础、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质量3个方面进行分析，建立了一级指标，随后参照数据的可获得性，根据一级指标所反映的内容，查阅了大量统计数据，通过层层筛选，选取了反映中国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的6项二级指标和21项三级指标，用其评价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表1）。

2中部6省农业现代化综合能力评价与结果分析

2.1数据整理

一份研究报告的价值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所选数据的准确性和前瞻性，本研究的数据均为2011年中部6省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tjsj/）和中部6省各省2012年的统计年鉴，数据较新并且真实可靠。中部6省各项指标的具体数据如表2。

2.2因子分析

农业现代化评价的客观性与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方法的科学性[7]。因子分析法中各综合因子的权重不是人为主观地进行赋值，而是根据各自的方差贡献率大小来确定的，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为决定权重的主观随意性，使得综合评价更为合理直观。由于数据量较大，因子分析过程是借助SPSS统计软件进行的。首先将中部6省的原始数据输入SPSS17.0统计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得出相关系数矩阵。通过验证得知相关系数矩阵中的大部分相关系数都大于0.3，可以继续用因子分析进行计算。求出相关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如表3的总方差解释表所示，由于前4个特征值的累积贡献率为95.728%，已经超过了85.000%，所以取前4个主因子来综合描述原来的21个三级指标。

主因子与原有指标数据之间的关联程度由因子载荷值即成分得分系数体现。由于初始因子含义不突出，在SPSS软件中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变换，经过25次迭代收敛，得到如表3所示的总方差解释表。同时，将成分得分系数矩阵中各指标系数较大的情况分为四类，结合表4可以重新定义4个主因子。

主因子F1在X2（有效灌溉面积）、X3（农作物播种面积）、X4（机耕面积）、X5（农业机械总动力）、X6（化肥施用量）、X12（粮食人均占有量）、X18（粮食产量）这7个指标上的系数较大，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农业现代化物质装备与粮食产量的相关情况，因此F1可定义为农业现代化基础因子。第一个主因子对全部初始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为43.654%，是研究中部6省农业现代化时需要考虑的重点因素。

主因子F2在X1（水资源总量）、X8（第一产业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X13（恩格尔系数）、X19（森林覆盖率）这4个指标上的系数较大，这些指标基本反映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情况，因此F2可定义为农业发展可持续化因子。第二个主因子对全部初始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为24.619%，是评价中部6省农业现代化时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主因子F3在X9（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比上年增长幅度）、X11（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耕地面积）、X14（农村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X15（平均每一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粮食生产量）、X21（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这5个指标上的系数较大，这些指标基本反映了农村社会发展与农民生活质量的相关情况，因此F3可定义为农业社会发展因子。第三个主因子对全部初始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为17.206%，是评价中部6省农业现代化时需要考虑的次要因素。

主因子F4在X7（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幅度）、X10（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X16（农产品当年出口金额）、X17（农业总产值）、X20（农业受灾面积）这5个指标上的系数较大，这些指标基本反映了农业生产效益的相关情况，因此F4可定义为农业现代化效益因子。第四个主因子对全部初始特征值的方差贡献率为10.250%，对于研究中部6省农业现代化主因子F4的重要性要相对差一些。

由以上表达式计算得出4个主因子的得分，然后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4个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通过F=（38.463%F1+24.474%F2+19.559%F3+13.232%F4）/95.728%计算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F（表5）。

2.3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统计学所研究的“物以类聚”问题的方法，能够将一批样本数据（或变量）按照它们在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有先验知的情况下自动进行分类[10]。根据分类对象的不同，聚类分析分为R型和Q型两种。R型聚类分析用于指标聚类，Q型聚类分析没有对度量数据之间的亲疏程度给定分类的标准，也没有硬性规定所有数据应该分成几类，而是比较客观地从数据自身出发进行分类[11]。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在SPSS17.0软件上将中部6省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后，采用最远邻元素的方法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群集成员列表（表中分别给出中部6省在分为四、三、二群集时的情况，数字一样的为一个集群）和聚类树状图。如表6和图1所示，当分为4个集群时，第一类是山西，第二类是安徽、湖北，第三类是江西、湖南，第四类是河南；当分为3个集群时，第一类是山西，第二类是安徽、河南、湖北，第三类是江西、湖南；当分为2个集群时，第一类是山西、江西、湖南，第二类是安徽、河南、湖北。

2.4结果分析

结合上述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结果可知，因子分析得分先后顺序与聚类分析结果排序有着较好的一致性，为了深入分析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区域差异，本研究根据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得分将中部6省分为4个层次。

第一层级：河南省。河南省的综合得分为0.5376，远远高于第二名湖北省的得分0.2288，属于领先类层次，农业现代化建设在中部6省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其中在农业现代化基础这一关键领域，河南省独占鳌头，在农业现代化效益方面也有良好表现，在中部6省中排在第二，而农业社会发展和发展可持续化这两个方面却只排到第四、五名，严重影响到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综合水平，今后可以考虑将发展中心向这两个因素偏移。

第二层级：湖北省和安徽省。湖北省的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在中部地区位居第二，与安徽省同属于挑战类层次，在农业社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效益两方面均属领先地位，农业发展可持续化因素排在第三，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农业现代化基础弱，需要加大发展力度。安徽省的综合得分为0.2183，在中部6省中排名第三，与湖北省的分数非常接近，但内部因素却完全不同。安徽省的农业社会发展最为发达，现代化基础也较为扎实，但农业现代化效益和发展可持续化因素的分数拉低了其农业现代化的综合得分。

第三层级：湖南省和江西省。湖南省的综合得分排名第四，在农业发展可持续化方面有优势，但其他方面较弱，尤其是农业社会发展方面的得分仅为-1.3205，在中部6省中排名最低。江西省在中部6省中排名第五，除了农业发展可持续化和农业社会发展方面处于正常水平，其他方面均属于落后地位。这个类别属于追赶类层次。

第四层级：山西省。山西省综合得分排名第六，属于后进类层次，农业现代化基础和发展可持续化得分均落后于其他省份，另外两个方面也是排名靠后，农业现代化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结语与建议

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分别是农业现代化基础、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现代化质量3个一级指标，农业发展水平、农民生活质量、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业可持续发展4个二级指标，以及水资源总量、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机耕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幅度等21个三级指标。该指标体系比较适合中部6省农业的具体情况，设计科学合理，操作方便。

从因子分析的结果看，不同省在同一指标分数上相差悬殊，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科技资源，使得农业现代化发展内在驱动力不同，导致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参差不齐。为了更好地促进各区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针对中部各省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薄弱环节采取倾向性政策。例如，河南省农业现代化基础和效益得分较高，而农业社会发展和发展可持续化等核心指标分数落后，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忽略了环境因素。在政府主导下，河南省应有效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区域内的土地、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配置，改善生态环境，推广农业技术，坚持走高效化和生态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最终形成以绿色生态为标志的现代农业产业。而农业现代化基础得分较低的省份，在抓好农田基本管理、优先扩展机械化建设、有效利用现有的物质资源条件的同时，还应注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现代化效益得分较低的省份，要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展区域特色农业，因地制宜地发展高效的生态农业。

参考文献：

[1]殷晓岚.中日农业现代化进程比较及其启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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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柯炳生.对推进中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几点认识[J].中国农村经济，200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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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万明，刘磊磊.绿洲生态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构想[J].生态经济，2009（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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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祈宗.系统工程[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现代农业研究分析篇4

自2004年福建、珠三角企业出现“民工荒”后，沿海传统产业密集型城市的民工荒现象愈演愈烈。不仅如此，2012年春季招聘季中，在河南、安徽、湖北这些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市）也面临着“民工荒”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受金融危机、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内部性机构性因素的影响外，就是农民工队伍内部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取代了传统农民工成为外出务工人员的主要力量[1]。2010年国务院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重要的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岁至31岁之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主要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但户籍身份是农民的劳动者[2]。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总体较高，有较远的人生职业规划[3]，就业期望、融入城市意愿较高等新的特征，但也存在技能和经验较少，就业质量较低，公共服务可及性差等问题[4]。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品结构的升级，经济发展从投入型模式转变为技术型模式，而技术型的增长模式除要求有新机器、新设备外，更需要有一大批掌握先进技术的高素质工人[5]。日益壮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源能力的高低，不但关系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转型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的研究对农民工个人以及对企业和政府等解决近年来“用工荒”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人力资源能力的内涵

最早的人力资源能力思想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把工人技能的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福利增长的基本源泉，认为一国居民后天获得的能力是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关于劳动力、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以及劳动者素质中教育的作用等论述也是人力资源思想的重要体现。人力资源最早是由美国的约翰?科蒙斯在1912年提出的，人力资源能力的概念则来源于人力资源理论。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兴起对人力资源能力的研究。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开始《人类发展报告》，将发展人的能力作为报告的重要主题。1995年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人的能力是体能、技能和智能的统一。舒尔茨[6]认为人类具有经济价值的五类能力是：学习能力，完成有意义工作的能力，进行各项文娱体育的能力，创造力和应付非均衡的能力。Sandberg[7]认为人力资源能力是在有意义的环境中，产生具有适应性结果的个体特征（包括技能、知识和态度）。

徐华等[8]则认为，能力是指人作为个体的自然人从体能、技能、智能、潜能四个方面展现出对某项任务的胜任度，人力资源能力就是人力资源在现实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实际本领、能量和成熟度。商红日[9]认为，人力资源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力，通常包括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交往能力、劳动技能、创新能力以及创造力等。郑新立[10]则认为，人力资源能力是指人的内在素质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具体应包括德能、智能、技能、体能。越来越多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学科领域从不同层面围绕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相关问题展开探讨，针对从不同研究目的和理论视角出发，造成“人力资源能力”概念的理解差异，王艳艳等[11]分别从宏观、微观、心理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对“人力资源能力”概念和外延进行了比较和辨析。

与前面的学者不同的是陈劭峰、赵秋成、夏芳等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的方法对人力资源能力进行实证研究。陈劭峰等[12]构建了人力资源能力等效系数方程，并对国内的人力资源能力分区进行了评价。赵秋成等[13]探讨了人力资源能力内涵，并从体能、智能和技能三方面分析了大连市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水平。夏芳[14]基于森的可行能力，构建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人力资源能力的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技术实证分析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人力资源能力的结构关系。国内对人力资源能力的研究多以定性的内涵分析为主，定量实证研究为辅；研究对象大多是大学生、医务工作者、财务人员等知识性员工，对其他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

（二）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研究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能力和素质方面的成果很多，涉及的问题包括素质、知识能力、心理、教育培训、就业能力、人力资本建设等，这些课题的研究或与人力资源能力问题相关，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刘瑶、彭建娟等学者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进行了研究。刘瑶等[15]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能力状况进行了实地调研，对其知识能力总体状况作了评价和判断。彭建娟[16]对吉林省建筑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进行了测量，并从职业培训和教育的角度提出了提高就业能力的建议。曾丽[17]则是从个人因素、个人环境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出发，对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上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研究人员和地方劳动部门工作的重点多集中在农民工的就业安排、技能培训方面，研究内容大多为人力资源能力的一个侧面，并没有将心理、思想等因素纳入到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范畴中来。鲜有以“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为主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特殊群体，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模型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概念模型的构建及调查情况

（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概念模型的构建

人力资源能力是人的体能、智能和技能三者的高度统一。体能是人力资源能力的载体和基础，是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工作的体力保证。体能主要包括生理机能、身体抵抗疾病能力和身体素质等。智能是人所具有的运用知识和经验等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我国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时十五六岁的年龄，就业的行业多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考虑到其较低的文化水平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就业现状，本文对智能的测量主要从职业常识、文化理论水平以及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等方面来进行。技能就是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灵活运用的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中产出劳动成果最重要的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职业搜寻能力、技术专长和执业资格是衡量其技能的主要指标。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队伍中的新生力量，他们有着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显著特征，就业动机已由生存型转变为生活型或发展型，外出务工赚钱的同时，改变生活状态，追求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他们主要的追求。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诉求强烈，与父辈相比他们的“城市梦”更为执着。受现行城乡和地域分隔教育、户籍体制等因素的制约，教育和技能水平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公民意识和道德素质与市民化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18]。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高，思想解放，对城市有强烈的向往，返乡务农意愿很低。但受制于以户籍限制为代表的现行的诸多制度阻碍，他们的城市梦在现实中遇到了很多不公平对待，诸如城市户籍、社保、教育、子女就学就业、住房等无一不困扰着他们，使他们承受了父辈无法体会的心理压力。富士康“十二连跳”的农民工自杀事件更是证明了沉重的日常工作量，等级森严的人事制度，较高的生活成本使新时期的打工者心理压力倍增。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的研究必须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全面发展的需要，不能仅仅关注体能、技能、智能等方面，还应将心理素质、进取态度等因素考虑在内。心能，即心理积蓄的潜在开发的和心理能够承受外界压力的能力，是测量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不可或缺的指标，衡量指标包括心理潜能、抗挫折能力、克服逆境能力等。

综上，本文将从体能、智能、技能、心能等四方面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人力资源能力。考虑到人力资源能力及体能、智能、技能、心能等变量不便于直接观察与测量，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在处理和解释这些变量之间关系时存在局限性，因此我们采用结构方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源能力结构进行分析。其研究思路如下：首先本文将对新生代农民工体能、智能、技能、心能四个能力因子进行一阶验证性模型分析，若四个能力因子间有中高度的关联度，且一阶验证性分析模型与样本数据又可匹配，说明四个能力因子均受到一个高阶因素（人力资源能力）的影响。然后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进行高阶验证性分析，若二阶验证性分析模型与样本数据匹配度较好，说明人力资源能力（高阶因素）对四个能力因子（初阶因素）的解释能力较高。

（二）量表设计及数据来源

由于国内外没有衡量体能、智能、技能、心能的成熟量表，在王成[19]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从个人评价量表、WHO生存质量量表、成就动机测量量表、中国心身健康量表等诸多成熟量表中挑选出符合测量体能、智能、技能、心能的测试题20项，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对原题进行适当修改，然后征求专家的修改意见，形成本研究的测试量表。通过小样本预调研，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初步检验，又剔除了一些不可靠的指标，形成本研究的最终问卷。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人口统计特征及区域，另一部分则是根据研究设计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调查。量表由一组与人力资源能力相关的问题或陈述组成，用来表明被调查者对某一事物的态度、看法、评价或意向，除了人口统计特征及区域之外，本量表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的形式，1、2、3、4、5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6月至2011年9月课题组成员对中部六省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走访调查而得。中部地区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31.1%，中部六省中的河南、湖北、安徽等省是全国的劳务输出大省。处于中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我国关于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布局的实现。以中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对样本采取平均抽取的方法，即向每个被调查省份发放1000份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6000份，回收问卷3823份。剔除了一些数据大量缺失或者明显随意作答的问卷，最终得到能反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的有效问卷2517份，有效回收率41.95%。

（三）样本基本情况

从样本的性别分布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的比例略大于女性；从样本的地区分布来看，河南省有效问卷是617份，占总样本的24.5%，湖北省有效问卷是479份，占19%，依次是湖南省、江西省、山西省和安徽省。

此次调查中部六省样本比例分布比较均衡，具有比较好的代表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构成主要以初、高中为主，大专及以上学历相对较少；受调查对象的年龄普遍较小，其中2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4.2%，25岁至31岁的农民工仅占2.6%；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高，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收入在1500元以下，收入在2500以上的农民工不足15%。见表1。

四个潜在变量（能力因子）之间的协方差显著不等于0，表示四个能力因子之间有显著共变关系。六组能力因子相关系数中有四组大于0.5，说明能力因子间存在高度相关。因此四个能力因子可能存在另一个更高阶的共同因素。从一阶验证性模型适配度的检验结果来看，所有适配指标均达到了良好水平。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体能、智能、技能、心能四个能力因子的一阶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与实际样本数据适配情形良好。

由一阶验证模型分析结果可知，四个能力因子之间存在更高阶的因素构念。二阶验证性模型中，一阶因素构念为“体能”、“智能”“技能”“心能”变为内因变量，外因潜变量为高阶因素构念“人力资源能力”。用AMOS17.0软件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二阶验证性模型进行运算，输出结果见表5，各项指标均达到较好水平，这表明我们所建立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模型得到了实际调查数据的较好支持。

从体能、智能、技能和心能的路径系数上来看，各初阶因素对高阶因素人力资源能力影响程度的重要性排序为：心能、智能、技能、体能。人力资源能力就是人力资源在现实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实际本领、能量和成熟度。在教育背景苍白、工作量繁重和就业环境较差的情况下，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压力和失败的从容以及压力环境中形成的良好职业素养往往是新生代农民工从同伴中胜出的关键。这也表明，在新的社会发展和转型阶段，漠视人文关怀的生活环境，强硬的组织文化，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和生理始终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已严重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进而限制了其个人能力的发挥和提高。

我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左右，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只有0.13%[23]。一方面，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养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导致对职业教育的培养投入不足，现有的技校和培训机构规模小、基础设施条件差、师资少，培训能力低；另一方面，现有的农民工很少得到雇主提供的培训，即便提供就业培训也往往以无酬劳动作为交换，更谈不上人力资源能力开发和职业生涯通道的提供。这些已严重影响了农民工操作技能训练和新技术、新工艺、新技能的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他们拥有强壮的体魄且大多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因此，体能对人力资源能力影响最小也在情理之中。从整体来看，模型分析结果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也是比较吻合的。

现代农业研究分析篇5

>>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金融服务体系研究河南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探析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心态探析探析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探析探析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工作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探析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模式探析新生代农民工困境探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探析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途径探析共青团组织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途径探析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政府支持体系建设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探析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何去何从?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的群体性特征探析基于社区融入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探析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2011年3月10日。②韩振方：《论新生代民工的特点和作用》，《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③长子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城市困境想当城市人门槛多多》，《经济参考报》2010年1月12日。④颜琴：《新生代农民工身心健康问题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⑤《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及其影响》，河北省人民政府网，http：///article/20090825/1271015.htm，2009年8月25日。⑥邵艳梅、孙士江：《河北省农民工心理健康现状及对策建议》，《河北学刊》2010年第5期。⑦“农民的培训需求及培训模式研究”课题组：《农民的培训需求及培训模式研究（总报告）》，《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第35期。⑧⑨冉曼曼、文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模式探讨》，《技术与市场》2010年第7期。⑩何奇飞、陈友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分析》，《经营管理者》2011年第4期。韩雪松：《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困境与解决策略》，《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鲜开林、刘晓亮：《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北京海淀区将建立农民工心理疏导员长效机制》，《中国职工教育》2010年第8期。张建武、张一名、杨锋锋：《深圳市新生代农民工新特征调查报告》，《劳动保障世界》2011年第3期。荆桂英、龚文静：《农民工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建构》，《商业时代》2010年第29期。《浙江省总开展专项行动：“关爱职工心理健康”》，《中国职工教育》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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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研究分析篇6

关键词: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VAR模型

一、引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入发展，农产品需求将日益增长，同时，农村土地、农村劳动力、农村资金会加速外流，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充分施展产业化、城镇化对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增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辐射带动作用，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加速现代农业发展步调。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转向城镇，从而使城镇数目不断增加，城镇人口规模与地域规模不断扩大的一种自然、社会历史过程。农业现代化就是把建立在感性经验和手工工具基础上的传统农业转变成为以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装备和现代管理方法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是指对各个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内部的构成和相互关系根据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合理的调配，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及就业结构的调整。河南省不仅是一个人口大省，而且还是一个农业大省，经过多年的努力，2000年底到2010年底，河南省城镇化率已由23．2%上升到39．5%，实现了快速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由农业经济转型到工业经济以及信息经济的必然结果，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正式使用“城镇化”一词，并号召全国加快城镇化建设。河南省认真贯彻执行党关于“三农”的各项方针，制定和推动了多项政策，来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河南省农村和农业经济通过不断地结构调整，取得了全面发展，逐步迈向农业现代化阶段。河南省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中原城市群为主题，其中郑州作为中心城市，洛阳作为副中心城市，直接带动河南经济的整体快速发展，间接拉动开封、鹤壁、驻马店3个增长极的经济发展，辐射带动以驻马店为“中心”的黄淮城市群和以鹤壁为“中心”的豫北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相关研究回顾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和产业调整关系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和探讨，把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作为研究的重点。如吉尔等认为，坚持工业与农业的平衡增长，第二产业就能为第一产业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工业部门可以用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来提升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与此同时，随着农业部门的产量增长，农业剩余增加，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向工业部门提品，以加快工业积累和扩张，形成工业和农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赵伟峰等在《农村城镇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中，通过深入分析我国目前农业经济结构的发展状况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用农村城镇化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杜亚萍提出，当前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是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严重阻碍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农村产业结构所存在问题的深入分析，提出了有效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农村城镇化，以此来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王瑞鹏等认为，造成现阶段新疆城市化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事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过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困难。陈江龙等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融合”出发，对江苏省“三化融合”现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江苏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上升趋势明显，但农业现代化水平有所下降;江苏省“三化融合”过程中表现出的最主要问题是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脱节，以及工业化对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基于此，文章提出江苏省要实现“三化融合”，必须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三化”同步发展，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目前国内学者对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较多，但是针对河南省的还很少涉及，本文立足河南，根据河南省的数据，通过建立三者之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来研究河南省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三者之间相互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的选择

根据现有研究的指标选取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ur)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劳均农用机械总动力(ap)来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is)来衡量产业结构。本文的研究以1980年至2012年的河南数据为基础，数据来自历年《河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记为lnur、lnap、lnis，对这些数据的一阶差分处理为dlnur、dlnap、dlnis，二阶差分为d2lnur、d2lnap、d2lnis。

(二)单位根检验

我们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以此来避免非平稳序列可能会产生的虚假回归现象，我们采用ADF单位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水平，如表1。表1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lnur、lnap、lnis无论在什么显著水平上都不显著，即这三个时间序列式非平稳的;在5%显著水平上，差分dlnap、dlnis显著，这两个时间序列平稳的，但是dlnur不显著;进行二次差分，d2lnur、d2lnap、d2lnis在1%水平上显著，可以认为非常显著，拒绝原假设，认为三者是平稳序列，而且是二阶单整I(2)。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Engle－Granger检验是基于VAR模型进行的，为了方便进行协整分析，首先构建一个VAR模型。由于三个时间序列均为二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EG法检验来确定模型中的协整向量个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三个协整关系，我们选择以lnis为因变量的协整方程:Lnis=0．5053757×lnap+0．2247627×lnur－5．549868各个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对残差e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延迟3阶的检验结果，显示回归模型显著成立，参数显著非零，残差序列为白噪声序列。上述分析说明，尽管原先三个数据不是平稳的，但是他们是协整的，可以建立VAR模型。

(四)VAR模型的建立

1、滞后阶数选择与方程建立对lnur、lnap、lnis建立VAR模型，根据AIC、SC和LR准则来检验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3，如表2。通过Stata11软件得出的VAR模型可以用以下方程表示:Lnap=L1．lnap×1．06178+L2．lnap×0．1981839－L3．lnap×0．2049447L1．lnis×0．2646075－L2．lnis×0．017098－L3．lnis×0．1918142L1．lnur×1．190515－L2．lnur×2．251095+L3．Lnur×0．8766093－0．6735846Lnis=L1．lnap×0．4887365－L2．lnap×1．516928+L3．lnap×1．034039L1．lnis×1．240024－L2．lnis×0．4728493+L3．lnis×0．0798602L1．lnur×0．0516709+L2．lnur×0．4697784－L3．Lnur×0．4610073－0．06087Lnur=L1．lnap×0．2625782－L2．lnap×0．1371992－L3．lnap×0．0317638L1．lnis×0．0612601－L2．lnis×0．1246187+L3．lnis×0．0131914L1．lnur×1．122912－L2．lnur×0．5878939+L3．Lnur×0．3733553－0．94358表22、对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图1对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VAR模型的全部特征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之内，表明VAR模型是稳定的。3、脉冲响应图分析从上图可以得出，农业现代化水平对城镇化水平有一个正效应，并且在长期内存在，产业结构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与它们相似也相似，而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水平的效应基本为零，城镇化水平对农业现代化水平在短期内是正效应，长期内为零。比较特殊的一个是农业现代化水平对产业结构的效应，是随着时间呈现正负交替变化的。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带动作用，产业结构对农业现代化也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并且从长期来看，两者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二是产业结构调整同样对农业现代化具有正效应，对城镇化的影响会受到户籍政策、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的影响出现短暂为零的情况，随着时间的增长作用会有较小体现，对农业现代化则具有持续的正向拉动作用;比较特殊的一个是农业现代化水平对产业结构的效应，是随着时间呈现正负交替变化的。鉴于以上结论，推出以下建议:1、继续扎实推进城镇化建设，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增加农业基础投资，推进农业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改善农业管理模式和手段;3、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强化农民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作者:冯帅张芮单位:广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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