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经济学论文篇1

[关键词]旅游卫星账户；发展；方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7－0011－08

旅游卫星账户(TourismSatelliteAccount)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普遍认可的、科学的旅游统计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基于旅游卫星账户的经济分析。中国的旅游卫星账户肇始于2003年到2005年的江苏省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编制。2005年，浙江省也编制了自己的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现在，部分旅游城市正在探索性地讨论编制城市旅游卫星账户的可能性。

本文将着重理清旅游卫星账户发展的脉络，说明旅游卫星账户的核心方法，初步讨论编制区域和城市旅游卫星账户需要考虑的问题。

1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

在加世纪最后的20年，旅游卫星账户从一个学术概念发展成为现实的旅游统计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三个国际性组织和一个国家对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贡献良多，他们是世界旅游组织(UNWTO)、经济合作组织(OECD)、欧盟统计处(Eurostat)和加拿大。

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概念发展阶段、探索阶段以及融合与深化阶段。下面将分阶段记述旅游卫星账户的重要文献和研究成果。

1．1概念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

关于旅游卫星账户概念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之前，旅游统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旅游本身的定义方面。1963年联合国召开的国际旅行与旅游大会最终确定了国际通行的定义，包括国际游客(visitor)、国际旅游者(tourist)和国际一日游游客(same-dayvisitor)。三者之间的联系是，国际游客包含国际旅游者和国际一日游游客。其定义如下：

国际游客指离开其惯常居住地到别国，并不以赚取酬劳为目的的任何人。国际游客包括国际旅游者和一日游游客(当时称短途游客，excursionists)。国际旅游者指在别国至少停留24小时以上的国际游客，目的包括休闲、商务、家庭、公务、会议(UNWTO，1981:5)。

在1978年，联合国出版了《国际旅游统计临时手册》。1963年确立的这些基础概念都被采纳，从而奠定了旅游统计的基础。1994年世界旅游组织确立的关于旅游的定义系统，也是在这些定义的基础上产生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旅游组织就在推动旅游卫星账户发展方面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983年，世界旅游组织就发表了一个报告，强调旅游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以及它与经济、社会的相互影响和依赖。报告建议将旅游作为一个产业直接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建议并没有被联合国采纳，原因在于，旅游产业被普遍认为是不同于传统产业的特殊产业。但是这个报告宣告了旅游统计发展的新方向，它论证了旅游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重要性，强调旅游统计要与国家统计系统相衔接。

忒勒特(Teillet，1988)在1988年讨论了通过修改国民经济账户体系评估特殊行业的可能性。他专题讨论了与旅游相似的教育行业。他强调国民经济账户体系需要显示各种行业的资金流动情况，以便为管理提供依据。同时，他建议卫星账户应包含一些非货币数据，例如产业的就业规模、固定资产等。虽然他没有直接去讨论旅游卫星账户，但这些观点对旅游卫星账户都有直接指导意义。

1．2探索阶段：20世纪90年代

宣告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是加拿大旅游卫星账户的草案和经合组织的旅游经济账户手册。另外．还有一个事件对旅游卫星账户有重大影响，它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SNA’93)的颁布。

1991年世界旅游组织在渥太华召开了一个题为“旅行与旅游统计”的国际会议。世界旅游组织强调，旅游信息系统必须与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相结合，旅游卫星账户是旅游信息系统发展的现实途径。同时，与会代表同意，国际通行的“旅游”的定义必须符合如下标准：1．全世界通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定义应简单、明确；3．严格地以满足统计的需要为目标；4．与现行的国际标准和分类相一致，这里就是与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以及国际工业分类体系相一致；5．定义应简单而且可测量(UN&UNWTO，1994:3)。

在1991年以前，经合组织、世界旅游组织、法国、加拿大都了与旅游卫星账户相关的报告。这些报告有两个特点：1．都建立在投入产出表框架的基础上；2．都局限于旅游特征产业方面，即仅研究饭店、旅行社等直接与旅游相关的产业。法国被认为是建立了第一个旅游卫星账户体系的国家，但是，法国并没有向世界公布法国旅游卫星账户的结构、内容和结果。因而，加拿大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旅游卫星账户的者(Lapierre，etal，1991)。

从1987年开始，加拿大国家旅游数据工作委员会(TheNationalTaskForceonTourismData)要求加拿大统计局发展加拿大旅游卫星账户。加拿大统计局于1991年在渥太华会议上宣读了小组研究报告，掀开了旅游卫星账户的新一页，题目是“卫星账户与旅游信息系统”。这被认为是第一部对外公布的国家旅游卫星账户(Smith，2000)。

1993年，联合国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版(sNA’93)。在这个体系构架内，所有的独立产业都是从供给的角度加以定义的，即生产相同产品或者提供相同服务企业的总和被定义为一个产业。例如，农业企业都生产农产品，那么凡是生产农产品的企业都属于农业生产部门；民航业提供民用航空运输服务。然后再以投入产出矩阵为框架，具体描绘了各种产品对生产情况以及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问的资金流动情况。

可是，从供给的角度，旅游企业并不生产同一种产品或同一种服务。饭店总体上提供以住宿为核心的服务，旅行社提供的是一种综合服务，旅游车船公司则向旅游者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等等。显然，所谓旅游企业提供的服务并不相同。因此，在SNA’93的体系内，旅游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

SNA’93考虑到了旅游业的特殊情况，它建议了两种方法来测度旅游业。一种方法是，修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每个与旅游相关的产业和产品下都细分出旅游子目录，然后分别做相应的评估。例如，在航空业、交通业等行业下都分出旅游子目录，分别统计后进行累加。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将旅游列入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以直观地看到旅游在各产业中的比重；然而这种方法破坏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整性，改变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本结构。另一种方法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体系，专门评估旅游产业的规模。后一种方法被普遍认为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因为它对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做任何修改，同时运用其中的相关数据，实现对旅游产业规模的评估。使用后一种方法，形成的建立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上的附属体系，就称为卫星账户。

因而，旅游卫星账户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着同构的特点，卫星账户是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补充与完善。正是卫星账户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这种亲缘关系，使得卫星账户的结果可以拿来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结果进行比较；具体地说，有了旅游卫星账户，旅游产业就可以同农业、建筑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其他产业进行比较，明确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具置。旅游卫星账户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补充账户的方式被写入SNA’93。这成为旅游卫星账户发展的强心剂，从此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投入到旅游卫星账户的研究和探索中来。

1994年世界旅游组织出版了《旅游统计建议》(RecommendationsonTourismStatistics)以及《旅游活动国际标准分类》(TheStandard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TourismActivities，简称SICTA)。前一，个文件是对1991年渥太华会议以后在旅游相关定义方面研究成果的总结，正式提出了一整套国际通用的定义。这一定义系统一直沿用至今(UN&UNWTO，1994)。

1999年，作为对多年研究探索的初步总结，世界旅游组织出版了《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卫星账户：概念性框架》(UNWTOTourismSatelliteAccount(TSA)：TheConceptualFramework)。

经合组织也大大推动了旅游卫星账户体系的发展。经合组织在这方面的尝试始于1991年。该组织了旅游经济账户手册(ManualonTourismEconomicAccounts)，并在成员内部推行。旅游经济账户(TourismEconomicAccounts，简称TEA)是最早的度量一个国家的旅游产业规模的系统之一。这个系统与后来的旅游卫星账户的主要区别在于，旅游经济账户局限于所谓的旅游特征产业，即与旅游有直接关系的产业，如饭店、旅行社、民航、交通等。而旅游卫星账户则还要考虑到所有与旅游者消费有关的产业，如汽油、服装等的零售、文化消费等等，并不局限在传统认为的旅游特征产业。同时，经合组织始终坚持从服务于政策咨询的角度完善这一系统。

从1997年开始，经合组织开始建议其成员国从旅游经济账户系统向旅游卫星账户系统转变。经合组织接受了旅游卫星账户的合理性和可行性。1999年经合组织旅游委员会自行编制完成了新版本的旅游卫星账户以及旅游就业测算方法，并在2000年出版了《经合组织旅游测算方法》(MeasuringtheRole0fTourisminOECDEconomies)。这个手册说明了经合组织推荐的旅游卫星账户的方法以及16个成员国在编制旅游卫星账户方面的经验，这些国家包括走在世界前列的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英国、美国、西班牙，等等(OECD，2000)。

欧盟统计局也很关注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它更关注旅游统计方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结合。1995年，欧盟统计局也作了专项研究，讨论旅游的产出和供给在一个具体区域的平衡问题。

正是以上三个国际组织最终促成了旅游卫星账户方法的融合。

就国家而言，对旅游卫星账户贡献最大的是加拿大。加拿大1991年对外公布了第一个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构想，1994年对外公布了第一个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结果。这向全世界宣布旅游卫星账户从一个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统计系统。加拿大还发展出了一套适合旅游卫星账户需要的数据收集体系，即旅游者调查体系，国际游客和国内游客在一个游程中停留的所有省、市都被记录下来，在各个地区的旅游花费也被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不重叠的数据体系。同时，在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基础上，加拿大还为各省编制了省级区域旅游卫星账户。所有这些事实，使加拿大成为旅游卫星账户的先驱。

1．3融合与深化阶段：1999年以后至今

费彻林1999年在讨论卫星账户的方法时表达了他对旅游卫星账户发展现状的担忧。世界旅游组织和经合组织都在发展自己的国家旅游卫星账户体系，同时这两个国际组织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不能保证这两个组织能够在方法上达成共识”，似乎旅游卫星账户方法上的分歧不可避免(Frechtling，1999)。

然而，就在同一年，世界旅游组织就在法国尼斯召开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国际大会，会议的主题是“量度旅游的经济影响”。会上，三大国际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经合组织、欧盟统计局同意成立一个专门工作组，来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形成一个国际通行的旅游卫星账户体系。两年以后，也就是2001年，世界旅游组织和加拿大旅游局在温哥华召开另一次国际会议，了三个组织共同的研究成果：《旅游卫星账户：推荐方法框架》(TourismSatelliteAccount：RecommendedMethodologicalFramework，简称TSA：RMF)，这是现在最通行的旅游卫星账户版本。

这一文本标志着旅游卫星账户方法上的融合，一个全球统一的旅游卫星账户系统得以形成。

现将所有与旅游卫星账户有关的重要文献罗列如下(见表1)。

在2001年以后，旅游卫星账户的编制成为研究和讨论的重点，对旅游卫星账户的研究也更趋深化。例如，具体讨论数据的收集(Frechtling，2005；Smith，2000)、编制的过程与经验(shanna&Olsen，2005；Fleetwood，2005)。对旅游卫星账户研究的另一方面的深化是旅游卫星账户的区域化。例如，加拿大、法国就在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基础上编制了省旅游卫星账户。

最近的一次国际会议是2005年10月在巴西召开的，题目是“旅游卫星账户：理解旅游和设计战略”。很多国家在会上交流了编制部级旅游卫星账户的经验，同时也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课题，例如琼斯教授在2005年就谈到了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和特殊问题(Jones，2005)。

1．4WTYC与国家卫星账户体系

一个颇具争议的系统是世界旅行与旅游协会(WTTC)于1993年颁布的国家卫星账户体系(theNationalSatelliteAccount，简称NSA)。世界旅行与旅游协会是以世界最大旅行商的CEO为成员形成的国际组织。重要的航空公司、旅行商、酒店集团等的CEO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因而，这个组织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国家卫星账户体系设立的目标是测度“旅行和旅游行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虽然，这个系统也叫卫星账户，但是它和通常意思的卫星账户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国家卫星账户测度的是“旅行和旅游行业”，而旅游卫星账户测度的是旅游产业。其次，国家卫星账户以美国的数据为基础，以国家间的消费指数为桥梁，推算出各个国家的相应数据；而旅游卫星账户以投入产出表为基本结构，以当地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另外，在旅游消费等关键概念的认定上，也有较大区别(WTTC/WEFA，1993；WTTC/WEFA，1996)。史密斯教授曾经从概念、结构、方法、数据来源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这两种方法间的区别(smith，1997)。

通常，国家卫星账户体系关于旅行与旅游行业对经济贡献率的结论比旅游卫星账户得出的结论大很多，有的甚至是几倍的差距。学术界普遍认为，旅行与旅游协会关于旅行与旅游行业规模、就业规模的测算，与旅游卫星账户相比，在方法上存在缺陷，结论上夸大事实(smith，1997；Hansen&Jensen。1996)。

但是，世界旅行与旅游协会在旅游卫星账户探索的初期，对旅游统计系统提出了非常好的构想，在研究上是有贡献的。某些观点也被世界旅游组织采纳了。例如，SUV的消费是否应算入旅游者消费，这一问题就是世界旅行与旅游协会提出的(WTTC/WEFA，1993；WTTC/WEFA，1996)。

2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旅游卫星账户在江苏省的实践

2．1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中国的旅游卫星账户正在经历本土化的过程。在讨论旅游卫星账户本土化之前，先要讨论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历程。总体上说，中国的统计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1952年至1984年。这一阶段采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体系。它源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前苏联，是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历史产物。它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为我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科学的计划经济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阶段为1985年至1992年。在当时我国国民经济的管理是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主导思想的背景下，这一时期，MPS和SNA两种核算体系共存。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既要考虑有计划指令为主导方面所需要的指标体系，又要兼顾有市场调节为辅所需要的数据资料，以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过程，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党政决策部门的需要。在这一阶段，我国统计工作者与经济、理论、教育工作者密切合作，研制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把两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互转换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1992年》，并付诸实施，较好地解决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时期的核算问题。第三阶段为1993年至今。为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取消了MPS，建立与联合国新SNA接轨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版本。从1993年起，国家统计局对1992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进行重大修改，探索建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版本。因而，我国现行的统计制度本质上是源于SNA’93(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李强，2001)。

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大背景下，发展旅游卫星账户在我国成为可能。

2．2江苏省区域旅游卫星账户

2001年在江苏省旅游局的主持下，开始了旅游卫星账户在中国划时代意义的实践。2002年9月，工作组完成了《江苏旅游卫星账户体系构建》，系统提出了江苏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构想。2002年江苏省旅游局代表李明耀在世界旅游组织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宣读了《关于构建中国江苏旅游卫星账户体系初步设想》的研究成果。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正在进行的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实践。2003年，江苏省旅游局委托西安交大签订合同，委托其进行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研究。2003年9月形成了《江苏旅游卫星账户构成数据机构调查方案》，并报江苏省统计局审批后实施。同年江苏省旅游局请江苏省社会经济调查队进行了有关江苏旅游卫星账户结构性抽样调查。2004年9月在国家旅游局和国家统计局的联合主持下，江苏省旅游卫星账户通过评审(江苏省旅游局，2006a；江苏省旅游局，2006b)。

江苏省的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研发是在我国还没有全国旅游卫星账户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能够依据的资料是世界旅游组织推荐的方法框架，世界上60多个国家建立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经验，以及加拿大、西班牙、英国少数几个建立了区域旅游卫星账户国家的研究经验。其重大难点在于，区域旅游卫星账户需要在一个开放的区域内研究旅游统计与评估。这也是区域旅游卫星账户与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巨大区别。

江苏省的区域旅游卫星账户是中国第一个旅游卫星账户的实践，同时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区域旅游卫星账户之一。它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中国样本，为中国提供了旅游卫星账户的成功示范，为国家旅游卫星账户和其他省级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开发提供了经验。

在此以后，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都相应编制了旅游卫星账户，分别在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编制方面做了新的尝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区域旅游卫星账户在中国的实践。个别城市，如苏州、大连、成都、秦皇岛等都在尝试进行城市旅游卫星账户的编制。区域和城市旅游卫星账户在中国的发展需以后作专门的论述。

旅游卫星账户不仅是一种统计制度，更是一种分析方法。在区域旅游卫星账户建立之后，如何运用旅游卫星账户，如何选择分析方法成为一个课题。

3旅游卫星账户方法

旅游卫星账户的方法简要地可以从定义群、投入产出模型和卫星账户报表来说明。

3．1定义

旅游卫星账户是一种统计制度，它必须以科学的定义系统为基础。旅游卫星账户的定义都是建立在世界旅游组织定义体系的基础上。世界旅游组织1995年出版了《旅游统计的概念、定义与分类》(Concepts，DefinitionsandClassificationsforTourismStatistics)，系统定义了旅游，并将旅游分为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游。

旅游活动包括“人们离开惯常环境并停留在一个地方，连续不超过1年，以休闲、商务和其他目的为目的的活动”，这个定义有四重意思：首先，旅游被定义为一种活动，不是一个产业，这是因为旅游是从需求的角度来定义的；其次，旅游活动需要离开其惯常环境并停留在目的地；再次，旅游活动有个时间限制，连续不超过1年；最后，旅游不仅包括以休闲为目的的活动，以商务为目的的活动也包括在内。

在这个定义中，惯常环境最难定义，各国也有不同的标准。2002年加拿大和西班牙就此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对世界上39个国家的情况进行了调研。他们发现，20个国家以距离作为标准，如加拿大旅行超过80公里才被认为是旅游，澳大利亚是40公里，美国是100公里。有13个国家以访问频率作为标准，瑞士和波兰认为，每周都去一次的地方都属于惯常环境。6个国家采用其他标准，如提前计划的旅行就是旅游，或者将过夜客人都认为是旅游者，或者在节假日的出行都被认为是旅游。也有些国家采用了综合标准，如芬兰认为，离开惯常居住的50公里，并且不是每周都去的目的地的旅行才是旅游。

我国现有对旅游的标准是，离开惯常居住地10公里，路上花费6小时。

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是被普遍认知的定义，这成为组织旅游卫星账户的一个依据。同时，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新的一组定义：国际旅游(InternationalTourism)、国民旅游(NationalTourism)和域内旅游(IntemalTourism)。国际旅游包括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它用来描绘国际收支平衡情况；国民旅游包括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它说明国内居民的旅游活动；域内旅游包括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它描绘旅游者在一个区域的总花费。旅游卫星账户主要分析域内旅游数据，即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出境旅游虽然在卫星账户中有反映，但主要是数据形式，没有形成有意义的经济分析结论。

3．2投入产出模型

投入产出模型是一种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它是SNA’93的基本框架，同样是旅游卫星账户的基本框架。其基本假设是投入和产出有着平衡关系。

投入表描述不同行业对不同产品的购买行为，就是描述不同产品因消费而在不同行业间的流动。产出表描述不同行业对不同产品的生产行为。

旅游行业的特点是，从消费的角度，旅游企业既向旅游者提品，也向非旅游者提品，如酒店为旅游者提供服务，也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从生产的角度，旅游企业生产旅游产品，其他行业也为旅游者提品。这样就需要在投入产出表中分门别类地进行汇总。

旅游卫星账户中，投入表的数据来自有针对性的旅游消费调查，产出表的数据来自统计部门的商业调查。有了这两种数据，并在投入产出模型的框架内组织起来，就是旅游卫星账户的数据基础。

3．3报表

世界旅游组织的推荐方法框架(TSA：RMF)中的10个表和经合组织手册中的16个表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大体是三点，第一，经合组织的卫星账户没有入境、出境、国内旅游的分类；第二，经合组织用一张表专门描述旅游者的特点；第三，经合组织的卫星账户分别用当前价格和基准价格来描述需求与供给情况。

下面以世界旅游组织推荐的10个表来简单说明旅游卫星账户表间的关系。10个表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投入产出模型组织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数据。表1到表4从需求的角度分别描述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的消费情况，并由表4做域内旅游的汇总；表5从供给的角度描绘旅游业；表6得出旅游卫星账户最重要的结论――旅游增加值(TourismValueAdded)。第二部分是旅游卫星账户的结论部分，包括表6到表10，分别描述旅游增加值、旅游就业、旅游业固定资产、旅游集团消费(指政府为促销发展旅游进行的消费)和一些非金钱指标。

TSA：RMF推荐的旅游卫星账户10个表的关系如图2所示。

3．4核心指标

《旅游卫星账户：推荐方法框架》(TSA：RMF)推荐了4个核心经济指标，域内旅游花费(InternalTourismConsumption)、旅游产业增加值(ValueAddedofTourismIndustries，简称VATI)、旅游增加值(TourismValueAdded，简称TVA)和旅游GDP(TourismGDP，简称TGDP)(OECD，etal，2001)。

域内旅游花费是入境旅游花费和国内旅游花费的总和。旅游对当地国民经济的贡献是由域内旅游花费拉动的。因而，这是旅游卫星账户首要的核心指标。

另外三个核心指标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

旅游行业增加值是所有旅游企业一定期间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这一数值不去考虑旅游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是提供给了旅游者，还是提供给了非旅游者。提供给非旅游者的产品和服务其实不是旅游产生的增加值。旅游行业的总产出减去中间花费，得到旅游行业增加值。

旅游增加值是指由于域内旅游花费而引起的增加值，它可能是旅游行业创造的，也可能是与旅游相关联的其他行业创造的。它通过累加所有旅游者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引发的增加值得到。

旅游行业既向旅游者提品和服务，也向非旅游者提品和服务。旅游者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被定义为旅游消费品，非旅游者消费的产品和服务被定义为非旅游消费品。旅游领域的复杂性在于，旅游行业既生产旅游消费品，也生产非旅游消费品；旅游者既消费旅游行业生产的旅游消费品，也消费非旅游行业生产的旅游消费品。因而旅游消费对旅游行业产生的GDP有贡献，对其他行业产生的GDP也会有贡献。这是旅游统计、旅游贡献率的评估难于其他行业的原因所在。

旅游GDP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因域内旅游花费而生成的GDP。GDP是一个增加值的概念。它是一个区域内、一定时间段内，所有当地生产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再加上相应的税收，减掉政府返还的补贴。从这个定义看出，GDP是由当地的生产者创造的；旅游GDP则是由当地的域内旅游花费创造的。前者是从供给角度衡量GDP，后者则从需求的角度创造了旅游GDP这一新概念。

旅游业增加值、旅游增加值和旅游GDP三者的异同可以总结为表2。

4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区域、城市旅游卫星账户

从1999年开始，旅游卫星账户进入了融合与深化的发展阶段。2001年，部级旅游卫星账户方法的融合已经完成。2001年以后，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方法本身的细化，表现为对信息收集方法、旅游卫星账户本身结构的讨论；一个是旅游卫星账户的区域化，甚至城市化(江苏省旅游局，2006a；江苏省旅游局，2006b；浙江省旅游局，2006；潘建民等，2005)。

区域旅游卫星账户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都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建立区域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建立为前提。因为对于卫星账户而言，编制旅游业相关的投入产出表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国，大多数省定期编制投入产出表；而在城市一级，大多数城市没有编制。所以，编制区域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前需要进行编制的可行性研究。

第二，区域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的建立，不但要考虑如何为政府争取资金、争取政策、管理市场、引导企业服务，更要为地方的旅游业经营者、投资者服务。这就需要在旅游卫星账户的内容和结构方面提出适合区域和城市需要的、比部级旅游卫星账户更加灵活的方法和结构，最终形成以旅游卫星账户为核心的新的旅游信息体系。

第三，区域或者城市旅游卫星账户的设立需要考虑整个旅游信息系统的提升。从统计数据的采集、数据的汇总与分类到卫星账户的编制，都要求以旅游卫星账户的新方法为基础，按照其要求进行调整，甚至创新。而旅游卫星账户编制完成以后，基于此的经济分析也会成为旅游研究的重大课题。

5结论

国家旅游局和国家统计局已经将部级旅游卫星账户的开发列为近两年工作的重点，部分省也在开展区域旅游卫星账户的实践。一些城市已经就建立城市旅游卫星账户进行了调研。这为旅游卫星账户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

卫生经济学论文篇2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食品安全卫生监管博弈

1、引言

〈教育部等十五部门关于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五个配套文件的通知〉的出台说明国家高度重视农村中小学生的营养状况问题，各地政府也出台了“奶工程”、“营养午餐”等一系列政策。但近来出现了一系列让人触目惊心的农村中小学食品安全问题让人触目惊心，如果广大连食品安全卫生都无法保证，那么食品营养健康又从何谈起。而且广大农村中小学因为交通不方便等问题，往往成为监管的盲区。这说明加强对农村中小学食品安全卫生问题的监管已经刻不容缓了。

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小学，由于学生人数较少，地区经济不发达，基本上还未出现像许多城市学校的餐饮服务社会化的现象，即将学校的餐饮服务承包给社会上的商业性团体或个人，而是由学校自主经营，盈亏由学校自己负责，在学校食堂里面工作的基本上也都是老师家属，为了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且缺乏相应的监管，故农村中小学的食品安全卫生就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农村中小学的学生的营养和健康也就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本文运用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原理，构建博弈论模型进行深入分析，并据此提出解决农村中小学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行性建议。

2、对农村中小学食品安全问题的博弈分析

2.1食品安全卫生监管部门与农村中小学食堂之间的博弈模型构建

从博弈论角度进行分析，在此次博弈的过程中参与者包括食品安全卫生监管部门、农村中小学食堂（因为农村中小学的食品安全卫生问题，主要就是农村中小学食堂提供的食品的安全卫生问题，以下简称食堂）两方。在此次博弈中，参与者均为理性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下面将构建相关博弈模型来分析农村中小学食品安全的对策。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具有监督农村小学食堂食品安全卫生的责任，如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能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食堂的食品安全状况就会很好，食品监管部门会获得收益R1（社会的赞誉、群众的支持、上级领导部门的肯定等），同时产生的监管成本为C;如果监管部门，不仅会受到相关上级部门的处罚，而且由于食品安全造成的社会危害，其社会声誉降低，此时的失职成本为R2（各方的指责，上级领导的处罚等）。综上可知，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为：监管，不监管。

而食堂可能为了减少成本而投机取巧生产劣质的、不安全卫生的食品，取得的经济收益为F1,；食堂也可能为了学生的健康，恪守道德底线，严把质量关，提供合格的安全卫生食品。此时，取得的经济收益为F2(显然F1>F2)。所以食堂的策略为：提供安全卫生食品，不提供安全卫生食品。

当食堂提供安全卫生食品：监管部门不监管时，食堂获得的经济收益为F2（F2

当食堂不提供安全食品：监管部门不监管时，食堂可以获得收益F1，此时由于监管不力，受到各方指责乃至上级领导部门的处罚，监管部门收益为-R2：监管部门监管时，食堂获得经济利益F1，支付罚款F3，而监管部门获得肯定R1，获得食堂罚款F3，付出监管成本C.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监管部门与食堂之间的收益矩阵：

2.2模型分析

2.2.1纯纳什均衡分析

当食堂提供安全食品时，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不监管，但这时食堂的最优策略是不提供安全卫生食品。当食堂不提供安全卫生食品时，监管部门的最佳策略是监管。监管部门监管时，食堂的策略取决于F2与F1-F3的大小比较。因为F2和F1-F3的大小并不能直接确定，故此时不存在纯纳什均衡。

2.2.2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分析

接下来再分析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设监管部门监管的概率为P，食堂提供安全卫生食品的概率为q，分别求出监管部门和食堂的期望效用函数，然后对p、q求偏倒数并使之为零。可得到如下期望函数的均衡解为：

p*=1-,q*=

这是一个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没有哪一个组合对双方是最优的，博弈双方以不同的概率选择策略，最后达到均衡。此时，监管部门以p*的概率进行监管，而食堂则以q*的概率提供安全卫生的食品。

2.2.2.1从监管部门监管的均衡概率p*分析

此时显然，R1，C，R2，F3会对p*的大小产生影响。其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增大食品卫生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管收益（如增大对监管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职责的奖励等），减小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检测手段的高效化和准确化，制度方面的优化等），增大对监管部门的渎职处罚，增大对食堂提供不安全卫生食品的处罚力度，均可提高食品卫生安全监管部门认真监管的积极性。反之，会引起相反的效果。

2.2.2.1从食堂提供安全卫生食品的均衡概率q*分析

同理可知，显然F1，F2，F3会对q*的大小产生影响。其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各种手段使得食堂提供安全卫生食品的利润在合理的范围内，降低食堂提供劣质食品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提高对食堂不提供安全卫生食品的处罚力度，均可提高食堂提供安全卫生食品的积极性。反之，会引起相反的效果。

3、结论

结合现在农村小学的食品卫生安全现状，和上述的分析，要解决现在农村小学的食品安全卫生问题，应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政府要加大对食品监管部门行政不作为的惩罚力度，努力做到分工明确、权责并重、疏而不漏，让食品安全卫生监管部门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2.积极努力降低食品监管部门的监管经费问题，建立完善农村小学食品安全卫生监管体系，对农村中小学的食品卫生安全监管给予更多的重视与经费支持。

3.食品卫生监管部门应鼓励学生和学生家长积极参与到学校食堂安全卫生的监管中来，多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并要尽量做到有举报，就有查处。

4.应加大对食堂不提供安全卫生食品的惩罚力度，建立学生食堂卫生安全黑名单，并即时向公众予以公示。

5.构建完善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对学校提供的食品从原材料到上餐桌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4:3

卫生经济学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无限防卫刑罚制度行为法经济学

一、引言

无限防卫制度在我国自创设伊始就一直是学界乃至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所在，时至今日，关于无限防卫权的种种论争也依然没有平息。对无限防卫权立法的价值与意义，我国刑法理论界不少学者予以肯定，也有学者指出该立法存在种种缺陷，实践中容易导致公民对其滥用等弊端。笔者在本文中，将通过行为法经济学的理论拓展研究视角，将传统法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与行为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相结合，以期对无限防卫权的理论研究作出有益尝试，就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提出可取建议。

二、无限防卫权的传统法学理论分析

无限防卫权从本质上来看，是属于正当防卫权的极限形态，其针对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各种暴力犯罪，在此情境之下，受侵害人基于自身的防卫行为造成侵害人伤亡的，不负刑责，不处刑罚。在这里笔者尝试从无限防卫权与刑罚的关联性角度，从传统法学理论的角度对无限防卫权加以分析。

无限防卫权与刑罚的关联，其根本在于：无限防卫权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使得一种损害他人的行为拥有了正当性，不属犯罪，因而不会被处以刑罚。这就与他种致害行为发生的情境之下，被认定为犯罪并处以刑罚处罚的行为构成了明显区别。然而无限防卫制度与刑罚制度从本质上说，都是属于刑法法律体系下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的界分是在一个总体规则体系下的两种不同的行为判定机制，二者的终极立法价值目标也应当是在一个总体的价值标准参照之下的。

在此种界分之下，我们可以从互为表里的两方面来考虑以下问题：一方面，从终极意义上来讲，无限防卫制度与刑罚制度的正义性是否是统一均衡的；另一方面，从立法实践的角度上来看，二者在制度设计与实效上是否是协调一致的。

首先，从正义标准上来看，我们大抵可以明确这二者应当是符合一种共同的正义标准的。若按照一种定量的权威参照体系来考量，在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此两者应是属于一系列完整的刑法法律体系之下，而这一系列刑法法律制度在特定社会情境的正义标准参照系当中，无疑应当映射到一个相同的坐标点上。这也就意味着，无限防卫权与刑罚在制度创设的根本目的上，在立法采用的规则参照标准上，还包括实践的预期目标上，都应当统一于同一个正义衡量标准之下。再者，从人类社会法律实践的历史渊源来考察，此两者拥有相同的功能本质——救济效能，它们都是被用来救济受到不法侵害的合法权益。其中，无限防卫属于自力救济，刑罚属于公力救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及法制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自力救济为主到公力救济占据规则垄断地位的转换与发展。但是无论古今中外，无可否认的是，救济手段的变化始终围绕着一个永恒的主题，即人类防卫本能的实现。进而言之，当已然存在损害事实或现实危害的前提之下，在社会运行进程中，人类必然需要以某种方式，来实现其个人意义上的防卫或复仇，这也是正义二字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我们可以说，无限防卫与刑罚拥有共同的制度渊源，在合正义性的命题之下，可以追溯至共同的社会根源及人类本能——防卫与复仇。

其次，在一个共同的正义观念指引之下，无限防卫与刑罚在制度创设上就应当遵从某种共同的内部机理，两者践行所致的法律实效乃至整体社会效应，在天然上就要求具备相当程度的协调性与对应性。换句话说，对于某种或某一个特定的侵害行为或造成现实危险的行为，其行为后果无论是引起无限防卫的回应还是刑罚处罚的启用，理论上来说都应当达致同等程度的防卫效果，实现同等意义上的复仇诉求，触发对利益相关者的私益性质与强度上大致无差的调整与分配。无限防卫与刑罚作为刑罚制度体系之下的两种分支制度，总体上都应当在刑法所提供的行为激励机制的导向之下，对刑罚法律关系的各利益相关者都应当起到一种协调统一的偏好激励及行为导向作用。在个案当中，受害人是选择无限防卫还是刑罚处罚来寻求救济，侵害人是被防卫还是被处罚，都应当抱有同等性质与强度的行为预期，此种预期的出现应视为刑法制度创设的内在价值目标之一。

随着人类文明的极大繁荣，以及人类个体素质特别是智力素质的极大提升，在现今世界各国各地区乃至一国内部求同存异、互助共赢的社会形态下，人们的正义理念也在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其反映到社会规则特别是最具普遍权威的法律制度之上，也不可避免的随之发生改变。仅就刑法而言，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已然基于人道主义、人权本位思想而逐渐宽和。在我国当代法律生活当中，“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也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我国的重要刑事审判指导政策。“在古代，社会能够容忍许多在我们今天看来十分残酷的刑罚措施。而今天，哪怕是微小的酷刑也难以容忍。刑罚从以死刑为中心到今天以自由刑为中心，乃至向财产刑为中心的演变，清楚的勾勒出刑罚从严厉到轻缓的轨迹，这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①

从法理的角度来分析，刑法法律体系的运作方式在于用公权力的行使来取代私人的裁判与制裁，以此来调节维护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刑罚作为一种调节与再分配手段，它的适用应是以摈弃犯罪者与受害者个人立场，从一个中立客观的角度采以法律上的衡平与保护。然而现今我们面临的法律困境与学界争议就在于，在刑罚日趋宽缓化的今天，在“少杀、慎杀”已成为我国司法活动中重要刑事审判政策的大环境下，无限防卫权一方面被认为可能用来弥补所谓“公法与公权的滞后性”，另一方面也同样作为一种人类防卫与复仇本能的载体，它的存在足以称之为现今刑法法律体系与刑法法律精神的悖论式的演绎，更遑论无限防卫行为之于社会群体及复杂人性的严重负外部性与道德风险。

设置无限防卫权的最大风险在于，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刑法规制体系之外，为人类本能恣意打开了一道突破法治而退回“人治”的后门，它赋予了个人可致他人死亡的终裁权力，当致害人死亡之后，即使由公权宣判致害人有罪，但是本质上仍然是私人的裁判与执行，取代了公权的裁判与适用，并最终不得不由公权来执行法律上的追认程序。这实际上可视为是在法律程序及效力层面，将无限防卫权置于公权之上，突破了公权的权威与秩序。

三、行为法经济学视角下的无限防卫权

从行为法经济学的立场出发，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规则体系，其制度设计是以“对人类本能行为的控制”这一理念为基本出发点，其理论基础是从对传统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修正，或者说再解释与再建构来展开。具体而言，其基本的理论假设为：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与有限自利。②由此立场出发，无论是刑罚还是无限防卫，其作为刑法法律体系下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应当致力于“行为控制与导向”这一整体目标。因此我们可以说，二者的共同立法目的应当进一步解释为：在控制人类本能行为的基础上，采取适应于特定时空情境下社会经济、政治文明发展的调节方式来实现社会正义与社会繁荣。

行为法经济学对于社会中具体的人，有这样一种前提分析：体的个人是十分复杂的，人的行为有三大基本特征——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与有限自利。其中有限理性主要阐述的是在人的行为决策及行动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对标准理性的系统性偏离，即对自身、对社会或其他行为对象产生臆断或后见的偏见。这种偏见会使人们并不是按照完全理性的思维来选择行为策略，而且此种偏见是在一定的时空之下，由人所处的社会情境塑造出来。有限意志力则是对有限理性的进一步解释，在得到充分信息的前提下，人们有时也并不是按照理性的判断来选择行为。换句话说，人们的偏好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也并不一定是导向一种“合理”的预期效用。

在这两大前提之下，有限自利就能够更符合现实的解释人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哪怕并不能得到巨大的利益，也愿意为他人付出，在得到他人公平善意对待的同时也愿意向他人提供同等的公平与善意。但与此同时，人性也决定了，有些时候，有些人会在不公正的对待面前报以同等甚至更大程度的恶意，社会上普遍存在着损人不利己甚至损人伤己的情形就是最好的佐证。因此说，人的自利倾向也是有限的，在自利倾向之外，人们可能基于更大的善意或更大的恶意来付出成本并以此支配自己的行为选择。

将行为法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放诸于无限防卫的情境，很多时候，对于暴力犯罪的致害人，他很清楚刑法的严苛性，也清楚国家暴力机关的强大力量，也清楚可能招致防卫人的致命打击式防卫，在这种充分信息的条件下，他基于自己的意志，做出了一个也许根本谈不上“自利”的行为选择。与此同时，防卫人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在十分严重的现实危害的迫使之下，也绝无可能保持一种理想状态中的完全理性及完全自控。在这种状态下，防卫人最理性的思维也许就是他如何更好的发挥自己的防卫本能，甚至是满足自身被激发出来的复仇欲望。此时由于无限防卫权的存在，防卫人心中所想可能会是更加放纵自己对本能冲动的约束；而与之相对的是，致害人如果一旦遭受激烈防卫打击，认为防卫行为可能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也可能会选择尽可能的扩大伤害程度以使防卫人失去伤害自己的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双方的行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由无限防卫这一法律情境塑造出来。

不仅如此，行为法经济学研究表明，人在行为过程中还有这样一种心理倾向：人们在面临收益时往往小心翼翼，在面临损失时却会很不甘心容易冒险；人们对损失和收益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这种理论被称之为“前景理论”。③正是在这种心理机制的驱使之下，有一些极端情况的出现便成为可能——防卫人遭受不法侵害时，有很大可能会在心理上放大受害的危险与恐惧，从而导致其与致害人之间不可控的激烈对抗，即使致害人并无防卫人所想象中那么大的致害能力与意图。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出现一方当事人死亡的结果，我们在事后很难来判定这其中究竟是存在主观杀人故意还是判处过失致人身亡，认定防卫过当还是成立无限防卫，因此也很难期待刑法与刑罚制度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定纷止争、公平裁判乃至合理救济。

除此之外，行为法经济学对无限防卫权之于刑罚的法理冲突，还提供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与传统法经济学理论相比，行为法经济学更关注具体的人及具体的行为，它把简化的抽象模型进一步还原到现实当中。在此意义上，“禀赋效应”（endowmenteffect）描述了人们这样一种行为倾向：“人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初始权利，即便没有这种初始权利，他们也不愿意出资购买。”④与科斯定理相比，禀赋效应所描述的行为模式对人类行为的约束，对社会分配做出了与之不同甚至是相反的预测，这一预测无疑会对法律规则的设计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禀赋效应的结论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权利的初始分配真正决定着权利的最终价值与实际效用，因此也会塑造人们的偏好并影响行为的选择。在无限防卫与刑罚的情境之下，防卫人基于法律的初始分配而享有无限防卫权，在现实危害（哪怕是臆想中的危害）发生之时，绝大多数人是倾向时刻小心防卫限度不去行使无限防卫权，等待刑法的事后裁断，还是在无限防卫权的“先天”光环之下凭借一己私力来捍卫人身安全？而且无限防卫权的严格适用条件该如何在事后得以准确而公正的认定？当出现致害人伤亡的行为结果时，防卫人与致害人的复杂心理活动该如何与伤害结果一一相对应？正是由于无限防卫权的初始法律分配，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才会出现各种各样难以裁断的疑难案例，才会出现各种引起社会广泛争议的判决结果。仅从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增强断案能力的角度出发，就可以保证暴力犯罪案件中各方当事人会得到公正的判决结果么？

笔者认为，以上问题并不能依靠提高司法判决精准度的努力而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法律事先做出的权利初始分配才是导致当下司法困境的根本原因。在法律条文的抽象性与司法自由裁量风险的双重影响之下，防卫人正确行使无限防卫权与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无限防卫的成立都几乎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一句话说，无限防卫权的设立，才导致了法律在其适用时变得强人所难。

四、结论

卫生经济学论文篇4

山区乡镇卫生院摆脱困境的探讨

招考学习网2006-5-1521:33:02

-----------------------------------------------------------[交流]-[打印]-[发送]-[收藏]--

Cdf>

论文摘要目的：我是中医主治工程师，卫生院院长兼党支部书记，临床医疗三十多年，担任院长近二十年，我院地处粤西化州北部的革命老区，是两广，化州、廉江、陆川三市九个乡镇交汇处。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面临床严峻挑战：原材料费上涨，社会市场竞争，工资频繁调装置，财政拨款不增加，收费标准不提高。如何能使乡镇卫生院在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求生存，求发展，摆脱困境呢？值得研究，探讨。方法“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四个结合”是经济工作与精神文明、科学管理、增收节支、硬件建设结合。结论：我院2000年被化州市委授以“文明单位”。在经济形势十分困难的大气候下，去年收入290万元，比99年增收85万元，遂增41%，而且工资，福利、奖金全部发足，做到“保工资、保福利：人心安定，各项工作动作正常”，出现了“安定、发展”的景象。正文：平定镇地处粤西化州市北部的革命老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山区镇级卫生院面临严峻的挑战：原材料费上涨；社会市场竞争加剧；工资频繁调增；财政拨款不增加；收费标准不变。如何能使山区乡镇卫生院在市场经济大潮竞争中救生存，求发展，摆脱困境呢？多年以来，我们贯穿“一个中心、四个结合”不断总结和探讨。

一、济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摆正位置。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首先开展创文明卫和院，文明科室和先进个人的比、学、赶、帮、超活动。积极开展学雷锋活动，做好事，办实事。其次，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及职业道德教育。谷话说“医德重如金，医者父母心。”我院着重抓好医德风建设，以党支部为核心，党政、工、青、妇齐抓共管，成立了医德医风领导小组，基本做到病、群众、党委三满意，得到了群众与领导的好评。由于我们把经济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使医院形成了良好的医德医风，从而吸引了大量病人，加速了我院经济的发展。

二、济工作与科学管理相结合

俗话说：“三分成绩，七分管理”。医院工作的好坏，关键在于管理。我院抓住了这个重点。首先完善领导体制，实行民主管理，建立支委会、院务会、工会、共青团、妇联及科、组长责任区，党员目标化管理和医德医风领导小组，感染管理领导小组，质量管理领导小组。

在管理工作中，我们实行目标化计划管理。基本做到年初有计划，阶段有小结，年终有总结。全院各科组基本实行了目标化计划管理，奖励先进，激励后进，极大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在实施目标化计划管理的同时，我们还着重抓好各项责任制的落实工作，逐步完善经济和承包责任制，实行五定一奖一罚责任制，即是“定人员、任务、职责、出勤、效益”的奖勤罚懒制度。实践证明：把经济工作与科学管理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

一、经济工作与增收节支相结合

我们的历来把增收节支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一是注重社会效益和本单位的经济效益。不断扩大医疗业务，改善医疗设备，提高服务质量，拓宽收益源泉，逐年增加收入，提高效益。今年，我院扩大了四项医疗业务。预计今年总收入将突破180万元大关，比上年同期递增50%。

二是实行院长负责制。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控制费用开支，坚持勤俭节约。去年，全院干部职工的工资、奖金、福利、医药费、应补发的增加工资等都能按政策全部兑现。

二、经济工作与三贡建设相结合

在市场经济竞争大潮中，山区乡镇卫生院要走出低谷，摆脱困境，求生存，求发展，就要重点搞好医院“一无三配套建设”，逐步改变医疗环境和医疗条件，更好地为伤病员服务。

（一）增加智力投资。94、95两年，先后派往湛江卫校等地进修学习的共26人。请市、县医院来医院上辅导课18人次。并派员到外地卫生院参观学习。今年6月份我院与广西地区红十字医院搞骨伤科联合医院，运用中西手段，开展大、中、小、骨伤手术，填补了化北地区骨伤科的空白，方便了骨伤科病人就医。我院初步形成了“请进来、派出去、横向联合、技术移植”一齐上的局面，为卫生院扩大医疗项目，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增加收入创造了条件。

（二）更新医疗器械，增加医疗设备。两年来，我院购置了和种先进医疗设备一大批，逐步改善了医疗条件，提高了医疗质量，增加医疗收入。

卫生经济学论文篇5

关键词：卫生总费用；个人卫生支出；政府预算卫生支出

作者简介：张洋，男，中央财经大学2007级博士，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尹婵娟，女，中央财经大学2007级博士，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6―0044―03

当前，医疗(卫生)支出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继家庭食品、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医疗支出过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居民利用门诊与住院卫生服务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对这种上涨趋势不加以抑制，将会给社会、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居民卫生服务的有效需求将受到严重抑制。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理论综述

卫生费用增长的原因十分复杂，许多经验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对于卫生总费用的影响最大。经济增长首先会影响到消费者收入的变化，而消费者收入改变时，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就会改变，这就会影响到消费，者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进而影响到医疗费用支出。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医疗费用支出也越高。Getzen认为，医疗支出不仅是目前收入的函数，而且是以前年度收入的函数，收入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在3-5年后仍然有效。此外，一些非收入变量，比如老年人口比例、政府公共卫生费用支出、医生人数、医疗保障计划等，也对卫生总费用产生重要影响。

20世纪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的Tuchs教授和加拿大的R.G.Ecans教授率先提出了医生诱导需求理论。该理论认为，医疗服务市场存在供方创造需求的情况。1981年，Pauly和Satterthwaite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医师诱导需求效果无法解释医师人数增加而引起医疗支出增长的现象。

实证研究方面，1977年，Newhouse首次开启了医疗支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他使用1971年或1972年13个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医疗支出中超过90％的变化可以由收入来解释。其他非收入变量对于医疗费用支出的影响相对而言并不重要。Gerdtham等使用19个OECD国家1987年的截面数据，采用不同的回归分析模型，除了收入之外，还加入许多非收入变量，结果发现，收入仍然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威斯康星大学教授DavidA.Kindig认为，卫生费用增加的具体因素包括：医生收入的持续增长、专科医生过多、人口老龄化、为防止医疗事故的“预防性医疗”、来自患者／医生的过度医疗、新技术的应用，这些因素以及其他更多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卫生总费用的测算工作，并一直试图摸清影响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决定因素。1996年，卫生部中国卫生总费用课题组利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的研究显示，我国真实人均卫生支出相对于真实人均GDP的弹性为0.53。赵郁馨等使用我国1978-1998年的统计数据，估计出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平均收入弹性为1.2，这表明我国医疗卫生发展是在与国民经济增长保持同步的基础上，略快于国民经济增长。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和平稳性检验

为了详细考察卫生费用变化的结构性原因，特别是个人卫生投入高速增长的原因，以及各因素影响程度，本文通过建立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分析这一问题。基于卫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前文的综述，本文设定的VAR模型包括4个经济变量，分别是人均个人卫生支出(X1)、人均政府预算卫生支出(X2)、人均GDP(X3)和卫生供给(包含各种药品、保健品、器械和服务)的价格(X4)。由于制度因素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的是全民免费医疗。医疗改革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和统计数据的局限，本文采用1978-2004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对于卫生供给的价格，本文在1996年之前采用的是卫生保健用品(中西药、保健用品、器械)的价格指数(以1978年为100)，在1996年之后采用的是卫生保健用品的价格指数和卫生保健服务的价格指数加权计算而得出。这是因为，在1996年之前，卫生保健服务占总卫生供给的比例很小，而且价格指数水平与用品相当。而在1996年之后，卫生保健服务的价格增长幅度远大于卫生保健用品价格的涨幅，占卫生支出的比例增大。本文取二者权重比例为1:9(曹燕、吴世玉、姜卫，2005)。这样处理防止了降低价格因素的作用。以下数据分析的结果均由EVIEWS(4.1)软件计算得来。

由于VAR模型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的，本文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进行单位根检验。为了防止变量的剧烈波动，本文采用以上变量的对数形式(依次设为LX1、LX2、LX3、LX4)进行分析(以后所指的原序列亦即指此)。通过检验我们发现，原序列都不是平稳的。故进行一阶差分(依次设为ILX1、ILX2、ILX3、ILX4，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1：

表1说明，原序列的一阶差分在10％的置信水平下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是平稳的，即原序列为一阶单整I(1)。

(二)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理论表明，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可以认为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利用Johansen(1988，1991)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基于VAR方法的协整系统检验方法，对以上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依据后面VAR模型的滞后期的选择，我们在协整检验上选取的最大滞后期为2)。由于各序列都是显示明显时间趋势的变量。因此，我们选择了观测序列带有线性确定性的趋势，并且协整方程仅有截距的假设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2：

通过表2似然比检验的统计量的值判断，上述4个序列的变量存在2个协整方程，而且置信水平高达99％。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而可以从中分析影响个人卫生支出的主要因素。

(三)VAIL模型

Sims(1980)认为，VAR模型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经过差分变换的平稳变量则去掉了原变量之间的协同运动关系(Comove-

ments)。因此，他们主张，即使原变量均包含一个单位根，但依然用未经差分的原变量来进行VAR分析。依据这一思想，本文采用未经一阶差分的原序列建立VAR模型。

以下给出本文所考察的VAR模型：

根据赤池信息(AIC)准则和施瓦茨(SC)准则，当滞后期选择为4时，其效果最好。

从估计得到的结果来看，对单个方程，R2到了99％以上，调整后的R2也达到了99％以上。这表明各个变量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当大，99％以上变化的原因都可以其他相关因素来解释。而反映方程总体效果的AIC和SE值也比较小，这说明拟和的较好。由于VAR模型中单个系数的经济意义很难判断(故没有列出矩阵方程组)，以下将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来进行相关分析。

(四)脉冲响应函数

根据VAR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其他变量对于人均个人卫生支出影响的作用。本文在VAR模型的基础上，采用EVIEWS的渐进解析法，分析了设定追踪期限为10期的结果。由于主要是想观察各经济因素对于人均个人卫生支出的影响(由于政府卫生支出相当于个人卫生支出的“补集”，实质上也考察了政府卫生支出)，故只列出了对于人均个人卫生支出影响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像。虚线给出了响应函数值加／减两倍标准误差的置信带。

从图1中可以看出，人均个人卫生支出受自身当期一个标准差的影响非常大，并且有持续长久的影响。人均GDP和人均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一个标准差信息的影响从第二期开始，以后逐渐增强，在第4、第5期的时候达到或接近最高水平，以后则在这一水平上轻微波动。下图反映出人均GDP的影响是正向的。即人均GDP的增加将带来人均卫生支出的增加，这与人们在收入提高后，追求更好的生活水平是一致的。而人均政府预算卫生与人均个人卫生支出则是反方向变动的关系，即政府投入增加将减少个人增加的数量。而政府减少投入将使个人投入增加。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长期的。其中。人均政府预算卫生支出要高于人均GDP的影响程度。与以往观念不同的是，医疗供给价格水平的变化对于人均个人卫生支出的影响是正向的，但是非常小。这说明医疗供给的价格水平对于人均个人卫生支出是有一定刚性的，但这种刚性并不强。换言之，医疗价格的提高并不能够降低人们对于医疗的消费；但是，相对于价格上涨，人们增加消费的幅度是变小的。

三、结论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人均个人卫生支出、人均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人均GDP和卫生供给价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人均生活水平(人均GDP)的提高，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人们愿意在医疗用品和医疗服务上支出更多，结果表现为卫生医疗保健支出水平的大幅增加。这些与人均收入提高后，恩格尔系数降低的经济规律是一致的。但是。通过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人均个人卫生支出水平显著增加的更重要原因并不是收入的增加。而是由于国家在医疗改革后，政府卫生投入不足所致。或者说，政府卫生支出增长缓慢的空缺被个人支出被动地弥补了。这是造成当今群众普遍看不起病最的重要原因。相反，人们所一贯诟病的价格其实作用很小。

参考文献：

[1]Getzen,"PopulationAgingandtheGrowthofHealthExpenditures"[J].JoumalofGerontolgy:SocialSciences,1992,(47):98-104.

[2]Pauly,Satterthwaite."ThePricingofPrimaryCarePhysicians.Services:ATestofTheRoleConsumerInformation"[J].BellJournalofEconomics,1981,(12):488-346.

[3]Newhouse."MedicalCareExpenditure:ACrossNationalSurvey"[J].JoumalofHumanResources,1977,12.

卫生经济学论文篇6

1对象及方法

1.1对象

选定江西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2级卫生事业管理专业和医疗保险专业共152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在卫生经济学课程的实践教学阶段实施PBL教学法。

1.2方法

1.2.1编写案例资料

按照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计划学时，就卫生经济学领域看病难、看病贵，医方诱导需求，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等典型问题，编写1-2个PBL案例资料。案例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途径:①通过问卷调查中发现的学生感兴趣的问题；②经济与管理学院从事卫生经济学领域教学的老师集体讨论出来的问题；③与本学科以及相关学科中最新研究进展有关的问题；④网络、新闻、杂志中与卫生经济密切相关的问题。案例资料编写完成后统一印刷装订成册。在编写案例资料时,做到以学生为中心,根据教学目标以及学生已有理论知识水平,抓住社会热点,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提出符合教学条件且学生感兴趣的问题。

1.2.2实施方案

在课程开始前召开PBL专题会议，讨论在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阶段实施PBL教学法的具体步骤、案例资料的编写、实验班级的人员安排、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以及应对措施等。按照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计划学时，编写1-2个PBL案例资料，案例资料编写完成后统一印刷装订成册。与此同时，对学校现有经济管理类专业模拟实训室的利用和改造、充分创造学生上网查阅和检索卫生经济学知识资源的便利条件、增加图书馆卫生经济、卫生管理和医改政策等方面的图书数量和种类。具体方案：为了进行对比研究，卫管专业作为实验组在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中实施PBL教学法，医保专业作为对照组按照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授课。①教师提前1周将案例资料分发给卫管专业的学生,学生按照自愿原则分成若干个小组,小组长由各小组内部推荐产生。小组长对各自组内成员进行分工,可以通过图书馆资源、网络、教材等查找资料。②两个专业同时开展卫生经济学课程。卫管专业课堂上采取PBL的小组讨论方式进行授课，老师在课程开始前就提出关于如何解决"看病贵”的问题,课程开始后,首先以小组讨论形式对该问题进行讨论,其次每个组选出一个代表来回答问题，组内人员也可对回答不足之处进行补充，最后老师做出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第一次课程结束后，分发问卷，调查卫管专业学生对PBL教学法的熟悉程度以及对首次授课效果进行的评价，并且征求学生对于案例问题的建议，以期为PBL教学法在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阶段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保障。医保专业仍按照教学大纲要求，运用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授课。观察并记录两个专业学生的课堂表现及回答问题的能力。③课程基本完成后,两个专业学生均按小组查阅文献,然后就"看病贵”问题集中开展讨论。并邀请包括微观经济学、管理学、医院管理学等学科的老师参与,由各学科老师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解答疑难并归纳总结。观察并记录两个专业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及分析总结能力。④最后对PBL教学效果评估。对两个专业学生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分为笔试和口头考试两个部分，之后对考核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以问卷调查形式评价PBL教学法应用于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是否对学生造成压力，是否造成学校成本的增加，是否丰富了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内容，是否认为PBL教学法有效果，学生是否处于主导地位，是否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学生对于卫生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等，从而客观的评价PBL教学法的效果以及在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阶段的可行性。

2结果

2.1PBL教学效果评价的调查分析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两专业学生对教师作用的评价存在差异(P<0.05),未实施PBL教学法的医保专业学生在问题讨论过后完全依赖老师进行总结，而卫管专业仅需要老师简要总结即可；对于案例讨论发言形式,两专业学生对于讨论形式意见也存在差异(P<0.05),调查发现医保专业学生赞同各组推荐代表发言,而卫管专业大部分学生赞同自由讨论并且自荐发言。这说明PBL教学法的应用效果显著，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PBL教学法是否有效，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可认为学生对PBL教学效果的评价基本一致(P>0.05,见表1),两专业学生均认为PBL教学方式生动灵活能调动积极性。这表明学生们对PBL教学法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有一定的效果,有继续实施的可能性。同时,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到，学生们认为PBL教学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有助于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和学生的学习观念。②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③有利于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提升学生联合攻关的能力。

2.2卫生经济学课程考核成绩对比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两专业学生笔试成绩(满分100分)和口头成绩(满分10分)均有明显差异(P<0.01,见表2)，不难发现应用PBL教学法的卫管专业学生课程考核成绩明显比仍使用传统教学法的医保专业学生的成绩要高。这充分表明PBL教学法的教学效果比传统教学效果更好。

2.3PBL教学法应用于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可行性分析

此次问卷回收率100%，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85%同学认为PBL教学法应用于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并没有对学习造成压力，反而是增加了他们的求知欲，增强了他们独立思考、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98%的教师认为PBL教学法应用于实践教学阶段并没有造成学校成本的增加，而是增加了学校各项资源的利用率；93%的同学认为PBL教学法丰富了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的内容，比起传统教学法它更加生动，能调动积极性；100%的老师同学均认为PBL教学法有效果，在学习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87%的同学认为PBL教学法的应用培养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对于卫生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以上分析说明，PBL教学法应用于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是可行的。

3讨论与建议

3.1实践效果

在实践过程中转变了教师的教学观念和学生的学习观念，培养了学生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了学生联合攻关的能力。在不增加学生总课时的前提下，在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阶段开展PBL教学，不仅没有增加学校成本和学生压力，而且丰富了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内容，也为其他课程顺利开展PBL教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3.1.1有助于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和学生的学习观念

它转变了教师的教学观念，使得教师明确了学生才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把教学工作从传统的以课程为中心转移到了以问题为中心上来，把教学主体从以学科为中心转移到以学生为中心上来。它改变了传统的老师教学生学的填鸭式教育模式，培养了学生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们不再完全依耐老师，与此同时也为学生们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们能够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增加了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互动。

3.1.2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卫生经济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具有相当庞大的理论体系，涉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学等理论知识在卫生领域内的综合应用，而PBL教学法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国内外的卫生领域实际情况，充分运用图书馆资源、网络、教材等自主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独立分析问题并组织讨论解决问题。所以它不仅对学生们学习卫生经济学理论知识大有裨益，还可以培养学生们的综合能力，如资料查阅能力，文献检索能力，归纳总结能力以及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等，大大提高了学生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3.1.3有利于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提升学生联合攻关的能力

PBL实行小组讨论，有利于锻炼同学们沟通、合作的能力。学会与他人合作交流对每个人的影响是终生的，PBL教学法正是以小组为单位，小组的每个成员在讨论时既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又要相互配合、相互帮助，达成一致共同承担责任，解决问题，充分体现了团队协作精神。

3.1.4有利于丰富和充实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内容

学生太多、教师太少和相关教学硬件资源不足等状况虽然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改变，但是在实践教学阶段开展PBL教学法，不仅不会增加学生的总课时和压力，而且丰富和充实了实践教学的内容，学生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卫生经济学领域的的难题在讨论中得到了解决，这在传统教学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3.1.5为其他学科或课程开展

PBL教学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当前我国教育资源状况决定了不可能在理论教学阶段大规模开展PBL教学，我们学校也面临着如此的状况。但尝试在卫生经济学实践教学阶段开展PBL教学，不仅积累了相关教学经验，也为其他学科或课程实践教学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3.2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虽然PBL教学法在实践教学阶段的应用效果显著,但也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从调查结果和教师以及学生们的反馈中不难发现,PBL教学法在实践教学阶段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3.2.1客观方面

PBL教学法要求以小组为单位组织讨论，对于人数较少的班级，PBL教学法还比较容易开展，但是如果班级人数过多则组织讨论难度较大，会导致场面异常混乱，不容易控制。国外的模式要求每组都有一个带教老师，但是本次实践一个班级只配备一名教师，如果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则与PBL教学法的初衷相违背，导致气氛尴尬，阻碍学生独立分析并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如果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太过松散，由于学生们的能力有限，学科理论知识相对匮乏，必然会导致讨论脱离主题，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与知识的掌握。此外，学生在资料查阅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源，这就要求学校必须扩大图书馆藏书量，开通互联网订阅平台等，以后大规模开展PBL教学法学校能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撑还有待考量。

3.2.2主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