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1

根据北京天坛医院档案资料记载，1978年开始筹备建立神经内科；1980年9月正式建立神经内科，搭建起学科建设平台；1982年1月4日，神经内科病房开始试运行，接收住院患者；1984年11月20日，正式设立神经内科病床39张，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

2紧跟国际脉动，推进学科建设发展

2000年前，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有病床110张，硕士毕业生8名。50名医师中，有研究生学位的不到20％。为使学科建设赶上国际步伐，2000年后，北京天坛医院公开在海内外招聘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科室管理瞄准国际前沿脉动，学科建设开始了跨越式高速发展。

2.1确定学科建设架构的4个阶段

第一阶段：划分专业组，脑血管病作为独立专业。2000年，北京天坛医院把神经内科分成脑血管病、痴呆、帕金森病等8个专业组，每个专业组都有带头人，每位医师根据自己的兴趣加入不同专业组，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力。脑血管病作为独立专业，在临床治疗、教学科研、学术交流等领域脱颖而出，成为北京市脑血管病抢救治疗中心之一。2004年开始承担中国卒中中心建设项目工作。第二阶段：整合医疗资源，成立“天坛脑血管病中心”。脑血管病的防治需要多学科共同面对、协同防治，2010年10月29日，北京天坛医院打破常规科室结构，集中脑血管病医疗和科研资源，正式成立“天坛脑血管病中心”[3]。该中心设立临床部、研究部、影像部和培训部，将临床、科研和教育相互结合，并启动“北京市脑卒中诊断技术规范研究”项目。第三阶段：释放学科发展活力，成立神经病学中心。为可持续释放学科发展活力，北京天坛医院从2014年9月1日起，将神经内科正式更名为神经病学中心，下设9个专业亚科，即血管神经病学科、介入神经病学科、神经重症医学科、神经变性病科、癫痫科、神经感染与免疫疾病科、神经肌肉与遗传疾病科、临床神经生理科、临床试验与临床研究中心，另成立临床心理科。第四阶段：顺应新院发展，确定神经病学中心架构。北京天坛医院以新院迁建为契机，2018年7月2日医院党委会讨论决定，确定神经病学中心新的组织架构，神经病学中心包括7个专业亚科，分别为：血管神经病学科、神经重症医学科、癫痫科、神经感染与免疫疾病科、神经肌肉病学科、运动障碍性疾病科、认知障碍性疾病科。同时，通过公开竞聘，神经病学中心和所辖7个专业亚科分别任命科主任。

2.2学科建设成效显著，打造一流的脑血管病团队

2.2.1建设卒中单元，推进脑血管病防治指南

2001年，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建立国内第一个卒中标准化治疗病房——“卒中单元”，为患者提供集医疗、康复、预防宣教、身心共治为一体的人文化综合医疗模式，提高了脑血管患者的治疗效果。“卒中单元”在2004年被纳入国家“十年百项”推广工程，此概念被收入到我国第一版脑血管病防治指南中。

2.2.2传递学科前沿理念，创办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

2001年，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创办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成为国际上关于脑血管病交流研讨的一个重要平台。天坛会每年都有全新的主题，成为中国脑血管病防治工作的风向标，让我国脑血管疾病的临床和科研水平与国际接轨。

2.2.3编写《血管神经病学》教材，作为必修课程

2003年3月，美国提出了血管神经病学（vascularneurology）的新概念。2005年5月，美国举行了第一次血管神经病学的专业考试。面对这一形势，北京天坛医院让国内医师开始学习这一新的学科、新的概念，组织专家编写教材，2005年9月，在首都医科大学的研究生班中开办《血管神经病学》。与此同时，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依托一系列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及其衍生项目，在血管神经病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中尝试开展临床科研一体化培养的模式，致力于培养临床和科研相结合的多面性人才[4]。

2.2.4会聚学科专家，创办专业杂志

2006年，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创刊《中国卒中杂志》，作为新的专业化卒中期刊，编委汇集了国内外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放射科、康复科、基础研究等多个学科的知名专家。在此基础上，2015年，创刊StrokeandVascularNeurology杂志，致力于以英文形式面向世界传递中国脑血管病专业的科研成果和进展。

2.2.5卒中诊疗标准化，打造一流的脑血管病团队

天坛脑血管病中心搭建了多学科脑血管病医疗团队，整合了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介入、急诊介入科、影像科、重症监护、神经康复、急诊医学等多个优势学科的临床诊疗资源，同时还组建了流行病学管理、基础研究、脑血管病药物研发等基础及临床应用研究平台。在脑血管病中心内，医疗实践、研究、培训三位一体，承担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卒中诊疗技术规范”研究，将卒中的诊疗标准化、规范化，形成“北京模式”。此举打造了一支一流的国际先进水平脑血管病专家团队。

2.2.6学科建设成效显著，进入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2012年8月31日，卫生部办公厅下发《关于确定2012年度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单位的通知》（卫办医政函[2012]649号），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被确定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2.2.7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改写国际脑血管病临床指南

在2013国际卒中大会，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脑血管病团队研究成果——氯吡格雷用于急性非致残性缺血性脑血管病事件高危人群的疗效为急性轻度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治疗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方法，这一研究结果的发表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我国脑血管病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临床试验水平得到国际认可，美国心脏学会据CHANCE研究的结果对其《缺血性脑血管病二级预防指南》进行了调整[5]。

2.2.8开展卒中医疗质量控制，承担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工作

北京天坛医院自2011年始，承担国家卒中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工作；2013年，升级为国家神经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心；2018年5月，承担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筹建）工作，同时承担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信息平台建设。依托大数据技术，该中心汇总全国2497家具有脑血管病救治能力的卒中质控监测医院开展工作的情况。在2018年度部级质控中心工作评估中，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筹建）工作排名第一。

2.2.9学科进步显著，被誉为国际脑血管病临床研究最为活跃的团队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作为近年来国内临床医学进步速度最快的学科，作为国际脑血管病临床研究最为活跃的团队，连续7年创造Stroke杂志全球单中心产出第一的业绩。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的2017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和2018年中国医院科技量值评价中，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蝉联第一[6-7]。

2.2.10打造“天坛标准”，促进学科可持续发展

为使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同质化，2017年6月22日，北京天坛医院成立“天坛神经系统疾病专科联盟”（以下简称专科联盟），打造一批“天坛标准”的神经疾病专科，全国近300家具有神经学科优势的三级医院加盟，覆盖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省区市。在教学科研方面，通过远程教学系统，建立完善的神经系统疾病专科人才培养体系，实现联盟内医疗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通过科研网络平台和病历资源的互享互用，促进我国神经学科可持续发展。

2.2.11以新院搬迁为契机，建设成为全国神经病学人才培养中心

2018年10月6日，北京天坛医院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第一座整体搬迁的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搬迁至新院区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并对外试开诊，于2019年1月30日正式投入运行。神经病学中心有病床290张，有医疗科研及技术人员近200人，拥有卓越的学科带头人和一支结构合理的人才梯队。其中，研究生学位占90%多，正高级职称26人，副高级职称37人，博士研究生导师20名，硕士研究生导师36名。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成功开创国内第一个亚专科分科模式，建设成为全国神经病学人才培养中心，全国规模最大、学科建设最为齐全的学科之一。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2

翻开李龙宣的简历，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医学专家的成长轨迹：生于上世纪70年代，李龙宣对医学一直情有独钟。2003年6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分配至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从事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被聘为神经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期间，曾在北京天坛医院和广州珠江医院介入中心进修学习，并参加中国血管神经病学专业培训。2006年10月至2010年4月，先后在美国密州堪萨斯城VA医学中心及加州Scripps研究院完成博士后工作，师从美国神经变性疾病专家WilliamSuo博士和血管神经病学专家RichardMilner博士。2010年4月，李龙宣回国工作。现任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科主任、广东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神经病学教研室主任、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是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第四批培养对象、广东省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康复医学会神经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湛江市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同时，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ActaPharmacologicaSinica》、《中国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杂志》、《NeuralRegenerationResearch（NRR）》等杂志审稿人。

以踏实付出，为医学发展服务，为患者健康服务，李龙宣一直在努力。

情倾科研与临床

科研与临床是优秀医生的阵地，只有刻苦专研，才能获得向上的动力；只有精湛的医术，才能救患者于病痛之中。长期以来，李龙宣教授一直在科研和临床领域精耕细作，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学医从医多年，李龙宣教授在神经系统疾病的定位、定性诊断以及疑难危重病例的治疗与抢救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尤其在脑血管疾病（中风）、神经变性疾病、颅内占位性病变、锥体外系疾病的诊治方面有深入的领会。科研方面，熟练掌握了多种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科学实验技术。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留学人员回国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省部级以上课题6项，在《JCerebBloodFlowMetab》、《Glia》、《JBiolChem》、《ExpNeurol》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科研论文33篇，其中SCI收录论文14篇，第一作者论文累积影响因子逾30分。

近日，李龙宣教授又取得了突破性成果。经过对缺血性脑血管病脑内血管发生机制的长期研究，他发现脑缺血缺氧后，纤维素连接蛋白的两种关键受体-整合素5β1和Vβ3有促进内皮细胞增殖介导新生血管生成的能力，并发现是5β1而不是Vβ3对缺血缺氧后的脑内血管新生起关键调节作用。部分研究成果发表在《JCerebBloodFlowMetab》、《Glia》和《ExpNeurol》等期刊上。这一原创性研究工作部分阐明了卒中后内源性血管新生机制。另外，他还发现G蛋白偶联受体激酶5（GRK5）缺陷在早期阿尔茨海默病（AD）发病机制中具有潜在作用。共同提出了GRK5基因缺陷鼠海马内肿胀轴突丛是AD早期的病理改变；发现并报道了GRK5缺陷可加剧转人类β淀粉样肽前体蛋白基因鼠脑内的病理损害及其分子机制。在科研领域，李龙宣教授的道路已经愈走愈宽。

科室建设露锋芒

由于出色的科研和临床表现，2010年6月，李龙宣受命担任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科副主任，2011年6月，任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科主任，2012年12月，被任命为广东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神经病学教研室主任。自上任以来，在广东医学院副院长、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神经科学科带头人赵斌教授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下，李龙宣积极带领科室奋力前行，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科于1971年由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南下湛江的郑丕舜教授组建，经历了巫志明主任（中山医学院）、邢永前主任（广东医学院）及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和42年的历史沉淀，尤其是在前任主任赵斌教授（西安医学院）带领下，科室人才队伍、学科水平实现了跨越发展，现已成为粤西及环北部湾地区规模最大的神经疾病诊治中心之一。

作为现任神经科主任，李龙宣教授倍感压力，如何带领科室继续发展是他一直最关切的问题。他没有满足科室目前的地位与现状，清醒地认识到科室与国内一流医院部级重点学科（专科）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了缩短这种差距，他紧跟国内国际时展的步伐在科内先后成立了溶栓治疗小组、临床技能培训管理小组、医疗质量控制管理小组，积极推广脑血管病分层诊断与规范治疗，与广东医学院-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跨组学基因检测实验室合作，开展了神经疾病基因诊断项目。2012年科室年动、静脉及多模式联合溶栓病例总数由2010年的45例上升至95例，年门诊服务量由2010年的3.5万人次上升至4.3万人次，年住院患者由2010年2137人次上升至3227人次。目前科室已经形成了规范的脑血管病综合评估、超早期溶栓治疗及介入诊疗体系，是粤西地区脑血管病预防、诊疗及专科医师培训基地，已批准列入国家卒中筛查与预防控制基地。

除繁重的临床工作外，神经科还承担着广东医学院本科生、研究生的神经病学和神经生物学技术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建科40多年来，培养了一万多名临床医学本科生，12年共培养硕士研究生75名、博士研究生5名、博士后5名，科室还先后选送6名医生到美国、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3名护士到美国和香港学习新技术、新项目。为增强学生的交流能力，李龙宣积极倡导创建了研究生英语学术沙龙，深受学生欢迎，取得了切实的效果。2012年还申报了广东省研究生示范课程建设项目，并建立了相关的学习网站。

学科发展一直是科室建设的重头戏。早在2009年，科室就成为广东医学院临床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重点建设学科，同年成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0年开始与暨南大学联合培养临床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同年通过国家评审成为神经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2011和2012年，李龙宣作为主要执笔人和答辩专家之一，分别成功申报了“广东省‘十二五’神经变性疾病与衰老研究医学重点实验室”、“广东省衰老相关心脑疾病重点实验室”、“广东省临床重点专科（神经内科，卫生厅）”和“广东省特色重点学科（神经病学，教育厅）”。

近5年来，科室先后承担科研项目53项，其中部级课题14项，省部级课题16项，国际合作课题3项（2012年新增部级项目8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在研经费2000余万元。主编《神经病学（案例版）》和《实用神经疾病定位诊断学》等专著。发表科研论文200多篇，其中SCI收录30篇（2012年新增SCI收录论文10篇）。获省级成果一等奖、三等奖各1项。目前已形成了神经变性疾病研究、脑血管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血脑屏障与中枢神经系统药物投递研究，干细胞与神经损伤修复的应用基础研究四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在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在学科带头人赵斌教授的带领与指导下，科室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绩：①报道了RAGE基因是中国人群阿尔茨海默病（AD）及多发性硬化易感基因；②提出了线粒体自噬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保护作用；③开展了以Aβ为靶点的磁共振分子影像技术研究；④利用斑马鱼为模式动物研究血脑屏障通透性，寻找影响血脑屏障通透性的靶点和药物；⑤与美国密州堪萨斯城VA医学中心合作，揭示了GRK5基因缺陷在AD病理发生中的分子机制，发现3种GSK3β抑制剂可下调Aβ生成与聚集；⑥发现EPCs动员是TIA患者后继脑梗死重要脑保护机制之一；⑦发现细胞膜微粒有望成为脑卒中早期诊断标记物和治疗新靶点；⑧证实了整合素5β1对缺血缺氧后脑内血管新生起关键调节作用，部分阐明了卒中后内源性血管新生机制。

此外，科室还开展多层次的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曾邀请诺贝尔奖得主D.C.Gajdusek、钟南山院士等国内外著名学者到医院讲学，也曾受邀到美国、日本东京、韩国首尔、香港、台北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主题报告和访问交流。2011年科室成功承办了京沪穗渝神经病学学术沙龙暨中国脑血管病诊疗规范高峰论坛，有效提升了学科的科研水平及学术影响力。

深入科普为民服务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在实际工作中，李龙宣发现，社会上很多人对神经内科疾病的认识还比较有限，在日常保健方面仍然有所欠缺。倘使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多注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预防和减轻神经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为此，他一有时间就投入到科普工作中。他总是想，多一次这样的活动，哪怕能够使就诊室里少一个病人，这样的活动也是成功的。

2011年10月29日，是世界卒中日。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脑卒中防控意识，唤起社会对卒中问题的重视，倡导健康生活行为，实现脑卒中的早防、早诊、早治，响应卫生部的号召，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当日上午在医院门诊大厅举行围绕“关注脑卒中，立即行动”为主题的宣传义诊咨询活动，作为神经内科主任和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李龙宣亲自上阵，热情向前来咨询的群众热心解答。他说，“中国是全世界脑血管病死亡率最高的地方，国内2008年统计结果显示，全国每年有150万人死于脑血管病，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居民死因顺位的第一位。脑卒中相关的医疗开支已成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和家庭的巨大经济负担。每年的10月29日是‘世界卒中日’，目的是向大家传递‘卒中是一个可治疗、可预防的灾难性疾病’这样一个信息。”

实际上，这样的活动在神经内科是很多的。李龙宣和他的同事深入矿区，为职工家属义诊；走进媒体，为普通市民讲解防病常识；进入社区，与老百姓面对面交流……一项项活动，都饱含了神经内科为民服务的热情，体现了他们为患者服务的火热之心。

梦想是瑰丽的。然而，通往梦想的道路却是曲折的。为了更多患者的康复，现在以及未来，李龙宣和他的科室都将孜孜不倦地努力下去。

科室简介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3

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神经学家诺曼・温伯格说：“如果我们搞懂了大脑，就能明了大脑在人类的思维、情感、理性和爱情等方面的潜力和限制。”

杜克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中心的斯科特・胡特尔说：“在已知的宇宙中，人类的大脑是最复杂的东西，它复杂得让试图解释它的简单模型可笑，让精致的模型无用。”脑科学研究的客观障碍在于人们只能纸上谈兵。他们研究的是大脑自身，所以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大脑及经验。胡特尔说：“更糟糕的是，我们都认为，通过自身体验，至少能够理解自己的大脑。但我们的主观体验在指导我们搞懂大脑如何运作这种事情上，是非常蹩脚的向导。”

安德斯・嘉姆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家，他用水母做模型，研究人的神经系统处理视觉信号的过程。他说：“人的大脑是否能理解它自己，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

在直接“观察”人类大脑并获得客观认识上，科学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近年来，脑成像技术使科学家能够观察活的、正在运作的大脑，由此确认有多少神经元核团在发挥作用。

科学家已经精确地找到大脑中负责特定任务的不同中心，比如从危险处境中脱身、处理视觉信息、做些美梦以及长期记忆的存储等。但在领会神经元网络如何相互协作以完成这些任务方面，科学家依然一片茫然。

“当我们学习、记忆或者做其他事情时，一般都包含看、听、动等多方面能力，神经元核团是如何组织这样的功能网络的？对这类问题，我们一直缺乏有效的研究手段。”温伯格说。

此外，成群结队的脑细胞有时候还会产生相当复杂的行为和情感，如利他主义、悲伤、移情作用以及愤怒。

胡特尔和他的同事试图利用磁力共振影像扫描仪找到大脑中与利他行为有关的区域。他说：“搞懂是什么激励着人们成为特瑞莎修女这样的无私奉献的人物，不一定非得研究大脑的功能，但这些研究可以对我们追寻重要的社会的起源提供线索。”

“意识”这一概念是脑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当你注视一幅绘画作品时，你意识到它的存在。你的思维处理着它的颜色和形状，与此同时，视觉印象还会激起你的情感和思考。这种主观的感悟和知觉就是意识。

许多科学家认为，正是意识把人类和其他动物相互分隔。因此，与其认为是认知过程主宰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并不知道是否如此），还不如说是我们意识到了思维本身――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4

人类的大脑是个复杂的“小宇宙”，至今，我们依旧对其知之甚少。

根据已有的研究和认识，构成人脑的脑细胞由神经元（也称之为神经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构成，其中神经元负责处理和储存与脑功能相关的信息。脑科学家研究发现，神经元之间通过连接，构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大脑结构网络。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个复杂而庞大的网络是大脑进行信息处理和认知表达的生理基础。

并且，人们越来越相信，我们自身的许多脑疾病，从精神分裂症到抑郁症，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等，以及老年痴呆症和帕金森综合征等疾病，都与大脑连接性的失调有关。因此，科学家一直在努力探索大脑的奥秘。

奥巴马的雄心

奥巴马政府现在雄心勃勃，4月上旬推出探索人类大脑工作机制、绘制脑活动全图的研究计划。这一计划将耗时10年、投资数十亿美元，可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相媲美。而此前，欧盟已经宣布了在未来10年投资10亿多欧元的“人类大脑工程”。

在奥巴马看来，人类脑科学研究的落后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情。“作为人类，我们能够确认数光年外的星系，我们能研究比原子还小的粒子，但我们仍无法揭示两耳间三磅重物质（指大脑）的奥秘。”4月2日，奥巴马会见科学家时表示。

但是未来，有了比较精确的人类大脑活动图以后，医疗专家就可以把患者的脑部活动状况与数据库中的大脑活动图进行比较，这就使医生可能检测出病人大脑里的关键差异，从而诊断出疾病并进行治疗。另外，它还将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更大进展铺平道路。

奥巴马说，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改变了遗传学，现在他希望绘制人脑活动图也能有类似的科学作用。

有人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将大脑比作一个城市，那么目前的技术，只能使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大概轮廓，却无法了解里面发生了什么。美国布朗大学神经科学教授约翰・当纳格是该计划的一名核心成员。“最令我感兴趣和困惑不解的问题就是大脑如何将思想转化为行动？尽管大脑成像技术以及基于细胞的研究为大脑工作机制提供了一些洞见，但对于大脑深层工作原理，我们仍然了解得不深。”当纳格说。而现在，他们希望得到一些答案。

想法、感情乃至行动都可以观察清楚

奥巴马批准的这个浩大的工程，全称叫做“利用先进创新神经技术研究脑部计划”，“人脑活动图”计划是它的简称。该工程2014年开始，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奥巴马政府将从2014财年的政府预算中，拨出大约1亿美元启动这项工程。

美国官方公布的信息显示，该工程的参与者包括国家卫生研究院、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国家科学基金会等联邦机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艾伦脑科学研究所等私营机构，以及神经学家和纳米科学家组成的团队，他们将共同推进对人类大脑近千亿神经细胞的理解，加深对感知、行为以及意识的研究。

根据“人脑活动图”计划的概述，该项目就是想为我们的大脑绘制一幅导航的示意图，每一种想法从何而来，如何转化为行动，都将在图上标明。

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教授拉斐尔・尤思蒂表示，该计划最终绘制的并非是静态示意图，而更像是一个高分辨率的视频。通过这幅动态图，单个的神经元受到刺激时做出什么反应，和其他神经元怎样互动，最终这些是如何转变为想法、感情乃至最后的行动的，都可以观察得一清二楚。

但是研究动态的大脑并不容易。“现在有手段可以做这些研究，但是远不够精确。”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院长罗跃嘉说，比如核磁是目前研究大脑最安全、最先进的方法，能观察到大脑在不同时间段的活动情况。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大，比如时间和空间分辨率不高。

一般来说，现在的核磁技术是以秒为单位的，它能观察到每一秒大脑的变化，但是人类的思维可能是快于秒的，比如突然迸发的想法，以及遇到突发的事故，人们可以一刹那间做出的反应。在测量毫秒级甚至微秒级时的大脑活动情况，核磁技术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而且对于空间分辨率来说，虽然随着磁场强度的增加，核磁的分辨率能提高，但是也远远达到不了看清楚细胞这个级别的组织的分辨率。

如果到不了细胞水平，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核磁能知道大概的脑区干了什么，但是不能了解脑区中是哪些细胞干了这些事情，不同的细胞之间又干了什么事。同时核磁也有不确定性，它是根据血流量和耗氧量来计算脑的活动水平的，所以如果血流不好，结果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影响最终结论。

目前核磁还是相对比较好的方法，因为它不会损伤人体组织，是非损伤性的。其他的如双光子技术、多电极阵列都是有损伤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结论里得出的症状，到底是损伤带来的还是病理带来的。

这些技术上的局限，都制约了人们对大脑的进一步认知。

在罗跃嘉看来，对于大脑的研究，可能不但需要理论的进步，还需要技术设备的同步更新。目前来看，技术手段还不足以支撑起研究动态脑的基础，所以技术设备研发也不容忽视。

“研究的进步，是和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就像我们要去研究火星，首先要建造一艘能够到达火星的飞船。”罗跃嘉说。

“人脑活动图”计划的底气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沈政告诉记者，其实，奥巴马政府提出“人脑活动图”计划并不是一时地心血来潮，而是有了一定的技术、人才储备和研究积累。

“早在2008年、2009年，关于神经元网络的一些相应的研究已经开始。”沈政说。

2010年，美国政府启动了一个叫做“人脑连接组计划”的项目，计划通过扫描1200名健康成年人，其中包括300对双胞胎的大脑，比较他们大脑各区域神经连接的共同点以及不同点，绘制出不同大脑区域之间的主线路图，然后揭示这些连接在个体间的不同所导致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差异。当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出资3850万美元，华盛顿大学等4所大学接下了这个艰巨任务。这几年该项目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

“现在的‘人脑活动图’计划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沈政表示。

另外，美国其他一些研究项目的研究也将大力推动该项目的进程。前几年，对大脑研究颇有兴趣的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投资1亿美元，资助了小鼠脑图谱的绘制。2006年，科学家已经绘制出了小鼠大脑2.1万个基因的三维图。在人脑研究方面，虽然使用鼠脑有很多缺陷，但由于老鼠和人类的基因组90%相似，所以仍然对人类大脑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源。

不过沈政告诉记者，与先前的一些研究项目相比，奥巴马政府的这项计划更加强调脑科学研究在临床治病救人中的实际作用。

欧美角逐战略制高点

目前，在人类脑科学领域做出战略性部署的并不是只有美国。实际上，欧盟已经先于美国开始了行动。

2005年，在瑞士洛桑联邦高等理工学院神经学家亨利・马克拉姆的倡导下，以“从实验数据逆向模拟哺乳动物的大脑”为目的的“蓝脑计划”成形。2009年，他进一步提出了“用超级计算机构造大脑”，目的是利用有关大脑内部运作的最佳研究成果，通过先进的计算机复制出人类大脑，这让他在人脑研究领域逐步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2013年1月23日，欧盟委员会赞助了他充满野心的梦想，启动“人类大脑工程”。

根据欧盟2010-2012年的数据统计，将1/3的欧洲人患有脑部疾病或与人脑相关的病患，例如每年有1.5亿的人遭受头疼的侵扰，6900万人焦虑，4500万人失眠，3300万人情绪异常。研究估计，上述这种状况每年将会给欧洲带来800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而“人脑工程”将收集现有临床数据，挖掘生物模式，从而找出导致脑部疾病的原因，做出更好的诊断和分类。

该计划将在未来10年内获得10亿多欧元的经费。而亨利・马克拉姆所在的洛桑联邦高等理工学院，就是人类大脑工程技术核心机构。同时，该项目也将由亨利・马克拉姆牵头，由来自世界各地的87个研发团队共同实施。

根据计划，该项目的研究人员需将人类大脑切成8000片，而后利用高性能扫描仪进行数字化处理，绘制人脑详图；同时利用超级计算机描绘和模拟大脑所需的海量数据，最后将成千上万的神经元模型形成局部模型，组装为一个可正常运转的、完整的人类大脑模型。

尽管同样是研究大脑，同样是投入巨大资金，同样是计划耗时10年。但欧洲的“人类大脑工程”和美国的“大脑活动图”计划，有着本质的区别。

“欧洲人是要利用现有数据，精确地模拟人类大脑数千亿神经细胞实现人工智能。但美国人是要开发一种可以将大脑神经细胞活动视觉化的显微技术，弄懂大脑工作的原理，找到治疗各种大脑疾病的方法。”沈政表示。

近些年，欧洲的德国、英国、瑞士等国家也都不甘落后，先后推出了本国的神经科学研究计划。不过就目前而言，美国和欧盟是现在脑科学研究争战的主角，他们双方都希望率先抢占脑科学研究战略制高点，从而在未来高科技竞争中抢占先机。

“现在是太空竞赛以来，美国的研发水平达到新高度的时候了。”奥巴马表示。而在欧盟“人脑工程”的专网上，则这样写道：“2022年到2030年，治疗脑血管疾病和脑启发计算的经济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如果欧洲想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地位，必须现在开始行动了。”

批评、非议及挑战

根据目前的设计，美国的“人脑活动图”计划预计耗时10年、耗资逾30亿美元。也正是因为这样，奥巴马的这一雄心遭受了美国国内不少批评人士的非议和责难。同时，一些科学家表示，与绘制基因图谱相比，绘制人脑活动图挑战要大得多。

“实际上，他们目前的这个计划也还只是一个概念性的洞悉，未来具体该怎么去做，还不是很清楚，这个接下来还需要众多科学家的群策群力。”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雷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欧洲的“人类大脑工程”同样也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怀疑，不少研究人员认为该研究项目提出了完全模拟人脑的“惊人目标”似乎并不现实。

“不管怎么做，都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模拟人脑，人脑实在是太复杂了，其复杂程度是其他任何器官都无法比拟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尹文刚表示，人脑的细胞数量多达上千亿个，几乎相当于整个银河系星体总数，另外大脑的活动一直是动态的，人类要想解析出其全部的秘密几乎就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况且是由人类自身来研究自己的大脑，从哲学上说不管怎么样都会受到思维定势的干扰。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当前人类还没有研制出具有这样的处理能力的计算机。

醉翁之意不在酒

奥巴马也坦承，该项目是美国在21世纪的大挑战。不过，对于这一项目，奥巴马似乎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尹文刚认为，刚刚开始第二任期的奥巴马，是在把解开大脑之谜作为美国科技发展的重点，并欲借此振兴美国低迷的经济。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5

怀着对徐林主任的深深敬意，笔者近日拜访了这位骨科神经学创建人。见到徐林主任时，他刚做完7台骨科手术，虽然已是疲惫不堪，但他依然耐心地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说话时，浑厚的声音中蕴含着一种坚定的气质，炯然的眼神里透射出一种执著的信念，丰富的谈话中体现了一种创新的精神……

我国第一位骨显微外科博士

1976年，徐林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当时刚刚结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年轻的徐林在“大外科”、“大骨科”的轮转性临床工作中任劳任怨。一边刻苦钻研理论知识，一边庞杂精炼实践技能。经常得到患者的赞誉。在这个阶段。他学到了作为一名好医生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勤学苦练，求知为患。

1979年，积累了一定临床经验的徐林在极度求知欲的促使下，脱产攻读了硕士研究生，不仅再一次锤炼了自己的医学理论知识。也开启了他医学科研的大门，使他向医学的前沿阵地迈出了第一步。

1982年。硕士毕业后的徐林再一次回到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他像一个回归前线的战士，带着更饱满的激情和更为精练的知识来到患者中间。以全新的姿态和病魔战斗。他把自己的“阵地”规划到骨科领域，但同时也不断地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经验，并灵活运用；尤其是对与骨科关联紧密的神经外科，他同样潜心研究，这为他的临床工作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为他多年以后创建“骨科神经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4年，徐林凭借超乎寻常的毅力考入上海医科大学，成为世界“断肢再植之父”、著名骨科与显微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中伟麾下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也是我国第一位骨显微外科博士。在陈中伟院士的精心培育和徐林自身的不断努力下，他的整体医疗技能和医学知识突飞猛进，并且在我国医学界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医学理念和创新思维。

1987年，在徐林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结束后，陈中伟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预言：“这个经过艰苦磨练而成长起来的新秀，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创新欲。他将来会带动一个学科的发展。”

东方脑瘫SPR手术的奠基人

1987年，徐林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吻合血管的神经移植术修复臂丛神经缺损”研究。同时。还在北京博爱医院参与创建了“中国康复中心”。徐林就像一个动力十足的火车头。在医疗领域里勇往直前地奔跑。以其创新性的工作理念带领整个学科的飞速发展。

脑性瘫痪是小儿时期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占出生人口的4‰左右，其致残率高，治疗与康复均较困难。故一直是骨科、神经外科和康复医学领域的难题之一。徐林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脑瘫痉挛的基础实验和临床诊治研究，其中包括腰骶神经根的解剖学研究，腰骶神经根的组织化学研究，有关“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阻断术”(SPR)的诱发电位研究、动物实验等，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和突破。

1990年5月，徐林率先在亚洲将SPR应用于临床治疗脑瘫下肢痉挛，并对手术方法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进。痉挛解除有效率达95％以上，功能改善率达80％以上。截至目前，已完成手术8000余例，这是国际上完成手术例数最多、资料最完整、治疗效果最好的一组病例。

1991年12月，徐林在SPR成功的基础上，在国际上开展了首例“髓外选择性颈段脊神经后根切断术”，治疗由脑瘫引起的手与上肢痉挛的病例，获得明显疗效。截至目前，已完成手术500余例。

SPR改变了传统的脑瘫外科治疗模式，使其痉挛解除效果与功能改善效果大幅度提高，这一技术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重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近百家医院先后采用SPR治疗脑性瘫痪。SPR被称为全球脑瘫外科治疗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成为脑瘫外科治疗的重要里程碑。

为了推广此项技术，1991年，徐林与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合作，自主研发了适于普及SPR手术的“神经阈值测定仪”，改善了以往该手术必须使用肌电诱发电位的传统方式，更有利于该技术在基层医院的推广，该测定仪已获得国家专利。

为了进一步提高脑瘫疗效，徐林又开展了针灸和中医药对复杂难治性脑性瘫痪的攻关研究。1993年，徐林被推选为中国小儿脑瘫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4年，被吸收为美国科学进步协会国际会员。1995年，徐林应邀赴美讲学，介绍了SPR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受到国外专家的高度关注，并被国外同行誉为“东方SPR的奠基人”。1997年，中国脑瘫外科专业委员会成立，徐林众望所归出任主任委员。目前，徐林创新的SPR治疗脑瘫技术已居国内领先地位，并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徐林除了在骨科脑瘫领域的研究和治疗外，还擅长治疗颈椎和腰椎病变、脊柱脊髓疾病和损伤、关节退行性病变、脊髓拴系综合征，及以臂丛损伤为代表的周围神经损伤、神经伤残后遗症等，在骨科创伤、骨肿瘤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自1992年以来，徐林完成的500余例脊柱脊髓畸形、脊髓拴系综合征手术，是目前国际上数量最多的一组病例。

徐林在多年的骨科临床工作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也开拓性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瞩目。2003年，徐林在国内率先将纳米人工骨应用于临床，被评为“2003年度中国医学十大新闻”之一；同年，他在亚太地区首创“导航引导下关节置换手术”，以及术中CT脊柱导航脊柱开放和微创手术，大大提高了关节和脊柱手术的精确度，从而开创了中国骨科手术的智能化时代。

迄今为止，徐林完成各类骨科手术12000余例，其中约8000例为颈、腰段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阻断术，是目前国际上该手术例数最多、疗效最好的一组病例。在徐林的行医生涯中，“首创”和“首例”出现的字眼最多，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拥有扎实的医学基础和基本功下，发挥出了他独具一格的创新精神。

骨科神经学的创建者

1993年，徐林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并于1997年创建了全球医学界第一个“骨神经科”。同时，徐林还从基础到临床，从教学到科研，从理论到实践。全方位地创建了一门新的医学学科――骨科神经学。

骨科神经学是根据人体的“骨骼神经系统”，将“骨骼、脊髓、脊神经等周围神经”整体联系紧密的区域划分出来，将其作为“骨和神经”综合在一起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例如，“脊柱脊髓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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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临床上多见的脑瘫、脊柱裂、脊柱脊髓外伤等疾病的研究和诊治。在以往，这些区域是由临床上神经外科或是骨科两个不同的科室单独给予处理的，由于学科的界限和局限性，成为医学上的盲点或是边缘地带，故该科学研究进展缓慢。徐林通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研究，打破了这种学科间的壁垒，更科学地、全面地进行新的划分，并且在l临床实践中发挥了卓越的贡献。

医学新学科的创建，与徐林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综合理念分不开，更与他的创新精神和开拓意识密切相关。徐林从一名医学生到一位医生，经历了反复的理论知识学习和临床工作技能实践，打下了坚实、广博的医学理论知识基础，又在骨科和神经科领域具有极其深厚和精湛的造诣，他将骨科学的边缘领域和神经科学的边缘领域经过科学地综合和创新，从而开创了医学的一个新园地。

2002年，徐林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并担任骨科学部主任、骨科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他上任后，对骨科状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根据其特点对骨科的发展制定了详细的规划。以开创特色鲜明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打造国内骨科领域的领军团队、开展创新项目等为指导思想，快速提高团队整体业务水平，为病人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2003年8月及2005年9月，徐林先后为两名世界罕见的“寄生性不完全性连体婴”(“三腿宝宝”)成功完成分离手术，经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及学术界的极大震动和关注，为中国医学界赢得了赞誉。

2005年，徐林带领的骨科学部成立了“小儿脑瘫康复中心”，一方面巩固、改善了小儿脑瘫外科治疗的效果，另一方面有利于培训骨科医生治疗脑瘫的全面技能。其指导理念正是徐林“将骨科、神经科、康复科整合在一起”的“综合理念”，解决了目前脑瘫治疗中存在的“外科医生不懂康复，康复医生不懂外科治疗”的弊病。真正实现了脑瘫治疗三原则――解除痉挛、矫正畸形、实用康复，并且制定了完善的脑瘫术后康复治疗常规。该中心对小儿脑瘫及畸形的治疗采用手术与针灸、手法康复、中医药调整相结合，提高了手术及围术期的安全性，同时缩短了患者恢复时间，提高了患者功能改善效果。2006年，该中心因为在治疗小儿脑瘫领域所取得的成绩，被指定为“国家民政部脑瘫定点治疗中心”。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篇6

关键词:神经经济学;传统经济学;决策潜意识;经济行为;神经层面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9-0078-04

理性主义历来是传统经济学家坚守的阵地,然而由于传统经济学说在一些理论推理过程中所作的假设难以衡量,又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决策行为多有违背,因而备受质疑。特别是美国Baylor医学院的科学家所做的“百事可乐”品尝实验证实了“可口可乐”市场份额高的原因并不是出自“可口可乐”的口味偏好,而是受其品牌影响,这表明与味觉相关的低级认知功能被高级认知功能所取代[1],从而进一步说明,应用传统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存在缺陷的,经济学领域尚有未知的“新大陆”有待人们去挖掘和探索。伴随着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神经心理学研究手段的日益成熟,这片经济领域的“新大陆”很快成为学界和商界关注的热点,逐步被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深入探索神经经济学,挖掘大脑的经济决策机制,一方面可以促使经济学家重新认识经济学的核心经济理论,弥补经济学领域的空白,进一步拓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将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商业推销、法庭博弈等实践活动,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一、走出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传统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和逻辑演绎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它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所作出的各项决策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该理论经过上百年的延续仿佛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不二法则。然而,众多学者已经提出“人真的有那么理性吗?”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理性”现象对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原则形成挑战。一个有趣的实验表明,相比盛在大杯中的10盎司冰激凌,人们愿意为盛在小杯中的8盎司冰激凌支付更多的钱,原因仅仅是因为小杯盛满了。[2]此外,人们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也不完全是利己主义的,很多情况下可能因为环境的影响以及互惠关系的作用作出“利他”的行为。凡此种种均表明经济学领域尚有未被人们完全弄清楚的“新大陆”。

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经经济学正是以其独特的视角、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实验手段实现了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更好解释与预测。神经经济学试图为大脑复杂的决策过程探寻一种更加准确与完善的决策模型。它不仅为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建立了神经学基础,而且发现了那些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却被忽视的生理学变量。

二、神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脑电图技术

脑电图是最早引入神经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技术,它将脑细胞生物电活动的电位作为纵轴,时间作为横轴,这样把头皮上的两点之间或头皮之间的电位差通过电子放大仪器放大并记录下来。脑电图作为一种常规检测手段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它具有实时性,可以直接监视大脑神经的活动;其次,它具有可得性,便于携带,方便实地检测;再次,它的造价成本相对低廉,可以支持较大范围和规模的实验。然而,由于它只记录头皮两点的电位差,因而它只能探测到大脑表面的部分活动[2]。

(二)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

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依靠追踪血液携氧变化而产生的磁性变化感应成像,图像能客观反映外界及心理因素刺激引起的大脑相应区域活动的变化,且具有无辐射无损伤的独特优势,已广泛应用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美国著名的尼尔森市场调查公司将其作为市场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它也是神经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技术方法。[2]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作为一种先进的研究手段也有一定的弊端:首先,其造影造价昂贵,仪器十分复杂,对被试者的影响较大;其次,检测过程中血液流动与神经区域被激活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然而,其最大的优势是空间延展性强,能够记录整个大脑和各个细分层面的神经区域活动情况。

(三)统计分析法

脑成像技术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也带来了挑战。由于图像数据的特殊性,它需要经过预处理以消除噪音等瑕疵。

1.p值法。P值检验法在脑成像的早期应用较为广泛,其核心思想是对统计数据进行假设检验,运用P值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反复检验和修正。随着统计学的发展,目前也出现了对图像数据处理的新方法,比如Peltier使用自组织图来刻画神经网络。Mitchell也提出了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于FMRI数据集来对认知状态加以分类[3]。这些基于P值分析的新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图像对比的频繁度,提高分析的有效性。

2.时空序列法。在脑成像研究领域里,时空序列法是一项常用的技术。在FMRI中,先将每一个体素视为独立的单元应用到通用线性模型中,然后借助指数平滑法来统一数据形式,使之便于处理[3]。此外,也可以将通用线性模型扩展为聚合模型和混合模型等更为复杂的模型。有些技术试图根据通用线性模型的参数对数据间的关系进行建模。

三、神经经济学主要的研究课题

(一)效度计算在决策中的新发现

效度是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概念。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对可能的选择赋予效度,通过比较效度来做出最终抉择。然而,由于作出的选择所涉及的奖赏激励范围很广,因而对于如何计算效度仍是个未知数。尽管如此,借助FMRI,研究人员仍然得出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结论:第一,不同类型的奖赏激励通常会增强公用神经结构的活性;第二,通过FMRI实验进一步证明了预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效度是在通过对比绝对值与参照点的基础上加以计算的;第三,进一步解释了在经济决策中效度计算的跨期折现问题。研究表明,人的大脑至少有两套折现结构,一种是对即刻奖赏敏感的结构,另一种是对远期奖赏敏感的结构。[3]

(二)情感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

众所周知,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决策。然而,由于对情绪进行定量计算并不容易,因而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通常忽视其对决策的影响。有别于传统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开始关注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这其中研究的较为成熟的是后悔理论。研究人员发现,在内侧前额区、前扣带皮层和海马区,后悔程度的增加会强化这些区域的活性[4]。研究还表明,额叶皮层在协调后悔经历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所以,预期情绪的能力对作出合理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三)不确定性决策

根据各选项结果的概率是否可知,可以将不确定性决策分为风险决策和含糊决策。借助FMRI技术,研究人员发现个体在面临收益时厌恶风险,在面临损失时追求风险;而在含糊情境下,个体无论是面对收益还是面对损失都采取含糊规避。[4]Huettel等人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被试的主观经济偏好与相应的大脑神经活动相连。该实验要求被试者在每组博弈中作出选择,实验发现被试者的含糊偏好能够预测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并且该区域的活动与个体行为冲动的临床测试负相关,这说明大脑此区域主要负责情境分析并且抑制冲动反应。有关风险与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机制正在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神经经济学发展遇到的阻碍

(一)技术水平方面阻碍

伴随着以脑成像为代表的神经实验技术的快速发展,科研人员已能够在较精确的范围内观测到神经反应。然而,用来进行这项研究的FMRI实验设备造价昂贵,很难做到使受试者在自然条件下接受实验。美国的调查显示,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获得动态图片,每人每小时收费1000美元,而1个包含12名测试者的单项实验则需要花费5万美元;并且该设备难以移动,导致受试者只能在实验室中且是在受控的条件下接受测试,从而影响实验的客观性[4]。此外,由于人的神经活动是在刹那间完成的,即便使用高精密的探测仪器,也无法追踪神经反应轨迹。

(二)伦理道德方面阻碍

在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及其应用价值日益显现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对这一研究的伦理性提出了质疑。很多人认为这种“读脑活动”会控制人们的决策行为,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这使得神经营销学逐渐在消费伦理和企业道德的边缘徘徊。美国的消费者组织――商业警报则抗议使用神经科学的手段来解决营销问题,认为这是把商业引向病态:跨国公司企图控制人的购买决策行为[5]。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也可能会研发某种神经药物来操控人们的行为。随着神经经济学研究的愈加深入,技术愈加成熟,这些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

(三)神经活动交互不确定性方面阻碍

人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层级决策机构,从结构和功能上可以分为大脑、小脑、脑干三部分。其中大脑又包括额叶、顶叶、枕叶和颜叶四部分,每一部分又可以继续分为更为具体的功能模块。然而,当面对某一外来刺激时,并非是某一或某几个功能模块起作用,而是各功能模块协同运作的结果。虽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检测脑区所收刺激的强度来作出判断,但这种客观性也是难以保证的。比如测试人员可能恰巧受到某些积极或消极情绪的影响,这种影响会极大地妨碍实验的客观性和检测的准确性。

五、神经经济学的未来应用前景

神经经济学在认知科学领域的应用产生了认知神经科学,它是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对脑神经系统的智能活动过程进行实验研究和模拟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以两个基本观点为基础:第一,脑的结构与功能具有多层次性,而且大脑结构的多层次性导致了其功能的多层次性;第二,脑的结构是脑功能的基础,但结构与功能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5]。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可以对人类的心理感受和思维活动加以测量,从而使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一)神经经济学在商业推销领域的应用

推销策略是否能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是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以广告设计公司为例,传统营销学主要借助小范围的宣传以及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探寻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从而检验广告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然而,由于存在消费者的主观偏差以及调查问卷中存在误差等因素,传统的营销学手段难以在深层面挖掘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真实意愿。而神经营销学通过探索大脑不同区域对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调整广告刺激的设计方式。许多营销公司都在试图找到一种最好的广告陈述方式,从而使广告的产品或服务更加吸引人。英国营销机构Weapon7通过在广告中添加可视图像,促使大脑下意识地储存信息,使得广告信息存入客户大脑。可见,通过神经营销学可以高效准确地找到这种“情绪按钮”[6]。

(二)神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中的应用

神经经济学能够为金融学提供神经学的理论基础,把人们的金融决策行为用神经学的观点加以分析运用,从而以更科学的方法对待和处理金融决策问题。在对金融决策过程的神经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大脑的前额叶系统与金融决策有密切关系[7]。人们还可以利用神经科学研究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了解证券市场信息以及投资者本身的情感状态如何驱动他们作出投资决策,从而设计出更加人性化、更具赢利性的市场投资模型。

(三)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

人们在作出决策时通常要经历大脑的博弈过程,这也是神经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所得到的决策结果已给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带来了巨大挑战。人们开始转换思维方式探索博弈论的内在机理,这其中神经经济学在法庭博弈中的应用是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更好地理解人类思考过程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我们研究法律问题。第一,可以更好地预测法律制度对行为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构建法律制度;第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成员福利的含义,为制度决策提供依据[8]。神经经济学实验通过改变“法律”,使行为主体在几种不同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作出选择,从而为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六、总结

神经经济学作为正在被探索和发现的“新大陆”日渐改变着人们对经济学的看法。以往传统的经济学是通过调查问卷、谈话采访等方式研究和预测人们的决策行为,主观性较强。而神经经济学则通过深入大脑来捕捉人们的潜意识,挖掘大脑决策的非理性因素。神经经济学是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有益补充,它将有助于解释许多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神经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研究方法,揭开了依靠实验研究经济学的新篇章。它在融汇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实验经济学、实验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为指导,借助先进的神经学检测设备展开研究,从而将经济学导入实验研究的轨道上来。不过就目前来说,它的研究还是过多地侧重于大脑功能的研究,多学科融合的深度明显不足,其自身的理论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

在当前情况下,神经经济学只是对人们行为背后的神经学原理进行研究,但对利用这些原理来预测和指导人们行为则缺乏足够了解,这也受到了不少神经经济学反对者的批评。此外,神经经济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来自学界和伦理界的阻碍和质疑。然而其极强的应用价值和广泛的商业前景也预示着这块蕴藏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新大陆”必将为人们所探知。

参考文献:

[1]万迪,乔志林.神经经济学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9).

[2]朱琪,陈乐优.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的前沿[J].经济学家,2007,(4).

[3]马庆国,王小毅.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经济学和神经管理学[J].管理世界,2006,(10).

[4]汪蕾,林志萍,马庆国.神经经济学:经济决策研究的新视角[J].经济学家,2009,(3).

[5]余荣军,周晓林.神经经济学:打开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J].科学通报,2007,(9).

[6]马庆国,舒良超,王小毅.创新营销思维――神经营销发现“购买按钮”[J].企业管理,2007,(4).

[7]TerrenceChorvat,KevinMcCabe,Vernon“Lawandneuroeconomics”[J].SupremeCourtEconomicReview,2005.

[8]RichardGonzalez,MarcG.Berman.TheValueofBrainImaginginPsychologicalResearch[J].ActaPsychologicaSinica,2010.

Neuroeconomics――NewContinentinEconomics

LiuZheng,ChenMeimei

(XuriBusinessAdministrationSchool,DonghuaUniversity,Shanghai200051,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