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1

演化发展经济学综合了演化经济学诸流派、亚当•斯密之前的重商主义经济传统、经济政策史等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分析范式，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由于与目前主流经济理论在分析范式上有巨大的区别，它也被称为替代性教规理论（theothercanon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市场生产可以自发达到和谐。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主流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各个国家只要分工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开放的国际市场进行贸易，要素价格在全球范围内将逐步实现均等化，从而提高全球的生产效率和福利水平，使所有国家最终趋同于较富裕的状态。通过对英国、美国、20世纪后半叶的韩国以及爱尔兰等国实现工业化过程的考察，[1（]P3）演化发展经济理论了主流经济学对推动经济发展基本机制的见解，即工人人均资本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他们认为，引发经济发展的是可以创造投资机会的新思想、新知识。分工最重要的作用是知识积累，而创新则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工而非劳动分工已经居于支配地位。知识积累（在生产中直接表现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能力的发展）和制度创新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产业结构演进的不断高级化。因此，不同的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质量”，一国的产业结构越高级，其知识分工就越细密，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就越有利。[2（]P83-84）这样说来，贫穷国家的停滞并非因为缺乏资本，而是缺乏引起技术创新和结构变革的经济活动从而缺乏了对资本的需求。这样也造成了这些国家结构的退化和创新体系的毁坏，形成了恶性循环。

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在某个特定的时点技术变革和人类学是专注于工商业的某一领域。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大量集中于某个正在经历高增长的产业，必然会经历实际工资的巨大提高。[3（]P237）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正是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及时分工到一些正在发生生产力激增的“领先行业”当中，才最终实现了经济的“起飞”的。现实情况也证明了这种理论的合理性，富国往往在学习曲线①较陡峭的产业中进行生产（如IT产业等），并进口学习可能性较小从而相应学习曲线较平缓的产业的产品（如纺织业等）。这些国家在进行高速学习的产业中集中使用高知识、高技能和较为昂贵的劳动力——这正是富裕国家的比较优势。而穷国则自动分工进行学习潜力较少的经济活动，集中使用廉价劳动力，从而自动地建立了供给廉价和缺乏知识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换句话说，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他们选择了保持贫困的方向，进行原材料的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P2）通过世界范围内开放市场的贸易活动，穷国和富国这种比较优势被不断的强化，最终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严重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贫困的恶性循环，不同国家之间差距进一步拉大，呈现了分别在两端趋同的趋势。同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生产力激增”的领先行业，和其他行业间存在着重要的协作分工。

在经历了新工业发展所带来的一轮又一轮生产力激增后，整个工业化国家民众的工资都随着工业部门生产率的上升提高了。工人们不仅通过商品价格的下降，而且更大程度上通过实际工资提高得到了生产率提高的好处。[5（]P179-186）一名德国公共汽车司机的生活标准之所以会比肯尼亚同行要高出13倍，[6（]P15）就是因为富国多次的生产力激增逐步提高了该国公共汽车司机的实际工资。这就解释了各国之间工人生产率相同但报酬非常不同的原因，也解释了各国之间巨大生活水平差距的原因。基于上述理论，演化发展经济学提出了他们的政策建议，简言之，“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就是重复这一（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过程”。[7（]P19）目前盲目的全球化政策以及“发展援助”的增加，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经济发展的真实含义是通过一系列剧烈的结构变迁产生导致陡峭向下的学习曲线，从而使生产力得到提高。在世界市场不存在竞争的初级领域培育各国可引发生产力激增的生产部门，使这些部门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升级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这也被称为自主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选择创新机会窗口大的产业，通过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创新，通过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的激增，最终提高国民收入和福利水平。这是创造向上趋同且有活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办法，也是让贫穷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唯一方法。

二、演化发展理论视角对经济分析的启发

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不同，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全球化理论继承了瑞典经济学家冈那•缪尔达尔（GunnarMyrdal）分析问题的方法，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世界经济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该理论对我们重新审视国际贸易领域的相关理论与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重新认识和估价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

历史上的重商主义者倡导巩固和增强集权国家的实力，并极力主张国家采取各种立法手段和行政措施，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符合扩大出口和货币输入的要求。演化发展经济学继承了这种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倡导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通过提高“人为”禀赋或积累密集的知识来创造租金，通过人为构筑的过程使有管理的国家利用私人资本人为地创造一种外在于原材料生产的比较优势，从而合理的参与国际贸易。重商主义理论所蕴含的贸易保护思想在当时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早在1721年，查尔斯•金就指出，在具有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进行“对称性”国际贸易对参与各国都是有益的，而“非对称性贸易”基本上只对两个贸易伙伴中更发达的一方有利。[8（]P42）这一观点关注于贸易的相对质量问题，这恰恰是主流贸易理论所忽略的。无疑，自由贸易是富裕国家的世界福利的基石。但是，来自贸易的收益并不是斯密和李嘉图的静态收益——对称性贸易中双方获得的收益得自于协同效应、动态和以规模为基础的贸易收益，[9（]P45）但非对称贸易中较为贫困的一方并不能得到这种收益，从而丧失了实现生产力激增的机会。这样看来，发源于重商主义的动态机会成本视角，相比于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静态比较优势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现实更强的解释能力，也对我们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有着重大的借鉴价值。要说明的一点是，主流经济学对重商主义的批评往往针对于它把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其源泉来自流通领域，只有在对外贸易中保持顺差才能增加国家财富的思想。[10（]P38）这在理论上当然是不成熟的，然而16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在实践上却获得了成功。其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下，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在当时欧洲交换经济的剧烈膨胀过程中，交易媒介的控制权实际就意味着经济的主导权，现代工业生产发展必需的信用体系以及金融系统也得以萌芽。因此国家实行经济干预政策，保证货币财富的流入就有其合理性了。

（二）把经济分析的着眼点放在生产领域，而非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

一般来说，讨论经济的超长期增长时，往往将可以同时增加产出总量和人均产出的经济增长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称为“斯密型增长”，即受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所推动的增长；第二种称为“熊彼特型增长”，即作为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产物的经济增长。主流经济理论之所以不能解释全球化引发的诸多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主要强调追求贸易领域的“斯密型增长”。仅仅依靠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斯密型增长”，缺乏必要的技术突破，就会面临一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市场容量。[11（]P3）当人口增加和资源限制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便可能陷入所谓“马尔萨斯危机”而进入停滞。换言之，单纯依靠“斯密型增长”在逻辑上难以导致近代工业化，将造成所谓的“斯密极限”。“这造成了主流经济学只能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在其中，成功的经济增长路径不过是一条渐近线，让经济以指数形式递增是不可能的；而指数增长才是近代工业革命中经济增长所专有的标志”。[12（]P4）演化发展理论则着眼于生产部门的“熊彼特型增长”，通过对特定时期生产力激增产业的观察，揭示出学习曲线陡峭向下对一个国家收入水平的影响，从而阐明了造成各国之间巨大差距的原因。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也直接对准了生产领域，它梳理出一条“知识创新创造投资机会——分工生产于相关初级生产部门——生产力激增提高实际工资——行业间协作分工带动整体收入水平提高”的链条，强调自主创新体系对提高生产部门效率，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作用，也揭示了“熊彼特性增长”相比于“斯密型增长”，在一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方面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和地位。这一链条突破了“斯密极限”的限制，对经济指数增长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并设计了实现这一路径的基本方法，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自主创新体系，保持经济动力强劲的增长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除了上述两个方面，演化发展理论还具有其他很多亮点。例如该理论注意区分经济发展主体的异质性，阐明不同发展轨迹的内在原因。它批评主流经济学忽视分类，在同质化的假设中必然只能得到均衡的结果。这也为主流理论不能解释各国福利水平的巨大差异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三、对演化发展经济学全球化政策中两个问题的商榷

演化发展经济学中的全球化理论，基于上述特点，为我们研究国家发展战略和分析国际经济秩序的演进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由于该理论存在的时间不长，还存在一些并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基于历史经验而引出的政策建议并没有得到过实际操作的验证，似乎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针对其中的两点，笔者提出自己尚不完全成熟的思考。

（一）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资本和制度基础的缺失问题

演化发展理论与重商主义理论相比较，从历史发展来看，后者先有政策后有理论，是对客观发展规律的一种总结；而前者则是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政策，主观性的政策构想不可避免的忽略了相隔五个世纪所产生的巨大条件差异。回顾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最终实施是基于以下两个基础条件的：一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国家通过殖民掠夺和对外贸易使美洲金银大量涌入。这使得欧洲内部的货币存量大幅度增加，引发了剧烈的“价格革命”。“价格革命”重新分配了社会财富，依赖于固定地租收入的旧式贵族衰落的同时，从事海外贸易和掠夺的商人阶层开始兴起。大量的资本以金属货币形式集中在新兴阶层手中，为工商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这可以理解为资本基础。二是“价格革命”带来的巨大的通货膨胀迫使统治者依靠商人阶层提供财政、税收支持，商人阶层的政治地位不断攀升。这样国家性质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倾向于满足新兴阶层的利益与需求。国家“求强”与商人“求富”逐渐达到了完美的融合。[13（]P23-24）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统治阶级与商人阶层形成了共容利益，促进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这可以理解为制度基础。在这两个基础上，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发展政策才得以实施，通过各种立法手段和行政措施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符合扩大出口和货币输入的要求。如果我们把上述过程与本文所述的演化发展经济理论相比较，就会发现，后者所提出的利用国家管理使私人资本人为地创造新型比较优势的政策构想，在现阶段经济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拉美、非洲等地区难以推广。一方面，长期贫困使这些地区的私人资本严重不足，又由于当地制度结构不完善以及“创造新型比较优势”巨大风险的存在，国外资本也不会大量进入，这样产生创新体系的资本基础就无法获得。另一方面，在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由于民主系统的不完善等原因，政府和工商业阶层难以形成共容利益，因此保护新兴产业发展的有效产权制度无法建立，这样产生创新体系的制度基础也无法获得。国家创新体系建立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建立在仿效工业化国家发展经验基础上的政策措施也就很难达到其设想的效果了。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2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红旗悄然降落，代表俄罗斯的三色旗重新升起，这标志着列宁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在此之前两年多时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已象多米诺骨牌那样相继垮台。这样，历史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世界政治地图上，苏联、东欧这一大片红色已成为旧迹。一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被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吸引住了。

面对苏联无产阶级被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共产党被解散、联盟被肢解，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也就是我们简称为苏联演变这样的世纪性事件，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看法和态度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命运问题，涉及到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不同，这是十分自然的事。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对于苏联的演变无一不报以欢呼。从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之日起，他们一直把消灭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然而十四国武装干涉没有能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希特勒法西斯挟大半个欧洲的军事实力进攻苏联都没有能摧垮社会主义制度，今天在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积极配合下，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实现了梦寐以求的颠覆社会主义的夙愿，怎么能不欢欣鼓舞、弹冠相庆呢！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而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则声称这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庆贺的心情，溢于言表。欢呼之余，他们并没有忘记戈尔巴乔夫的功劳。尽管戈尔巴乔夫由于背叛了社会主义、出卖了祖国而遭到了苏联人民的唾弃，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西方政要和舆论却一致赞扬戈尔巴乔夫，并授予他“和平奖”！这是对戈尔巴乔夫叛徒行径的奖赏。

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苏联的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最严重的挫折。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苏联的演变虽然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也不可否认，它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作为对历史的反动，它大大延缓了历史的进程。然而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关键是要既认真又科学地总结教训。实际上，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在震惊之余思索着苏联演变的原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强大而牢固的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竟会未流血抵抗就顷刻瓦解？

苏联、东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结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国内的因素，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欧、苏联的演变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的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思想教育也名存实亡。苏联今日的演变，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也有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很高，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哪！

一、背离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

苏联曾经是能与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什么近几年来会陷入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危机，并迅速向资本主义演变呢？根本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实行全盘西化的政策，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改掉了社会主义道路，改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改掉了共产党的领导，改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一）改革走偏方向的大体过程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3

关键词：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述评

中图分类号：D69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5-0040-04

三民主义学说是孙中山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结晶。在三民主义学说体系中，民生主义的发轫虽然晚于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却凝聚了孙中山防患于未然的战略考虑和谋求人民“共同繁荣昌盛”的崇高理想。如果说，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创立，是给近代中国对症下药，解决迫在眉睫的民族独立和民权问题，那么，民生主义的创立，则不仅是为了解决现实的“人民生计问题”，更是鉴于欧洲各国虽经济发达但社会问题却积重难返而做出的考虑。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提出及其实践，是其关于“民生是历史重心”社会历史观的重要体现，是孙中山最终追求的目标，这一思想系统体现了孙中山的社会革命和发展思想。因此，关于民生主义的研究成为学术界长期的热点，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笔者在此，拟将近15年来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介绍与评论。

一、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

刘学照指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他的民生史观，而民生主义是民生史观的政策性、工具性、功能性的层面。刘学照跳出了以往从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上去立论，并逐步形成的一种“一些合理因素和唯物主义成分+历史唯心主义本质”的纯哲理性的评价模式，认为孙中山所说的“民生”是一个以社会经济为本义的词语，其基本内涵是经济的、物质性的，但在外延上又有较大的包容性。民生史观的重要特点是借“民生”这个习用的旧词论述社会经济问题，言近旨远，较少书斋味。它力图从群众日常生活问题去解释历史的进化，提出了一种切实生动的历史动因论，这是一种自觉地“从经济学中去寻找”社会变迁“终极原因”的有意义的尝试[1]。

蒋大椿概括了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基本涵义：一为民生是历史的重心，表明孙中山对社会历史内容和基本结构的见解，突出了历史主体的人；二为人类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定律，表明孙中山对历史发展规律及其动力的认识，即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一是民生，二是“人类求生存”，三是“民生主义”。通过一系列概念和过程的梳理和辨析，作者研究指出孙中山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是带有直观性的唯物主义，而他由此得出的民生史观是多元动力的主体进化史观，即民生史观的实质是多元动力的主体进化史观[2]。

关于孙中山民生史观的性质，耿明俊认为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既与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紧密相连的，包含着十分可贵的唯物主义因素，又与唯心主义历史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时代，他的民生史观自然也反映了新旧时代交替的矛盾，是一个复杂矛盾的思想体系。虽然孙中山以自然界的物质如“以太星云”等作为宇宙存在的始基，肯定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知难行易的知行说,肯定“行先知后”，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最后同一切旧唯物论者一样，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也陷入了二元论或唯心论。但必须指出，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包含着十分可贵的唯物主义因素，这乃是他的哲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独到之处[3]。

黄敏兰研究了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实践原则，她认为虽然孙中山用建立历史观来构筑自己革命理论的思路是受到了马克思学说的启发，但是他并不完全接受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他只是从马克思那里学习到了建立历史观的理论模式和方法。孙中山要建立的历史观不是纯学术的，而是为了推动中国的革命实践，因此，他只能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这就决定了孙中山建立民生史观必须采取的实践原则[4]。

由于孙中山民生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于是姚锡长、崔华前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角度研究了孙中山这一民生史观的历史意义，指出民生史观是孙中山在经济学中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中创立的，也可视为孙中山从人求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造性的阐释[5]。

二、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由于孙中山本人的特殊经历，所以他的民生主义思想兼具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内容，是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和创造性转换。因此，学术界对其理论渊源的探讨也是从传统思想渊源和西方文化渊源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的。

就传统思想渊源而言，胡成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承继了儒家经济伦理，一方面，他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置于思想的首位；另一方面，又力求在这之中实现儒家先哲代代相承的大同理想。重要的是，他将思想的建构置于知识的领域，目的不仅在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而且也在于社会道德的完善和价值的重建[6]。李咏丰在将传统“民本”思想与孙中山民生主义进行对比的过程中找到了二者的共性，这种共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孙中山的均富思想的源头是儒家的大同思想；其次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超阶级的人性论，这与儒家超阶级的“仁”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再次，孙中山的民本主义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从物质生活出发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这与传统的“民本”思想有着相似之处[7]。姜朝晖研究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传统养民思想，养民论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有深刻的影响，民生主义沿袭了养民论的精神传统：对平均主义的追求，对民生与立国关系的深刻洞察；而对传统养民的方法孙中山则予以一定的改造，均贫论被他阐释为均富论，重农主义被改造为农经商纬论，井田制被他发展为耕者有其田[8]。

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所受国际因素的影响来看，主要是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董四代、冯超英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置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进行探索和研究，以追溯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发展特点及其产生的主客观条件[9]。姚锡长在其论文中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孙中山民生主义发展新阶段中的影响。孙中山在民生主义形成时期，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来看待的，后来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接触的增多，变得特别推崇和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吸收；十月革命后，认为苏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实行的民生主义“暗合”，倡导“以俄为师”；以至后来形成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局面，为和共产党在实践上的合作创造了思想基础，也为孙中山把他的旧民生主义发展到新民生主义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10]。

三、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内涵

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内涵，目前学术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1.“两方面说”。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内容主要有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如迟斌在其论文中指出，在考察和总结西方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融合中国古代“大同”和“民本”思想，孙中山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包括“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内容的民生主义学说，其实质是在近代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国家向社会的回归[11]。

2.“三方面说”。何兹全撰文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节制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12]。

3.“四方面说”。程美东指出，因为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的论述集中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土地、资本、实业、教育。因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兴办实业、发展教育，就成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核心内容[13]。

四、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正如他的“三民主义”的每一个部分一样，都经历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冲击和国内外各种先进思想的影响，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也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逐步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

王新认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演进经历了七个阶段：（1）满清贵族统治――为民生开辟道路；（2）以“五族共和”取代“驱除鞑虏”――凸显民生思想形成；（3）倡导自由民主――为最广大民众争取权利；（4）“五权分立”和“权能分离”――保障民生的制度设计；（5）“振兴实业”和“平均地权”――实现民生的未了方案；（6）身体力行――践行民生思想；（7）济弱扶倾――实现民生的宏大理想。总之，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从帝制到建立共和，从“五权分立”到“权能分离”，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孙的民生思想逐步发展起来，并且不断演化和完善[14]。

张顺昌、吴振宇则认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演进经历了四个阶段：（1）在辛亥革命时期，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思想；（2）在民国初年，以振兴实业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思想；（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对外开放、发展实业为中心内容的民生主义思想；（4）改组前后，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思想[15]。

沈渭滨研究了“平均地权”本义的由来与演变，指出其最初理路是土地国有与耕者有其田，后来演变为核定地价、涨价归公，再变为定价收买，并重申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其目的是要使农民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地位和独立人格的自耕农，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形成农村中的中产阶级[16]。

五、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与新时期民生建设的关系

由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新时期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都明确要求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于是很多学者就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特别是党中央明确提出民生建设的举措以来，学者对二者关系的关注进一步加强。

高颖飞认为，由于全面小康和民生主义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代，是由不同的阶级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提出的，因此它们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即二者对国情的分析不同，实现目标的手段也不同，因此二者的历史命运也不同[17]。

陈祥兵在阐述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三民主义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二者的关系，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阶级属性、思想渊源和实践性的不同，其联系则在于：首先，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借鉴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及其具体办法如照价收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等；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是在继承了孙中山“共同富裕”思想的同时，摒弃了其绝对平均的思想，并且对其进行了发展；再次，中国共产党的分配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分配思想[18]。

六、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为解决民生问题而提出的社会革命纲领，是三民主义中最能显示其所处时代特征部分，它作为孙中山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对我们改善民生，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启迪。

张顺昌、闫孝华认为，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农地增值收益方面，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切实改善民生，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19]。

唐彦博认为，在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中，对于经济发展原则的指示为：经济以养民为本位；经济以计划为必要；经济与国防之合一。具体的经济发展策略大致可分为六点：（1）产业均衡发展；（2）基本设施配合；（3）注重科技研究；（4）利用外资外才；（5）国营私营兼顾；（6）生产分配并重。因此可以根据这些原则策略来检视中国经济发展政策走向[20]。

杨琳研究了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主要有四点：即以民生为重心，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协调好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振兴实业发展生产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谐社会应给人民提供基本的保障，使百姓安全、安心和安享[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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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mmentaryontheRecent15Years’DomesticResearchofSunyat-sen’s

PrincipleofPeople’sLivelihood

LINa

(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4

196010.811.718.11029.118.44.97.37.44.1

196513.217.119.011.79.09.66.87.97.65.5

197016.722.519.513.211.89.28.510.47.45.7

197521.229.627.115.615.411.813.614.512.79.3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5

论文关键词: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整体主义;个人主义

制度经济学有两个典型学派,即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和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派。他们都以制度分析为核心,以人和制度的关系为主线,对制度的起源、变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展开分析。但在方法论上,他们被认为是截然对立的,前者被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后者被认为是整体主义方法。由于对制度分析方法的这种二分法,国内外一些研究者在分析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时,也往往笼统的或者将其归结为个人主义方法,或者将其归结为整体主义方法。笔者认为这两种归结都是对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误解。

事实上马克思对制度的分析方法既不能简单认为是整体主义,也不能归结为个人主义,他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为什么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不能简单归结为整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要说清这个问题,必须对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的纲领和实质有一个清楚认识,这是对制度经济学深入研究的必要前提。对于制度分析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与马克思方法论的区别,笔者已有探讨。因此,本文将集中探讨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由来、特征、方法论本质及其局限性。

一、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思想的渊源

“整体主义”(Holism或Wholism)作为一种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对它进行全面考察是困难的。正如对整体论思想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菲立普指出的“要从文献中找出关于整体论中心思想的明晰表达是异常困难的,而对这些思想的评价也存在着相应的困难。”基于此,本文只从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影响的视角对整体主义思想加以考察整体主义思想是与个体主义思想相对而言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和“个别”的论述,其中,柏拉图的“理想王国”就是用整体思想构建的。到了中世纪,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演变为经院哲学的“实在论”和“唯名论”两种思潮。实在论者认为,整体先于个体而存在;而唯名论者则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尽管这种争论是为了论证教权与皇权哪个更高的问题,但无形中却对后来的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不过,一般认为,比较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这是因为,自从15世纪下半叶真正的自然科学开始发展以来,人们开始对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门类进行研究,这种方法虽然使自然科学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同时在方法论上,却产生了孤立、片面、静止看问题的习惯。这种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后,就造成了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形而上学思维这种思维的最大缺陷是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生物学的进化论、细胞学等理论的出现,对人们的认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人们认识到:“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失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从而使人们必须从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考察事物。于是人们开始对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和哲学界的形而上学方法论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较为系统的整体主义思想,其中自然科学中的“有机整体论”和哲学中的“辩证联系论”最具代表性。“有机整体论”认为事物不是简单要素之和,而是有机整体,要认识有机整体或系统的性质,不能依据部分属性对他们进行解释。同样,社会组织行为不能还原为个人的思想和行动。“辩证联系论”认为事物是彼此联系的整体,孤立的看其中的一面,没有价值或意义,必须从对立统一中对事物进行整体考察才能认清其性质。

“整体主义”一词(Holism)最早出现在1926年出版的《整体主义与进化》一书中,作者J.c.史穆茨是南非的一位政治家。他指出整体主义是自然界或宇宙当中一种普遍、根本的特性,是宇宙间整体的起源与进化原则。当然他并没有说出整体主义是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不过“整体主义”这个词逐渐传播开来。为了对整体主义思想有一个基本认识,菲立普把各种整体论思想的观点综合如下:1.以化学、物理诸学科为典型代表的分析方法,应用生物有机体中不适合;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3.整体决定其他部分的总和;4.若将部分同整体相分离而孤立地加以考虑,就不能理解这些部分。5.各部分在动态上是互相联系或互相依存的。

应该说,整体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体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而老制度学派也公开宣称他们的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此外,马克思经济学和老制度经济学都反对从古典经济学继承来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方法论”;都反对经济理论的抽象演绎,注重历史方法;都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转向了人和人的关系;都把制度及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学分析的核心等等。这使得马克思经济学与老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看上去貌似相同,再加之从马克思本人的着作中,也能找到整体主义思想的相关论据,所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同老制度经济学一起归入整体主义方法论,也不是纯粹的想当然。然而,这个貌似正确的归类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两种分析方法的相似性是十分表面的,而在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和老制度学派方法论一方面都反对个人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

二、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内容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是与个人主义方法对应的范畴,有时人们也用“集体主义”即“Collectivism”这一术语来表达。如哈耶克把与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对立的方法论称为“集体主义方法论”,他认为为了在方法论上不引起混乱,“也许更好的是,把那些能应用于多种多样的目标的方法称为集体主义,并把社会主义视为这个类属中的一个种类。

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之间争论的各点,几乎涉及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所共有的方法,”这样,哈耶克实际把社会主义学说的方法论也归入了集体主义方法,这为后来一些学者把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归为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方法论做了提示。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虽然与前面提到的整体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其直接来源是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历史学派方法论深受“有机整体论”思想的影响,但却抛弃了“辩证联系整体论”的优秀思想,所以,他们一方面反对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中的过度抽象和演绎的形式,主张经济学分析应使用历史归纳法;另一方面又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不承认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经济规律的特殊性。历史学派的方法论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因为在当时,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德国资本主义还处在幼稚阶段,竞争力明显不强。所以,他们反对古典经济学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所提出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理论。例如,它的创始人李斯特在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请记住我站域名/]书中,直接抨击了斯密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他认为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直接以私人经济为研究对象,运用抽象演绎法,忽视了国家的存在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差别,因此他主张以国家整体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运用归纳方法,从历史、法律、道德等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对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他实际上提倡的是整体主义方法。

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与其他学派的方法论一直处于争论之中,直至19世纪末,出现了以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在同以门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展开的着名方法论之争,才使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更加系统化,并成为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基础。具体内容主要包括:(1)拒绝承认社会制度演变的一般规律,主张制度变迁的自然化论。(2)反对从个人出发演绎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学不是研究孤立的现象,国民经济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的有机整体,必须运用历史归纳法研究。(3)反对“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活动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自利心,还包括虚荣心、荣誉感,甚至单纯习惯等。因此,对经济活动的正确认识只能来自对群体现象和行为的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在反对个人主义抽象演绎的同时,也把科学抽象法否定掉了,所以,在他们的经济学中,没有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有的只是各种庞杂的历史资料的堆积。正如马克思评论历史学派时指出的:“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的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

尽管如此,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老制度学派还是从历史学派方法论中找到了灵感。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充满矛盾和利益冲突时,开始认识到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正统经济学,从“经济人”假设中演绎出的“市场秩序和谐论”,不符合资本主义现实。所以,他们试图寻找新的方法论,来解释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矛盾。于是,他们在对历史学派批判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当时的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历史学等学科内容,采纳了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观点,形成了以“制度”分析为核心的制度主义经济学。在他们看来,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理性最大化选择出发,对价格、供求、竞争等纯经济因素进行分析,还必须联系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道德、习惯、法律等各种非经济因素,用历史的、经验的方法进行分析。他们把这些非经济因素归结为“制度”,并认为应该从制度整体对个人行为的制约上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及其形成的关系。他们所说的“制度”通常是指行为规则,包括习俗、文化、法律等内容,它一般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所接受,详细规定具体环境中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瑟福把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归结为三方面:(1)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2)社会整体的性质及其关系显着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和功能。(3)个人行为应该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各种制度因素的力量演绎而来。

从这个纲领可以看出,这里的“整体”不是个人主义方法论中的个体简单相加之和的整体,而是“现实整体”和“思维整体”的统一。现实整体是指有多种因素构成的社会有机整体;而思维整体则是指从总体上对社会有机整体的一种抽象认识。在老制度经济学那里,这种抽象表现为从社会有机体中抽象出的、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各种非经济因素,他们将其归结为制度。应该说,老制度经济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认识到了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对它的认识必须用整体思维来把握,并试图用制度整体对个体行为的制约上分析各种经济利益关系,这对克服经济学上个人主义方法的形而上学性无疑起着进步作用。然而,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就认为老制度经济学是反理性的,它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流传下来。科斯的说法有些过激,但整体主义方法的确有很大的缺陷。

三、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

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根本局限性表现在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维上,具体说:

首先,虽然他们意识到个人主义方法论过于抽象的局限性,并试图降低抽象程度,用制度从整体上来认识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经济行为,但却不能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影响人类行为的“制度”做出合理的抽象和科学定义。如凡勃伦将其定义为习俗、惯例、文化等,强调习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而康芒斯则有时将其定义为习俗、法律及家庭、公司、工会等“运行机构”;有时从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关系的角度,把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强调法律和习俗对人的行为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显然,他们这里的制度概念基本属于马克思所指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这些内容是由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对经济行为具有反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更不是经济规律内容本身。但老制度经济学却把习惯、法律等制度内容当作经济规律内容本身,结果,他们对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现象上,无法揭示其内部的本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

其次,老制度经济学在批判正统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方法时,提出了制度分析的动态、演进的方法,但由于缺乏唯物辩证法,他们无法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不可能科学解释社会制度形成与变迁的历史过程。如凡勃伦在批判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同时,也不同意马克思把社会物质力量看作阶级形成的基础,把阶级群体看作制度变迁的主体的主张。在他看来,阶级的产生与转换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思维习惯、真善美意识导致的,即阶级的产生是习惯转变的结果,占有财产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自尊心这种心理反应。他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归结为“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把资本主义划分为科学技术人员和资本家两大阶级,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矛盾的方法就是让科学技术人员掌握经济控制权。他把制度变迁的动力从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转变为人的“本能行为”,尽管有时他也认为技术是根本性的。而康芒斯则指出,个人主义方法论和唯物辩证法都有缺陷,因为:“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经济学都想消灭冲突,极端个人主义期望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未来利益协调;极端集体主义期望在集体财产基础上未来利益的协调。它们都不是对现有冲突以及怎样从冲突中产生秩序的科学研究。”所以他的经济学方法论就是要达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学说调和一致。但理论经济学在他那里变成了僻释交易现象的经济学,制度变迁的动力也被归结为立法和司法机构规定的制度规则和惯例、习俗的改变,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

最后,老制度经济学在批判个人主义方法论过于强调个人理性选择行为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行动在经济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基础地位,从而走向了另一极端,即片面强调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把个人行为看作是既定的环境、习惯和规范等制度约束的结果,人类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日常生活的固定模式建立的、更为特殊的习惯和常规问题。这使得他们无法科学说明个体与整体的内在联系机制,及个人与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它们的整体思维方法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

由此可见,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属于恩格斯所说的这样一种方法论:“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其本质上是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演变篇6

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观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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