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的优秀读后感篇1

人是符号的动物，而语言则是所有符号中最为重要的符号，因此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文化与其他任何关系都不可取代的。如果说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有文化而动物没有文化，那么，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语言。

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柏默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由这些话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密切，以及它们所涉及的范围的广博。下面就来看看有那些方面吧！

从词语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

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如果不明了它们的过去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来。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例如，对中国古代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我们便不能撇开文字。现在和钱币相关的字，像财、货、贡、赈、贷、赊、买（買）、卖（賣）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何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做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行。又如当初造字时“纸”字何以从纟（糸）呢？那是因为在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材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还有“笔（筆）”字，从“竹”从“聿”，《说文解字》解释说：“聿，所以书也。”就是说，聿是用来写字的工具。秦汉时期，笔杆大多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又加了竹字头。

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从许多语言的习用语或俚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程度。现在姑且舍去几个文化较高的.族语不谈，单从中国西南边境的一些少数部族的语言里找几个例子。例如，云南昆明近郊的彝族叫妻子做“穿针婆”，云南的少数民族叫“结婚”做“买女人”。从这两个语词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社会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买卖婚姻的遗迹。当我们调查文化较低的族语时，遇到抽象一点的语词，像代表动作或状态一类的词，往往比调查看得见指得着的东西困难得多。可是一旦明白他们的造词心理以后也可以引起不少的趣味。比方说，昆明近郊的彝族叫“发怒”做“血滚”，“欺负”叫“看傻”，“伤心”叫“心冷”，这几个词的构成，多少都和这些动作或状态的心理情景有关。在初民社会里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因为超过他们知识所能解答的范围以外，往往也容易发生许多神意的揣测。例如，福贡的傈傈族把“彩虹”叫做“黄马吃水”，路南的撒尼（彝族的支族）把日食叫太阳被虎吃，月食叫做月亮被狗吃。

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

语言的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来文化接触时，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旧有的糅合在一块。所谓“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糅杂的外来语成分。它可以表现两种文化接触后在语言上所发生的影响；反过来说，从语言的糅合也可以窥察文化的交流。例如把外国语词的声音转写下来，或混合外国语言和本地的意义造成新词。就像纯音译的：软椅叫沙发（sofa），咖啡coffee、可可cococa、朱古力chocolate等；音兼义的（即有些借字虽然音译的，但所选用的字往往和那种物件的意义有些关系）：广州话把领事叫做江臣（consul），把电话叫做德律风（telephone），还有美国凉爽饮料译作可口可乐（coca—cola）；还有音加义的：广州话衬衣叫恤衫（shirt），普通话冰激凌（icecream）、卡车（car）、卡片（card）等。

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中华民族原来是融合许多部族而成，尽管每个部族华化的程度已经很深，可是从姓氏上有时还可以窥察它的来源。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和现代人里都容易找到。比方说，尉迟氏是唐朝的望族。相传于阗王室在唐以前就属Vijaya（藏语）一族。于是于阗国人到中国来往的都以尉迟为姓氏。

至于唐代流寓长安的尉迟氏诸人，大概出自3个来源：一支出自久已华化的后魏尉迟部一族；一支是隋唐之际因冲质子而到中国来的；还有一支是族系和来历都不明白的。还有慕容氏本来是鲜卑姓，他的后裔分化成了两支：一支是广东东莞容氏，一支shiite山东蓬莱慕氏。这两姓看起来你毫不相干，其实是出于同一个祖先的。姓氏和别号有事也可以反映出宗教信仰。中国回教徒的姓固然有和汉人相同的张、王、刘、杨、李等等普通姓；同时也有他们特有的回、哈、海、虎、黑、鲜等纯回姓和马、麻、白、满、蓝等准回姓。纯回姓都以回教徒的谱系作基础，准回姓就有依据汉姓来的。因此我们有时可以根据这些姓氏就可以推断他们是不是回教徒。

语言与文化的优秀读后感篇2

第一，从词语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这个部分之中，罗常培先生举了几个例子，通过追溯几个常见词语的来源极其变化来表现了同一时期文化的变化，例如“墙”这个词语，最初取义与“柳条”，“柳枝”有关，这是数种语言的共通之处，也就是说，在最初，各个国家都是用柳枝柳条一类的东西编织而成，这是一种文化的共通现象，当然，这也表明是当时的人类普遍受限于生存环境和发展状况，除此之外，我们还可知道“柳”应当是易于存活且分布广泛的一种植物。

第二，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这个部分就是非常直观的且有意思的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词的兴盛和消亡来看出整个民族的文化进步程度，如在中国古代关于牛羊的词汇极其丰富，年龄、性别、形状颜色和病症、动作和品性等等，都有特有的词来对其进行描述，这些词的大量出现，可表明当时牛羊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说明在中国古代里的畜牧生活是不可湮没的.。而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些词几乎不再出现，它们差不多只存于古书之中了，这也表明现代生活中牛羊不再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三，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我对这个部分最为感兴趣，所以着重来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文中引用萨丕尔的话“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人的或文化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交际可以是有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学科、宗教——的借贷或交换。很难指出一种完全孤立的语言或方言，尤其是在原始人中间。邻居的人群互相接触，不论程度怎样，性质怎样，一般都足以引起语言上的交互影响。”

这个部分几乎就是围绕这个内容进行展开的。我们可以从这些借字的来源推测我们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历史渊源，有友好的也有敌对的，借的词反映历史邦交关系；从借字出现的文献来考证其时代与年份，并可由此推及同时期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借字出现的缘由亦可反映部分历史事件；由于有些借字由来已久，难以确切考证，就需要我们大量阅读，从众多信息中去筛选，而不可同门琛一样仅凭“鲜卑”一词便断定“师比”源于印欧语；借字由于是“借”来的，所以其稳定性比本土产生的词差上许多，不同的时期可能完全不一样。文中将借字分为四类：声音的替代，新谐声字，借译字和描写词；在每一类中又分别举例说明。

相比之借字，贷字就少得多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汉语的方言太过于复杂，说不同方言往往很难顺畅地交流，所以哪怕本国的人也难以辨别一个词是否来源于中国。以前中国对外贸易以丝瓷茶为主，所以随之衍生大量贷字，又由于贸易可能集中于某些地域，所以带上了地域方言的特色，说其他方言的人几乎都无法分辨，但就当地人来看却是极其亲切相似的。

第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

地名通常给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以重要的证据来补充他们未完全了解的领域。在中国，地名可以显示当时人们的交通状况，映照一些历史事件。罗先生举的例子我就不再多说，举一个我知道的例子：我来自成都，成都有一个小镇，以前叫什么名字已不可考，现在叫天回镇。据说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一路逃到此处，刚歇下脚，得到唐军大胜，反贼战败的消息，兴奋得坐不住，立刻率部回朝。天子回朝之处，之后便一直叫天回镇。

第五，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中华民族包含了多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之中慢慢融合，许多地方已看不出差别来，但某些细节方面却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书中提及多个姓氏，原本我都以为一直是汉姓，没想到各个姓当中有那么多的讲究；比如马、白、洪、丁、古之类的词，在漫长的历史融合期下，我们早已不会看到这个姓就想到外族；不过反映宗教信仰的倒是会明显许多，像“萨保”这类词明显与汉族的用词习惯不同，不过其究竟是属于哪个宗教词汇，便又需要查证才能明白了。

第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

根据书中所举出的例子，可以看出其实各个民族各个地域所采的婚配制度不尽相同，要通过亲属称谓来看婚姻制度，必须要根据当地的那套系统来分析，所以十分复杂。但我却觉得这样使用的作用越来越小了，因为我们的亲属称呼其实是随着时代在不断变化。仅书中所述黑夷人称呼其父亲，岳父，公公都一样，在罗先生那个时代看来是很奇怪的，但我们现在的社会许多家庭都采用这种这样的称呼方式了，一来是这样显得更加亲近；二来是因为我们这一辈多是独生子女了，男女地位越来越趋向平等，所以这种由于男方女方而区分的称谓逐渐被淡化了。

从这本书中我确实学到了不少知识，也对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都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我也看到关于有些方面的观点不再像当初那样准确了，因为时代的前进，社会在变化，我们再作这些研究时应多结合现在的现象和事实；相比起来现在我们往往太过浮躁，沉不下心来了，而前辈们著书相当严谨，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排除外界的干扰，静心书写，值得我们尊敬与学习。